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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纪录片，比如央视拍一套纪录片，费用是相当高的，动不动就几千万元投入，而独立纪录片仍然面临生存窘境，更多依靠CNEX这样的独立纪录片机构的扶持”
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剧照 
纪录片《看见台湾》剧照
纪录片《千锤百炼》剧照
一部名为《喜马拉雅天梯》的纪录片在2015年10月登陆院线。根据猫眼电影数据统计平台，其上映5天的票房为345万元。
导演萧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万一票房能超过1000万元，纪录片人就有了信心。”
然而，因为漫长的拍摄周期和超过千万元的投资，该片无疑将面对坎坷的市场前景和莫测的风险。
中国纪录片和大银幕之间，还差一架“天梯”。
国产纪录片一直是电影院线的“稀有动物”，近两年上映的两部纪录片——《千锤百炼》《我就是我》都票房惨淡。更多纪录片创作者只能在院线和电视台之外寻找播出平台。
独立纪录片导演杜海滨刚刚凭借《少年·小赵》获得第3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导演，但他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从未想过自己的作品能上院线。”
独立纪录片导演是这样一群人——自己为创作承担资金或寻求民间机构的支持，对作品自我操控权更大，创作彰显个人态度。
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近两年中国纪录片创作呈增长之势。2014年中国纪录片行业年度生产投入约19亿元，总收入约30亿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约33%。
然而，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直逼300亿元人民币，其中纪录电影票房仅为2000万元。虽然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电视纪录片综合收益已经超过5亿元，独立纪录片人却仍在徘徊和坚持中寻求生存之道。
希望摆脱单打独斗的状态
纪录片《成名之路》导演吴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筹集资金主要有4种方式：基金会的支持、电视台和独立组织的预购、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和众筹。
其中，私人投资者多是对某个话题或议题有关注，甚至有一些是涉及到产品宣传需要，大部分私人投资者投资的纪录片更像是命题创作。众筹集资的方式多用于商业片创作，目前在国内独立纪录片的投融资中所占比重较小。
吴皓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基金会的支持，然而在国内此类组织还比较少，尤其是对独立纪录片的扶持。
“励志、娱乐的纪录片更容易为主流接受，独立纪录片往往被认为有狮子、老虎一样的棱角。”杜海滨这样说。
他也感觉到，“官方有愿望发展纪录片产业，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把好这个脉，还在摸索如何去做。”
吴皓认为，在媒体平台做主流纪录片更轻松一些，如果做独立纪录片，没有名气的青年导演不容易找到投资方，可能需要自己去承担费用。等到具备经验和行业名气的时候，更容易找到一些民间机构的支持，比如CNEX。
“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CNEX 在官方网站上这样表述自己的目标。
CNEX项目创始人之一陈玲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想给导演创造最好的创作环境，宣发、集资都是我们来执行。”
她做这件事源于对独立纪录片态度的激赏：“独立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主导自己的创作。”
在过去，导演杜海滨一直是单打独斗的状态，一部纪录片从拍摄、剪辑到放映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长期这样会身心俱疲”。
自从和CNEX合作之后，他不再为创作以外的事操心，“它承担了本来就不该我负责的那部分，我只需要把我想做的东西跟CNEX沟通好，配合出阶段性报告。筹款不用我操心，我只负责把片子做完，这个片子适合在哪里放，如何运作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体制内纪录片，比如央视拍一套纪录片，费用是相当高的，动不动就几千万元投入，而独立纪录片仍然面临生存窘境，更多依靠CNEX这样的独立纪录片机构的扶持。”杜海滨说。
陈玲珍期待更多这样的机构出现，去帮助纪录片的发展，然而“数量少，缺乏执行力”依然是她对国内纪录片基金会发展状况的印象。
由于国内纪录片机构组织相对缺乏，很多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偏向于寻求国外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此外还有电视台预购。吴皓表示，国内电视台也会预购一些“健康积极”的独立纪录片，但是提供的费用非常少，不足以支撑拍摄经费。国外电视台能提供的费用则相对多一点，约有几万美元，但依然有限。
至于国外基金会对什么样的纪录片感兴趣，吴皓坦言：“多与社会议题相关，或者纪录片本身有很好的故事，电影语言比较创新。”
杜海滨认为，拍摄独立纪录片不意味着要预设一个与主流和管理层“对着干”的立场，“我在拍摄过程中，只对我拍摄的人物或者是我要表达的某个议题感兴趣，吸引我的一定是这个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人性的光辉，而不是事先就预设某种斗争的姿态。”
发行的尴尬
一部纪录片制作完成以后，如何推广和发行是更为艰巨的事情。
在成熟的院线市场上，纪录片并不少见，同时能带来良好的商业回报。
纪录片《看见台湾》剧照
纪录片《千锤百炼》剧照
一部名为《喜马拉雅天梯》的纪录片在2015年10月登陆院线。根据猫眼电影数据统计平台，其上映5天的票房为345万元。
导演萧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万一票房能超过1000万元，纪录片人就有了信心。”
然而，因为漫长的拍摄周期和超过千万元的投资，该片无疑将面对坎坷的市场前景和莫测的风险。
中国纪录片和大银幕之间，还差一架“天梯”。
国产纪录片一直是电影院线的“稀有动物”，近两年上映的两部纪录片——《千锤百炼》《我就是我》都票房惨淡。更多纪录片创作者只能在院线和电视台之外寻找播出平台。
独立纪录片导演杜海滨刚刚凭借《少年·小赵》获得第3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导演，但他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从未想过自己的作品能上院线。”
独立纪录片导演是这样一群人——自己为创作承担资金或寻求民间机构的支持，对作品自我操控权更大，创作彰显个人态度。
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近两年中国纪录片创作呈增长之势。2014年中国纪录片行业年度生产投入约19亿元，总收入约30亿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约33%。
然而，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直逼300亿元人民币，其中纪录电影票房仅为2000万元。虽然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电视纪录片综合收益已经超过5亿元，独立纪录片人却仍在徘徊和坚持中寻求生存之道。
希望摆脱单打独斗的状态
纪录片《成名之路》导演吴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筹集资金主要有4种方式：基金会的支持、电视台和独立组织的预购、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和众筹。
其中，私人投资者多是对某个话题或议题有关注，甚至有一些是涉及到产品宣传需要，大部分私人投资者投资的纪录片更像是命题创作。众筹集资的方式多用于商业片创作，目前在国内独立纪录片的投融资中所占比重较小。
吴皓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基金会的支持，然而在国内此类组织还比较少，尤其是对独立纪录片的扶持。
“励志、娱乐的纪录片更容易为主流接受，独立纪录片往往被认为有狮子、老虎一样的棱角。”杜海滨这样说。
他也感觉到，“官方有愿望发展纪录片产业，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把好这个脉，还在摸索如何去做。”
吴皓认为，在媒体平台做主流纪录片更轻松一些，如果做独立纪录片，没有名气的青年导演不容易找到投资方，可能需要自己去承担费用。等到具备经验和行业名气的时候，更容易找到一些民间机构的支持，比如CNEX。
“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CNEX 在官方网站上这样表述自己的目标。
CNEX项目创始人之一陈玲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想给导演创造最好的创作环境，宣发、集资都是我们来执行。”
她做这件事源于对独立纪录片态度的激赏：“独立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主导自己的创作。”
在过去，导演杜海滨一直是单打独斗的状态，一部纪录片从拍摄、剪辑到放映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长期这样会身心俱疲”。
自从和CNEX合作之后，他不再为创作以外的事操心，“它承担了本来就不该我负责的那部分，我只需要把我想做的东西跟CNEX沟通好，配合出阶段性报告。筹款不用我操心，我只负责把片子做完，这个片子适合在哪里放，如何运作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体制内纪录片，比如央视拍一套纪录片，费用是相当高的，动不动就几千万元投入，而独立纪录片仍然面临生存窘境，更多依靠CNEX这样的独立纪录片机构的扶持。”杜海滨说。
陈玲珍期待更多这样的机构出现，去帮助纪录片的发展，然而“数量少，缺乏执行力”依然是她对国内纪录片基金会发展状况的印象。
由于国内纪录片机构组织相对缺乏，很多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偏向于寻求国外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此外还有电视台预购。吴皓表示，国内电视台也会预购一些“健康积极”的独立纪录片，但是提供的费用非常少，不足以支撑拍摄经费。国外电视台能提供的费用则相对多一点，约有几万美元，但依然有限。
至于国外基金会对什么样的纪录片感兴趣，吴皓坦言：“多与社会议题相关，或者纪录片本身有很好的故事，电影语言比较创新。”
杜海滨认为，拍摄独立纪录片不意味着要预设一个与主流和管理层“对着干”的立场，“我在拍摄过程中，只对我拍摄的人物或者是我要表达的某个议题感兴趣，吸引我的一定是这个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人性的光辉，而不是事先就预设某种斗争的姿态。”
发行的尴尬
一部纪录片制作完成以后，如何推广和发行是更为艰巨的事情。
在成熟的院线市场上，纪录片并不少见，同时能带来良好的商业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