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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田的完整性保存，得益于村中“老人”的努力。与年轻人不同，他们对古村，有更多忧虑，似乎亦有更多见解。他们如培田幕后的研究员，为这个“发生场”提供、保存原始数据、资源、脉络。培田未来的一切可能，植根于这些培田人当年的视野、坚持、创造。
从修复一个学校，到保护一座村庄
吴美熙，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从形式上把控此次春耕祭的流程。我们从他口中得到一个令人颇感惊诧的信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培田就开始了古村保护。
吴美熙对培田的价值概括为两个词，一是原真，一是完整。他说，这与培田人“自发的、持续的村落保护行动”分不开。
根据吴美熙叙述，1987年，他便开始做培田的资料整理和文物保护申报工作。他是师范毕业，1986年回到培田小学当校长，南山书院就在小学校舍内。当年有人来参观书院，看到其破败，问吴美熙为何不修理，吴美熙说，没钱。对方出主意：申请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申报文物得笔钱，修复南山书院，是吴美熙的第一个想法，但并非全部。他开始意识到，培田是需要且可以保护的。他收集了南山书院及培田的各种文史资料，并向省里打了申请报告。不过，按照程序，此种申报应先送往县，再送至省里。1992年，吴美熙了解到程序上的错误，重新提交报告，后又因种种原因，直到1999年，培田终于拿下一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据说，1987年的那份报告递到省里时，文化部门的专家，“都不知道培田有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吴美熙说，虽是培田人，但当时的他对培田的了解亦很有限，只知道培田有500年教育史，南山书院内有一块南山书院记，是宁化进士曾瑞春题写的，提到书院“鹿洞鹅湖，殆不啻也”。
但那份违背程序的报告，引起了一连串反应。
首先是龙岩市文联的关注。1993年，闽西一批文人到南山书院开笔会，之后，两位记者联名写了篇《悠然见南山》，将培田500年的教育史、南山书院200多年的办学史等见诸报端。再之后，一位讲着生硬中文的外国人劳格文到培田，找到了吴美熙，说想做信仰文化的田野调查。劳格文是法国远东研究代表，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留学台湾，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吴美熙说，劳格文13次到培田，在调查过程中，他的研究方向，从信仰文化转变成了对客家文化、耕读文化的研究，其在培田拍摄的片子亦在法国播出。劳格文的到来，彻底让吴美熙明白了培田的价值。他说，劳格文每天不顾及昂贵的摄影摄像器材，一定要把培田吴姓零碎的族谱背在身上，他告诉吴美熙，这些族谱，少了一本，他都赔不起。“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族谱也是这么宝贝的东西。”他亦有意识地对族谱进行收集、整理。如今，培田吴姓800年的族谱历史很完整，吴美熙说，之所以那么多人对培田文化感兴趣，就是因为培田提供的东西均有文字可查。
吴美熙一心要在培田保住“一个原真性的东西”。
从1992年开始，他便一直在村中做采访，村民口述，他笔录。村内恩荣牌坊和乐善好施牌坊在动乱时期被推倒，他从涵洞中寻回七八成的组件。他亦在村中做各种数据调查，为获得老宅的长宽、间数，他花了3个月时间，用一根两米长的竹竿，测出了结果。《八百年的村落：培田纪行》、《培田：辉煌的客家庄园》等出版物中关于培田的不少资料，都来自于他的笔录素材和调查数据。而通过各媒体的采访，他也把培田的历史、文化，“发表”出去。吴美熙自己初步统计，13年以来，他接待了几千位中外学者、300多个媒体团。
培田人的代价：古村内6年未建一栋新宅
培田如今的格局非常清晰。古民居被集中规划保护，保留着很完整的明清村落格局，村内有21座宗祠，6座书院，2座牌坊。为保护培田古迹，村内开发了一个新村，在古民居外围，总规划160户，部分村民搬迁至新村，老村的生活资料亦搬迁过来。新村于2007年建成，占地76亩，分为两期。
吴美熙说，十几年前，培田村被评定为省级历史文明村，他便向有关部门建议，古民居保护必须规划先行。当年政府下拨7万元作为培田古民居保护规划经费，并请同济大学阮仪三设计。阮仪三曾计划把新村盖成平房，仿古设计，但如此一亩地只能建两户。所以，新村，最终变成了与古民居“不协调”的楼房新村。尽管如此，一旧一新的两种格局，清晰区隔，对古村的保护，已起到巨大作用。
吴美熙对于培田的保护，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在当时，甚至有点超前。他说，十几年前，连城县试图从冠豸山之外寻找其他旅游资源时，培田就被广泛讨论。当时他的想法是，要保护就全保护，一栋两栋没意思，因为，“其他地方，比我们好看的房子太多，培田的特色就是它历史、村庄的完整性”。他提出保护经费要三个“一”：至少修复10座古宅，一座100万，要1000万；古村居住太密集，要移出100户，一户10万，又是1000万；花10年时间保护第一重山，一年100万，再一个1000万。他甚至倡议三线两管要下地。最终连城启动了培田的保护工作，虽然远没达到吴美熙的愿景，但至少古村格局被保存。
吴美熙说，这些年他常被村民骂。老村子里要拆猪舍、厕所，村民骂，规划新村，占用的全是耕地，更被人骂。他说，没有一个人敢下地狱，是没法保护村庄的。
但在吴美熙看来，为保护古村落，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培田人。2000年到2006年，培田古村内没建一座新房，规划新村时，“一毛九的砖钱变成了四毛七”——这些时间和经济成本，最终都由村民承担。
农民？“教师”？纪录片导演？
培田古村落研究会于2000年5月在培田由村民自发成立，共有29个人，囊括了村中各类“专业人才”，前些年比较活跃，如今则组织松散，“活动不多”，但亦有一些成员仍然活跃，如吴来星。
许多人到培田找吴来星看族谱。培田吴氏已传到第27代，族谱中记载了八百年的“每一举措、思考以及人丁迁徙”，经历了八修四刻。村里还存有乾隆52年、同治13年、光绪32年三次修刻的族谱。吴来星手上有同治和光绪两个版本。同治版本共9本，光绪14本。
族谱分文艺和世袭两个部分，文艺部分，包括村图、家训家法族规、风俗说、诗稿等。族谱用的是苦笋纸，因其带苦味，可防虫蛀。
培田吴姓从苏州迁至，属渤海派系，在本地共有大小13个房派，以前每个房派都有一套完整的族谱，后在动乱时期，多数烧掉了。2007年是最近一次修族谱，吴来星与村里的几个老人前后修了3年，如今，每个房派又重新有了完整族谱。
吴来星说自己是个农民，但我们更愿意把他称作一名乡村“教师”。他在上世纪70年代花12元钱，买了本《康熙字典》，并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以“学习知识”。他在村里的文武庙等地，贴着自撰的小文章，向村民介绍烧香、礼仪等各种知识。社区大学落地培田后，他教过一年乡土文化课。春耕节论坛上，他作为村民代表发言：教育体制要改革；把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
3年前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把培田描摹为“存在着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之乡村，提到培田数百年来，除了“学而优则仕”的经典教育，还有独特的乡土教育，“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容膝居”此类村中建筑，便是教授耕田种地、手工技艺、女性生理卫生及婚育知识的场所。这些观念如今在学界、媒体中广为流传。但吴来星说，容膝居其实是教妇女“要下得厨房上得厅堂”；修竹楼的命名，并非寓意手工技艺，而是因其背后有竹山，且老祖所住为雪竹园，故其后代在修建该建筑时，取名为“修竹楼”；至于锄经别墅，就是耕读的意思，是私塾。
在4月12日-15日培田春耕节影像展环节，吴来星的身份是纪录片《培田土改记忆》的导演。他提供了创意，访谈老年村民，回顾培田土改以来的土地经验，纪录片工作者邓世杰、邓伯超提供技术， 90后村民吴锦亮将客家话翻译成普通话字幕。影片诱发了整个“海峡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中最热烈的一场讨论，不仅深入讨论了这种记忆在不同人群中的复杂性，以及族权、阶级斗争和现今农村的土地制度等，讨论更在本地知识分子和外来学者的互动中触及了乡村建设的方法论和村庄本身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的问题。这部短片引起的思想激荡，远超过一众知名导演的作品。
从修复一个学校，到保护一座村庄
吴美熙，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从形式上把控此次春耕祭的流程。我们从他口中得到一个令人颇感惊诧的信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培田就开始了古村保护。
吴美熙对培田的价值概括为两个词，一是原真，一是完整。他说，这与培田人“自发的、持续的村落保护行动”分不开。
根据吴美熙叙述，1987年，他便开始做培田的资料整理和文物保护申报工作。他是师范毕业，1986年回到培田小学当校长，南山书院就在小学校舍内。当年有人来参观书院，看到其破败，问吴美熙为何不修理，吴美熙说，没钱。对方出主意：申请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申报文物得笔钱，修复南山书院，是吴美熙的第一个想法，但并非全部。他开始意识到，培田是需要且可以保护的。他收集了南山书院及培田的各种文史资料，并向省里打了申请报告。不过，按照程序，此种申报应先送往县，再送至省里。1992年，吴美熙了解到程序上的错误，重新提交报告，后又因种种原因，直到1999年，培田终于拿下一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据说，1987年的那份报告递到省里时，文化部门的专家，“都不知道培田有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吴美熙说，虽是培田人，但当时的他对培田的了解亦很有限，只知道培田有500年教育史，南山书院内有一块南山书院记，是宁化进士曾瑞春题写的，提到书院“鹿洞鹅湖，殆不啻也”。
但那份违背程序的报告，引起了一连串反应。
首先是龙岩市文联的关注。1993年，闽西一批文人到南山书院开笔会，之后，两位记者联名写了篇《悠然见南山》，将培田500年的教育史、南山书院200多年的办学史等见诸报端。再之后，一位讲着生硬中文的外国人劳格文到培田，找到了吴美熙，说想做信仰文化的田野调查。劳格文是法国远东研究代表，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留学台湾，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吴美熙说，劳格文13次到培田，在调查过程中，他的研究方向，从信仰文化转变成了对客家文化、耕读文化的研究，其在培田拍摄的片子亦在法国播出。劳格文的到来，彻底让吴美熙明白了培田的价值。他说，劳格文每天不顾及昂贵的摄影摄像器材，一定要把培田吴姓零碎的族谱背在身上，他告诉吴美熙，这些族谱，少了一本，他都赔不起。“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族谱也是这么宝贝的东西。”他亦有意识地对族谱进行收集、整理。如今，培田吴姓800年的族谱历史很完整，吴美熙说，之所以那么多人对培田文化感兴趣，就是因为培田提供的东西均有文字可查。
吴美熙一心要在培田保住“一个原真性的东西”。
从1992年开始，他便一直在村中做采访，村民口述，他笔录。村内恩荣牌坊和乐善好施牌坊在动乱时期被推倒，他从涵洞中寻回七八成的组件。他亦在村中做各种数据调查，为获得老宅的长宽、间数，他花了3个月时间，用一根两米长的竹竿，测出了结果。《八百年的村落：培田纪行》、《培田：辉煌的客家庄园》等出版物中关于培田的不少资料，都来自于他的笔录素材和调查数据。而通过各媒体的采访，他也把培田的历史、文化，“发表”出去。吴美熙自己初步统计，13年以来，他接待了几千位中外学者、300多个媒体团。
培田人的代价：古村内6年未建一栋新宅
培田如今的格局非常清晰。古民居被集中规划保护，保留着很完整的明清村落格局，村内有21座宗祠，6座书院，2座牌坊。为保护培田古迹，村内开发了一个新村，在古民居外围，总规划160户，部分村民搬迁至新村，老村的生活资料亦搬迁过来。新村于2007年建成，占地76亩，分为两期。
吴美熙说，十几年前，培田村被评定为省级历史文明村，他便向有关部门建议，古民居保护必须规划先行。当年政府下拨7万元作为培田古民居保护规划经费，并请同济大学阮仪三设计。阮仪三曾计划把新村盖成平房，仿古设计，但如此一亩地只能建两户。所以，新村，最终变成了与古民居“不协调”的楼房新村。尽管如此，一旧一新的两种格局，清晰区隔，对古村的保护，已起到巨大作用。
吴美熙对于培田的保护，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在当时，甚至有点超前。他说，十几年前，连城县试图从冠豸山之外寻找其他旅游资源时，培田就被广泛讨论。当时他的想法是，要保护就全保护，一栋两栋没意思，因为，“其他地方，比我们好看的房子太多，培田的特色就是它历史、村庄的完整性”。他提出保护经费要三个“一”：至少修复10座古宅，一座100万，要1000万；古村居住太密集，要移出100户，一户10万，又是1000万；花10年时间保护第一重山，一年100万，再一个1000万。他甚至倡议三线两管要下地。最终连城启动了培田的保护工作，虽然远没达到吴美熙的愿景，但至少古村格局被保存。
吴美熙说，这些年他常被村民骂。老村子里要拆猪舍、厕所，村民骂，规划新村，占用的全是耕地，更被人骂。他说，没有一个人敢下地狱，是没法保护村庄的。
但在吴美熙看来，为保护古村落，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培田人。2000年到2006年，培田古村内没建一座新房，规划新村时，“一毛九的砖钱变成了四毛七”——这些时间和经济成本，最终都由村民承担。
农民？“教师”？纪录片导演？
培田古村落研究会于2000年5月在培田由村民自发成立，共有29个人，囊括了村中各类“专业人才”，前些年比较活跃，如今则组织松散，“活动不多”，但亦有一些成员仍然活跃，如吴来星。
许多人到培田找吴来星看族谱。培田吴氏已传到第27代，族谱中记载了八百年的“每一举措、思考以及人丁迁徙”，经历了八修四刻。村里还存有乾隆52年、同治13年、光绪32年三次修刻的族谱。吴来星手上有同治和光绪两个版本。同治版本共9本，光绪14本。
族谱分文艺和世袭两个部分，文艺部分，包括村图、家训家法族规、风俗说、诗稿等。族谱用的是苦笋纸，因其带苦味，可防虫蛀。
培田吴姓从苏州迁至，属渤海派系，在本地共有大小13个房派，以前每个房派都有一套完整的族谱，后在动乱时期，多数烧掉了。2007年是最近一次修族谱，吴来星与村里的几个老人前后修了3年，如今，每个房派又重新有了完整族谱。
吴来星说自己是个农民，但我们更愿意把他称作一名乡村“教师”。他在上世纪70年代花12元钱，买了本《康熙字典》，并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以“学习知识”。他在村里的文武庙等地，贴着自撰的小文章，向村民介绍烧香、礼仪等各种知识。社区大学落地培田后，他教过一年乡土文化课。春耕节论坛上，他作为村民代表发言：教育体制要改革；把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
3年前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把培田描摹为“存在着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之乡村，提到培田数百年来，除了“学而优则仕”的经典教育，还有独特的乡土教育，“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容膝居”此类村中建筑，便是教授耕田种地、手工技艺、女性生理卫生及婚育知识的场所。这些观念如今在学界、媒体中广为流传。但吴来星说，容膝居其实是教妇女“要下得厨房上得厅堂”；修竹楼的命名，并非寓意手工技艺，而是因其背后有竹山，且老祖所住为雪竹园，故其后代在修建该建筑时，取名为“修竹楼”；至于锄经别墅，就是耕读的意思，是私塾。
在4月12日-15日培田春耕节影像展环节，吴来星的身份是纪录片《培田土改记忆》的导演。他提供了创意，访谈老年村民，回顾培田土改以来的土地经验，纪录片工作者邓世杰、邓伯超提供技术， 90后村民吴锦亮将客家话翻译成普通话字幕。影片诱发了整个“海峡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中最热烈的一场讨论，不仅深入讨论了这种记忆在不同人群中的复杂性，以及族权、阶级斗争和现今农村的土地制度等，讨论更在本地知识分子和外来学者的互动中触及了乡村建设的方法论和村庄本身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的问题。这部短片引起的思想激荡，远超过一众知名导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