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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印象
周云蓬说胡德夫，“歌声如海水，琴声如巨钟”。确是如此，听他弹琴唱歌，仿佛太平洋的海水，一浪又一浪地撞击心灵。
而与他交谈，他变得不一样。笑起来啊，还像过去那个牛背上的顽童一样，甜蜜又天真。可是一个孤零零的原住民“台北客”，经历多少苦楚与沧桑，所以他哭起来时，只见泪水静静淌过脸上的沟壑。
采访中，他给我们唱起了原住民的咏叹调——“娜鲁湾娜鲁湾娜鲁湾嘿”，又唱起了美国的黑人灵歌——“哦，壮阔的密西西比河，你向大海奔去，请把我的悲伤也带走吧”，清唱起来，好似难得的平静海面。
这是一个心底里时刻流淌着深沉情感的人，一个能时刻把情感化为歌声的人，难怪，这连五线谱也不识的“白头翁”，能唱出如此动人的歌。
胡德夫的爸爸是卑南族，妈妈是排湾族，排湾族说自己是百步蛇的后代，而后百步蛇会变成天空中的老鹰，这老鹰，能把地上的人们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说您是大武山上的老鹰。”我说。
“对。我这老鹰小时候是小鹰，是从山谷往外单飞得最远的一只。从大山谷飞到大河边，在这个地方孤孤独独的。”
这黯然的一声喟叹，可以当作他歌曲的导听，他人生电影的导视——一个高飞远走的原住民小孩，从台东大武山来到台北这个大都市念书，穷尽一生，为原住民而歌，为原住民权利而抗争，可是终其一生，他未能找到回家的路。
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
“天黑了，爸爸们陆陆续续做工回来了。”初学习国语的原住民小孩，作文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爸爸们？”国语老师困惑不已。
在互助共享的原住民族群，孩子管自己的上一辈女性都叫妈妈，上一辈男性都叫爸爸。胡德夫年纪小的时候，在山林玩耍，从来不担心回家太晚，夜深了在就近的一家人屋里睡就好。“我把别人的妈妈当自己的妈妈，她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
回忆起这种亲热和友爱，胡德夫脸上的笑意就溢了出来。那是值得回味的原住民生活，也就是他简历里写的——“11岁前，台东大武山放牛的小孩。”
等到后来他学着写歌，一生也不识谱的他，在钢琴上弹出自己所想的曲调。创作的第二首歌，就是回望过去那个牛背上的自己——“山是浮云/草原是风/唱着那鲁湾的牧歌/终日赤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
11岁过后，牛背上的小孩胡德夫离开了大武山，去到台北的淡江中学求学。那是上世纪60年代，从台东去到台北，“就像去到另一个国度”。原住民的家庭没有现金收入，所以即便学校给原住民学生提供奖学金，寒暑假还是要留下来打工挣生活费，回家就成了一件艰难的事。
淡江中学是台湾最古老也最著名的学校之一，提供的是最精英的教育。胡德夫在课余，参加唱诗班、合唱团，邂逅美国的民谣，也邂逅令他心醉的黑人灵歌。
但是在享受美的同时，当他翻阅报章杂志，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同胞时，看到的却非回忆中的喜乐，而是伤痛。当时有原住民的人口贩卖现象，一些到城市谋生的原住民遭受同工不同酬的待遇，原住民往往只能在最危险辛苦的矿坑、远洋渔船找到工作……
而长久不能回家，也在少年胡德夫心里激荡起很重的乡愁。他知道有些原住民会去某一个商场买东西，他想看到这些亲切的同胞的脸，就守在那里等他们来，与他们攀谈几句，跟着去看看他们的家。可是，由于许多原住民被迁移到平地，为了维系生活，几乎是逐工地而居，他们住的地方简陋得“睡进去脚还会跑到外面来”。
胡德夫从淡江中学又升入了台湾大学，念外文系，还是会回想起过去在山上的日子，人们盛装饮酒，在月圆的时候升起篝火跳舞，如果有人有什么伤痛，大家都会一起支持度过。过去的高山民族，自给自足，猎区丰富、土地肥沃。但是当政府把这些原住民迁往平地，过去那种“我种玉米，你种小米，互帮互助”的生活就被摧毁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心里会紧张，会苦闷，想去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胡德夫知道过去紧密依存的族群，再也无法复原。但是他想要争取的是尊严，80年代，他创办了相关协会，“希望自己来决定我们是谁”。“我们是根啊，我们不是在讨糖果吃，我们不是那种半跪在那边说，你给我们经费，给我们桥梁，给我们修路……不是的！”抗争到现在，原住民的事务逐渐上升为“中央的事务”，而原住民孩子，无论身在高地或者平原，村落或者都市，一定会配有母语老师，好让他不忘记自己的语言。
但是无论权利争取到何种地步，自11岁来到都市，胡德夫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美妙山林，《牛背上的小孩》里，他唱了这么一句：“曾是那牛背上的牧童/跟着北风飞翔跳跃……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
我都快报废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胡德夫以“唱自己的歌”为人所知，而“唱自己的歌”于他而言，更似一种乡愁的慰藉，是在歌声中编织一个故乡。
“那个时代我们一直认为，唱自己的歌是没有人听的，唱台语的民谣，人家说你是很低下的。唱原住民的歌更加如此，人家觉得我们唱的只有‘娜鲁湾娜鲁湾’，都是千篇一律。”
在学校里，大家听着美军电台，哼唱着《Hey Jude》，“认为这样才是对的”。同学们之间流传着一本名为《知音集》的歌集，一千多首英文歌都在上面，“那是大家的‘圣经’”。
到大学后期，胡德夫的父亲得了癌症，来到台北治疗。他休学工作挣医药费，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上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还到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当然，唱的是《知音集》上的歌。
他的朋友李双泽问他能不能唱一首卑南族的歌，他只会唱起半首《美丽的稻穗》，谁也没能料想到，他得到的掌声比所有之前集合起来唱英文歌得到的掌声还多，“这是地震的开始”，也是“唱自己的歌”的开始。
胡德夫开始创作歌曲，而他的音乐养分既来自原住民音乐，也来自于他在淡江中学接触到的令他心醉神迷的黑人灵歌，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黑奴被贩卖到北美大陆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靠天然的灵敏来歌咏事物，用一些生疏简单的英文词汇，不断重复他的心境与苦难。而原住民的音乐的曲式与之相近，简单、重复又深沉。周云蓬说胡德夫的歌，“仿佛海浪千万年周而复始，而每一个具体的海浪涌起、破碎，都是一场新的生命”。
于是他暗暗把原住民的音乐称为“deep blues（深蓝调）”——“黑人这样唱，唱了两百多年，因为被压抑，所以有了blues的产生。那我们原住民也是这样赞叹的，我们咏叹几千年，所以我们是深蓝调。”
两者的浑然天成，两者的苦难深重，在他这儿化为一体。他唱《Standing on my land》：“因为在蓝天底下，溪流旁边的土地那是属于我们的啊！”他唱《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为了山谷里的大合唱，我一定会大声唱歌再也不走了。”
两年前，他有了一趟神往已久的纳什维尔之行，纳什维尔是美国乡村音乐和黑人灵歌的摇篮地，他与当地的黑人乐手一起唱歌，录下了名为《大武山蓝调》的专辑，他翻唱了一首Steve Winwood的歌《Can’t Find My Way Home》，这歌仿佛为他而作，他反复咏叹着：“我都快报废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很多人认为，你以前做原住民运动，这么小的时候来都市，又回去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我跟原住民多接近，多知道我的土地，多知道我的同胞，或者做了多少事情。其实我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个遥远的故乡，已经远去了，包括我小时候放牛时，母鹰带小鹰，老鹰在天上互相呼唤的情景都没有了。”
周云蓬说胡德夫，“歌声如海水，琴声如巨钟”。确是如此，听他弹琴唱歌，仿佛太平洋的海水，一浪又一浪地撞击心灵。
而与他交谈，他变得不一样。笑起来啊，还像过去那个牛背上的顽童一样，甜蜜又天真。可是一个孤零零的原住民“台北客”，经历多少苦楚与沧桑，所以他哭起来时，只见泪水静静淌过脸上的沟壑。
采访中，他给我们唱起了原住民的咏叹调——“娜鲁湾娜鲁湾娜鲁湾嘿”，又唱起了美国的黑人灵歌——“哦，壮阔的密西西比河，你向大海奔去，请把我的悲伤也带走吧”，清唱起来，好似难得的平静海面。
这是一个心底里时刻流淌着深沉情感的人，一个能时刻把情感化为歌声的人，难怪，这连五线谱也不识的“白头翁”，能唱出如此动人的歌。
胡德夫的爸爸是卑南族，妈妈是排湾族，排湾族说自己是百步蛇的后代，而后百步蛇会变成天空中的老鹰，这老鹰，能把地上的人们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说您是大武山上的老鹰。”我说。
“对。我这老鹰小时候是小鹰，是从山谷往外单飞得最远的一只。从大山谷飞到大河边，在这个地方孤孤独独的。”
这黯然的一声喟叹，可以当作他歌曲的导听，他人生电影的导视——一个高飞远走的原住民小孩，从台东大武山来到台北这个大都市念书，穷尽一生，为原住民而歌，为原住民权利而抗争，可是终其一生，他未能找到回家的路。
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
“天黑了，爸爸们陆陆续续做工回来了。”初学习国语的原住民小孩，作文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爸爸们？”国语老师困惑不已。
在互助共享的原住民族群，孩子管自己的上一辈女性都叫妈妈，上一辈男性都叫爸爸。胡德夫年纪小的时候，在山林玩耍，从来不担心回家太晚，夜深了在就近的一家人屋里睡就好。“我把别人的妈妈当自己的妈妈，她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
回忆起这种亲热和友爱，胡德夫脸上的笑意就溢了出来。那是值得回味的原住民生活，也就是他简历里写的——“11岁前，台东大武山放牛的小孩。”
等到后来他学着写歌，一生也不识谱的他，在钢琴上弹出自己所想的曲调。创作的第二首歌，就是回望过去那个牛背上的自己——“山是浮云/草原是风/唱着那鲁湾的牧歌/终日赤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
11岁过后，牛背上的小孩胡德夫离开了大武山，去到台北的淡江中学求学。那是上世纪60年代，从台东去到台北，“就像去到另一个国度”。原住民的家庭没有现金收入，所以即便学校给原住民学生提供奖学金，寒暑假还是要留下来打工挣生活费，回家就成了一件艰难的事。
淡江中学是台湾最古老也最著名的学校之一，提供的是最精英的教育。胡德夫在课余，参加唱诗班、合唱团，邂逅美国的民谣，也邂逅令他心醉的黑人灵歌。
但是在享受美的同时，当他翻阅报章杂志，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同胞时，看到的却非回忆中的喜乐，而是伤痛。当时有原住民的人口贩卖现象，一些到城市谋生的原住民遭受同工不同酬的待遇，原住民往往只能在最危险辛苦的矿坑、远洋渔船找到工作……
而长久不能回家，也在少年胡德夫心里激荡起很重的乡愁。他知道有些原住民会去某一个商场买东西，他想看到这些亲切的同胞的脸，就守在那里等他们来，与他们攀谈几句，跟着去看看他们的家。可是，由于许多原住民被迁移到平地，为了维系生活，几乎是逐工地而居，他们住的地方简陋得“睡进去脚还会跑到外面来”。
胡德夫从淡江中学又升入了台湾大学，念外文系，还是会回想起过去在山上的日子，人们盛装饮酒，在月圆的时候升起篝火跳舞，如果有人有什么伤痛，大家都会一起支持度过。过去的高山民族，自给自足，猎区丰富、土地肥沃。但是当政府把这些原住民迁往平地，过去那种“我种玉米，你种小米，互帮互助”的生活就被摧毁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心里会紧张，会苦闷，想去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胡德夫知道过去紧密依存的族群，再也无法复原。但是他想要争取的是尊严，80年代，他创办了相关协会，“希望自己来决定我们是谁”。“我们是根啊，我们不是在讨糖果吃，我们不是那种半跪在那边说，你给我们经费，给我们桥梁，给我们修路……不是的！”抗争到现在，原住民的事务逐渐上升为“中央的事务”，而原住民孩子，无论身在高地或者平原，村落或者都市，一定会配有母语老师，好让他不忘记自己的语言。
但是无论权利争取到何种地步，自11岁来到都市，胡德夫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美妙山林，《牛背上的小孩》里，他唱了这么一句：“曾是那牛背上的牧童/跟着北风飞翔跳跃……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
我都快报废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胡德夫以“唱自己的歌”为人所知，而“唱自己的歌”于他而言，更似一种乡愁的慰藉，是在歌声中编织一个故乡。
“那个时代我们一直认为，唱自己的歌是没有人听的，唱台语的民谣，人家说你是很低下的。唱原住民的歌更加如此，人家觉得我们唱的只有‘娜鲁湾娜鲁湾’，都是千篇一律。”
在学校里，大家听着美军电台，哼唱着《Hey Jude》，“认为这样才是对的”。同学们之间流传着一本名为《知音集》的歌集，一千多首英文歌都在上面，“那是大家的‘圣经’”。
到大学后期，胡德夫的父亲得了癌症，来到台北治疗。他休学工作挣医药费，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上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还到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当然，唱的是《知音集》上的歌。
他的朋友李双泽问他能不能唱一首卑南族的歌，他只会唱起半首《美丽的稻穗》，谁也没能料想到，他得到的掌声比所有之前集合起来唱英文歌得到的掌声还多，“这是地震的开始”，也是“唱自己的歌”的开始。
胡德夫开始创作歌曲，而他的音乐养分既来自原住民音乐，也来自于他在淡江中学接触到的令他心醉神迷的黑人灵歌，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黑奴被贩卖到北美大陆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靠天然的灵敏来歌咏事物，用一些生疏简单的英文词汇，不断重复他的心境与苦难。而原住民的音乐的曲式与之相近，简单、重复又深沉。周云蓬说胡德夫的歌，“仿佛海浪千万年周而复始，而每一个具体的海浪涌起、破碎，都是一场新的生命”。
于是他暗暗把原住民的音乐称为“deep blues（深蓝调）”——“黑人这样唱，唱了两百多年，因为被压抑，所以有了blues的产生。那我们原住民也是这样赞叹的，我们咏叹几千年，所以我们是深蓝调。”
两者的浑然天成，两者的苦难深重，在他这儿化为一体。他唱《Standing on my land》：“因为在蓝天底下，溪流旁边的土地那是属于我们的啊！”他唱《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为了山谷里的大合唱，我一定会大声唱歌再也不走了。”
两年前，他有了一趟神往已久的纳什维尔之行，纳什维尔是美国乡村音乐和黑人灵歌的摇篮地，他与当地的黑人乐手一起唱歌，录下了名为《大武山蓝调》的专辑，他翻唱了一首Steve Winwood的歌《Can’t Find My Way Home》，这歌仿佛为他而作，他反复咏叹着：“我都快报废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很多人认为，你以前做原住民运动，这么小的时候来都市，又回去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我跟原住民多接近，多知道我的土地，多知道我的同胞，或者做了多少事情。其实我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个遥远的故乡，已经远去了，包括我小时候放牛时，母鹰带小鹰，老鹰在天上互相呼唤的情景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