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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于1949年夏初决定让我去湖南任省委书记。准备先我南下的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金明和高文华等先到天津集中，我们一起考虑并讨论了湖南工作的大政方针。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党执政后，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我认为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因为有下列情况必须考虑：
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90%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很少。
第二，我方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大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湘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从来没有被肃清过的匪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合流勾结。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必须依靠农民支持。
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需要花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起不来，清匪、支前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繁重的。所以我认为进入湖南后，开始一个阶段还应把领导重心放在农村。我在东北时，就发现一些干部有留恋城市倾向，不愿到农村做艰苦工作，省委必须明确方针，才好统一干部认识、思想，以利工作。
会不会因此而放松了城市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我认为不会。因为省委、省政府、省的各个领导机关都设在长沙，下面地、县领导机关都设在地、县的中心城市。党既成为执政党，城市就必然是贯彻方针政策、行使政府权威的中心。省委提倡重视农村工作，必然形成一种城乡并举、互相促进的局面，不致偏废。这时，我见到中南局书记林彪，他问起我对新区工作的意见，我就把我的上述意见说了。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直接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言权。他到湖南后，就以中南局的名义发指示给中南各省。其中说到：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这一下，我如释重负。省委和省里工作干部的思想都容易统一了，工作起来也会比较顺利。后来在1962年，邓子恢同志还为此受了批评。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这件事又被提到，邓子恢又再次受批评。因为邓子恢当时是中南局副书记，分管地方工作，所以就要他承担责任。其实，这个观点如有错，首先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意见没有错，邓子恢同志没有错。我们当时老干部少，又不熟悉情况，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尚且免不了有很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1949年10月1日，我在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后，1949年10月中旬动身前去长沙。
那时，大军纷纷过境。刘、邓大军从江西过来；两个兵团，一个由陈赓、谢富治率领去广东，路过湖南；一个由陈锡联、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等率领经湖南入四川、贵州。湖南省委发动沿途群众，欢迎大军，组织支前。当时，林彪在衡阳指挥作战，我曾陪程潜去看过他。衡、宝（邵阳）战役打垮了桂系，林彪将率大军入广西。
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对两广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运作，迅速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再回头歼灭之。四野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不沿铁路线进攻，部队从湘西插下去，绕过桂林、南宁，直插友谊关口。友谊关原名镇南关，解放后改名睦南关，后又改为友谊关。
二野刘、邓大军在广东的部队，一步不停地占领了雷州半岛，封锁敌军退占海南岛的道路。这一路的敌军，全部被陈赓的部队消灭掉了。陈赓部又是一步不停地从广西越南边界插到云南的河口，使敌在云南的军队也不能越境逃往越南。
两路大军封锁了广西、云南的国境线和广东的海上通路，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敌大包围，切断其退路的计划。这样，我军很快地歼灭了全部敌人。零散逃向国境外的残军为数极少。
这时杨勇率军进入贵州，陈锡联率军进入重庆。贺龙亲自率领我18兵团，经宝鸡进入四川成都。我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毛主席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实际上，简直是“大”勇追穷寇，其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
这一时期内长沙和平解放，干部群众都正在忙于支前。我在“辽沈战役”时期，曾作过这方面的工作，对此比较有经验了。湖南支前的工作比那时条件好得多，因为形势已大大不同了；军队又都是过境的，本地打仗不多。但由于湖南是新解放区，过境军队数量又大；我们动员各地群众，接待各路大军，组织各种运输工具，运送粮食军需，组织补给工作，任务仍是极其繁忙紧张。
我在湖南工作了3年左右。在3年中，除支前外，我们主要搞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经常的工作则是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调整城乡关系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
这里涉及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
（一）关于粮食控制
我一到湖南时就碰到了饥荒。那年湖南遭到水灾，讨饭的很多。再加上有些私商垄断粮食、囤积居奇，使得粮价飞涨，市场紊乱，人民生活困难，人心不稳。湖南基本是和平解放的新区，社会情况很复杂。我们忙支前，又要救灾，处处需要粮食。那些不法私商，就以粮食问题和我们作斗争。“民以食为天”，人民一天没有饭吃也不行。老百姓眼睁睁看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民生”问题，而我们却不能用武力逼迫私商平价卖粮。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共产党、解放军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会治国。共产党能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我们必须迅速稳定粮价，才能安定人心。
我们决定采取两个措施来限制私商。
第一，省政府规定：湖南全省任何地方，凡采购粮食者，必须持有政府所发的许可证，否则就是违法私购。违犯者可酌情予以处理，甚至没收。这样就控制了不法私商的粮食来源。
第二，我们控制了粮食加工业。一切粮食加工厂、米厂，只准给政府和政府控制的粮食加工，不准给不法私商加工，违者必究。我们还严禁不法私商经营粮食加工业，不准他们办米厂。 我们知道，要保持粮价稳定，首先必须我们自己手里有粮食，能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否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方面我们早有估计，而且做了准备。
当省委在天津集议南下时，即已考虑到“支前”要用大批粮食，湖南省人口众多，民食的供应自然需要量也大。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省委副书记金明等都懂得粮食的重要性。他们比我早到湖南几个月，政府一直抓紧征粮征税。金明亲率大批干部，下去进行征集、采购粮食。所以那时我们手中已握有相当数量的粮食，一时不至发生什么困难。这时我们将上述措施和办法报告中央。那时，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很快批准了我们的措施。我们就照这个办法实行，效果很显著。粮食被私商操纵、囤积的状况立即改变。党和人民政府在粮食购、销两方面，都掌握了主动权。市场供应没有问题，粮价稳定，人心稳定。对于新解放区取得社会安定局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着。
我们经受了这个考验，证明共产党并不是只会打仗，而且能够治国安民。
（二）关于工会工作
当时全国工会主席是李立三同志。他在全国范围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
这个观点传达到湖南，我即感到不妥。我认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是一种可以导致“两个立场”的提法。尽管提者并无此意，是想说明分工，但表达得不清楚，不确切，容易导致偏差，甚至形成对立。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也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政府和工会当然不会有两个立场。工会代表工人利益，难道工会就可以不管国家的利益么？政府代表国家，难道工人阶级先锋队所领导的国家会不顾工人的利益么？简单地把政府和工会分为双方，这个概念不准确的。即使在眼前和局部利益上，工人和政府出现矛盾，也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从长远和全局利益着眼，互相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求得妥善解决。
我认为，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才不会出大偏差。我于是找了湖南省工会的负责人谈话，针对他们传达的提法，提出我自己的意见。我说：“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和工会的立场也是一致的，相互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政府的任务是搞好生产，工会的主要任务也是搞好生产。工会要特别关心工人的福利，深入了解工人的意见、要求，解决一切可能解决的问题，这还是帮助工人安心和关心生产，搞好生产。只有搞好了生产，才能更好地为工人谋福利。如果工厂生产下降，甚至停止生产，首先吃亏的将是工人自己。”
我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不仅因为省委有责任领导好工会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工业生产的顺利发展。工农业的发展、上升，标志着社会的安定和繁荣。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对组织教育工人，救济失业等工作，仍然是抓得较晚，抓得不够。只交给专门机构来抓，是不够的，应动员全党来抓。不过当时实际情况做不到这样，也只得看到这些缺点的存在，逐渐改正了。
（三）关于湘西剿匪
湖南的剿匪工作，主要在于湘西。湘西多山，在历史上土匪从未被肃清过，是有名的匪患区。我军在湘西剿匪，开始由于摸不清情况，缺乏有效的对策，虽然部队用了很大力量，成效却不显著。
省委副书记金明深入湘西，检查了剿匪的情况。他回来向省委报告说：“我军兵力分散，没有重点。土匪到处跑，我军随后追。军队来，匪就走；军队走，匪又来，所以军队很疲劳而收效不大。”于是省委专门研究了剿匪问题，决定了新的方针、对策；发指示给全省剿匪部队。省委要求：集中兵力打歼灭仗；先剿重点，围而后剿；断其逃路，彻底歼灭。对土匪实行一点点地吃，一块块地吃，吃一块就吃光，搞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吃另一块。这都是毛泽东的战争思想，用于剿匪也是战无不胜。我们要求湘西剿匪部队，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照上述方针，认真执行。
这以后，剿匪工作的收效日益显著。部队也越打越有经验，剿匪的效果越好，部队的情绪也越高。我们终于把湘西这个土匪窝打扫得干干净净，解决了这个历史上从来未曾解决的问题。
（四）“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
对于新解放的地区来说，镇压反革命本是立即要做的工作。因为湖南基本是和平解放的地区，情况就又复杂一些，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尤以湘西为甚。有和土匪合流的，有在地方称霸的，也有以合法身份掩护，伺机而动的。建国之初，国家首先要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政令尚于宽大，没有立即提出“镇反”问题。湖南当然也是如此。
但反革命势力错会了意，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他们了。于是一有机会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形势逼人，非镇压不可了。于是省委开始考虑镇压，要开杀戒。和一些有关领导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已习惯于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或许还有点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大患。所以对镇压思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抗美援朝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入朝参战，与美军正面为敌，打硬仗。这个形势，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会打得过美国军队呢？他们活动得更肆无忌惮了。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社会上又有点人心不稳。许多群众都反映：共产党怎么这样宽大无边呢？连这样公开叫嚣的反革命言行都不管、不杀，不是要酿成大乱吗？基层干部也感到形势严重。赞成镇压反革命的人就多起来了。但一些中层负责同志仍然顾虑颇多，下不得手，怕犯错误。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下决心。
这时全国的情况都是一样，反革命势力都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蠢蠢欲动。
中央早看到这点，于1950年10月作出决定，要开展“镇反”运动。但湖南有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就是这样。我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说：“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地方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情况，我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下决心干吧！”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邓子恢问这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反的局面。真开了杀戒后，20天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我认为必须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得扩大化。 1951年3月下旬，我发电报给邓子恢并报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性工作；限制范围，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毛主席在1951年3月30日电报中说：我认为黄克诚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地、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我们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批准，一个人也不许杀。可是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杀戒已开，又有点停不住了。惯性是客观规律，物质运动还能精确计算，群众运动则是很多人的运动，人又不同于物，各有各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就更得认真。仔细地注意观察及掌握运动的发展、变化；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控制。否则就会出现推不动、展不开；或展开后收缩不住、控制不了、造成扩大化的情况。湖南省委决定停杀，已严令下达，还是过了个把星期才完全停下来；那还是我们下力气狠抓的结果。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刹住了车。
停杀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我的估计。我原估计时，就倾向于保守一些，因为展开后必然会突破原来的估计，保守些可留点余地；但如估计过头，就一定会扩大化了。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正常工作，法令通行无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20天左右，杀的数字已超过估计数量。我们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头迹象，立即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这又一次教育了我们，对发动群众运动，决不可掉以轻心。领导一定要紧紧掌握对运动的控制权，始终保持主动。
以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清除了工商业者的五毒行为。由于湖南工商业不太发达，较易处理，这方面问题不多。问题较多的是“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党和政府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毛主席早在二中全会就警告过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自我党成为执政党后，他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反贪污运动也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大贪污犯。这个运动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分子挖出来。
湖南试行几天以后，我就感到有问题。“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的内部“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搞得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于是我召开省委员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我们报告中央，中央批准，我们就这样办了。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稳定基层，十分重要。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在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湖南省工业厅副厅长陈钧，是上海的工人出身。我一向认为，他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里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本人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对政府和党内干部被揭发时，应不忙于令其离职审查。要先进行调查，掌握一定的根据、证据后，再停职，进行审讯。否则就有可能伤害一些无辜的好同志，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一种损失。
我这时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未顾上向陈钧同志赔礼道歉。他不能回原职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颇有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他的将来。”
许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解除监护审查，又从山西回到北京治病时，才打听到：陈钧当时工作分配未受影响，仍在纺织部或轻工部任局长职务。后来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最后也未能见到他一面，没有表示歉意的机会，至今思及，还感到遗憾。
（五）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政策问题上，我和某些同志有过争论。1950年春，新区土改开始前，刘少奇曾召集华东的饶漱石、江西的陈正人和湖南的我，参加讨论“土改法”，准备写一个土地改革工作报告。会议上，为了如何处理富农的土地问题，我和饶漱石发生了争论。我主张湖南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饶漱石反对，刘少奇当时未作结论。
我认为，过去康生在土改问题上过“左”，得到一些同志支持，实行了“贫雇农”路线、“搬石头”等等错误做法。那时我在东北，我坚决反对这样做，跟他们争得很激烈。但现在认为饶漱石右了，因为政策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像湖南这样的地方和那些土地非常集中的地方差别很大。这里大小地主一共也没有多少土地，而贫下中农人数却很多。只靠分地主的土地，解决不了问题，达不到土地改革的目的。所以我对饶漱石说：“你主张土地改革法怎么写，我不管，但湖南必须征收富农的多余的土地，否则，贫雇农就分不到什么土地了。” 后来，“土改法”定了，我们先试点。试点结果，发现用“土改法”进行和平土改，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写报告给中央，经中央同意后，采取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这样才把湖南的土地改革搞成了。
但我们在土改前的减租、退押中，对中立富农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够。富农在生产上是个重要力量，不但劳动力强，而且在特种作物的经营上，在城乡贸易的沟通上，都有重要作用。在减租退押时，中立富农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是对待地主，开明的和反动的，大的和小的，也应有区别，这样才能尽量团结大多数。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应特别注意“多余”二字，掌握政策。更不得损害中农的利益，注意把富裕中农与富农界限划清。但我们的干部，在运动中常不免有点“左”的情绪，以致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方面的问题。
（六）工业建设
在上述种种紧张的工作中，稍有余力，我们就着力抓工业。原有的工业早已恢复。这时我们决定自筹资金扩建和新建一些工矿企业；提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的口号；动员各级都干，量力而行，半年后整顿；有利的继续，不利的就停办。这样，湖南各地多少建立了一点工业基础。
那时，财政尚未完全统上去，省里的工业收入大部分上交国家，剩下的一点就用来自主经营。省里对财政开支抓得很紧，不搞机关建房，不许任何浪费，把每个可以节省的钱都集中起来，用以投资办工业。
长沙电厂原来只有1200千瓦电力，3年中增加到5000千瓦。又新建了一个机械厂，一个自来水厂。原来的裕湘纱厂只有1.2万纱锭，一年后扩建到4万纱锭。此外还筹建了湘潭纱厂。本来，按我们照原样兴建的办法，一两年即可建成。但这时提倡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先做设计、预算，经上面审查批准。这办法当然是科学的，先进的，可是我们的干部都不懂得搞设计这一套，现在实行新法，就得请专家重做设计，湘潭纱厂的建设就推迟了，直到我调走时，仍未建成。此外，我们还自力筹办了资兴煤矿，并为这个矿修建了运输铁路，投资100余万。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小的一笔钱。修建成功后，上交国家统管了。
这些厂矿，现在看来规模极小，技术也很落后。但在当年，我们精打细算，辛苦经营，却颇不容易。当时要办的事很多，处处需要钱，建这点工矿企业，国家不投资，都是我们自力更生办的。所以不免有点沾沾自喜，敝帚自珍。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扶持原有的某些工厂，使之扭亏为盈，则做得不够。从经济上说，扶持旧厂更节省资金，扭亏为盈则必须改进经营、管理，取得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忽视扶植旧厂，更没有注意扶助那些有利于人民生计的私营工商业；还不大懂得商业、贸易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就说明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还缺乏知识；我们要建设好国家，就必须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
各级干部都存在一个学习的问题。在基层工作，尤其是农村工作中，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他们的工作作风，极为重要。党执政后，极易产生官僚主义，机构多、文件多、会议多，基层干部无法完成任务，就常常对上级敷衍应付，对群众强迫命令，有的甚至很严重、很恶劣。基层干部的作风直接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不好，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因此，省委决定：建立定期整风制度，实行轮训干部。要求省、地、县各级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组织要精干，减少文牍和会议，多作调查研究，对基层多检查，多进行具体指导帮助。对违反政策、作风恶劣者要作处分，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要清除。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普遍提高干部和人民的素质。通过培训、普及教育和普遍养成良好的习惯、作风，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能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科学知识、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公民。但这是长期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代新人、一代新风的工作，有待我党的长期努力。
我在湖南工作约三年，那里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23.33亿元（按现行币值计算），1951年即达27.73亿元，一年就增加了约18%。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1.09万吨，1951增加到2.93万吨，增加了168.8%。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活了城市。城市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生产。事实证明，抓好农业、工业生产，再抓紧恢复商业，使城乡贸易畅通，就百业俱兴了。
我一向不赞成中央“统”得太死。我在湖南时，因还有条件允许我们自行筹办一些小型企业，所以特别有劲头。
当中央调我回京到军队工作时，我还有点恋恋地舍不得离去。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党执政后，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我认为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因为有下列情况必须考虑：
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90%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很少。
第二，我方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大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湘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从来没有被肃清过的匪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合流勾结。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必须依靠农民支持。
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需要花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起不来，清匪、支前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繁重的。所以我认为进入湖南后，开始一个阶段还应把领导重心放在农村。我在东北时，就发现一些干部有留恋城市倾向，不愿到农村做艰苦工作，省委必须明确方针，才好统一干部认识、思想，以利工作。
会不会因此而放松了城市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我认为不会。因为省委、省政府、省的各个领导机关都设在长沙，下面地、县领导机关都设在地、县的中心城市。党既成为执政党，城市就必然是贯彻方针政策、行使政府权威的中心。省委提倡重视农村工作，必然形成一种城乡并举、互相促进的局面，不致偏废。这时，我见到中南局书记林彪，他问起我对新区工作的意见，我就把我的上述意见说了。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直接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言权。他到湖南后，就以中南局的名义发指示给中南各省。其中说到：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这一下，我如释重负。省委和省里工作干部的思想都容易统一了，工作起来也会比较顺利。后来在1962年，邓子恢同志还为此受了批评。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这件事又被提到，邓子恢又再次受批评。因为邓子恢当时是中南局副书记，分管地方工作，所以就要他承担责任。其实，这个观点如有错，首先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意见没有错，邓子恢同志没有错。我们当时老干部少，又不熟悉情况，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尚且免不了有很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1949年10月1日，我在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后，1949年10月中旬动身前去长沙。
那时，大军纷纷过境。刘、邓大军从江西过来；两个兵团，一个由陈赓、谢富治率领去广东，路过湖南；一个由陈锡联、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等率领经湖南入四川、贵州。湖南省委发动沿途群众，欢迎大军，组织支前。当时，林彪在衡阳指挥作战，我曾陪程潜去看过他。衡、宝（邵阳）战役打垮了桂系，林彪将率大军入广西。
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对两广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运作，迅速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再回头歼灭之。四野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不沿铁路线进攻，部队从湘西插下去，绕过桂林、南宁，直插友谊关口。友谊关原名镇南关，解放后改名睦南关，后又改为友谊关。
二野刘、邓大军在广东的部队，一步不停地占领了雷州半岛，封锁敌军退占海南岛的道路。这一路的敌军，全部被陈赓的部队消灭掉了。陈赓部又是一步不停地从广西越南边界插到云南的河口，使敌在云南的军队也不能越境逃往越南。
两路大军封锁了广西、云南的国境线和广东的海上通路，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敌大包围，切断其退路的计划。这样，我军很快地歼灭了全部敌人。零散逃向国境外的残军为数极少。
这时杨勇率军进入贵州，陈锡联率军进入重庆。贺龙亲自率领我18兵团，经宝鸡进入四川成都。我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毛主席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实际上，简直是“大”勇追穷寇，其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
这一时期内长沙和平解放，干部群众都正在忙于支前。我在“辽沈战役”时期，曾作过这方面的工作，对此比较有经验了。湖南支前的工作比那时条件好得多，因为形势已大大不同了；军队又都是过境的，本地打仗不多。但由于湖南是新解放区，过境军队数量又大；我们动员各地群众，接待各路大军，组织各种运输工具，运送粮食军需，组织补给工作，任务仍是极其繁忙紧张。
我在湖南工作了3年左右。在3年中，除支前外，我们主要搞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经常的工作则是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调整城乡关系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
这里涉及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
（一）关于粮食控制
我一到湖南时就碰到了饥荒。那年湖南遭到水灾，讨饭的很多。再加上有些私商垄断粮食、囤积居奇，使得粮价飞涨，市场紊乱，人民生活困难，人心不稳。湖南基本是和平解放的新区，社会情况很复杂。我们忙支前，又要救灾，处处需要粮食。那些不法私商，就以粮食问题和我们作斗争。“民以食为天”，人民一天没有饭吃也不行。老百姓眼睁睁看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民生”问题，而我们却不能用武力逼迫私商平价卖粮。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共产党、解放军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会治国。共产党能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我们必须迅速稳定粮价，才能安定人心。
我们决定采取两个措施来限制私商。
第一，省政府规定：湖南全省任何地方，凡采购粮食者，必须持有政府所发的许可证，否则就是违法私购。违犯者可酌情予以处理，甚至没收。这样就控制了不法私商的粮食来源。
第二，我们控制了粮食加工业。一切粮食加工厂、米厂，只准给政府和政府控制的粮食加工，不准给不法私商加工，违者必究。我们还严禁不法私商经营粮食加工业，不准他们办米厂。 我们知道，要保持粮价稳定，首先必须我们自己手里有粮食，能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否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方面我们早有估计，而且做了准备。
当省委在天津集议南下时，即已考虑到“支前”要用大批粮食，湖南省人口众多，民食的供应自然需要量也大。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省委副书记金明等都懂得粮食的重要性。他们比我早到湖南几个月，政府一直抓紧征粮征税。金明亲率大批干部，下去进行征集、采购粮食。所以那时我们手中已握有相当数量的粮食，一时不至发生什么困难。这时我们将上述措施和办法报告中央。那时，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很快批准了我们的措施。我们就照这个办法实行，效果很显著。粮食被私商操纵、囤积的状况立即改变。党和人民政府在粮食购、销两方面，都掌握了主动权。市场供应没有问题，粮价稳定，人心稳定。对于新解放区取得社会安定局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着。
我们经受了这个考验，证明共产党并不是只会打仗，而且能够治国安民。
（二）关于工会工作
当时全国工会主席是李立三同志。他在全国范围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
这个观点传达到湖南，我即感到不妥。我认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是一种可以导致“两个立场”的提法。尽管提者并无此意，是想说明分工，但表达得不清楚，不确切，容易导致偏差，甚至形成对立。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也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政府和工会当然不会有两个立场。工会代表工人利益，难道工会就可以不管国家的利益么？政府代表国家，难道工人阶级先锋队所领导的国家会不顾工人的利益么？简单地把政府和工会分为双方，这个概念不准确的。即使在眼前和局部利益上，工人和政府出现矛盾，也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从长远和全局利益着眼，互相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求得妥善解决。
我认为，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才不会出大偏差。我于是找了湖南省工会的负责人谈话，针对他们传达的提法，提出我自己的意见。我说：“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和工会的立场也是一致的，相互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政府的任务是搞好生产，工会的主要任务也是搞好生产。工会要特别关心工人的福利，深入了解工人的意见、要求，解决一切可能解决的问题，这还是帮助工人安心和关心生产，搞好生产。只有搞好了生产，才能更好地为工人谋福利。如果工厂生产下降，甚至停止生产，首先吃亏的将是工人自己。”
我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不仅因为省委有责任领导好工会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工业生产的顺利发展。工农业的发展、上升，标志着社会的安定和繁荣。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对组织教育工人，救济失业等工作，仍然是抓得较晚，抓得不够。只交给专门机构来抓，是不够的，应动员全党来抓。不过当时实际情况做不到这样，也只得看到这些缺点的存在，逐渐改正了。
（三）关于湘西剿匪
湖南的剿匪工作，主要在于湘西。湘西多山，在历史上土匪从未被肃清过，是有名的匪患区。我军在湘西剿匪，开始由于摸不清情况，缺乏有效的对策，虽然部队用了很大力量，成效却不显著。
省委副书记金明深入湘西，检查了剿匪的情况。他回来向省委报告说：“我军兵力分散，没有重点。土匪到处跑，我军随后追。军队来，匪就走；军队走，匪又来，所以军队很疲劳而收效不大。”于是省委专门研究了剿匪问题，决定了新的方针、对策；发指示给全省剿匪部队。省委要求：集中兵力打歼灭仗；先剿重点，围而后剿；断其逃路，彻底歼灭。对土匪实行一点点地吃，一块块地吃，吃一块就吃光，搞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吃另一块。这都是毛泽东的战争思想，用于剿匪也是战无不胜。我们要求湘西剿匪部队，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照上述方针，认真执行。
这以后，剿匪工作的收效日益显著。部队也越打越有经验，剿匪的效果越好，部队的情绪也越高。我们终于把湘西这个土匪窝打扫得干干净净，解决了这个历史上从来未曾解决的问题。
（四）“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
对于新解放的地区来说，镇压反革命本是立即要做的工作。因为湖南基本是和平解放的地区，情况就又复杂一些，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尤以湘西为甚。有和土匪合流的，有在地方称霸的，也有以合法身份掩护，伺机而动的。建国之初，国家首先要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政令尚于宽大，没有立即提出“镇反”问题。湖南当然也是如此。
但反革命势力错会了意，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他们了。于是一有机会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形势逼人，非镇压不可了。于是省委开始考虑镇压，要开杀戒。和一些有关领导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已习惯于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或许还有点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大患。所以对镇压思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抗美援朝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入朝参战，与美军正面为敌，打硬仗。这个形势，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会打得过美国军队呢？他们活动得更肆无忌惮了。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社会上又有点人心不稳。许多群众都反映：共产党怎么这样宽大无边呢？连这样公开叫嚣的反革命言行都不管、不杀，不是要酿成大乱吗？基层干部也感到形势严重。赞成镇压反革命的人就多起来了。但一些中层负责同志仍然顾虑颇多，下不得手，怕犯错误。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下决心。
这时全国的情况都是一样，反革命势力都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蠢蠢欲动。
中央早看到这点，于1950年10月作出决定，要开展“镇反”运动。但湖南有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就是这样。我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说：“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地方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情况，我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下决心干吧！”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邓子恢问这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反的局面。真开了杀戒后，20天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我认为必须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得扩大化。 1951年3月下旬，我发电报给邓子恢并报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性工作；限制范围，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毛主席在1951年3月30日电报中说：我认为黄克诚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地、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我们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批准，一个人也不许杀。可是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杀戒已开，又有点停不住了。惯性是客观规律，物质运动还能精确计算，群众运动则是很多人的运动，人又不同于物，各有各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就更得认真。仔细地注意观察及掌握运动的发展、变化；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控制。否则就会出现推不动、展不开；或展开后收缩不住、控制不了、造成扩大化的情况。湖南省委决定停杀，已严令下达，还是过了个把星期才完全停下来；那还是我们下力气狠抓的结果。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刹住了车。
停杀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我的估计。我原估计时，就倾向于保守一些，因为展开后必然会突破原来的估计，保守些可留点余地；但如估计过头，就一定会扩大化了。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正常工作，法令通行无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20天左右，杀的数字已超过估计数量。我们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头迹象，立即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这又一次教育了我们，对发动群众运动，决不可掉以轻心。领导一定要紧紧掌握对运动的控制权，始终保持主动。
以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清除了工商业者的五毒行为。由于湖南工商业不太发达，较易处理，这方面问题不多。问题较多的是“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党和政府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毛主席早在二中全会就警告过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自我党成为执政党后，他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反贪污运动也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大贪污犯。这个运动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分子挖出来。
湖南试行几天以后，我就感到有问题。“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的内部“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搞得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于是我召开省委员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我们报告中央，中央批准，我们就这样办了。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稳定基层，十分重要。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在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湖南省工业厅副厅长陈钧，是上海的工人出身。我一向认为，他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里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本人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对政府和党内干部被揭发时，应不忙于令其离职审查。要先进行调查，掌握一定的根据、证据后，再停职，进行审讯。否则就有可能伤害一些无辜的好同志，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一种损失。
我这时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未顾上向陈钧同志赔礼道歉。他不能回原职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颇有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他的将来。”
许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解除监护审查，又从山西回到北京治病时，才打听到：陈钧当时工作分配未受影响，仍在纺织部或轻工部任局长职务。后来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最后也未能见到他一面，没有表示歉意的机会，至今思及，还感到遗憾。
（五）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政策问题上，我和某些同志有过争论。1950年春，新区土改开始前，刘少奇曾召集华东的饶漱石、江西的陈正人和湖南的我，参加讨论“土改法”，准备写一个土地改革工作报告。会议上，为了如何处理富农的土地问题，我和饶漱石发生了争论。我主张湖南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饶漱石反对，刘少奇当时未作结论。
我认为，过去康生在土改问题上过“左”，得到一些同志支持，实行了“贫雇农”路线、“搬石头”等等错误做法。那时我在东北，我坚决反对这样做，跟他们争得很激烈。但现在认为饶漱石右了，因为政策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像湖南这样的地方和那些土地非常集中的地方差别很大。这里大小地主一共也没有多少土地，而贫下中农人数却很多。只靠分地主的土地，解决不了问题，达不到土地改革的目的。所以我对饶漱石说：“你主张土地改革法怎么写，我不管，但湖南必须征收富农的多余的土地，否则，贫雇农就分不到什么土地了。” 后来，“土改法”定了，我们先试点。试点结果，发现用“土改法”进行和平土改，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写报告给中央，经中央同意后，采取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这样才把湖南的土地改革搞成了。
但我们在土改前的减租、退押中，对中立富农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够。富农在生产上是个重要力量，不但劳动力强，而且在特种作物的经营上，在城乡贸易的沟通上，都有重要作用。在减租退押时，中立富农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是对待地主，开明的和反动的，大的和小的，也应有区别，这样才能尽量团结大多数。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应特别注意“多余”二字，掌握政策。更不得损害中农的利益，注意把富裕中农与富农界限划清。但我们的干部，在运动中常不免有点“左”的情绪，以致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方面的问题。
（六）工业建设
在上述种种紧张的工作中，稍有余力，我们就着力抓工业。原有的工业早已恢复。这时我们决定自筹资金扩建和新建一些工矿企业；提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的口号；动员各级都干，量力而行，半年后整顿；有利的继续，不利的就停办。这样，湖南各地多少建立了一点工业基础。
那时，财政尚未完全统上去，省里的工业收入大部分上交国家，剩下的一点就用来自主经营。省里对财政开支抓得很紧，不搞机关建房，不许任何浪费，把每个可以节省的钱都集中起来，用以投资办工业。
长沙电厂原来只有1200千瓦电力，3年中增加到5000千瓦。又新建了一个机械厂，一个自来水厂。原来的裕湘纱厂只有1.2万纱锭，一年后扩建到4万纱锭。此外还筹建了湘潭纱厂。本来，按我们照原样兴建的办法，一两年即可建成。但这时提倡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先做设计、预算，经上面审查批准。这办法当然是科学的，先进的，可是我们的干部都不懂得搞设计这一套，现在实行新法，就得请专家重做设计，湘潭纱厂的建设就推迟了，直到我调走时，仍未建成。此外，我们还自力筹办了资兴煤矿，并为这个矿修建了运输铁路，投资100余万。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小的一笔钱。修建成功后，上交国家统管了。
这些厂矿，现在看来规模极小，技术也很落后。但在当年，我们精打细算，辛苦经营，却颇不容易。当时要办的事很多，处处需要钱，建这点工矿企业，国家不投资，都是我们自力更生办的。所以不免有点沾沾自喜，敝帚自珍。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扶持原有的某些工厂，使之扭亏为盈，则做得不够。从经济上说，扶持旧厂更节省资金，扭亏为盈则必须改进经营、管理，取得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忽视扶植旧厂，更没有注意扶助那些有利于人民生计的私营工商业；还不大懂得商业、贸易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就说明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还缺乏知识；我们要建设好国家，就必须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
各级干部都存在一个学习的问题。在基层工作，尤其是农村工作中，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他们的工作作风，极为重要。党执政后，极易产生官僚主义，机构多、文件多、会议多，基层干部无法完成任务，就常常对上级敷衍应付，对群众强迫命令，有的甚至很严重、很恶劣。基层干部的作风直接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不好，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因此，省委决定：建立定期整风制度，实行轮训干部。要求省、地、县各级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组织要精干，减少文牍和会议，多作调查研究，对基层多检查，多进行具体指导帮助。对违反政策、作风恶劣者要作处分，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要清除。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普遍提高干部和人民的素质。通过培训、普及教育和普遍养成良好的习惯、作风，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能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科学知识、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公民。但这是长期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代新人、一代新风的工作，有待我党的长期努力。
我在湖南工作约三年，那里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23.33亿元（按现行币值计算），1951年即达27.73亿元，一年就增加了约18%。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1.09万吨，1951增加到2.93万吨，增加了168.8%。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活了城市。城市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生产。事实证明，抓好农业、工业生产，再抓紧恢复商业，使城乡贸易畅通，就百业俱兴了。
我一向不赞成中央“统”得太死。我在湖南时，因还有条件允许我们自行筹办一些小型企业，所以特别有劲头。
当中央调我回京到军队工作时，我还有点恋恋地舍不得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