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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与归来】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举行，正式确定“联俄容共”政策，并将筹备中的军校正式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军校选址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因此俗称黄埔军校。孙中山提名蒋介石、廖仲恺分别担任校长和党代表，有人不同意，请孙自兼校长，孙忿然说：“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孙坚信蒋可以担负重任，“将蔚为军官中之大器”，训练出“民国第一劲旅”。莫斯科显然赞同孙的决定，认为蒋有日本留学的资历，最重要的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划分，蒋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
蒋介石由沪赴粤，先任黄埔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个多月，即丢下一封辞职信不告而别。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蒋出走，说起来比较复杂。浅的层面，把持广东财政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极不配合，麾下军长范石生当众奚落蒋：“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以完全缴你的械。”为了经费问题，廖仲恺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的烟床旁等杨签字，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深的层面，蒋对苏俄的看法不为孙中山等人重视，蒋提醒廖仲恺，不可太一厢情愿相信苏联，对于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依蒋观察，苏俄没有诚意，俄国人的话顶多只有三分可信。
孙中山正在改组国民党的兴头上，黄埔军校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蒋介石的意见自然不便公开讨论，甚至还得刻意隐瞒苏俄顾问。孙只好耐心劝蒋：“该委员长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国民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2月29日又紧急致电蒋：“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支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3月2日、14日，蒋先后给孙中山、廖仲恺写了长信，娓娓表白自己的委屈与政治主张。孙中山部分满足蒋的要求，财政归并廖仲恺负责；戴季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解决胡汉民、许崇智的任职问题。
经过多方撮合、规劝，蒋介石方于4月21日重返广州。
【“别处哪里找得到这样有力量的军校”】
叶剑英时任粤军第2师参谋长，协助筹办军校，虽然不明究竟，但对蒋中途辞职相当愤慨：“原来，他闹个人意见悄悄去了上海，直到孙中山表示要另请别人时他才返回军校。那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不管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孙依然信任蒋，5月3日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开学后，蒋介石专心致志主持校务，平时出入军校，总是一身崭新戎装，足登乌黑锃亮的长筒马靴，外加一副雪白手套，看上去威风凛凛。据教育副官季方回忆，“校长蒋介石在初期看起来，严肃认真，大有励精图治之概。他常在清晨起床号一落，即巡视员生宿舍，午餐、晚餐也都亲临食堂就餐”。曾经的校长夫人陈洁如感叹“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只是每天早晨的军号声多少令人讨厌，“我与介石一起起床，以招呼他上班”。陈洁如说：“整个军校就像一座城堡，一般人不会随意常常进出，因为每次穿越前面大门，值勤卫兵都会极隆重的举行枪礼，这使我有点紧张。”
战术教官顾祝同、刘峙、陈继承等人起初颇不习惯早起，蒋介石立刻召集全体官长训话，严厉批评“早间点名前，各队官长起身者寥寥，此可证明精神缺乏，不能尽忠职务。嗣后宜努力振作，对于职务不可有丝毫疏忽”。刘峙后来说：“从早晨五点起床到晚间九点半熄灯，没有片刻时间是虚度的，在当时军阀横行的中国环境中，别处哪里找得到这样有力量的军事学校。”
黄埔一期学生李默庵认为，蒋对于军校初期的贡献是显著的。新生入学，他总是逐一了解学生本人和家庭情况，尽管学校经费紧张，但只要学生家庭确实有困难，一般多少给予补助。李默庵现身说法：“我在毕业后，有个把月的时间患了伤寒，住进医院套间病房疗养，费用由校方承担。那时的黄埔生生病住院，不管住什么样的医院，花多少钱，蒋都答应报销。类似这样一些关心学生的事例很多，对调动黄埔生的革命热情起很大作用。”
康泽也是黄埔一期知名人物，他眼里的蒋介石更令人生畏：“听他演讲十分严肃，煞有介事，谁都不敢乱放一个屁，怕他当场喝斥。有一天早上结束早操，他从后院走过来，大家还没有看见他，就听到他骂值日班长站的位置不对，咆哮如雷，真是吓人。另一个早晨，刚吹起床号，他到一个连部，那个连的副连长还没有穿好衣服，除了当场挨一顿大骂之外，并受到撤职禁闭的处分。”英文秘书陈立夫忍不住当面吐槽：“校长，你的脾气很大，他们被骂的人受得了，我是受不了，如果你拿对他们的态度对我的话，那我明天就卷铺盖走路。”蒋有些尴尬，往后20多年还真没有对陈立夫爆过粗口。
张申府曾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觉得蒋虽脾气暴躁，难于长期共事，但工作负责，“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日常事务无不一一过问”。比如第一期学生中有不少来自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份，他们吃不惯南方的白米饭，蒋就指示准备面食，又拿自己年轻时的求学经历鼓励北方学生：“我从前在保定军官学校的时候，初起校里南方学生吃面食，当初也是吃不惯，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觉得面食非常好吃，并且只要吃面食了。”再如针对痢疾与脚气病，蒋介石指出有些学生过于贪凉，晚上睡觉不仅不盖毛毯，甚至衬衣都不扣，规定以后无论天气如何炎热，都要预防着凉。
蒋介石告诫军校官兵：“国民党的成败，完全在我们这个学校的身上。”
【“帮助孙中山修好另一条铁轨”】
黄埔军校学习苏联建军经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办学方针。孙中山任命鲍罗廷、加伦为政治、军事总顾问，蒋介石很有政治头脑，处处不忘迎合苏俄顾问，号召学生“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鲍罗廷讲话很有一套，他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火车头，而且是健全的火车头，对吗？但既然是健全的火车头，为什么有时会出轨，有时会摔倒呢？是煤炭不好吗？是机器不行吗？是螺丝钉不好吗？都不是，而是支持孙中山这个火车头行进的两条铁轨中有一条是华侨、留学生、知识分子，这一条铁轨还可以，但另一条却是旧式的军阀部队，实际上不是铁轨，而是腐朽的木头，所以就会出轨、翻车。” 按照先建校后建军的设想，蒋介石在开学典礼半个月后即成立“革命军事研究会”，进行调查国内外军政动态及计划筹建革命军等工作。就形式而言，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可称为当时中国最进步的政权，但在部分广东商人看来，粤省长期受到军事滋扰，有必要扩充商团武装。
1924年8月，商团与政府的矛盾持续扩大，孙中山下令廖仲恺、蒋介石扣留商团通过洋行外购的一批枪械弹药。扣械之后，商团反应激烈，罢工、罢市、游行请愿，严重挑战广州政府。孙率领支持他的粤、湘军移师韶关，准备冒险北伐。10月9日，孙致电蒋：“望即舍弃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蒋不同意：“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关键时刻，周恩来撰文急呼“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14日，孙不再犹豫，下令所有革命武装统归蒋指挥。黄埔一期第二、三队学生400余人奉命加入战斗，徐向前回忆说：“为平息叛乱，军校回师广州，学生军第一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首次打出了军威。”16日，商团团长陈廉伯逃亡香港，事态得到控制。强敌环伺，孙中山越发感叹“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蒋介石拍胸脯说：“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
1925年1月，陈炯明集合潮汕一带的各式武装6万余人，想要重新夺回广州。黄埔军校教导第一、二团和第二期学生与部分粤军组成右路军，进行东征。陈炯明军4000余人死守淡水城，教导第一团抽调骨干组成奋勇队，担任破城任务。2月15日，蒋亲自指挥督战，奋勇队扛着云梯冒死攻城，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伤重不治，第四连党代表郑洞国一手扶梯攀登，一手挥动驳壳枪连连回击敌人，官兵一举登上城墙。教导团后来又在棉湖击溃叛军林虎所部，取得重大胜利，扩编为党军第一旅。
外患刚平，内乱又起。滇、桂军趁孙中山病逝和广州防务空虚，发动军事叛乱。蒋一度主张大元帅府迁至粤东，往闽南发展，鲍罗廷、加伦坚持广州不可弃，说服粤军一起回师讨逆。黄埔学生又一次将枪林弹雨的战场移作教室，瘦狗岭一战大破滇军，使局势再次转危为安。11月初，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势力全部肃清，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分兵南征，基本统一了广东全省。
学员篇：从英气勃发到“水火不容”
金满楼（文史学者）
【起于筚路蓝缕，英气勃发】
招考结束后，黄埔一期正取生与备取生于1924年5月5日及10日分别入校。据宋希濂回忆，当时他们在南堤码头处集合，然后分乘数艘民船，由小火轮拖带驶往黄埔长洲岛，历时约一个小时。如是，黄埔军校就算正式开张，俨然成为跃马谈兵之所了。
黄埔长洲岛是珠江口的一座孤岛，岛的面积并不大（12平方公里不到）。军校大门坐南向北，面临珠江，正式校名“陆军军官学校”的横匾系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所写。大门口外，有这样一副有名的对联，曰：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大门进去后的走马楼即校本部，这是一座岭南祠堂式四合院，系军校主要建筑，当时校内各部及学员宿舍、饭堂、展览室等均设于此。据宋希濂回忆，当时校舍大多为一楼一底，寝室大小不一，有住二三十人的，也有住七八人的，大家睡的都是木制双层床。
上岛第一个月，一期生主要操练军人的基本动作规范，如立正、敬礼、集合、整队、正步、跑步等。开训半个月后，每人发了一支步枪，以了解枪支的基本性能并开始射击训练。一个多月后，即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正式的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全部到齐，孙先生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
事后，让学员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是陪同孙中山出席典礼的宋庆龄短发黑裙，仪态优雅；二是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一口的广东客家官话让很多北方学员听后如坠云里雾里，最后看了文告才明白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由此，“三味煮鸡，萝卜大葱”的段子也成了学员们开饭前最流行的笑谈。
军校创办之初，学员们可没那么多“三味煮鸡”可吃。事实上，军校经费极为紧张，其最初的开办费10万卢布还是由苏联提供。此后，筹办经费主要由廖仲恺负责。据廖夫人何香凝回忆，黄埔军校开办时常无隔宿之粮，廖仲恺为筹措米饭菜肴经费，时常要忙到深夜两点多钟才回来。
在此情况下，黄埔一期生的生活条件自不乐观。当时，校内实行“共食制”，每6人一桌，每桌4小盘菜，教员与校长蒋介石也都亲临食堂一同就餐，学员们须等到蒋举箸之后才能吃饭。学员吃饭的时间限定在10分钟，时间一到，值星官即发出“起立”的口令，此时，学员必须放下碗筷，离开饭厅。
军校生活，难免刻板紧张。每天5点天未大亮之时，校内即吹起床号，学员须立即起床并快速洗涮着装，整队集合点名。之后，先做体操，然后跑步、练习喊口令，跑步要跑1个小时才能休息。
对于黄埔军校及其学员来说，时间确实宝贵。时任军校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就回忆说，军校筹办之时，各人都认为训练期间至少1年，而蒋介石独称3个月，并说如果再延迟的话，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已经亡国云云；最后，才折中为6个月。将通常军校两到三年的课程在半年之内授完，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了。
据徐向前的回忆，黄埔的军事课主要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设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总之，军校训练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与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当时担任教官的有两部分人，一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一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这些人有当教官，也有当区队长的。当时，军校每天的训练和生活都很严格、紧张。徐举例说，军校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但照样要出操；一个学生发10个毫子零用钱，但因不准出黄埔岛，连这点钱都花不完。
当时蒋介石的办学理念是，“不要以为学习与打仗是两回事”。因此，军校非常强调演习与实战，术科除在操场基本教练外，大半都是在野外演习。而每逢演习及战事，军校上至校长、军事总顾问，下至各科教官，均随队出征并利用战斗间隙展开教学。当然，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残酷的，如蒋介石对后几期学员讲话中透露的，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及第一、二次东征后，“第一期学生而今只存140名，其余非死即伤”。此时，距黄埔一期生毕业未及一年半。 【暗潮涌动，国共两派相争】
黄埔军校与国内其它军校的一个重大差别与创新即在于对政治教育的重视，而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据军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回忆，当时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到四次，每次两小时，学员除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外，其余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而政治教育的分量甚至比军事课程还要重一点。
政治教育虽极为频繁，但在当时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因为黄埔军校系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主义、理念、目标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合作的表面下难免暗流涌动。如军校开学不久的“宣侠父事件”，即为后来的两党冲突埋下伏笔。
宣侠父为浙江诸暨人，曾留学日本，进入黄埔军校前即已是共产党员。当时，蒋介石规定，军校里的党小组长每周必须向校长报告党内活动与工作。宣侠父写信给特别党部，批评蒋的这项规定“党、校不分”，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见信后勃然大怒，将宣侠父关禁闭并令三日之内写出悔过书，否则严惩不贷。孰料，后者被禁闭两日后答复“无过可悔”。蒋大怒之下指斥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纪律，再三教育，坚拒不受”，随后下手令将宣侠父开除出校。
本来呢，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的学生最为关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多”。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每个星期，蒋介石至少找10个学员单独谈话，以尽可能了解并拉拢之。但“宣侠父事件”让蒋意识到，思想与理念的问题并非开除那么简单。
从国共合作开始，革命阵营中两党的分歧及左、右派的冲突就没有真正停止过，而军校内部同样存在类似矛盾，这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国民党右派主导的孙文主义学会。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的一个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核心的革命团体，其主要成员包括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等，教职员中有金佛庄、胡公冕等人。孙文主义学会稍晚于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这是一个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小集团，主要成员包括贺衷寒、缪斌等人，教职员中有王柏龄、王文翰等，此外还有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公安局长吴铁城等。
对于校内两个组织的明争暗斗，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心知肚明，但又颇感无奈。表面上看，蒋介石对两个组织不偏不袒，貌似公允，但内心对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颇为忌惮。如方鼎英所说，当时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实际看法是：“这叫做捉老鼠上床，咬自己的被窝，怎能够安静睡觉呢？”
发展到后来，两会成员几至于水火不容，甚至公开发生冲突。如1925年第一次东征胜利后，青年军人联合会在梅县中学举行军民联欢会，当李之龙演讲之时，贺衷寒一派人跳上台将李赶下台，改由贺发表演说。李之龙一派人当然不满，于是两派人竟在台上公开混战，影响十分恶劣。事后，蒋介石将贺衷寒调职查办，李之龙调回军校工作。但没多久，两派人又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大打出手，双方矛盾越陷越深。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以“两个组织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破坏整个同学的团结”为借口，下令“取消党内小组织，以统一意志，巩固党基”。之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均宣布解散。但两派间的斗争并未消弭，这也成为后来血淋淋的反革命政变及清党的前奏。
黄埔一期生张隐韬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黄埔的校园，“青草间的萤火虫，飞上飞下，发出电光似的光芒”。但是，这些青春蓬勃的热血青年们或许没有想到的是，战场没有诗意，友情也将很快别离。迎接他们的，将是长达20余年的同室操戈及其搅起的漫天风尘。
顾问篇：鲍罗廷的“赤化之旅”
沈虹、韩福东（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红色使者】
在蒋介石等人赴苏联考察期间，一个叫鲍罗廷的人来到了中国。这个人在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过程中异常重要，可以说，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政策推动，主要都是通过他实现的。国民党改组和创建黄埔军校，也有他在背后施加影响。
国民党改组导致的国共合作，曾在国民党内部激发不小的反弹。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还因此在广州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质询。
谢、张问道：“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在党内做党团活动，认为合理乎？”
鲍答：“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这段话更像是鲍罗廷在保守势力面前的应辩之道。但无论如何，国民党改组的确激发了这个老大政党的活力。认为国民党已死的鲍罗廷，在改组国民党之余，更致力于建立效法苏联的“党军”，它的实践之地即为黄埔军校。
这一年，鲍罗廷在军校的演讲中提到：“我们自从1917年正式实行革命后，一连5年之久，都在保持革命的势力中，没有时间来看我们的邻国——中国，帮助我们的邻国。但我们却做了一个好榜样，如果中国人愿意学，就是于中国有益的地方。这榜样是什么？就是俄国的革命军的精神……现在中国只有这一个训练革命军人的学校，改造中国的责任完全在诸位身上。我希望诸位能特别努力，以致贵国革命于成功。”
看上去，鲍罗廷的确在为中国革命失去的5年而懊恼，他也为此加倍努力以求弥补。他在广州开启的国民党赤化之旅，进展也异乎寻常的顺利。
考验黄埔军校的第一个战役是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因为有了苏联运来的武器做后盾，国民党渡过了这次危机。关于这次与广州商团冲突的评价，一直以来有两个极端对立的说辞。
国民党正统史家认为，商团是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支持的反革命，镇压有理。非主流的声音则认为，广州商团是保卫生命财产的自卫武装行动，惨被国民革命军屠城。
国民革命军与广州商团的军事冲突发生在10月10日，而在冲突前两天，即10月8日，国民革命军迎来了苏联水运过来的先进武器，对镇压商团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苏联帮助下的扩张】
在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后，国民革命军又先后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第二次东征……取得节节胜利。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时，第一次东征即将进入最后决战关头。孙中山没有看到国民党接下来对中国的掌控，他在各个场合极力重用的来自苏联的鲍罗廷，在他逝后的一段关键期内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帮助，除了提供军火和顾问，还在教材和教育方式的设定上起到了关键影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军事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被放置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25年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鲍罗廷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发表演讲。该校校长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再过半年，这个学校也将并入黄埔军校。鲍罗廷在此的部分讲话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矢志不渝在中国革命军中复制苏联政治工作的苦心：“肃清‘军阀’的方法，我们用‘军阀’攻‘军阀’的方法是不行的，要用一新的方法。这新方法在俄国早几年用过，已经成功了，此次打杨、刘我们也小试这方法，也算成功了。简而言之，专靠单独的武装，去制胜敌人，是旧方法，如吴佩孚已经失败了，张作霖也要失败的，就是专靠武装制胜的缘故。俄国常（尝）用过一很小军队，打败一个很像张作霖的军队，夺了五百架机关枪，也是用这个新方法。可见得专靠单独的武装，很难得到胜利的。”鲍罗廷进一步说，“军队为什么要‘政治工作’，就是要训练军队，去与‘人民合作’，‘政治工作’要使人民了解去打仗的目的……要使军队，个个知道我们是去救助人民的，我们的任务是完全为人民的任务，必定能得胜利”。
在这次讲话中，鲍罗廷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这次讲话不久，国民革命军发起第二次东征，将陈炯明的残部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趋于统一，为接下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次东征行将结束之际，1925年12月11日晚，刚从欧美考察各国政治归来不久的徐树铮受邀在浙江督办署对全体省议员发表演讲。《申报》刊发了这次演讲的全文，其中提到：“苏联政府全属骗人，其专制且较君主而过之，不久必溃，实不足虑。但求我人勿利用之，以免反为所用。”
徐树铮是民初政坛风云人物，1925年时已边缘化。此次他刚从国外归来，还拟联合孙传芳、张作霖反对冯玉祥——苏联支持的另一个革命势力。但没想到，这次演讲后不及一月——12月30日，徐树铮即在廊坊被枪杀。他对苏联的警惕，和国民党适成对照。
和徐树铮权力轨迹下降曲线相对应的，是东征的总指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自出任校长以来，他的权力版图一直是扩张的，直到成为中国的实际控制者。
【国共分裂，苏联顾问黯然离开】
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苏联在华顾问的权势达到了顶点。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份报告中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
但在国民党完全接受和实行苏联顾问建议的表象下，其实也有暗流汹涌，蒋介石和苏联在华顾问季山嘉在军事战略决策上屡有分歧，并不和谐。
“中山舰事件”后，因并无李之龙谋反等证据，蒋介石相当被动，但最后却转危为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负气出走，苏联又撤掉了季山嘉的顾问职务，蒋奇迹般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很快成为国民党内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核心领袖。
更进一步的冲突在北伐过程中显现。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两个中心城市发生了权力之争。1927年初，鲍罗廷支持的武汉和蒋介石所在的南京哪个应是新政权的首都？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大佬汪精卫随后回国，加剧了斗争的激烈程度。蒋以发动“四一二”事变做回应，与苏联和他所支持的革命左翼以武力宣告决裂。
1927年4月18日，在蒋介石参加的“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上，大会主席团主席董光孚发言说：“刻下汉口之国民政府……一切政权全是俄人鲍罗廷操纵。非将两伪政府消灭不可，北京乃游荡政府，如久病垂危之人而仍狂嫖滥赌，不死何待？汉口是破坏政府，如急病之人加以大黄巴豆一切剧剂，必死无疑。中山以民生救济，必将北京政府打倒，汉口政府消灭。”
在针对汉口、北京的斗争中，蒋介石政权最终取得了胜利。鲍罗廷、罗易等苏联顾问，以并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中国。
国共合作破裂了，在此之后，苏联长时间支持与国民政府作斗争的中共。以黄埔军校为根基发展起来的国民革命军，至此成功将它的最大支持者转化为足以颠覆它的强悍敌人。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举行，正式确定“联俄容共”政策，并将筹备中的军校正式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军校选址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因此俗称黄埔军校。孙中山提名蒋介石、廖仲恺分别担任校长和党代表，有人不同意，请孙自兼校长，孙忿然说：“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孙坚信蒋可以担负重任，“将蔚为军官中之大器”，训练出“民国第一劲旅”。莫斯科显然赞同孙的决定，认为蒋有日本留学的资历，最重要的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划分，蒋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
蒋介石由沪赴粤，先任黄埔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个多月，即丢下一封辞职信不告而别。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蒋出走，说起来比较复杂。浅的层面，把持广东财政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极不配合，麾下军长范石生当众奚落蒋：“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以完全缴你的械。”为了经费问题，廖仲恺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的烟床旁等杨签字，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深的层面，蒋对苏俄的看法不为孙中山等人重视，蒋提醒廖仲恺，不可太一厢情愿相信苏联，对于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依蒋观察，苏俄没有诚意，俄国人的话顶多只有三分可信。
孙中山正在改组国民党的兴头上，黄埔军校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蒋介石的意见自然不便公开讨论，甚至还得刻意隐瞒苏俄顾问。孙只好耐心劝蒋：“该委员长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国民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2月29日又紧急致电蒋：“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支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3月2日、14日，蒋先后给孙中山、廖仲恺写了长信，娓娓表白自己的委屈与政治主张。孙中山部分满足蒋的要求，财政归并廖仲恺负责；戴季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解决胡汉民、许崇智的任职问题。
经过多方撮合、规劝，蒋介石方于4月21日重返广州。
【“别处哪里找得到这样有力量的军校”】
叶剑英时任粤军第2师参谋长，协助筹办军校，虽然不明究竟，但对蒋中途辞职相当愤慨：“原来，他闹个人意见悄悄去了上海，直到孙中山表示要另请别人时他才返回军校。那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不管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孙依然信任蒋，5月3日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开学后，蒋介石专心致志主持校务，平时出入军校，总是一身崭新戎装，足登乌黑锃亮的长筒马靴，外加一副雪白手套，看上去威风凛凛。据教育副官季方回忆，“校长蒋介石在初期看起来，严肃认真，大有励精图治之概。他常在清晨起床号一落，即巡视员生宿舍，午餐、晚餐也都亲临食堂就餐”。曾经的校长夫人陈洁如感叹“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只是每天早晨的军号声多少令人讨厌，“我与介石一起起床，以招呼他上班”。陈洁如说：“整个军校就像一座城堡，一般人不会随意常常进出，因为每次穿越前面大门，值勤卫兵都会极隆重的举行枪礼，这使我有点紧张。”
战术教官顾祝同、刘峙、陈继承等人起初颇不习惯早起，蒋介石立刻召集全体官长训话，严厉批评“早间点名前，各队官长起身者寥寥，此可证明精神缺乏，不能尽忠职务。嗣后宜努力振作，对于职务不可有丝毫疏忽”。刘峙后来说：“从早晨五点起床到晚间九点半熄灯，没有片刻时间是虚度的，在当时军阀横行的中国环境中，别处哪里找得到这样有力量的军事学校。”
黄埔一期学生李默庵认为，蒋对于军校初期的贡献是显著的。新生入学，他总是逐一了解学生本人和家庭情况，尽管学校经费紧张，但只要学生家庭确实有困难，一般多少给予补助。李默庵现身说法：“我在毕业后，有个把月的时间患了伤寒，住进医院套间病房疗养，费用由校方承担。那时的黄埔生生病住院，不管住什么样的医院，花多少钱，蒋都答应报销。类似这样一些关心学生的事例很多，对调动黄埔生的革命热情起很大作用。”
康泽也是黄埔一期知名人物，他眼里的蒋介石更令人生畏：“听他演讲十分严肃，煞有介事，谁都不敢乱放一个屁，怕他当场喝斥。有一天早上结束早操，他从后院走过来，大家还没有看见他，就听到他骂值日班长站的位置不对，咆哮如雷，真是吓人。另一个早晨，刚吹起床号，他到一个连部，那个连的副连长还没有穿好衣服，除了当场挨一顿大骂之外，并受到撤职禁闭的处分。”英文秘书陈立夫忍不住当面吐槽：“校长，你的脾气很大，他们被骂的人受得了，我是受不了，如果你拿对他们的态度对我的话，那我明天就卷铺盖走路。”蒋有些尴尬，往后20多年还真没有对陈立夫爆过粗口。
张申府曾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觉得蒋虽脾气暴躁，难于长期共事，但工作负责，“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日常事务无不一一过问”。比如第一期学生中有不少来自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份，他们吃不惯南方的白米饭，蒋就指示准备面食，又拿自己年轻时的求学经历鼓励北方学生：“我从前在保定军官学校的时候，初起校里南方学生吃面食，当初也是吃不惯，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觉得面食非常好吃，并且只要吃面食了。”再如针对痢疾与脚气病，蒋介石指出有些学生过于贪凉，晚上睡觉不仅不盖毛毯，甚至衬衣都不扣，规定以后无论天气如何炎热，都要预防着凉。
蒋介石告诫军校官兵：“国民党的成败，完全在我们这个学校的身上。”
【“帮助孙中山修好另一条铁轨”】
黄埔军校学习苏联建军经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办学方针。孙中山任命鲍罗廷、加伦为政治、军事总顾问，蒋介石很有政治头脑，处处不忘迎合苏俄顾问，号召学生“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鲍罗廷讲话很有一套，他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火车头，而且是健全的火车头，对吗？但既然是健全的火车头，为什么有时会出轨，有时会摔倒呢？是煤炭不好吗？是机器不行吗？是螺丝钉不好吗？都不是，而是支持孙中山这个火车头行进的两条铁轨中有一条是华侨、留学生、知识分子，这一条铁轨还可以，但另一条却是旧式的军阀部队，实际上不是铁轨，而是腐朽的木头，所以就会出轨、翻车。” 按照先建校后建军的设想，蒋介石在开学典礼半个月后即成立“革命军事研究会”，进行调查国内外军政动态及计划筹建革命军等工作。就形式而言，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可称为当时中国最进步的政权，但在部分广东商人看来，粤省长期受到军事滋扰，有必要扩充商团武装。
1924年8月，商团与政府的矛盾持续扩大，孙中山下令廖仲恺、蒋介石扣留商团通过洋行外购的一批枪械弹药。扣械之后，商团反应激烈，罢工、罢市、游行请愿，严重挑战广州政府。孙率领支持他的粤、湘军移师韶关，准备冒险北伐。10月9日，孙致电蒋：“望即舍弃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蒋不同意：“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关键时刻，周恩来撰文急呼“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14日，孙不再犹豫，下令所有革命武装统归蒋指挥。黄埔一期第二、三队学生400余人奉命加入战斗，徐向前回忆说：“为平息叛乱，军校回师广州，学生军第一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首次打出了军威。”16日，商团团长陈廉伯逃亡香港，事态得到控制。强敌环伺，孙中山越发感叹“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蒋介石拍胸脯说：“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
1925年1月，陈炯明集合潮汕一带的各式武装6万余人，想要重新夺回广州。黄埔军校教导第一、二团和第二期学生与部分粤军组成右路军，进行东征。陈炯明军4000余人死守淡水城，教导第一团抽调骨干组成奋勇队，担任破城任务。2月15日，蒋亲自指挥督战，奋勇队扛着云梯冒死攻城，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伤重不治，第四连党代表郑洞国一手扶梯攀登，一手挥动驳壳枪连连回击敌人，官兵一举登上城墙。教导团后来又在棉湖击溃叛军林虎所部，取得重大胜利，扩编为党军第一旅。
外患刚平，内乱又起。滇、桂军趁孙中山病逝和广州防务空虚，发动军事叛乱。蒋一度主张大元帅府迁至粤东，往闽南发展，鲍罗廷、加伦坚持广州不可弃，说服粤军一起回师讨逆。黄埔学生又一次将枪林弹雨的战场移作教室，瘦狗岭一战大破滇军，使局势再次转危为安。11月初，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势力全部肃清，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分兵南征，基本统一了广东全省。
学员篇：从英气勃发到“水火不容”
金满楼（文史学者）
【起于筚路蓝缕，英气勃发】
招考结束后，黄埔一期正取生与备取生于1924年5月5日及10日分别入校。据宋希濂回忆，当时他们在南堤码头处集合，然后分乘数艘民船，由小火轮拖带驶往黄埔长洲岛，历时约一个小时。如是，黄埔军校就算正式开张，俨然成为跃马谈兵之所了。
黄埔长洲岛是珠江口的一座孤岛，岛的面积并不大（12平方公里不到）。军校大门坐南向北，面临珠江，正式校名“陆军军官学校”的横匾系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所写。大门口外，有这样一副有名的对联，曰：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大门进去后的走马楼即校本部，这是一座岭南祠堂式四合院，系军校主要建筑，当时校内各部及学员宿舍、饭堂、展览室等均设于此。据宋希濂回忆，当时校舍大多为一楼一底，寝室大小不一，有住二三十人的，也有住七八人的，大家睡的都是木制双层床。
上岛第一个月，一期生主要操练军人的基本动作规范，如立正、敬礼、集合、整队、正步、跑步等。开训半个月后，每人发了一支步枪，以了解枪支的基本性能并开始射击训练。一个多月后，即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正式的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全部到齐，孙先生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
事后，让学员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是陪同孙中山出席典礼的宋庆龄短发黑裙，仪态优雅；二是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一口的广东客家官话让很多北方学员听后如坠云里雾里，最后看了文告才明白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由此，“三味煮鸡，萝卜大葱”的段子也成了学员们开饭前最流行的笑谈。
军校创办之初，学员们可没那么多“三味煮鸡”可吃。事实上，军校经费极为紧张，其最初的开办费10万卢布还是由苏联提供。此后，筹办经费主要由廖仲恺负责。据廖夫人何香凝回忆，黄埔军校开办时常无隔宿之粮，廖仲恺为筹措米饭菜肴经费，时常要忙到深夜两点多钟才回来。
在此情况下，黄埔一期生的生活条件自不乐观。当时，校内实行“共食制”，每6人一桌，每桌4小盘菜，教员与校长蒋介石也都亲临食堂一同就餐，学员们须等到蒋举箸之后才能吃饭。学员吃饭的时间限定在10分钟，时间一到，值星官即发出“起立”的口令，此时，学员必须放下碗筷，离开饭厅。
军校生活，难免刻板紧张。每天5点天未大亮之时，校内即吹起床号，学员须立即起床并快速洗涮着装，整队集合点名。之后，先做体操，然后跑步、练习喊口令，跑步要跑1个小时才能休息。
对于黄埔军校及其学员来说，时间确实宝贵。时任军校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就回忆说，军校筹办之时，各人都认为训练期间至少1年，而蒋介石独称3个月，并说如果再延迟的话，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已经亡国云云；最后，才折中为6个月。将通常军校两到三年的课程在半年之内授完，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了。
据徐向前的回忆，黄埔的军事课主要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设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总之，军校训练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与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当时担任教官的有两部分人，一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一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这些人有当教官，也有当区队长的。当时，军校每天的训练和生活都很严格、紧张。徐举例说，军校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但照样要出操；一个学生发10个毫子零用钱，但因不准出黄埔岛，连这点钱都花不完。
当时蒋介石的办学理念是，“不要以为学习与打仗是两回事”。因此，军校非常强调演习与实战，术科除在操场基本教练外，大半都是在野外演习。而每逢演习及战事，军校上至校长、军事总顾问，下至各科教官，均随队出征并利用战斗间隙展开教学。当然，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残酷的，如蒋介石对后几期学员讲话中透露的，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及第一、二次东征后，“第一期学生而今只存140名，其余非死即伤”。此时，距黄埔一期生毕业未及一年半。 【暗潮涌动，国共两派相争】
黄埔军校与国内其它军校的一个重大差别与创新即在于对政治教育的重视，而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据军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回忆，当时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到四次，每次两小时，学员除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外，其余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而政治教育的分量甚至比军事课程还要重一点。
政治教育虽极为频繁，但在当时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因为黄埔军校系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主义、理念、目标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合作的表面下难免暗流涌动。如军校开学不久的“宣侠父事件”，即为后来的两党冲突埋下伏笔。
宣侠父为浙江诸暨人，曾留学日本，进入黄埔军校前即已是共产党员。当时，蒋介石规定，军校里的党小组长每周必须向校长报告党内活动与工作。宣侠父写信给特别党部，批评蒋的这项规定“党、校不分”，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见信后勃然大怒，将宣侠父关禁闭并令三日之内写出悔过书，否则严惩不贷。孰料，后者被禁闭两日后答复“无过可悔”。蒋大怒之下指斥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纪律，再三教育，坚拒不受”，随后下手令将宣侠父开除出校。
本来呢，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的学生最为关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多”。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每个星期，蒋介石至少找10个学员单独谈话，以尽可能了解并拉拢之。但“宣侠父事件”让蒋意识到，思想与理念的问题并非开除那么简单。
从国共合作开始，革命阵营中两党的分歧及左、右派的冲突就没有真正停止过，而军校内部同样存在类似矛盾，这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国民党右派主导的孙文主义学会。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的一个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核心的革命团体，其主要成员包括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等，教职员中有金佛庄、胡公冕等人。孙文主义学会稍晚于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这是一个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小集团，主要成员包括贺衷寒、缪斌等人，教职员中有王柏龄、王文翰等，此外还有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公安局长吴铁城等。
对于校内两个组织的明争暗斗，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心知肚明，但又颇感无奈。表面上看，蒋介石对两个组织不偏不袒，貌似公允，但内心对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颇为忌惮。如方鼎英所说，当时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实际看法是：“这叫做捉老鼠上床，咬自己的被窝，怎能够安静睡觉呢？”
发展到后来，两会成员几至于水火不容，甚至公开发生冲突。如1925年第一次东征胜利后，青年军人联合会在梅县中学举行军民联欢会，当李之龙演讲之时，贺衷寒一派人跳上台将李赶下台，改由贺发表演说。李之龙一派人当然不满，于是两派人竟在台上公开混战，影响十分恶劣。事后，蒋介石将贺衷寒调职查办，李之龙调回军校工作。但没多久，两派人又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大打出手，双方矛盾越陷越深。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以“两个组织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破坏整个同学的团结”为借口，下令“取消党内小组织，以统一意志，巩固党基”。之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均宣布解散。但两派间的斗争并未消弭，这也成为后来血淋淋的反革命政变及清党的前奏。
黄埔一期生张隐韬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黄埔的校园，“青草间的萤火虫，飞上飞下，发出电光似的光芒”。但是，这些青春蓬勃的热血青年们或许没有想到的是，战场没有诗意，友情也将很快别离。迎接他们的，将是长达20余年的同室操戈及其搅起的漫天风尘。
顾问篇：鲍罗廷的“赤化之旅”
沈虹、韩福东（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红色使者】
在蒋介石等人赴苏联考察期间，一个叫鲍罗廷的人来到了中国。这个人在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过程中异常重要，可以说，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政策推动，主要都是通过他实现的。国民党改组和创建黄埔军校，也有他在背后施加影响。
国民党改组导致的国共合作，曾在国民党内部激发不小的反弹。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还因此在广州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质询。
谢、张问道：“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在党内做党团活动，认为合理乎？”
鲍答：“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这段话更像是鲍罗廷在保守势力面前的应辩之道。但无论如何，国民党改组的确激发了这个老大政党的活力。认为国民党已死的鲍罗廷，在改组国民党之余，更致力于建立效法苏联的“党军”，它的实践之地即为黄埔军校。
这一年，鲍罗廷在军校的演讲中提到：“我们自从1917年正式实行革命后，一连5年之久，都在保持革命的势力中，没有时间来看我们的邻国——中国，帮助我们的邻国。但我们却做了一个好榜样，如果中国人愿意学，就是于中国有益的地方。这榜样是什么？就是俄国的革命军的精神……现在中国只有这一个训练革命军人的学校，改造中国的责任完全在诸位身上。我希望诸位能特别努力，以致贵国革命于成功。”
看上去，鲍罗廷的确在为中国革命失去的5年而懊恼，他也为此加倍努力以求弥补。他在广州开启的国民党赤化之旅，进展也异乎寻常的顺利。
考验黄埔军校的第一个战役是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因为有了苏联运来的武器做后盾，国民党渡过了这次危机。关于这次与广州商团冲突的评价，一直以来有两个极端对立的说辞。
国民党正统史家认为，商团是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支持的反革命，镇压有理。非主流的声音则认为，广州商团是保卫生命财产的自卫武装行动，惨被国民革命军屠城。
国民革命军与广州商团的军事冲突发生在10月10日，而在冲突前两天，即10月8日，国民革命军迎来了苏联水运过来的先进武器，对镇压商团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苏联帮助下的扩张】
在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后，国民革命军又先后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第二次东征……取得节节胜利。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时，第一次东征即将进入最后决战关头。孙中山没有看到国民党接下来对中国的掌控，他在各个场合极力重用的来自苏联的鲍罗廷，在他逝后的一段关键期内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帮助，除了提供军火和顾问，还在教材和教育方式的设定上起到了关键影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军事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被放置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25年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鲍罗廷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发表演讲。该校校长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再过半年，这个学校也将并入黄埔军校。鲍罗廷在此的部分讲话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矢志不渝在中国革命军中复制苏联政治工作的苦心：“肃清‘军阀’的方法，我们用‘军阀’攻‘军阀’的方法是不行的，要用一新的方法。这新方法在俄国早几年用过，已经成功了，此次打杨、刘我们也小试这方法，也算成功了。简而言之，专靠单独的武装，去制胜敌人，是旧方法，如吴佩孚已经失败了，张作霖也要失败的，就是专靠武装制胜的缘故。俄国常（尝）用过一很小军队，打败一个很像张作霖的军队，夺了五百架机关枪，也是用这个新方法。可见得专靠单独的武装，很难得到胜利的。”鲍罗廷进一步说，“军队为什么要‘政治工作’，就是要训练军队，去与‘人民合作’，‘政治工作’要使人民了解去打仗的目的……要使军队，个个知道我们是去救助人民的，我们的任务是完全为人民的任务，必定能得胜利”。
在这次讲话中，鲍罗廷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这次讲话不久，国民革命军发起第二次东征，将陈炯明的残部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趋于统一，为接下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次东征行将结束之际，1925年12月11日晚，刚从欧美考察各国政治归来不久的徐树铮受邀在浙江督办署对全体省议员发表演讲。《申报》刊发了这次演讲的全文，其中提到：“苏联政府全属骗人，其专制且较君主而过之，不久必溃，实不足虑。但求我人勿利用之，以免反为所用。”
徐树铮是民初政坛风云人物，1925年时已边缘化。此次他刚从国外归来，还拟联合孙传芳、张作霖反对冯玉祥——苏联支持的另一个革命势力。但没想到，这次演讲后不及一月——12月30日，徐树铮即在廊坊被枪杀。他对苏联的警惕，和国民党适成对照。
和徐树铮权力轨迹下降曲线相对应的，是东征的总指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自出任校长以来，他的权力版图一直是扩张的，直到成为中国的实际控制者。
【国共分裂，苏联顾问黯然离开】
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苏联在华顾问的权势达到了顶点。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份报告中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
但在国民党完全接受和实行苏联顾问建议的表象下，其实也有暗流汹涌，蒋介石和苏联在华顾问季山嘉在军事战略决策上屡有分歧，并不和谐。
“中山舰事件”后，因并无李之龙谋反等证据，蒋介石相当被动，但最后却转危为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负气出走，苏联又撤掉了季山嘉的顾问职务，蒋奇迹般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很快成为国民党内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核心领袖。
更进一步的冲突在北伐过程中显现。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两个中心城市发生了权力之争。1927年初，鲍罗廷支持的武汉和蒋介石所在的南京哪个应是新政权的首都？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大佬汪精卫随后回国，加剧了斗争的激烈程度。蒋以发动“四一二”事变做回应，与苏联和他所支持的革命左翼以武力宣告决裂。
1927年4月18日，在蒋介石参加的“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上，大会主席团主席董光孚发言说：“刻下汉口之国民政府……一切政权全是俄人鲍罗廷操纵。非将两伪政府消灭不可，北京乃游荡政府，如久病垂危之人而仍狂嫖滥赌，不死何待？汉口是破坏政府，如急病之人加以大黄巴豆一切剧剂，必死无疑。中山以民生救济，必将北京政府打倒，汉口政府消灭。”
在针对汉口、北京的斗争中，蒋介石政权最终取得了胜利。鲍罗廷、罗易等苏联顾问，以并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中国。
国共合作破裂了，在此之后，苏联长时间支持与国民政府作斗争的中共。以黄埔军校为根基发展起来的国民革命军，至此成功将它的最大支持者转化为足以颠覆它的强悍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