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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89岁高龄的蒋介石这天的精神不错，让值班护士罗小姐替他念几首描写清明节的古诗。罗小姐起先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清明》，接下来则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当念到最后一句时，蒋介石脸上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
罗小姐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诗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缠绵病榻
蒋介石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1969年9月发生的一场车祸。
意外发生前，蒋介石的车队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也正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赶紧刹车，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该踩刹车时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宋美龄当时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蒋介石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开始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1970年5月29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作罢。5月30日，蒋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蒋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时偶尔用红蓝铅笔。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1970年6月15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蒋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遒劲，不可同日而语。
这封字数不过80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4个月前，1970年的农历春节，蒋介石曾写下一段春节感言。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即1969年12月9日，写给即将结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1972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直喘大气。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授权，派人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
7月22日，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他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余南庚赶到台湾后，指挥医疗小组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1973年7月23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盛传蒋介石病危，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幺孙）当天在士林官邸举行婚礼之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后，宋美龄、蒋经国挑选出蒋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随从人员发现，蒋介石的右手因缠绵病榻，肌肉已严重萎缩。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露出破绽。
真假遗嘱
蒋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缩之前，曾挣扎着写下一幅毛笔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应该是蒋介石在1972年7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
蒋经国在其父去世之后，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由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来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
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
是否蒋介石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1975年4月5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4月6日凌晨2时许，蒋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4月6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
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摘自《新上海旧上海》
当念到最后一句时，蒋介石脸上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
罗小姐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诗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缠绵病榻
蒋介石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1969年9月发生的一场车祸。
意外发生前，蒋介石的车队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也正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赶紧刹车，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该踩刹车时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宋美龄当时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蒋介石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开始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1970年5月29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作罢。5月30日，蒋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蒋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时偶尔用红蓝铅笔。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1970年6月15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蒋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遒劲，不可同日而语。
这封字数不过80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4个月前，1970年的农历春节，蒋介石曾写下一段春节感言。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即1969年12月9日，写给即将结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1972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直喘大气。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授权，派人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
7月22日，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他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余南庚赶到台湾后，指挥医疗小组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1973年7月23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盛传蒋介石病危，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幺孙）当天在士林官邸举行婚礼之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后，宋美龄、蒋经国挑选出蒋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随从人员发现，蒋介石的右手因缠绵病榻，肌肉已严重萎缩。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露出破绽。
真假遗嘱
蒋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缩之前，曾挣扎着写下一幅毛笔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应该是蒋介石在1972年7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
蒋经国在其父去世之后，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由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来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
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
是否蒋介石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1975年4月5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4月6日凌晨2时许，蒋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4月6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
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摘自《新上海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