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角雕刻和玉雕、牙雕、竹雕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真正兴起却已经到了明代中后期。犀角雕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玉雕和竹雕的影响。首先它兴起之初受到玉雕花卉杯以及仿古玉雕的影响，明末清初之际，竹刻盛行时，犀角雕刻借鉴竹刻雕刻手法和艺术风格，在江南一带的富裕阶层迅速发展，犀角器成了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清代中期，在乾隆皇帝的直接参与下，内廷犀角雕刻达到鼎盛。
　　乾隆皇帝开始关注犀角杯约在乾隆中后期，此前极少注意到犀角雕刻，大多把犀角制作小件或作为辅助材料使用。据《活计档》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二十日曾命工匠在掐丝珐琅碗上镶嵌犀角嵌件；乾隆十九年(1754)曾命工匠依照原有的两件嵌金银丝犀角扳指再加做7件。乾隆皇帝在一次查看内库旧藏时，偶尔看到一件雕刻精美的明代犀角杯，欣赏之余，遂题诗《明制百花洲图犀角杯八韵》，并题注：“内库弃置多年，偶观故物，见此杯特精雅，因题句”。其诗曰：“巧断东湖景，亭台倒影明。往来织兰牛世，迤逦带江城。泊似杨万里，弃传项子京。可观疑可步，宜画复宜评。解鸩因为器，骇鸡特是精。燃殊温峤智，献表赵佗诚。库置初经目，笔吟偶缱情。奚关贱难得，谀语瑞图呈。”此诗收录在《御制诗文集》四集卷二十七，时为乾隆四十年(1775)。这是乾隆皇帝首次咏吟犀角杯，并引用了骇鸡、燃犀、献表等多个典故。此杯身作高浮雕百花洲景，以山石为錾，侧面山石上有“子京秘玩”阴刻隶书款识。杯身雕水面荡漾，数舟竞驰，岸边山石楼阁错落有致，口内近錾处雕龙腾祥云，另一侧阴刻楷书上述御制诗文，并款识“乾隆乙未春月御题”及“乾”“隆”印文。此杯后被收贮在宁寿宫颐和轩，现藏于台北故宫，名为“雕犀角瀛洲图杯”。
　　此后，乾隆皇帝对犀角雕刻兴趣渐起，在赏玩、吟诵内廷收藏犀角杯之余，他还命匠役对一些精美的犀角杯进行仿制，甚至用玉仿造犀角杯。据《活计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两淮盐政贡送进一批玉器，其中有一件“玉犀角杯”，并随其原型的犀角杯样品。乾隆皇帝还专为此件原样犀角杯及仿造的“玉犀角杯”各题诗一首。前者为《咏明石湖图犀角杯》，诗曰：“一派分来是具区，层岩临水梵宫孤。设非巡跸曾经处，那识楞伽与石湖。小篆犹题宣德年，尔时妙手费雕镌。琢磨仿以为清供，角脆何如玉质坚。”并注曰；“和阗采贡之玉多莹洁大材，因择其尤佳者，命工仿此为之。”另外，乾隆还命工匠在此件石湖图犀角杯底足上刻“明宣德年款”，后收在宁寿宫，现去向不明。后者为《题玉镂石湖景杯》(原注：仿明制犀角杯式为之)，诗曰：“玉石子如犀角材，镂杯明制试摹哉，上方山顶楞伽寺，忆我其间得句回。”其诗文也被刻在此件玉犀角杯上。
　　对于犀角杯，乾隆皇帝最感兴趣的是尤通的作品。他曾赏玩过多件尤通雕刻的犀角杯，并多次赞誉尤通的技艺。还认定《无锡县志》中“以犀角饮器名”的无锡尤氏(乾隆十六年刊行的王镐撰《无锡县志》载：“尤氏以犀角饮器名”)即为尤通。
　　乾隆皇帝曾收藏过2件尤通款犀角乘槎杯。犀角乘槎杯盛行于明晚期及以后，其造型来源于元代朱碧山银槎杯。朱碧山银槎杯虽出于元，但在明中晚期受到文人雅士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士人雅集中的重要媒介，为略窥真容者引为幸事。如明人王士祯就在他的著作《居易录》《香祖笔记》《池北偶谈》中多次提到他在宋琬召集的宴会上欣赏到朱碧山银槎杯的事情。因此时人也争相用其他材质来仿制槎杯，其中以尤通做的犀角乘槎杯最为有名。清季时分别藏于紫禁城内诚肃殿(并非《故宫周刊》第341期中所说的南库)和承德避暑山庄，后分属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二者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均为张骞乘槎式，但人物坐姿和手持如意姿势不同，后者花卉装饰较前者疏朗，另一明显区别是后者之人物左上方系葫芦一只，而前者则没有。二者款识相同，均置于槎尾端外壁，为“再来花甲子，尤通”及“雨源”印；乾隆御铭(御铭为《咏尤通刻犀角乘槎杯》诗，曰：“照渚幸而逭温氏，刻杯仍此遇尤家。河源自在人间世，汉使讹传星汉槎。”乾隆还在自注中引用《汉书·张骞传》及《荆楚岁时记》等史料，驳斥了张骞乘槎溯黄河源头的故事实在是支离不经。并考证：今此犀角杯，款刻“尤通”，作乘槎式，雕镂精巧生动。按《无锡县志》称尤氏以犀角饮器名，即“尤通”也。此诗及注收录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九八)也如出一辙，只是署款不同，前者为“乾隆御题”，后者为“乾隆壬寅御题”带年款。从配座来看，前者为一简单紫檀木座，座底部刻同器内相同的隶书御制诗文，后者为紫檀雕波涛纹随形座。这两件槎杯雕工均为上乘，堪称犀角雕刻中的无上双妹。另外，北京故宫还有一件清官旧藏的犀角雕乘槎杯，此杯和以上两件造型极为相似，只是人物较小，且作展卷诵读状。
　　后来，乾隆皇帝又查找到一件尤通雕西园雅集图犀角杯，此杯题材取自北宋苏东坡等16位文人在驸马都尉王诜之府第的西园中雅集吟咏的故事，为明中晚期的文人雅士所赞赏和推崇，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品味和审美情趣。而且此杯雕工精湛，人物生动，非常适合乾隆皇帝附庸风雅的品味，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遂赋诗一首：“无锡尤通工切磋，刀为笔却匪钳罗，诸贤风雅传真面，道占如斯物岂多。”此诗收录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五集卷三十一，题日《咏尤通雕西园雅集图犀角杯》。反复赏玩之余，乾隆又生仿制之心，恰逢安南国王阮光平贡奉大犀角，遂命如意馆牙匠仿制之。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仿制成功。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并为这件仿制的西园雅集图犀角杯赋诗一首《题镂角西园雅集图杯》，诗曰：“西园雅宴集名流，十有六人为倡酬；米记李图艺恰称，儒冠墨客意相投。桃园太白金谷例，锡县尤通玉斧镘；照世宁须事燃角，良工数典有佳谋。”并自注：“《无锡县志》载明尤通以善制犀角饮器得名。内府旧有迩所作乘槎式犀角杯，雕镂精巧，适安南国王阮光平所贡大犀角，即命仿此杯为之。”并命工匠把诗文刻于杯内。此诗后收录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五集卷八十四。
　　历经时代变迁，当初乾隆所把玩的那件尤通雕西园雅集图犀角杯已经不知所踪，稍感慰藉的是当初由造办处工匠仿制的那件西园雅集图犀角杯留在了紫禁城内，让我们来一睹那时的风采。
　　西园雅集图犀角杯，高15.2厘米，最大口径19.5厘米，最大底径5.6厘米。清季时收贮在钟粹官，现藏于北京故宫。此杯为亚犀良材精雕细琢而成，角质细腻缜密，色泽由蜜蜡而渐及棕褐，包浆润泽柔美。杯口宽敞，小平底，镂空松树奇石为柄，松树过枝于杯内壁，周身深雕西园雅集图意。作者利用犀角的特点巧妙布局，狭窄的下 半部分设计为岩石及树干，把人物全部都安排在宽敞的上半部分，以杯柄为界，把与会人物分雕两侧，正面山石上，一株古松蜿蜒而上，凉亭前二童子展卷而立，重点突出了众人围观东坡先生意兴阑珊捉笔而书的情景；背面则以赏画为重点，李伯时据横卷作归去来，另有黄庭坚、苏辙等人在旁边观赏。其上方则有米元章题壁及圆通大师和刘巨济谈佛论道。僻静之处，陈碧虚、秦少游则弹阮抚琴，不亦乐乎。正所谓“水石潺缓，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此杯构图巧妙，山水人物层次错落，高低有致，雕琢精细，一丝不苟，堪称犀雕中的佳作。与尤通的犀角乘槎杯相比，此件雕刻更为精细繁密。作者用广东式精雕细镂的技艺表现了嘉定竹刻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融合江南品味和广东技艺的清代宫廷风格。杯口沿内壁刻楷书上述《题镂角西园雅集图杯》诗文，末署“乾隆己酉御题”款并“古香”印。底部刻“大清乾隆仿古”款。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探讨一下这件犀角杯的作者。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赏玩‘件尤通雕西园雅集团犀角杯，喜爱有加，适逢安南国王进献大犀角，遂命仿之。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如意馆匠役仿“做得西园雅集犀角杯一只”，从“乾隆己酉御题”年款来看，此杯于乾隆五十四年刻得款。依《清官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下称《活计档》)来看，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五十四年(1789)这个阶段，在如意馆当差的牙匠只有黄兆和杨有庆二人，因此此杯应为此二人之一所作。根据《活计档》记录的二人的活计来看，黄兆的活计记录较多较杂，有牙雕、木雕、配座以及金银片和金银丝镶嵌，并没有做仙工活计的记录，而杨有庆的活计记录较少，多为仙工，如他进入如意馆的第二年就蒙乾隆点名做一件象牙仙工陈设，更有甚者，乾隆还把黄兆设计的仙工活计交给杨有庆成做。另外，杨有庆的儿子杨秀多年伴随其当差，杨有庆病故后，杨秀接替父亲在如意馆的职位，后成为如意馆的主力牙匠。杨秀在嘉庆二年(1797)曾有过成做犀角杯的记录，正所谓父子相传，因此可以说，杨有庆也是治犀能手。因此，此件仿尤通的西园雅集犀角杯为杨有庆成做的可能性极大。以时间看，成做此件犀角杯或许经年才成，杨有庆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病故，也许与雕刻此犀角杯劳累过度有关。
　　另外，北京故宫收藏的一件犀角雕云龙纹杯也可能是乾隆皇帝的珍爱之物。这件云龙纹杯高21.3厘米，最大口径19.5厘米，足径7.3厘米。其角质色如蒸栗，雕刻细腻浑朴，光泽晶莹润泽。杯内外通体饰云纹，云气舒卷自如，云中九龙盘旋掩映，宛转生动，宛然一片龙腾云涌的壮观景象。此杯雕工绝佳，打磨精细，非顶尖高手不能为之。以其他云龙杯视之，无出其右者。乾隆皇帝曾有《题云龙犀角杯》诗云：“犀角兴明代，精传无锡尤。已教沏轮辂，未免费雕锼。命匠敦淳朴，作杯斥巧浮。云龙述经义，杂说与韩侔。”也许说得正是此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