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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盛夏，32支国家足球队在俄罗斯平原上捉对厮杀，激战正酣。全球亿万球迷畅饮啤酒，或者竞猜胜负，几家欢喜几家愁;或者细数风流，胜者为王败者寇。当体育解说员和足球记者老生常谈地将绿茵场形容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时，他们可能都未曾去考虑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
用实验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斯蒂芬-平克的话说，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暴力水平最低的新时代。但是，与其说人类已经学会远离暴力，不如说人类学会了把暴力变成游戏和娱乐。当一个玩家在火爆网游《绝地求生：大逃杀》中高喊“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时，他“杀死”的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的死亡人数。当暴力变成游戏和娱乐，人类似乎从此失去了对于战争的古老兴趣。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前苏联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的名言：“你对战争没有兴趣，战争却对你有兴趣。”2400年前的希腊半岛用无数生命为这句至理名言做了最好的注释。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霸权之争
公元前404年3月的一天，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宣告结束。经过了27年时断时续胜负难料的艰苦麈战，古希腊世界的传统霸主斯巴达终于战胜了新兴帝国雅典。早在战争爆发前，斯巴达国王曾经预测，斯巴达人会将这场战争传给他们的儿子。他的这个预言成为现实，只是他不会想到，为了赢得战争，斯巴达人会和他们昔日的死敌波斯人结盟;他更不会想到，斯巴达人最终是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在一场海战中彻底击败了雅典。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前，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这场战争会如此漫长而残酷。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感慨万千地说：“战争是一個凶残的教师。”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呢？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半个世纪，希腊半岛上的众多城邦国家和强大的波斯帝国之间展开了两次激烈对抗，史称希波战争。希波战争不仅捍卫了希腊世界的独立和自由，也推动了新兴的雅典帝国迅猛崛起，希腊世界从此分裂成斯巴达和雅典两大阵营。斯巴达是老牌霸主，主宰着南方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联盟，拥有希腊最强大的陆军力量;雅典另辟蹊径，大力打造海军优势，在东部爱琴海上创建了提洛联盟。
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局势颇像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前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美国和前苏联联手组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击败了德、意、日的轴心国势力，可是硝烟尚未散尽，一道巨大的铁幕骤然落下，隔开了曾经并肩而战的盟友。笼罩在核战争可怕威胁之下的全世界不得不划分为两大阵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可是，两千年前古希腊世界没有足以毁灭地球的核武器，对峙双方不必担心对手选择同归于尽的自杀战略。
在希腊世界成百上千的城邦里，斯巴达和雅典如同光谱带上的红光和紫光。斯巴达由一些分散的村庄组成，称不上是一座城市，没有足够的公共设施和纪念性建筑;斯巴达人居住在村庄里，固守传统，生活朴素。斯巴达看上去是一个混合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兼而有之，但它的实际运作更像一个“寡头政体”，少数特权家族掌握了真正权力。斯巴达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制度是举国皆兵。整个国家就类似一部被军事操控的机器。所有的斯巴达男童在年少时就离家来到军营，过着集体生活，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等到成年以后，他们就成为职业军人。他们享用国家提供的公共午餐，以15人为单位进行分组，每天集体用餐。他们不用从事任何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也没有兴趣投身艺术事业。为了供养职业化的军队，斯巴达人强迫边区的居民提供商人和工匠，甚至还将征服地区的全体居民降为奴隶。这些奴隶不仅为斯巴达人提供廉价劳动力，还会沦为斯巴达人定期军训的屠杀猎物。
雅典和斯巴达截然相反。斯巴达人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征服者，雅典人却是阿提卡地区的土著。他们声称自己“在月亮诞生之前”就生活在这个地区了。雅典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国家。雅典的所有政策全都由公民大会决定。雅典的绝大多数政府职位都是由全体公民轮流抽签担任，最重要的职位是由选举产生的十位将军，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但可以无限期地再次当选。即使这些领导人在作战时可以施行军法，但每年也必须接受至少十次的审查，若是受到指控，就会受到审判;如果被定罪，更会受到严惩。雅典的力量和繁荣主要依赖于海上力量，雅典海军保护着雅典商人，使他们在整个地中海乃至更远的地方经商致富。雅典人热衷于修建大型的公共建筑，他们喜欢演讲和辩论，他们沉迷于戏剧和雕塑。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都像是生活在遥遥相望的两座星球之上。但是，我们切勿轻信文化和政治的歧异是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根源说到底还是霸权之争。
《三十年合约》下的脆弱关系
公元前459年，斯巴达的两个盟邦科林斯和墨伽拉因为边界争端而发生了战争。面临败局的墨伽拉没有获得斯巴达的支持，失望之余，打算脱离斯巴达联盟，转而加入雅典阵营，条件是让雅典帮忙攻打科林斯。由于墨伽拉地势险要，处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提卡地区之间，而且还拥有重要港口，雄心勃勃的雅典看到了削弱斯巴达的大好机会。雅典明知此举可能会激怒科林斯和斯巴达，仍然孤注一掷地接纳了墨伽拉。持续15年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此爆发。战争的结局是，反复无常的墨伽拉又从雅典同盟中叛变，重新投入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怀抱。然而当两大霸主的决战迫在眉睫之时，占据陆地优势的斯巴达人却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战斗，班师回朝。几个月后，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缔结了《三十年和约》（以下简称《合约》）。
遵照《和约》的规定，雅典人同意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土地，而斯巴达人事实上正式承认了雅典帝国的地位。这一纸和约正式将希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为了避免墨伽拉事件再次发生，《和约》还禁止任何一方的成员国改弦易辙择木而栖。条约还要求双方在未来发生纠纷时，接受有约束力的仲裁。《和约》反映了双方的共识：海军强国雅典无法在陆地上维持自己的胜利，陆军强国斯巴达在海上处于下风。因此，和平实际是两个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彼此妥协的结果。 但是，所有的“和约”都包含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和约》追求的长期和平始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少数派耿耿于怀。比如有的雅典人主张扬我国威开疆拓土，而有的斯巴达人也不甘心卧榻之旁有雅典酣睡。并且，双方的盟邦事实上也是各怀心思：斯巴达的一些盟邦害怕雅典人有领土扩张的野心;心知肚明的雅典人也担心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只是在等待时机重启战端。
当《和约》如愿以偿得到批准后，希腊世界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和平大有希望。谁也不会料到，发生在一个边缘国度的争吵竟然改变了和平进程。
一场“家庭小纠纷”引发的浩劫
公元前436年，在希腊半岛西北地区，一个叫埃比达姆诺斯的小城邦爆发了内战。贵族派联合外敌围攻城中的民主派。民主派向克基拉求援，遭到拒绝后转而向科林斯求援。这三座城邦之间的关系极为有趣。埃比达姆诺斯是克基拉人创建的殖民地，而克基拉又是科林斯人创建的殖民地。所以，科林斯是克基拉的母邦，而克基拉又是埃比达姆诺斯的母邦。打个比方，科林斯是外婆，克基拉是母亲，埃比达姆诺斯是女儿。现在的问题是——女儿有了麻烦求助母亲，可母亲生性怪癖，不愿帮忙，女儿只好向外婆求助。等到外婆打算出手，母亲叉横加阻拦，不允许外婆干预女儿的事情——结果，当母亲的克基拉和当外婆的科林斯在当女儿的埃比达姆诺斯兵刃相见。处于希腊世界偏远角落的一场“家庭小纠纷”酝酿出一场大危机，并逐渐开始威胁到整个希腊世界的稳定。
由于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成员，克基拉很快意识到自己势单力孤，决心向雅典求援。然而，克基拉使者的求援任务也很艰巨，毕竟他们和雅典之前天各一方，风马牛不相及——雅典凭什么会与克基拉结盟呢？如果与克基拉结盟，雅典就至少需要与科林斯交战，还可能与整个伯罗奔尼撒联盟交恶。能言善辩的克基拉使者抓住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他们提醒雅典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为斯巴达人害怕雅典的扩张，所以渴望战争;而科林斯人是雅典的死对头，他们会竭尽全力地鼓动斯巴达人反击雅典。雅典、科林斯和克基拉都擁有实力雄厚的舰队。如果雅典拒绝支援克基拉，科林斯就可能吞并克基拉，建立一支足以挑战雅典的强大舰队;如果雅典愿意接受克基拉，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对付科林斯和伯罗奔尼撒联盟。
克基拉给希望维持和平的雅典人出了一个独特的难题。雅典的公民大会不得不两次开会讨论是否与克基拉结盟的问题。第一天开会，大家的意见倾向于拒绝与克基拉结盟。第二天，大家叉支持一个新的计划：不与克基拉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而是仅缔结防御性同盟。这是希腊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同盟关系。雅典人的最终决定说明，他们相信与伯罗奔尼撒人迟早必有一战。但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积极备战，而是通过威慑防止战争。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要么拒绝克基拉人，那么克基拉舰队有可能落入伯罗奔尼撒联盟之手;要么与克基拉缔结攻守同盟，那么可能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雅典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选择中间道路。他们将保护克基拉落入敌人手中，但绝不支持克基拉发动进攻，从而避免出现对抗升级。
与此同时，雅典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他们向爱琴海北部的城市波提狄亚发出了最后通牒。波提狄亚是雅典同盟的成员，但也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并且与其母邦的关系十分紧密。雅典人决定先发制人，命令波提狄亚人拆毁其面向大海的城墙，送走科林斯每年派来的行政长官，并向雅典交出一定数量的人质。为了继续打击科林斯，雅典还对科林斯“曾经的敌人现在的积极支持者”墨伽拉采取了经济禁运措施。雅典人希望杀鸡做猴，警告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其他国家不要试图加入到这场冲突中。只要没有足够多的盟邦卷入冲突，斯巴达可能会继续袖手旁观。
雅典的“最低限度威慑”政策看上去万无一失，他们希望凭借自己的军事和商业优势对科林斯实施精准打击，一方面令科林斯人可以知难而退，另一方面尽量避免刺激斯巴达人。但是，备感挫折的科林斯人反而更加恼火，下定决心要把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拖进战争。正是在科林斯、墨伽拉的强烈要求下，处于观望之中的斯巴达召开了公民大会，邀请所有对雅典有怨言的盟邦到会畅所欲言。科林斯人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发言。他们威胁说，斯巴达人必须援助波提狄亚和科林斯的其他盟邦，并入侵阿提卡（雅典所在地区），否则斯巴达人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将他们出卖给最凶残的敌人，这会让其余的人转投其他联盟。尽管斯巴达国王希望安抚斯巴达人的激动情绪，但是科林斯人还是成功地唤起了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敌视。一位好战的斯巴达监察官说：“斯巴达人，用无损于斯巴达荣耀的方式，投票支持战争吧！不要让雅典人发展得更加强大，不要背叛你们的盟友！让我们在诸神佑助下，出征讨伐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最后，公民大会的表决结果是，多数人认为雅典人违背了和约，在此后的联盟会议上，大多数盟邦正式投票支持战争。
希腊城邦时代泯灭之路
尽管如此，斯巴达人和他们的盟邦并没有立刻发动战争。他们派了三个使团去雅典，既有宣战的意味，也有和谈的暗示。斯巴达人的谈判底线是雅典立刻解除对墨伽拉的经济禁运。雅典人的回应是，如果斯巴达人按照《和约》的要求接受仲裁，放弃单方面武力威胁的粗暴做法，那么雅典将乐意就任何具体问题做出让步。雅典领袖伯里克利解释得很清楚，斯巴达人希望用战争，而不是磋商来解决纠纷，只有断然拒绝他们的种种要求，才能让他们明白，雅典与斯巴达的地位是平等的。一旦现在雅典不愿意为墨伽拉禁运这样的小事抗争，那么看似无足轻重的一次让步只会等来下一次更大的让步。
所有争取和平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后，战斗终于在公元前431年3月打响。修昔底德详细记录了这场战争，深刻揭示了主宰国际关系的三大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曾经说过，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直至今天，许多人还自以为是地相信，所有的国际关系根本上都仅仅是利益关系;但是，真实的国际关系远远比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因为每个国家还有各自深藏的恐惧和渴求的荣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斯巴达和雅典各自的恐惧和荣耀。事实上，如果国际关系仅仅是利益关系，斯巴达和雅典相互妥协维持和平才是最符合各自利益的选择。然而正是恐惧和荣耀令两国都低估了战争的风险。
斯巴达人相信，凭借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地表最强”陆军，自己只需要在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入侵阿提卡，雅典人要么选择屈服，要么选择战败;不管怎样，战争一定很短暂，斯巴达必胜。雅典人也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们知道，伯罗奔尼撒人缺乏足够的资源，因此无力发动能够对雅典帝国构成危险的那种大规模长期战争;雅典人可以凭借海上的绝对优势和丰富的国库收入拖垮斯巴达，只需要熬过三个作战季节，就能逼迫他们回到谈判桌上。双方都没能预测出这场战争竟然会经历了两代人。
更糟糕的是，回溯历史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徒劳无功的战争。30年后，雅典卷土重来，从斯巴达手中夺回失落已久的海上霸权。随后，不可一世的斯巴达却在一场关键战役中输给了新兴霸主底比斯，从此沦为边缘国家。又过了30年，曾经是底比斯人质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统治了全希腊。希腊人始终无法建立一种超越各城邦的体制，来设法平衡各强权之间的利益，并限制诉诸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未来并不属于辉煌一时的希腊城邦，而是属于像马其顿王国那样的中央集权的世界性帝国。
两千多年后，回首往事如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许我们能够从战争这个凶残的教师那里学到的第一堂课是：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刻，选择和平其实比选择战争更加艰难。
用实验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斯蒂芬-平克的话说，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暴力水平最低的新时代。但是，与其说人类已经学会远离暴力，不如说人类学会了把暴力变成游戏和娱乐。当一个玩家在火爆网游《绝地求生：大逃杀》中高喊“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时，他“杀死”的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的死亡人数。当暴力变成游戏和娱乐，人类似乎从此失去了对于战争的古老兴趣。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前苏联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的名言：“你对战争没有兴趣，战争却对你有兴趣。”2400年前的希腊半岛用无数生命为这句至理名言做了最好的注释。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霸权之争
公元前404年3月的一天，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宣告结束。经过了27年时断时续胜负难料的艰苦麈战，古希腊世界的传统霸主斯巴达终于战胜了新兴帝国雅典。早在战争爆发前，斯巴达国王曾经预测，斯巴达人会将这场战争传给他们的儿子。他的这个预言成为现实，只是他不会想到，为了赢得战争，斯巴达人会和他们昔日的死敌波斯人结盟;他更不会想到，斯巴达人最终是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在一场海战中彻底击败了雅典。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前，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这场战争会如此漫长而残酷。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感慨万千地说：“战争是一個凶残的教师。”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呢？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半个世纪，希腊半岛上的众多城邦国家和强大的波斯帝国之间展开了两次激烈对抗，史称希波战争。希波战争不仅捍卫了希腊世界的独立和自由，也推动了新兴的雅典帝国迅猛崛起，希腊世界从此分裂成斯巴达和雅典两大阵营。斯巴达是老牌霸主，主宰着南方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联盟，拥有希腊最强大的陆军力量;雅典另辟蹊径，大力打造海军优势，在东部爱琴海上创建了提洛联盟。
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局势颇像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前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美国和前苏联联手组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击败了德、意、日的轴心国势力，可是硝烟尚未散尽，一道巨大的铁幕骤然落下，隔开了曾经并肩而战的盟友。笼罩在核战争可怕威胁之下的全世界不得不划分为两大阵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可是，两千年前古希腊世界没有足以毁灭地球的核武器，对峙双方不必担心对手选择同归于尽的自杀战略。
在希腊世界成百上千的城邦里，斯巴达和雅典如同光谱带上的红光和紫光。斯巴达由一些分散的村庄组成，称不上是一座城市，没有足够的公共设施和纪念性建筑;斯巴达人居住在村庄里，固守传统，生活朴素。斯巴达看上去是一个混合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兼而有之，但它的实际运作更像一个“寡头政体”，少数特权家族掌握了真正权力。斯巴达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制度是举国皆兵。整个国家就类似一部被军事操控的机器。所有的斯巴达男童在年少时就离家来到军营，过着集体生活，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等到成年以后，他们就成为职业军人。他们享用国家提供的公共午餐，以15人为单位进行分组，每天集体用餐。他们不用从事任何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也没有兴趣投身艺术事业。为了供养职业化的军队，斯巴达人强迫边区的居民提供商人和工匠，甚至还将征服地区的全体居民降为奴隶。这些奴隶不仅为斯巴达人提供廉价劳动力，还会沦为斯巴达人定期军训的屠杀猎物。
雅典和斯巴达截然相反。斯巴达人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征服者，雅典人却是阿提卡地区的土著。他们声称自己“在月亮诞生之前”就生活在这个地区了。雅典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国家。雅典的所有政策全都由公民大会决定。雅典的绝大多数政府职位都是由全体公民轮流抽签担任，最重要的职位是由选举产生的十位将军，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但可以无限期地再次当选。即使这些领导人在作战时可以施行军法，但每年也必须接受至少十次的审查，若是受到指控，就会受到审判;如果被定罪，更会受到严惩。雅典的力量和繁荣主要依赖于海上力量，雅典海军保护着雅典商人，使他们在整个地中海乃至更远的地方经商致富。雅典人热衷于修建大型的公共建筑，他们喜欢演讲和辩论，他们沉迷于戏剧和雕塑。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都像是生活在遥遥相望的两座星球之上。但是，我们切勿轻信文化和政治的歧异是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根源说到底还是霸权之争。
《三十年合约》下的脆弱关系
公元前459年，斯巴达的两个盟邦科林斯和墨伽拉因为边界争端而发生了战争。面临败局的墨伽拉没有获得斯巴达的支持，失望之余，打算脱离斯巴达联盟，转而加入雅典阵营，条件是让雅典帮忙攻打科林斯。由于墨伽拉地势险要，处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提卡地区之间，而且还拥有重要港口，雄心勃勃的雅典看到了削弱斯巴达的大好机会。雅典明知此举可能会激怒科林斯和斯巴达，仍然孤注一掷地接纳了墨伽拉。持续15年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此爆发。战争的结局是，反复无常的墨伽拉又从雅典同盟中叛变，重新投入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怀抱。然而当两大霸主的决战迫在眉睫之时，占据陆地优势的斯巴达人却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战斗，班师回朝。几个月后，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缔结了《三十年和约》（以下简称《合约》）。
遵照《和约》的规定，雅典人同意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土地，而斯巴达人事实上正式承认了雅典帝国的地位。这一纸和约正式将希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为了避免墨伽拉事件再次发生，《和约》还禁止任何一方的成员国改弦易辙择木而栖。条约还要求双方在未来发生纠纷时，接受有约束力的仲裁。《和约》反映了双方的共识：海军强国雅典无法在陆地上维持自己的胜利，陆军强国斯巴达在海上处于下风。因此，和平实际是两个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彼此妥协的结果。 但是，所有的“和约”都包含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和约》追求的长期和平始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少数派耿耿于怀。比如有的雅典人主张扬我国威开疆拓土，而有的斯巴达人也不甘心卧榻之旁有雅典酣睡。并且，双方的盟邦事实上也是各怀心思：斯巴达的一些盟邦害怕雅典人有领土扩张的野心;心知肚明的雅典人也担心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只是在等待时机重启战端。
当《和约》如愿以偿得到批准后，希腊世界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和平大有希望。谁也不会料到，发生在一个边缘国度的争吵竟然改变了和平进程。
一场“家庭小纠纷”引发的浩劫
公元前436年，在希腊半岛西北地区，一个叫埃比达姆诺斯的小城邦爆发了内战。贵族派联合外敌围攻城中的民主派。民主派向克基拉求援，遭到拒绝后转而向科林斯求援。这三座城邦之间的关系极为有趣。埃比达姆诺斯是克基拉人创建的殖民地，而克基拉又是科林斯人创建的殖民地。所以，科林斯是克基拉的母邦，而克基拉又是埃比达姆诺斯的母邦。打个比方，科林斯是外婆，克基拉是母亲，埃比达姆诺斯是女儿。现在的问题是——女儿有了麻烦求助母亲，可母亲生性怪癖，不愿帮忙，女儿只好向外婆求助。等到外婆打算出手，母亲叉横加阻拦，不允许外婆干预女儿的事情——结果，当母亲的克基拉和当外婆的科林斯在当女儿的埃比达姆诺斯兵刃相见。处于希腊世界偏远角落的一场“家庭小纠纷”酝酿出一场大危机，并逐渐开始威胁到整个希腊世界的稳定。
由于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成员，克基拉很快意识到自己势单力孤，决心向雅典求援。然而，克基拉使者的求援任务也很艰巨，毕竟他们和雅典之前天各一方，风马牛不相及——雅典凭什么会与克基拉结盟呢？如果与克基拉结盟，雅典就至少需要与科林斯交战，还可能与整个伯罗奔尼撒联盟交恶。能言善辩的克基拉使者抓住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他们提醒雅典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为斯巴达人害怕雅典的扩张，所以渴望战争;而科林斯人是雅典的死对头，他们会竭尽全力地鼓动斯巴达人反击雅典。雅典、科林斯和克基拉都擁有实力雄厚的舰队。如果雅典拒绝支援克基拉，科林斯就可能吞并克基拉，建立一支足以挑战雅典的强大舰队;如果雅典愿意接受克基拉，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对付科林斯和伯罗奔尼撒联盟。
克基拉给希望维持和平的雅典人出了一个独特的难题。雅典的公民大会不得不两次开会讨论是否与克基拉结盟的问题。第一天开会，大家的意见倾向于拒绝与克基拉结盟。第二天，大家叉支持一个新的计划：不与克基拉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而是仅缔结防御性同盟。这是希腊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同盟关系。雅典人的最终决定说明，他们相信与伯罗奔尼撒人迟早必有一战。但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积极备战，而是通过威慑防止战争。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要么拒绝克基拉人，那么克基拉舰队有可能落入伯罗奔尼撒联盟之手;要么与克基拉缔结攻守同盟，那么可能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雅典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选择中间道路。他们将保护克基拉落入敌人手中，但绝不支持克基拉发动进攻，从而避免出现对抗升级。
与此同时，雅典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他们向爱琴海北部的城市波提狄亚发出了最后通牒。波提狄亚是雅典同盟的成员，但也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并且与其母邦的关系十分紧密。雅典人决定先发制人，命令波提狄亚人拆毁其面向大海的城墙，送走科林斯每年派来的行政长官，并向雅典交出一定数量的人质。为了继续打击科林斯，雅典还对科林斯“曾经的敌人现在的积极支持者”墨伽拉采取了经济禁运措施。雅典人希望杀鸡做猴，警告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其他国家不要试图加入到这场冲突中。只要没有足够多的盟邦卷入冲突，斯巴达可能会继续袖手旁观。
雅典的“最低限度威慑”政策看上去万无一失，他们希望凭借自己的军事和商业优势对科林斯实施精准打击，一方面令科林斯人可以知难而退，另一方面尽量避免刺激斯巴达人。但是，备感挫折的科林斯人反而更加恼火，下定决心要把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拖进战争。正是在科林斯、墨伽拉的强烈要求下，处于观望之中的斯巴达召开了公民大会，邀请所有对雅典有怨言的盟邦到会畅所欲言。科林斯人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发言。他们威胁说，斯巴达人必须援助波提狄亚和科林斯的其他盟邦，并入侵阿提卡（雅典所在地区），否则斯巴达人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将他们出卖给最凶残的敌人，这会让其余的人转投其他联盟。尽管斯巴达国王希望安抚斯巴达人的激动情绪，但是科林斯人还是成功地唤起了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敌视。一位好战的斯巴达监察官说：“斯巴达人，用无损于斯巴达荣耀的方式，投票支持战争吧！不要让雅典人发展得更加强大，不要背叛你们的盟友！让我们在诸神佑助下，出征讨伐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最后，公民大会的表决结果是，多数人认为雅典人违背了和约，在此后的联盟会议上，大多数盟邦正式投票支持战争。
希腊城邦时代泯灭之路
尽管如此，斯巴达人和他们的盟邦并没有立刻发动战争。他们派了三个使团去雅典，既有宣战的意味，也有和谈的暗示。斯巴达人的谈判底线是雅典立刻解除对墨伽拉的经济禁运。雅典人的回应是，如果斯巴达人按照《和约》的要求接受仲裁，放弃单方面武力威胁的粗暴做法，那么雅典将乐意就任何具体问题做出让步。雅典领袖伯里克利解释得很清楚，斯巴达人希望用战争，而不是磋商来解决纠纷，只有断然拒绝他们的种种要求，才能让他们明白，雅典与斯巴达的地位是平等的。一旦现在雅典不愿意为墨伽拉禁运这样的小事抗争，那么看似无足轻重的一次让步只会等来下一次更大的让步。
所有争取和平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后，战斗终于在公元前431年3月打响。修昔底德详细记录了这场战争，深刻揭示了主宰国际关系的三大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曾经说过，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直至今天，许多人还自以为是地相信，所有的国际关系根本上都仅仅是利益关系;但是，真实的国际关系远远比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因为每个国家还有各自深藏的恐惧和渴求的荣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斯巴达和雅典各自的恐惧和荣耀。事实上，如果国际关系仅仅是利益关系，斯巴达和雅典相互妥协维持和平才是最符合各自利益的选择。然而正是恐惧和荣耀令两国都低估了战争的风险。
斯巴达人相信，凭借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地表最强”陆军，自己只需要在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入侵阿提卡，雅典人要么选择屈服，要么选择战败;不管怎样，战争一定很短暂，斯巴达必胜。雅典人也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们知道，伯罗奔尼撒人缺乏足够的资源，因此无力发动能够对雅典帝国构成危险的那种大规模长期战争;雅典人可以凭借海上的绝对优势和丰富的国库收入拖垮斯巴达，只需要熬过三个作战季节，就能逼迫他们回到谈判桌上。双方都没能预测出这场战争竟然会经历了两代人。
更糟糕的是，回溯历史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徒劳无功的战争。30年后，雅典卷土重来，从斯巴达手中夺回失落已久的海上霸权。随后，不可一世的斯巴达却在一场关键战役中输给了新兴霸主底比斯，从此沦为边缘国家。又过了30年，曾经是底比斯人质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统治了全希腊。希腊人始终无法建立一种超越各城邦的体制，来设法平衡各强权之间的利益，并限制诉诸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未来并不属于辉煌一时的希腊城邦，而是属于像马其顿王国那样的中央集权的世界性帝国。
两千多年后，回首往事如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许我们能够从战争这个凶残的教师那里学到的第一堂课是：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刻，选择和平其实比选择战争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