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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漱溟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对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轨给以独到见解。他的文化观为深刻理解儒学的精神内涵、思考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的理路和启示，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漱溟 传统文化 现代化
在秩序危机与意义危机下的文化回应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西方文化触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空前危机，传统政治秩序的主导地位及儒家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受到猛烈冲击。中国社会由固步自封的传统形态被迫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在面临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应向何处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的主要内容之一。
为了寻求国家的自强图存，在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的文化心态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地思考着、探索着，希望重建中国社会秩序与意义世界来回应这一危机，寻求一条能够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寻求两种文化的优劣长短，试图在比较中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梁漱溟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热情，自觉地把受到西方文化而产生的文化危机意识转化成实现儒学复兴的内在动力，创造性地重新解释儒学经典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标志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形成。梁漱溟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并吸收外来文化，以此为基础创造新的文化，使“儒家人生”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得以消除而获得同步发展，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儒家人生”的“现代化”反思
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大讨论中，梁漱溟积极弘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归本于儒家特别是孔子的精神价值，提出了重新解释和估价传统。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无须抛弃自己的根本精神，深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理想是有其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对于世界文化是有普遍意义的。“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在于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自我改造，这不仅是中国民族与文化自救的真正出路，同时也是中国人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①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其实质是要胜于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贡献了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贡献了道德与伦理。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以孔子为代表人物，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以“调和”、“直觉”见长，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以人对自然界的征服见长，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不提倡要求物质享乐，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
梁漱溟肯定“儒家人生”态度中一些积极的因素，但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缺陷，并导致了近代的危机。传统文化重视道德和人文，轻视知识和自然，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向外控制自然的“求真”，而中国文化是向内控制自我的“至善”，使科学精神缺乏植根的文化土壤。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新的转换，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民族文化的精髓，批判封建主义人生观和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等思想。梁漱溟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发展中国文化结合起来。
授西与儒，探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在文化比较研究上，梁漱溟把中国文化以平等的姿态纳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强调在人类整体文化的高度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地探讨，从人类不同时期所对待的问题出发对两种文化加以表述，去评价文化的优劣。梁漱溟“没有陷入狭隘的中西文化的优劣的争执，……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巧妙地暗示出东方的人生态度要比西方人生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②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具民族特色，他指出中西文化只存在时间上的“适”与“不适”并为其在文化总关系中求一个适当的位置。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有其长处的，西方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时是一种强势文化，是胜于中国文化的，并希望能够从中西文化调和的角度，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③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缺失的。“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④
文化的终极关怀。探索“儒家人生”与“现代化”的统一，是梁漱溟文化哲学探索的核心思想，揭示了人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梁漱溟将“意欲”作为人类精神的根本，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洞见和对世界文化的考察，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及“文化三路向”说，并归纳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将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与中国文化的现实和发展联结起来。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在文化，提出以儒学传统的人文价值制衡现代化，“梁漱溟归宗儒学的价值体系，不仅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在许多人对民族能否生存缺乏信心时去寻求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想家要在为道德颓废、感情疏离所搅乱的当代社会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⑤他不仅深切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个时代重大主题，还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触及到世界文化和人类发展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命题。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⑥他认为意欲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路向，最终构成了人类不同的文化型态，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第一路向的是西方文化，体现“努力向前要求”，是设法满足要求的文化，偏重解决人对物的问题；第二路向的是中国文化，体现“调整和中庸”，是随遇而安的文化，偏重于解决人对人的问题；第三路向的是印度文化，体现“反身向后要求”，是遇到问题掉头向后，是禁欲的文化，偏重解决人对生命的问题。梁漱溟三种文化路向解决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以及人自身生命。 西方近百年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胜利征服，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物质充裕实现以后，征服自然界的文化便不能用在人与人之间，人生的第一路向也便走到了尽头。梁漱溟预测了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西方文化虽辉煌一时，他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现代启示
梁漱溟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他立足于本土文化的长处并会通中西，以谋求儒学现代转换，开启了现代新儒家学说。他坚决维护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对西方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为深刻理解儒学的精神内涵、思考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启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有借鉴意义。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西方文化为标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全盘西化”的思潮蔓延，反传统浪潮汹涌激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梁漱溟独辟蹊径，冲破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开辟了中西文化研究的新道路。他分析了文化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进行了历史反思，他认为传统并不是全部有驳于现代化，要批判的继承和发扬。通过“援西学入儒”，复兴儒学为宗旨，探寻儒学真义，创造性地诠释了儒学，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保存中国的文化本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缓解了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民族精神失落的危机，尝试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
梁漱溟主张在旧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保持传统与现代的血脉关系。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坚持中国特色，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民族复古主义，还要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光明前景，引发对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和文化观念进行思考，增强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东北林业大学校内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②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上海：胜利出版社，1945年，第12页。
③⑥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3页，第353页。
④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⑤[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责编/韩露（实习）
【关键词】梁漱溟 传统文化 现代化
在秩序危机与意义危机下的文化回应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西方文化触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空前危机，传统政治秩序的主导地位及儒家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受到猛烈冲击。中国社会由固步自封的传统形态被迫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在面临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应向何处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的主要内容之一。
为了寻求国家的自强图存，在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的文化心态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地思考着、探索着，希望重建中国社会秩序与意义世界来回应这一危机，寻求一条能够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寻求两种文化的优劣长短，试图在比较中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梁漱溟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热情，自觉地把受到西方文化而产生的文化危机意识转化成实现儒学复兴的内在动力，创造性地重新解释儒学经典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标志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形成。梁漱溟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并吸收外来文化，以此为基础创造新的文化，使“儒家人生”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得以消除而获得同步发展，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儒家人生”的“现代化”反思
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大讨论中，梁漱溟积极弘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归本于儒家特别是孔子的精神价值，提出了重新解释和估价传统。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无须抛弃自己的根本精神，深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理想是有其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对于世界文化是有普遍意义的。“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在于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自我改造，这不仅是中国民族与文化自救的真正出路，同时也是中国人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①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其实质是要胜于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贡献了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贡献了道德与伦理。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以孔子为代表人物，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以“调和”、“直觉”见长，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以人对自然界的征服见长，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不提倡要求物质享乐，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
梁漱溟肯定“儒家人生”态度中一些积极的因素，但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缺陷，并导致了近代的危机。传统文化重视道德和人文，轻视知识和自然，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向外控制自然的“求真”，而中国文化是向内控制自我的“至善”，使科学精神缺乏植根的文化土壤。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新的转换，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民族文化的精髓，批判封建主义人生观和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等思想。梁漱溟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发展中国文化结合起来。
授西与儒，探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在文化比较研究上，梁漱溟把中国文化以平等的姿态纳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强调在人类整体文化的高度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地探讨，从人类不同时期所对待的问题出发对两种文化加以表述，去评价文化的优劣。梁漱溟“没有陷入狭隘的中西文化的优劣的争执，……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巧妙地暗示出东方的人生态度要比西方人生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②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具民族特色，他指出中西文化只存在时间上的“适”与“不适”并为其在文化总关系中求一个适当的位置。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有其长处的，西方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时是一种强势文化，是胜于中国文化的，并希望能够从中西文化调和的角度，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③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缺失的。“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④
文化的终极关怀。探索“儒家人生”与“现代化”的统一，是梁漱溟文化哲学探索的核心思想，揭示了人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梁漱溟将“意欲”作为人类精神的根本，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洞见和对世界文化的考察，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及“文化三路向”说，并归纳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将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与中国文化的现实和发展联结起来。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在文化，提出以儒学传统的人文价值制衡现代化，“梁漱溟归宗儒学的价值体系，不仅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在许多人对民族能否生存缺乏信心时去寻求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想家要在为道德颓废、感情疏离所搅乱的当代社会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⑤他不仅深切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个时代重大主题，还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触及到世界文化和人类发展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命题。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⑥他认为意欲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路向，最终构成了人类不同的文化型态，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第一路向的是西方文化，体现“努力向前要求”，是设法满足要求的文化，偏重解决人对物的问题；第二路向的是中国文化，体现“调整和中庸”，是随遇而安的文化，偏重于解决人对人的问题；第三路向的是印度文化，体现“反身向后要求”，是遇到问题掉头向后，是禁欲的文化，偏重解决人对生命的问题。梁漱溟三种文化路向解决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以及人自身生命。 西方近百年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胜利征服，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物质充裕实现以后，征服自然界的文化便不能用在人与人之间，人生的第一路向也便走到了尽头。梁漱溟预测了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西方文化虽辉煌一时，他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现代启示
梁漱溟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他立足于本土文化的长处并会通中西，以谋求儒学现代转换，开启了现代新儒家学说。他坚决维护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对西方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为深刻理解儒学的精神内涵、思考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启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有借鉴意义。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西方文化为标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全盘西化”的思潮蔓延，反传统浪潮汹涌激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梁漱溟独辟蹊径，冲破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开辟了中西文化研究的新道路。他分析了文化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进行了历史反思，他认为传统并不是全部有驳于现代化，要批判的继承和发扬。通过“援西学入儒”，复兴儒学为宗旨，探寻儒学真义，创造性地诠释了儒学，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保存中国的文化本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缓解了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民族精神失落的危机，尝试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
梁漱溟主张在旧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保持传统与现代的血脉关系。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坚持中国特色，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民族复古主义，还要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光明前景，引发对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和文化观念进行思考，增强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东北林业大学校内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②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上海：胜利出版社，1945年，第12页。
③⑥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3页，第353页。
④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⑤[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责编/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