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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攻坚战中，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发挥了自身的社会动员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专业实践的短板。本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专业的短板进行梳理，继而针对性地提出未来社会工作专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工作;专業价值;专业短板;发展建议
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它注定要作为一个重大里程碑载入史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巨大考验。在这次“大考”中，社会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斗争实践中，发挥了自身的社会动员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专业实践的短板。大难当头需要全神贯注做事务，大难过后需要及时自省自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此意义上，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为社会工作专业在社会政策、社区治理、跨专业合作、微观社会工作等多方面反思与成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此本文将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专业短板的梳理针对性地提出未来社会工作专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发展建议。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的“失灵”
在这次的疫情攻坚战中，在最基层的社区治理层面，传统的群众自治组织及行政化的工作方式依旧占主导地位。客观对比之下，社会组织的独立响应与有效组织协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在内的很多社会组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在宏观组织上，不同性质的社会工作组织角色定位不清、介入时机和行动范畴模糊以及组织间的合作机制缺乏等;在微观服务上，一线社工面对疫情也存在实践困惑，不知道如何去回应突发的问题，不清楚哪些是合理有效的服务[2]。
首先在前期防控阶段，社工自身公共卫生知识储备不足，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与一般群众相近，其辟谣、教育宣传能力受限，暴露社会工作者健康知识方面的薄弱与滞后。其次在中期，作为情绪疏导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辅助作用发挥不足。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攻坚战中，基层公共治理场域中不仅有社会工作者的在场，还包括社区基层组织与社区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等社区内外的多元主体。除社会工作者外，社会内外的其他主体更多的是沿用原来的工作习惯和方式在组织疫情防控工作，达到了严防严控的组织效果，但是在防控的过程中对于如何提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家庭关爱、邻里互助、人际互动及社区服务等专业化程度相对更个性化的工作内容普遍比较薄弱。这本应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主导，进而从整体上来协助社区工作者、（村）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但是由于进场身份缺失，社工的专业辅助作用发挥有限。另外作为资源链接者，大部分社会工作者沿袭传统资源链接路径，往往倚重社工自身的人格魅力与资源存量。当接受到求助时，社工依靠个人去“找”资源，社会工作本身并没有建立起足够庞大的资源链接平台以保证每一个社工的资源链接效用得到充分发挥。即便社会工作者身处公共慈善组织，在疫情期间具有充足的资源流入，但是目前社会工作者“项目管理者”的专业功能发挥不足，没有制定高效严密的资源配置体系，导致慈善组织呈现只会募集却不会分配的困境，导致慈善公益组织备受质疑。
社会工作的“失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强行政化的应急管理体制和基层工作方式有关。国家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体制外的力量介入较少。而在面对特别重大的公共突发事件，尤其是发生概率极低、传染性又极高的重大疫情时，既有的应急管理体系架构和能力应对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却也很难实质性松绑分流，这一体制性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一些专业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的发挥[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者不是最重要的救援力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角色参与防疫实践。在强势的行政管控的框架下，社工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与合法化的介入途径，社会工作者取得入场身份不易，社会工作者更多地作为协调者、辅助者的角色，其领导力的发挥空间被限制。并且在管控群众的主基调下，社工的专业性和职业性表达存在困难。同时也与本次突发事件的性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个兼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并且社会属性超越自然属性的大灾害。介入“治疗现场”为医护人员的专业领域，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是被限制的。同时疫情在爆发后，使社会工作的助人活动处于一种非常态的情境之中，社会工作者即使要参与其中去从事专业服务，其首先就要集中地遭受到一种特殊的“情境挑战”，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突发性、不确认性和复杂性[1]，对于接受常态化训练的社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专业挑战。
二、结语
社会工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介入具有其特殊的价值，根据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服务理念，在不同阶段采取具有差异性的介入逻辑与干预策略。但是由于强行政化的应急管理体制和基层工作方式以及突发事件的多变性，社会工作者独立响应与有效组织协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有限，社会工作专业存在发挥“失灵”现象，前期社工自身公共卫生知识储备不足辟谣、教育宣传能力受限;中期，作为情绪疏导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辅助作用发挥不足，后期作为资源链接者存在资源链接上的局限性与项目管理能力的滞后性的问题。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表现与短板，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统筹协调的灾害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培养一支能够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效嵌入的灾害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队伍，将社会工作纳入到疫情防控及之后的社会重建体系之中;其二为开发社会工作的专业潜力，提升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能力，做到“社工+”的有机结合，走“互嵌式”的发展道路;其三为探索线上网络服务实践，开辟社会工作服务新路径。机制、协作力量、互联网+三管齐下，以期达到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能力，释放社会工作专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优势动能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文军，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工作的可为与不可为[J]，社会工作，2020.
[2]方琦、范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的实践机制_结构性组织与阶段性服务[J]，社会工作，2020.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工作;专業价值;专业短板;发展建议
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它注定要作为一个重大里程碑载入史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巨大考验。在这次“大考”中，社会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斗争实践中，发挥了自身的社会动员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专业实践的短板。大难当头需要全神贯注做事务，大难过后需要及时自省自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此意义上，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为社会工作专业在社会政策、社区治理、跨专业合作、微观社会工作等多方面反思与成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此本文将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专业短板的梳理针对性地提出未来社会工作专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发展建议。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的“失灵”
在这次的疫情攻坚战中，在最基层的社区治理层面，传统的群众自治组织及行政化的工作方式依旧占主导地位。客观对比之下，社会组织的独立响应与有效组织协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在内的很多社会组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在宏观组织上，不同性质的社会工作组织角色定位不清、介入时机和行动范畴模糊以及组织间的合作机制缺乏等;在微观服务上，一线社工面对疫情也存在实践困惑，不知道如何去回应突发的问题，不清楚哪些是合理有效的服务[2]。
首先在前期防控阶段，社工自身公共卫生知识储备不足，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与一般群众相近，其辟谣、教育宣传能力受限，暴露社会工作者健康知识方面的薄弱与滞后。其次在中期，作为情绪疏导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辅助作用发挥不足。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攻坚战中，基层公共治理场域中不仅有社会工作者的在场，还包括社区基层组织与社区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等社区内外的多元主体。除社会工作者外，社会内外的其他主体更多的是沿用原来的工作习惯和方式在组织疫情防控工作，达到了严防严控的组织效果，但是在防控的过程中对于如何提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家庭关爱、邻里互助、人际互动及社区服务等专业化程度相对更个性化的工作内容普遍比较薄弱。这本应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主导，进而从整体上来协助社区工作者、（村）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但是由于进场身份缺失，社工的专业辅助作用发挥有限。另外作为资源链接者，大部分社会工作者沿袭传统资源链接路径，往往倚重社工自身的人格魅力与资源存量。当接受到求助时，社工依靠个人去“找”资源，社会工作本身并没有建立起足够庞大的资源链接平台以保证每一个社工的资源链接效用得到充分发挥。即便社会工作者身处公共慈善组织，在疫情期间具有充足的资源流入，但是目前社会工作者“项目管理者”的专业功能发挥不足，没有制定高效严密的资源配置体系，导致慈善组织呈现只会募集却不会分配的困境，导致慈善公益组织备受质疑。
社会工作的“失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强行政化的应急管理体制和基层工作方式有关。国家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体制外的力量介入较少。而在面对特别重大的公共突发事件，尤其是发生概率极低、传染性又极高的重大疫情时，既有的应急管理体系架构和能力应对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却也很难实质性松绑分流，这一体制性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一些专业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的发挥[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者不是最重要的救援力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角色参与防疫实践。在强势的行政管控的框架下，社工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与合法化的介入途径，社会工作者取得入场身份不易，社会工作者更多地作为协调者、辅助者的角色，其领导力的发挥空间被限制。并且在管控群众的主基调下，社工的专业性和职业性表达存在困难。同时也与本次突发事件的性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个兼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并且社会属性超越自然属性的大灾害。介入“治疗现场”为医护人员的专业领域，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是被限制的。同时疫情在爆发后，使社会工作的助人活动处于一种非常态的情境之中，社会工作者即使要参与其中去从事专业服务，其首先就要集中地遭受到一种特殊的“情境挑战”，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突发性、不确认性和复杂性[1]，对于接受常态化训练的社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专业挑战。
二、结语
社会工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介入具有其特殊的价值，根据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服务理念，在不同阶段采取具有差异性的介入逻辑与干预策略。但是由于强行政化的应急管理体制和基层工作方式以及突发事件的多变性，社会工作者独立响应与有效组织协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有限，社会工作专业存在发挥“失灵”现象，前期社工自身公共卫生知识储备不足辟谣、教育宣传能力受限;中期，作为情绪疏导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辅助作用发挥不足，后期作为资源链接者存在资源链接上的局限性与项目管理能力的滞后性的问题。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表现与短板，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统筹协调的灾害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培养一支能够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效嵌入的灾害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队伍，将社会工作纳入到疫情防控及之后的社会重建体系之中;其二为开发社会工作的专业潜力，提升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能力，做到“社工+”的有机结合，走“互嵌式”的发展道路;其三为探索线上网络服务实践，开辟社会工作服务新路径。机制、协作力量、互联网+三管齐下，以期达到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能力，释放社会工作专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优势动能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文军，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工作的可为与不可为[J]，社会工作，2020.
[2]方琦、范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的实践机制_结构性组织与阶段性服务[J]，社会工作，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