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无疑会对国企高管们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根本目的是转换企业机制，混合所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让职业经理人更加有土壤，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需要把他们特别是领军人物的个人前途、身家性命捆绑在任职的企业，国企高管们应顺势而为，坐等市场倒逼非理性选择。
　　《董事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但目前对“职业经理人”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你怎么看？
　　彭建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我觉得意义非常非常大。因为它有利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企业科学管理。你看，以前是政府管国企领导人的“帽子”，管企业就很容易，政企难分，如果市场化选用职业经理人，政府就不好直接管企业了，这有利于理顺法人治理结构，进而真正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职业经理人能促进企业管理专业化、科学化。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一个很好保证。
　　现在热议职业经理人，但什么叫职业经理人？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我觉得，职业经理人要符合四个“化”的要求：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契约化。职业化，就是当职业来做;专业化，在某些方面有专长，比如经营、管理;市场化，人才是市场化进退的，不再有行政级别;契约化，通过契约来约定你的权责利。此外，我认为职业经理人的范围要扩大，应该是广义的，除了企业管理层负责人外，董事也应该纳入职业经理人范畴，因为一方面企业决策与企业执行界限很难严格分开，大的执行包括很多小的决策，另一方面董事往往都由经理层发展选拔而来，所以，董事应该是更高级的职业经理人。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外部董事，必须走职业化的路子，应该主要由职业经理人担任。同时，我认为，目前组织部门任命的多数不是真正意义上职业经理人，但是这些企业高管可以通过培养发展、实践锻炼和体制改革实现身份转换。
　　《董事会》：国企分类管理后，职业经理人制度如何与党管干部原则更好地结合？
　　彭建国：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党管干部原则如何与市场化选聘人才有机结合，这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我认为：一是要明确出资人和董事会的关系，明确哪些人由出资人管，如出资人管理董事，董事会管理经理层;二是党的组织部门管企业党委会，我感觉最好是企业党的领导干部与董事、监事交叉任职，董事长最好兼任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兼任企业监事;三是经理层由企业董事会按照程序进行市场化选聘。
　　《董事会》：你的意思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不是不要参照国有企业管理了？
　　彭建国：混合的根本目的是转换企业机制。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机制不活，尽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为什么一直难以真正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产权多元化的问题。国有独资企业、单一产权结构，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分工制衡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这是国有企业混改的根本出发点。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一定要有别于国有独资企业。但是，说混合所有制企业，不管混合比例占多少，都完全不按国有企业来管理，这个观点也是绝对不行的。关键要看国资持股的比例。如果绝对控股50%以上的，当然应该参照国有企业管理。相对控股的，就不能完全按国有企业管理了。参股的，应该完全是股权管理。同时，对于不同领域的企业，管理也应有所区别。
　　混合所有制企业，出资人管不管总经理？有些人说可以试验，不管。但出资人必须管董事，总经理一般是董事，因此以后还是要管的，除非总经理不是董事。
　　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使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作用有更加深厚的土壤。
　　《董事会》：绿地集团的混改一直受到业内关注。公司负责人张玉良说，自己已经不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序列里，“以前是向上级领导负责，现在除继续向上级负责外，还需要向全体股东负责，也是对我自己的投资负责”，这种身份转换的现象，未来会不会成为潮流？
　　彭建国：虽然张玉良只是小股东，但他已经不是打工仔了，他的身家性命拴在绿地了，会全心全意把这个企业当作事业来干，这样企业才能干得好。所以说，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需要通过员工持股的办法把他们特别是领军人物的个人前途、身家性命捆绑在任职的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领军人物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其实，按照国企市场化改革的趋势来说，张玉良这种现象将来应该是会很普遍的。为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作为理性人，一定是按利益最大化来决策的。如果，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待遇包括薪酬和股权收入，利益比走官道大的话，他就不会在乎这个体制内的身份。以薪酬为例，这几年国资委管理的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平均年薪是六七十万，不算高。事实上，据我所知，很多国企领导私下说不想要这个身份——作为官员，收入不算高，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比如收入要申报。不要这个身份，觉得就没人管了、收入更多了。所以，只要自己有能力，他就会主动转身做职业经理人。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类似张玉良这样的主动转身会是个普遍现象。反过来说，这需要国企高管们认清趋势，主动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董事会》：确实，一些国企高管主动抓住了机遇，借助混改、员工持股等方式，释放出自己的能量，成为很有成就的职业经理人。
　　彭建国：搞员工持股，把自己和企业捆绑在一起了，这确实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一个可行的路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的员工持股嘛。允许员工持股，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紧密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国企的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想搞员工持股。但是，现在国企搞员工持股很敏感，关系到员工利益、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公平等。所以，员工持股方面，政策层面正在研究办法，比如说先搞负面清单，规范好程序和价格评估。员工持股必须规范进行，必须在国家层面首先有具体的政策规定和操作规程。
　　《董事会》：你的意思是职业经理人制度，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彭建国：我认为，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是一个大方向，同时有一个过程，一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包括大的体制、人才库建设、企业制度建设、人才本身的成长等方面。现在的挑战不少。比如，企业干部和政府官员之间按级别进行对调，今年10月就有一个市长调任央企董事长，都是副部级。所以，我总体上看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但是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
　　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实现时间是2020年。到2020年，职业经理人制度总体框架也应该基本建立起来。接下来，是以后的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我估计可能需要15年左右，不会长到20、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