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无疑会对国企高管们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根本目的是转换企业机制,混合所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让职业经理人更加有土壤,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需要把他们特别是领军人物的个人前途、身家性命捆绑在任职的企业,国企高管们应顺势而为,坐等市场倒逼非理性选择。
《董事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但目前对“职业经理人”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你怎么看?
彭建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我觉得意义非常非常大。因为它有利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企业科学管理。你看,以前是政府管国企领导人的“帽子”,管企业就很容易,政企难分,如果市场化选用职业经理人,政府就不好直接管企业了,这有利于理顺法人治理结构,进而真正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职业经理人能促进企业管理专业化、科学化。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一个很好保证。
现在热议职业经理人,但什么叫职业经理人?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我觉得,职业经理人要符合四个“化”的要求: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契约化。职业化,就是当职业来做;专业化,在某些方面有专长,比如经营、管理;市场化,人才是市场化进退的,不再有行政级别;契约化,通过契约来约定你的权责利。此外,我认为职业经理人的范围要扩大,应该是广义的,除了企业管理层负责人外,董事也应该纳入职业经理人范畴,因为一方面企业决策与企业执行界限很难严格分开,大的执行包括很多小的决策,另一方面董事往往都由经理层发展选拔而来,所以,董事应该是更高级的职业经理人。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外部董事,必须走职业化的路子,应该主要由职业经理人担任。同时,我认为,目前组织部门任命的多数不是真正意义上职业经理人,但是这些企业高管可以通过培养发展、实践锻炼和体制改革实现身份转换。
《董事会》:国企分类管理后,职业经理人制度如何与党管干部原则更好地结合?
彭建国: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党管干部原则如何与市场化选聘人才有机结合,这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我认为:一是要明确出资人和董事会的关系,明确哪些人由出资人管,如出资人管理董事,董事会管理经理层;二是党的组织部门管企业党委会,我感觉最好是企业党的领导干部与董事、监事交叉任职,董事长最好兼任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兼任企业监事;三是经理层由企业董事会按照程序进行市场化选聘。
《董事会》:你的意思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不是不要参照国有企业管理了?
彭建国:混合的根本目的是转换企业机制。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机制不活,尽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为什么一直难以真正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产权多元化的问题。国有独资企业、单一产权结构,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分工制衡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这是国有企业混改的根本出发点。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一定要有别于国有独资企业。但是,说混合所有制企业,不管混合比例占多少,都完全不按国有企业来管理,这个观点也是绝对不行的。关键要看国资持股的比例。如果绝对控股50%以上的,当然应该参照国有企业管理。相对控股的,就不能完全按国有企业管理了。参股的,应该完全是股权管理。同时,对于不同领域的企业,管理也应有所区别。
混合所有制企业,出资人管不管总经理?有些人说可以试验,不管。但出资人必须管董事,总经理一般是董事,因此以后还是要管的,除非总经理不是董事。
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使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作用有更加深厚的土壤。
《董事会》:绿地集团的混改一直受到业内关注。公司负责人张玉良说,自己已经不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序列里,“以前是向上级领导负责,现在除继续向上级负责外,还需要向全体股东负责,也是对我自己的投资负责”,这种身份转换的现象,未来会不会成为潮流?
彭建国:虽然张玉良只是小股东,但他已经不是打工仔了,他的身家性命拴在绿地了,会全心全意把这个企业当作事业来干,这样企业才能干得好。所以说,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需要通过员工持股的办法把他们特别是领军人物的个人前途、身家性命捆绑在任职的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领军人物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其实,按照国企市场化改革的趋势来说,张玉良这种现象将来应该是会很普遍的。为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作为理性人,一定是按利益最大化来决策的。如果,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待遇包括薪酬和股权收入,利益比走官道大的话,他就不会在乎这个体制内的身份。以薪酬为例,这几年国资委管理的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平均年薪是六七十万,不算高。事实上,据我所知,很多国企领导私下说不想要这个身份——作为官员,收入不算高,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比如收入要申报。不要这个身份,觉得就没人管了、收入更多了。所以,只要自己有能力,他就会主动转身做职业经理人。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类似张玉良这样的主动转身会是个普遍现象。反过来说,这需要国企高管们认清趋势,主动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董事会》:确实,一些国企高管主动抓住了机遇,借助混改、员工持股等方式,释放出自己的能量,成为很有成就的职业经理人。
彭建国:搞员工持股,把自己和企业捆绑在一起了,这确实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一个可行的路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的员工持股嘛。允许员工持股,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紧密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国企的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想搞员工持股。但是,现在国企搞员工持股很敏感,关系到员工利益、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公平等。所以,员工持股方面,政策层面正在研究办法,比如说先搞负面清单,规范好程序和价格评估。员工持股必须规范进行,必须在国家层面首先有具体的政策规定和操作规程。
《董事会》:你的意思是职业经理人制度,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彭建国:我认为,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是一个大方向,同时有一个过程,一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包括大的体制、人才库建设、企业制度建设、人才本身的成长等方面。现在的挑战不少。比如,企业干部和政府官员之间按级别进行对调,今年10月就有一个市长调任央企董事长,都是副部级。所以,我总体上看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但是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
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实现时间是2020年。到2020年,职业经理人制度总体框架也应该基本建立起来。接下来,是以后的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我估计可能需要15年左右,不会长到20、30年。
《董事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但目前对“职业经理人”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你怎么看?
彭建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我觉得意义非常非常大。因为它有利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企业科学管理。你看,以前是政府管国企领导人的“帽子”,管企业就很容易,政企难分,如果市场化选用职业经理人,政府就不好直接管企业了,这有利于理顺法人治理结构,进而真正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职业经理人能促进企业管理专业化、科学化。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一个很好保证。
现在热议职业经理人,但什么叫职业经理人?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我觉得,职业经理人要符合四个“化”的要求: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契约化。职业化,就是当职业来做;专业化,在某些方面有专长,比如经营、管理;市场化,人才是市场化进退的,不再有行政级别;契约化,通过契约来约定你的权责利。此外,我认为职业经理人的范围要扩大,应该是广义的,除了企业管理层负责人外,董事也应该纳入职业经理人范畴,因为一方面企业决策与企业执行界限很难严格分开,大的执行包括很多小的决策,另一方面董事往往都由经理层发展选拔而来,所以,董事应该是更高级的职业经理人。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外部董事,必须走职业化的路子,应该主要由职业经理人担任。同时,我认为,目前组织部门任命的多数不是真正意义上职业经理人,但是这些企业高管可以通过培养发展、实践锻炼和体制改革实现身份转换。
《董事会》:国企分类管理后,职业经理人制度如何与党管干部原则更好地结合?
彭建国: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党管干部原则如何与市场化选聘人才有机结合,这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我认为:一是要明确出资人和董事会的关系,明确哪些人由出资人管,如出资人管理董事,董事会管理经理层;二是党的组织部门管企业党委会,我感觉最好是企业党的领导干部与董事、监事交叉任职,董事长最好兼任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兼任企业监事;三是经理层由企业董事会按照程序进行市场化选聘。
《董事会》:你的意思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不是不要参照国有企业管理了?
彭建国:混合的根本目的是转换企业机制。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机制不活,尽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为什么一直难以真正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产权多元化的问题。国有独资企业、单一产权结构,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分工制衡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这是国有企业混改的根本出发点。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一定要有别于国有独资企业。但是,说混合所有制企业,不管混合比例占多少,都完全不按国有企业来管理,这个观点也是绝对不行的。关键要看国资持股的比例。如果绝对控股50%以上的,当然应该参照国有企业管理。相对控股的,就不能完全按国有企业管理了。参股的,应该完全是股权管理。同时,对于不同领域的企业,管理也应有所区别。
混合所有制企业,出资人管不管总经理?有些人说可以试验,不管。但出资人必须管董事,总经理一般是董事,因此以后还是要管的,除非总经理不是董事。
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使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作用有更加深厚的土壤。
《董事会》:绿地集团的混改一直受到业内关注。公司负责人张玉良说,自己已经不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序列里,“以前是向上级领导负责,现在除继续向上级负责外,还需要向全体股东负责,也是对我自己的投资负责”,这种身份转换的现象,未来会不会成为潮流?
彭建国:虽然张玉良只是小股东,但他已经不是打工仔了,他的身家性命拴在绿地了,会全心全意把这个企业当作事业来干,这样企业才能干得好。所以说,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需要通过员工持股的办法把他们特别是领军人物的个人前途、身家性命捆绑在任职的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领军人物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其实,按照国企市场化改革的趋势来说,张玉良这种现象将来应该是会很普遍的。为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作为理性人,一定是按利益最大化来决策的。如果,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待遇包括薪酬和股权收入,利益比走官道大的话,他就不会在乎这个体制内的身份。以薪酬为例,这几年国资委管理的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平均年薪是六七十万,不算高。事实上,据我所知,很多国企领导私下说不想要这个身份——作为官员,收入不算高,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比如收入要申报。不要这个身份,觉得就没人管了、收入更多了。所以,只要自己有能力,他就会主动转身做职业经理人。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类似张玉良这样的主动转身会是个普遍现象。反过来说,这需要国企高管们认清趋势,主动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董事会》:确实,一些国企高管主动抓住了机遇,借助混改、员工持股等方式,释放出自己的能量,成为很有成就的职业经理人。
彭建国:搞员工持股,把自己和企业捆绑在一起了,这确实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一个可行的路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的员工持股嘛。允许员工持股,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紧密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国企的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想搞员工持股。但是,现在国企搞员工持股很敏感,关系到员工利益、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公平等。所以,员工持股方面,政策层面正在研究办法,比如说先搞负面清单,规范好程序和价格评估。员工持股必须规范进行,必须在国家层面首先有具体的政策规定和操作规程。
《董事会》:你的意思是职业经理人制度,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彭建国:我认为,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是一个大方向,同时有一个过程,一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包括大的体制、人才库建设、企业制度建设、人才本身的成长等方面。现在的挑战不少。比如,企业干部和政府官员之间按级别进行对调,今年10月就有一个市长调任央企董事长,都是副部级。所以,我总体上看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但是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
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实现时间是2020年。到2020年,职业经理人制度总体框架也应该基本建立起来。接下来,是以后的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我估计可能需要15年左右,不会长到20、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