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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到17世纪前半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殖民势力已从海上扩展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俄国的殖民势力则在这一时期侵入中国北方黑龙江地区。1644年清军入关后，外国使节为商业贸易频繁出使中国，如1647年的西班牙使节，1656年、1667年、1686年的荷兰使节，1673年、1676年的葡萄牙使节，1656年、1676年1686年的俄国使节。在这一时期的中欧交往中，在华耶稣会士和欧洲各国使节对当时中国形象在欧洲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耶稣会士在中欧交往中更是产生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得益于他们的博学和对东西方语言的熟练使用。与之相对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普遍不熟悉外国语言，思想上更是非常保守，其在处理复杂国际事务方面有很多困难。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当时在中国的欧洲人（主要是耶稣会士）来开展外交。
高傲自大的负面形象
通过研究中俄交往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在欧洲的形象特征。从保存现今的中俄交往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清政府，在欧洲各国看来不仅具有很明显的闭关锁国的倾向，而且显得高傲自大。
中俄两国在17世纪后半期的交往过程中，由于利益冲突、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发生在递交国书、礼品以及接见使节等方面。当时的俄国，一定对清政府唯我独尊的态度感到吃惊和愤怒。古代中国长期以来以天下之主自居，将最初的来华欧洲人称为“番人”，称西方国家为“番邦”。当时的中国认为西方国家如果想和中国建立关系，首先要派使节纳贡，取得朝贡国的资格。但是，我们知道，欧洲自15世纪末期开始，国际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对外关系开始实行各国对等原则。清政府要求欧洲来华使节觐见皇帝时要下跪，要称中国为“上国”，这些都是令欧洲各国感到无法接受的。
1676年俄国沙皇米哈伊洛维奇（alexei Mikhailovich）派斯帕法里（Nikolai Govrilovich Milescu spathary）出使中国。斯帕法里是一个博学的欧洲学者，但是他并不懂任何一种东方语言。清政府决定让通晓西方语言、汉语和满语的耶稣会士南怀仁作为翻译。南怀仁和斯帕法里见面以拉丁文互致问候。从此，拉丁文开始成为中俄外交关系中使用的正式语言。2
斯帕法里在回国前要求康熙皇帝给沙皇按照平等原则写一封回信，当时的大学士明珠在答复斯帕法里时给出三点意见：
第一点是，任何来华使节均应在致辞时须自称从卑下低贱之处“上”来到高贵之处，也即宝座面前；我们向汗奏报某某大使或使臣抵达时，也同样称：该使“奉某国君主之派遣，上来向至尊的汉座磕头。”第二点是，任何一国君主遣使向汗献礼，我们在向汗奏报时一律称之为进贡物，称：“某国君主今向汗陛下进献贡物”，而不能称其为“礼品”。第三点是，当汗向该君主赠礼或回礼时，同样不得称作“礼物”，而是说：因为某国君主曾为汗效劳，特赏赐该君主及其全体臣民以恩賚 。凡派来我国的大使及使臣，都应无条件接受这三点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一、汗在致别国君主复书中，一律使用至尊君主对下属的语言；二、关于礼品，在复信中写明“尔所献贡物朕已赏收”；三、赏礼或回礼，一律写：“朕念尔曾经效力，特赐尔及尔国以恩賚。”3
清朝政府爱面子的形象，在中俄交往过程中可能逐渐被俄国所重视。1688年，中俄两国为将在色楞格斯克的谈判做准备。南怀仁于这年坠马受伤后去世。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昇（tomas Pereira）成为清政府的对俄外交首席顾问。1689年5月，在中俄尼布楚谈判前夕，耶稣会士们交给俄国代表洛吉诺夫（ivan loginov）一封致俄国尼布楚代表团团长、大使戈洛文（fedor alexeevich Golovin）的密信。信中，徐日昇表示希望清帝国与俄国实现和平，并劝告俄国特使对清朝谈判代表团领导索额图和佟国纲应称呼其全部官衔，因为满洲人把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4 很显然，耶稣会士们的建议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顺利缔结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或者说中国人）爱面子的形象特征定然由于徐日昇等耶稣会士们的强调而在俄国人的心中加深了印象。
先进大国的正面形象
17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显然还是属于先进的大国，有着比较先进的科学和灿烂的艺术成果。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是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兹对中国科学和艺术的推崇。1686年，受南怀仁举荐，康熙皇帝令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带国书赴俄。闵明我的这次赴俄，客观上往欧洲传播了清朝的一些正面形象。闵明我先到罗马后到法国，在德国居留了一段时间。在罗马，闵明我结识了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兹。
1689年7月19日，莱布尼兹写给闵明我的一封信中，问及有关中国的30个问题，其中包括植物和农业、造纸术、制丝、陶瓷生产、制革、医药、三角学、天文学、化学、冶金学、机械学以及用于军事及航海的仪器。莱布尼兹说：“中国人在学习欧洲的先进数学时，也可把他们在悠久历史中观察所得的自然奥秘传授给欧洲人”。5 在1716年，莱布尼兹给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信中说为了互惠，他可以呼吁在莫斯科和中国之间建立友好的贸易往来，以便把中国人了解而他们还不知道的科学和艺术移植到莫斯科和欧洲。6 显然，在莱布尼兹看来，当时的中国尚有很多领先于欧洲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在当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是出产丝绸、茶叶、陶瓷、漆器、玉石和中草药等优质商品的国家。当时中国的制造水平是高于欧洲的。欧洲为了进口中国的高档商品，支付了大量金银。
从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来看，中国的富庶温和的形象在17世纪后半期的欧洲也有一定的表现。卡丹斯基（edward Kajdanski）在《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一文中，研究了俄国的波兰战俘切尔尼戈夫斯基[Nikifor Jaxa （Jaksa）Czernichowski]在为被污辱的妹妹报仇而杀人后逃往中国方向的事件。他在研究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切尔戈夫斯基及其同伙决定朝中国方向逃跑？卡丹斯基的写道：“在西伯利亚城镇居民中，即所谓的‘奥斯特罗格斯’（ostrogs）中，一直传布着关于中国的富庶以及对战俘人道的种种传言。据说许多流放者和哥萨克人（Cossacks）都逃到了中国，而且允许他们居住在北京的一个特殊地区。他们过得不错，估计其中一些人还加入了享有特权的皇家卫队”。7 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在欧洲（至少在俄国、波兰等地）的形象包含了温和与包容的特征。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倾向主要表现是在商业贸易方面，而并不是限制外国人进入中国。当时中国的富庶也确实引起了俄国和波兰的很大兴趣。根据卡丹斯基的研究，波兰国王约翰三世苏必斯基（John Ⅲ sobieski）从年轻时起就对地理学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充满兴趣，在王室的图书馆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例如纽霍夫（Joannes Nieuhof）的legatio batavica（《巴达维人的使者》）和基尔旭（athanasius Kircher）的China illustrata（《中国图册》）。8 波兰国王约翰三世1688年11月16日写给南怀仁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康熙皇帝，称之为“中国和鞑靼人的君主”（sinicotartaricus Monarcha），他写道： 而且我们赞美在大陆和海洋上最强有力的皇帝，您统治着如此杰出的人民。上帝保佑皇帝陛下久享光荣、繁荣和幸福，请理解我们急于表达我们的信心、友爱和诚挚的友谊。9
这封信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显然带有外交辞令的恭维色彩。但是，从波兰国王热切的行文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富庶和繁荣的想象是确确实实的。卡丹斯基认为波兰国王如此盛赞康熙皇帝，反映了他寻求与康熙皇帝结盟以对抗敌人的政治计划（关于要对抗的对象历史学家并不完全意见一致，有的认为是土耳其，有的认为是俄国）。10
标注信息：
1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号编号NCET-11-0717）成果之一。
2参见自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至309页。
3转引自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原文引自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72页。
4参见米亚什尼科夫：《南怀仁在中俄外交关系形成中的作用》，《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5转引自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原文参见David E. Mungello，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Honolulu，1977），p.33.
6转引自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
7参见卡丹斯基：《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7页。
8参见卡丹斯基：《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8页。
9参见卡丹斯基：《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原文引自：B. Szczesniak，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Emperor K’ang-hsi and King John Ⅲ of Pola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9：1（1969），p159.
10参见卡丹斯基：《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33至334页。
高傲自大的负面形象
通过研究中俄交往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在欧洲的形象特征。从保存现今的中俄交往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清政府，在欧洲各国看来不仅具有很明显的闭关锁国的倾向，而且显得高傲自大。
中俄两国在17世纪后半期的交往过程中，由于利益冲突、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发生在递交国书、礼品以及接见使节等方面。当时的俄国，一定对清政府唯我独尊的态度感到吃惊和愤怒。古代中国长期以来以天下之主自居，将最初的来华欧洲人称为“番人”，称西方国家为“番邦”。当时的中国认为西方国家如果想和中国建立关系，首先要派使节纳贡，取得朝贡国的资格。但是，我们知道，欧洲自15世纪末期开始，国际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对外关系开始实行各国对等原则。清政府要求欧洲来华使节觐见皇帝时要下跪，要称中国为“上国”，这些都是令欧洲各国感到无法接受的。
1676年俄国沙皇米哈伊洛维奇（alexei Mikhailovich）派斯帕法里（Nikolai Govrilovich Milescu spathary）出使中国。斯帕法里是一个博学的欧洲学者，但是他并不懂任何一种东方语言。清政府决定让通晓西方语言、汉语和满语的耶稣会士南怀仁作为翻译。南怀仁和斯帕法里见面以拉丁文互致问候。从此，拉丁文开始成为中俄外交关系中使用的正式语言。2
斯帕法里在回国前要求康熙皇帝给沙皇按照平等原则写一封回信，当时的大学士明珠在答复斯帕法里时给出三点意见：
第一点是，任何来华使节均应在致辞时须自称从卑下低贱之处“上”来到高贵之处，也即宝座面前；我们向汗奏报某某大使或使臣抵达时，也同样称：该使“奉某国君主之派遣，上来向至尊的汉座磕头。”第二点是，任何一国君主遣使向汗献礼，我们在向汗奏报时一律称之为进贡物，称：“某国君主今向汗陛下进献贡物”，而不能称其为“礼品”。第三点是，当汗向该君主赠礼或回礼时，同样不得称作“礼物”，而是说：因为某国君主曾为汗效劳，特赏赐该君主及其全体臣民以恩賚 。凡派来我国的大使及使臣，都应无条件接受这三点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一、汗在致别国君主复书中，一律使用至尊君主对下属的语言；二、关于礼品，在复信中写明“尔所献贡物朕已赏收”；三、赏礼或回礼，一律写：“朕念尔曾经效力，特赐尔及尔国以恩賚。”3
清朝政府爱面子的形象，在中俄交往过程中可能逐渐被俄国所重视。1688年，中俄两国为将在色楞格斯克的谈判做准备。南怀仁于这年坠马受伤后去世。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昇（tomas Pereira）成为清政府的对俄外交首席顾问。1689年5月，在中俄尼布楚谈判前夕，耶稣会士们交给俄国代表洛吉诺夫（ivan loginov）一封致俄国尼布楚代表团团长、大使戈洛文（fedor alexeevich Golovin）的密信。信中，徐日昇表示希望清帝国与俄国实现和平，并劝告俄国特使对清朝谈判代表团领导索额图和佟国纲应称呼其全部官衔，因为满洲人把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4 很显然，耶稣会士们的建议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顺利缔结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或者说中国人）爱面子的形象特征定然由于徐日昇等耶稣会士们的强调而在俄国人的心中加深了印象。
先进大国的正面形象
17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显然还是属于先进的大国，有着比较先进的科学和灿烂的艺术成果。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是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兹对中国科学和艺术的推崇。1686年，受南怀仁举荐，康熙皇帝令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带国书赴俄。闵明我的这次赴俄，客观上往欧洲传播了清朝的一些正面形象。闵明我先到罗马后到法国，在德国居留了一段时间。在罗马，闵明我结识了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兹。
1689年7月19日，莱布尼兹写给闵明我的一封信中，问及有关中国的30个问题，其中包括植物和农业、造纸术、制丝、陶瓷生产、制革、医药、三角学、天文学、化学、冶金学、机械学以及用于军事及航海的仪器。莱布尼兹说：“中国人在学习欧洲的先进数学时，也可把他们在悠久历史中观察所得的自然奥秘传授给欧洲人”。5 在1716年，莱布尼兹给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信中说为了互惠，他可以呼吁在莫斯科和中国之间建立友好的贸易往来，以便把中国人了解而他们还不知道的科学和艺术移植到莫斯科和欧洲。6 显然，在莱布尼兹看来，当时的中国尚有很多领先于欧洲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在当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是出产丝绸、茶叶、陶瓷、漆器、玉石和中草药等优质商品的国家。当时中国的制造水平是高于欧洲的。欧洲为了进口中国的高档商品，支付了大量金银。
从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来看，中国的富庶温和的形象在17世纪后半期的欧洲也有一定的表现。卡丹斯基（edward Kajdanski）在《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一文中，研究了俄国的波兰战俘切尔尼戈夫斯基[Nikifor Jaxa （Jaksa）Czernichowski]在为被污辱的妹妹报仇而杀人后逃往中国方向的事件。他在研究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切尔戈夫斯基及其同伙决定朝中国方向逃跑？卡丹斯基的写道：“在西伯利亚城镇居民中，即所谓的‘奥斯特罗格斯’（ostrogs）中，一直传布着关于中国的富庶以及对战俘人道的种种传言。据说许多流放者和哥萨克人（Cossacks）都逃到了中国，而且允许他们居住在北京的一个特殊地区。他们过得不错，估计其中一些人还加入了享有特权的皇家卫队”。7 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在欧洲（至少在俄国、波兰等地）的形象包含了温和与包容的特征。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倾向主要表现是在商业贸易方面，而并不是限制外国人进入中国。当时中国的富庶也确实引起了俄国和波兰的很大兴趣。根据卡丹斯基的研究，波兰国王约翰三世苏必斯基（John Ⅲ sobieski）从年轻时起就对地理学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充满兴趣，在王室的图书馆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例如纽霍夫（Joannes Nieuhof）的legatio batavica（《巴达维人的使者》）和基尔旭（athanasius Kircher）的China illustrata（《中国图册》）。8 波兰国王约翰三世1688年11月16日写给南怀仁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康熙皇帝，称之为“中国和鞑靼人的君主”（sinicotartaricus Monarcha），他写道： 而且我们赞美在大陆和海洋上最强有力的皇帝，您统治着如此杰出的人民。上帝保佑皇帝陛下久享光荣、繁荣和幸福，请理解我们急于表达我们的信心、友爱和诚挚的友谊。9
这封信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显然带有外交辞令的恭维色彩。但是，从波兰国王热切的行文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富庶和繁荣的想象是确确实实的。卡丹斯基认为波兰国王如此盛赞康熙皇帝，反映了他寻求与康熙皇帝结盟以对抗敌人的政治计划（关于要对抗的对象历史学家并不完全意见一致，有的认为是土耳其，有的认为是俄国）。10
标注信息：
1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号编号NCET-11-0717）成果之一。
2参见自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至309页。
3转引自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原文引自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72页。
4参见米亚什尼科夫：《南怀仁在中俄外交关系形成中的作用》，《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5转引自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原文参见David E. Mungello，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Honolulu，1977），p.33.
6转引自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
7参见卡丹斯基：《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7页。
8参见卡丹斯基：《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8页。
9参见卡丹斯基：《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原文引自：B. Szczesniak，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Emperor K’ang-hsi and King John Ⅲ of Pola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9：1（1969），p159.
10参见卡丹斯基：《南怀仁和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的关系》，《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魏若望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33至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