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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者在翻译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是主导地位？还是从属地位？在翻译中是主动性还是受动性？本文讨论了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向“译者中心”地位的发展，进一步阐述生态翻译学中“译者中心”论的合理性。
关键词：主体性；译者中心；生态翻译学；适应与选择；译者能力与责任
作者简介：任原（1990.2-），女，河南开封人，兰州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2
一、译者主体性思考
所谓“主体”，哲学上是指与客体相对的，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那么对于翻译主体来说，我们自然会先想到译者，因为译者首先是作为原文这个客体的读者，“侵入原文”，然后又要作为阐释者，对目标文本进行转换表达。然而目前“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研究者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作者、译者、读者均可以是主体。许钧对目前的状况进行概括，将译者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而把作者、译者和读者当做广义的翻译主体，认为“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译者这个主体”（许钧；2009）。要将信息传达到位，使信息的双方能够沟通，缺少译者这一环节是万万行不通的。
笔者认为所谓的其他翻译主体在整个翻译过程只是保留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如“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吴小丽；2009），而他们这种“主体性”如何发挥出来，这一点就自然地转到了译者身上，变成了译者的受动性，即译者要考虑的因素，译者要思考如何将原作者的意识正确的传达出来，如何与读者的意识对接，如何发挥出主观能动性搭建桥梁才能使读者体会到作者的意图与气质。说到翻译，必然有翻译结果即译文，有译文就必然离不开翻译行为，可见，只有译者才是主导翻译行为的主体。
对于译者地位，胡庚申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的定位更加清晰。他没有沿用译者“主体性”的术语而使用了“译者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的表述是因为“除了对翻译主体性的界定迄今尚有分歧之外；同时也因为即使译者具有主体性、也不表明译者一定处于‘中心’地位和具有‘主导’作用之外，还因为在‘译事中’的翻译行为中，不存在‘主体间性’问题”（胡庚申；2013）。
论述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大都是从某一侧面来讨论译者的地位，而生态翻译学在讨论译者地位时，针对翻译行为的实质与译者的本职，给其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将其归为翻译过程的“译事中”，而不是“译事前”的翻译准备阶段和“译事后”的翻译效果阶段。而生态翻译学提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概念，明确了译者地位，从理论上为译者正名，是迄今为止关于译者中心地位和作用的“主论”，“专论”（胡庚申；2004）。
二、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译者直接包含在定义之中，且将其放在一个明显的主动地位，这是之前对翻译的定义中从来没有的。为何如此，我们从生态翻译学的起源和理论基础也可以找出原因。生态翻译学起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将翻译生态与生物生态做类比，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与“选择”的过程，各种翻译要素犹如生态环境中的生物等要素一样需要进行“优胜劣汰”。“在生物进化论中，是生命体去适应整个生态环境接受自然的选择，因为达尔文认为只有生物才具有适应和选择的能力。而在翻译的实际操作中，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生命体；原文和译文是客体，非生命体。只有译者这个生命体能担当主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职责，他是翻译活动的中心”（李丹；2010）。
“译者中心”体现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从作者、读者、委托者、译评者、译文使用者等诸者关系来看，只有译者是翻译过程的操作者，其他诸者只能说对译者的思考过程产生影响，属于限制性因素；从功能来说，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从译品差异来看，译者不同，译品不同；从意义构建来看，译者是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传达出来，将原文的能指转变为译文的所指；从适应选择角度来看，“只有译者是主体，是生命体，而只有译者才具有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胡庚申；2004）；从翻译实践来看，是译者的翻译行为造就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胡庚申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译者中心的解读，体现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及其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肯定了译者的地位，重视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也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译者能力和译者责任问题。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论引导着有关学者对译者的研究。
三、“适应选择”与“创造性叛逆”
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是指翻译过程，即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胡庚申；2008）。而其实“创造性叛逆”观点也体现了“译者中心”的特点，“创造性叛逆”的过程就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过程。二者其实都是在谈如何在“忠”的问题。
创造性叛逆认为“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是‘相似处犹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许钧；1997）如何忠，在多大程度上忠，就需要译者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权衡原语语言与译语语言、综合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把握原文意图、预设读者反映，选用某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忠诚”，多大程度上“叛逆”，这种观点对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予以肯定，认识到“翻译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金圣华；2002）。
生态翻译学译者主导的翻译过程也需要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胡庚申；2004），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进行权衡和把握，在适应阶段译者被作品选中或者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这是忠诚的前提，如此才能做好充分准备多维度地适应原文呈现的世界；在选择阶段根据“适者生存”的原理，思考怎样在语言、文化、交际等多个维度转换，该保留哪些，该淘汰哪些，该改造哪些，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直译好还是意译好，归化好还是异化好，生态翻译学认为包含诸要素的翻译生态环境在不断变化，为了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译者不论选用何种策略都是为了为了达到适应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出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都是为了营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这一过程也更与“创造性叛逆”更为相似，都体现了译者的主导作用。 四、译者能力与责任
生态翻译学将译者置于“中心”的地位，就是对译者给予了极大的信任，相信译者有能力处理好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译品得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胡庚申；2004）。“正如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所说：“译者的翻译是否成功，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表达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是诸多因素的集合体：其中包括译者的脑力分配、个人阅历、翻译经验、智力水平、能动性、灵活性、忍耐性、接受能力、个人态度、习惯反应、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原文意义和风格的相似性、译文难度与译者水平匹配（或不匹配）的程度、原文和译文在词汇、成语（习语）、句法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程度，以及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体构成情况等等”（Wilss；1996）。
译者作为译事的中心，“有责任协调各方关系，有责任践行生态理性，有责任保持生态平衡，有责任维护生态和谐。译者有责任适应生态环境，培育译语生态，关注译品的接受与传播，力求译品能够‘生存’、‘长存’”（胡庚申；2013）。另外生态翻译学所说的“事后追惩”机制也对译者责任形成了要求，译者要认识到翻译这一行为对作品、对委托者造成的影响，认真对待、合理安排翻译事宜。
既然译者“中心”的主导地位，赋予了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译者就要对自身能力有所要求，不断提升自己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既是对自己生存能力的追求，也是对翻译事业的不懈追求。
五、总结
“译者中心”指的既不是“译事前”，也不是“译事后”，而是“译事中”，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主导着翻译行为，犹如将军，在翻译这一沙场上调兵遣将，奋勇杀敌，为最后的成功扫除障碍。但处于翻译生态环境里的译者又是这一“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里的一个因素，同样，与其他因素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也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所谓“译者中心”并非可以说译者可以为所欲为，置其他因素于不顾，叛逆而不言他，而是要秉承译者中心赋予的权利，担负起译者责任，发挥创造性，尊重翻译规律和本质，追求整合适应度高的译文，营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地位的认可和对译者能力和要求可以提高译者的自律，影响译者对自身素质的更高追求，对间接提高翻译市场译品质量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Wilss，W.，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M]. Amsterdanm/ Philadelo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2]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M].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2.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
[5]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7]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8]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 2003.
[9]许钧，我和翻译[M].戴立泉、杨怀宇，江苏学人随笔[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李丹，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译者角色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2010.
[11]吴小丽，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
关键词：主体性；译者中心；生态翻译学；适应与选择；译者能力与责任
作者简介：任原（1990.2-），女，河南开封人，兰州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2
一、译者主体性思考
所谓“主体”，哲学上是指与客体相对的，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那么对于翻译主体来说，我们自然会先想到译者，因为译者首先是作为原文这个客体的读者，“侵入原文”，然后又要作为阐释者，对目标文本进行转换表达。然而目前“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研究者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作者、译者、读者均可以是主体。许钧对目前的状况进行概括，将译者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而把作者、译者和读者当做广义的翻译主体，认为“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译者这个主体”（许钧；2009）。要将信息传达到位，使信息的双方能够沟通，缺少译者这一环节是万万行不通的。
笔者认为所谓的其他翻译主体在整个翻译过程只是保留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如“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吴小丽；2009），而他们这种“主体性”如何发挥出来，这一点就自然地转到了译者身上，变成了译者的受动性，即译者要考虑的因素，译者要思考如何将原作者的意识正确的传达出来，如何与读者的意识对接，如何发挥出主观能动性搭建桥梁才能使读者体会到作者的意图与气质。说到翻译，必然有翻译结果即译文，有译文就必然离不开翻译行为，可见，只有译者才是主导翻译行为的主体。
对于译者地位，胡庚申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的定位更加清晰。他没有沿用译者“主体性”的术语而使用了“译者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的表述是因为“除了对翻译主体性的界定迄今尚有分歧之外；同时也因为即使译者具有主体性、也不表明译者一定处于‘中心’地位和具有‘主导’作用之外，还因为在‘译事中’的翻译行为中，不存在‘主体间性’问题”（胡庚申；2013）。
论述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大都是从某一侧面来讨论译者的地位，而生态翻译学在讨论译者地位时，针对翻译行为的实质与译者的本职，给其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将其归为翻译过程的“译事中”，而不是“译事前”的翻译准备阶段和“译事后”的翻译效果阶段。而生态翻译学提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概念，明确了译者地位，从理论上为译者正名，是迄今为止关于译者中心地位和作用的“主论”，“专论”（胡庚申；2004）。
二、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译者直接包含在定义之中，且将其放在一个明显的主动地位，这是之前对翻译的定义中从来没有的。为何如此，我们从生态翻译学的起源和理论基础也可以找出原因。生态翻译学起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将翻译生态与生物生态做类比，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与“选择”的过程，各种翻译要素犹如生态环境中的生物等要素一样需要进行“优胜劣汰”。“在生物进化论中，是生命体去适应整个生态环境接受自然的选择，因为达尔文认为只有生物才具有适应和选择的能力。而在翻译的实际操作中，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生命体；原文和译文是客体，非生命体。只有译者这个生命体能担当主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职责，他是翻译活动的中心”（李丹；2010）。
“译者中心”体现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从作者、读者、委托者、译评者、译文使用者等诸者关系来看，只有译者是翻译过程的操作者，其他诸者只能说对译者的思考过程产生影响，属于限制性因素；从功能来说，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从译品差异来看，译者不同，译品不同；从意义构建来看，译者是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传达出来，将原文的能指转变为译文的所指；从适应选择角度来看，“只有译者是主体，是生命体，而只有译者才具有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胡庚申；2004）；从翻译实践来看，是译者的翻译行为造就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胡庚申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译者中心的解读，体现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及其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肯定了译者的地位，重视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也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译者能力和译者责任问题。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论引导着有关学者对译者的研究。
三、“适应选择”与“创造性叛逆”
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是指翻译过程，即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胡庚申；2008）。而其实“创造性叛逆”观点也体现了“译者中心”的特点，“创造性叛逆”的过程就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过程。二者其实都是在谈如何在“忠”的问题。
创造性叛逆认为“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是‘相似处犹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许钧；1997）如何忠，在多大程度上忠，就需要译者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权衡原语语言与译语语言、综合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把握原文意图、预设读者反映，选用某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忠诚”，多大程度上“叛逆”，这种观点对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予以肯定，认识到“翻译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金圣华；2002）。
生态翻译学译者主导的翻译过程也需要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胡庚申；2004），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进行权衡和把握，在适应阶段译者被作品选中或者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这是忠诚的前提，如此才能做好充分准备多维度地适应原文呈现的世界；在选择阶段根据“适者生存”的原理，思考怎样在语言、文化、交际等多个维度转换，该保留哪些，该淘汰哪些，该改造哪些，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直译好还是意译好，归化好还是异化好，生态翻译学认为包含诸要素的翻译生态环境在不断变化，为了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译者不论选用何种策略都是为了为了达到适应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出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都是为了营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这一过程也更与“创造性叛逆”更为相似，都体现了译者的主导作用。 四、译者能力与责任
生态翻译学将译者置于“中心”的地位，就是对译者给予了极大的信任，相信译者有能力处理好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译品得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胡庚申；2004）。“正如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所说：“译者的翻译是否成功，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表达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是诸多因素的集合体：其中包括译者的脑力分配、个人阅历、翻译经验、智力水平、能动性、灵活性、忍耐性、接受能力、个人态度、习惯反应、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原文意义和风格的相似性、译文难度与译者水平匹配（或不匹配）的程度、原文和译文在词汇、成语（习语）、句法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程度，以及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体构成情况等等”（Wilss；1996）。
译者作为译事的中心，“有责任协调各方关系，有责任践行生态理性，有责任保持生态平衡，有责任维护生态和谐。译者有责任适应生态环境，培育译语生态，关注译品的接受与传播，力求译品能够‘生存’、‘长存’”（胡庚申；2013）。另外生态翻译学所说的“事后追惩”机制也对译者责任形成了要求，译者要认识到翻译这一行为对作品、对委托者造成的影响，认真对待、合理安排翻译事宜。
既然译者“中心”的主导地位，赋予了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译者就要对自身能力有所要求，不断提升自己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既是对自己生存能力的追求，也是对翻译事业的不懈追求。
五、总结
“译者中心”指的既不是“译事前”，也不是“译事后”，而是“译事中”，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主导着翻译行为，犹如将军，在翻译这一沙场上调兵遣将，奋勇杀敌，为最后的成功扫除障碍。但处于翻译生态环境里的译者又是这一“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里的一个因素，同样，与其他因素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也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所谓“译者中心”并非可以说译者可以为所欲为，置其他因素于不顾，叛逆而不言他，而是要秉承译者中心赋予的权利，担负起译者责任，发挥创造性，尊重翻译规律和本质，追求整合适应度高的译文，营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地位的认可和对译者能力和要求可以提高译者的自律，影响译者对自身素质的更高追求，对间接提高翻译市场译品质量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Wilss，W.，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M]. Amsterdanm/ Philadelo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2]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M].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2.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
[5]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7]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8]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 2003.
[9]许钧，我和翻译[M].戴立泉、杨怀宇，江苏学人随笔[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李丹，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译者角色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2010.
[11]吴小丽，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