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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岳霖在其巨著《知识论》中针对文学翻译提出的“译意译味说”是其主要的翻译思想，他以哲学的角度，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也因为他分析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其翻译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和漏洞，本文主要从存在于“译意”和“译味”的关系、对“译意”的认识和文学形式的翻译上的问题三方面论述。
关键词：译意；译味；金岳霖；文学形式；翻译目的
作者简介：王小浪，四川达州人，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2
引言：
作为哲学家的金岳霖在翻译方面也是造诣颇深，他首次摒弃传统“直译、意译”的说法，提出了“译意”和“译味”两种翻译类型的概念，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这为后来人奠定了一种“新的翻译模式和思维方法”。但从文学翻译出发，仔细考究，会发现当中存在一些漏洞，值得再斟酌、补充，而这跟他以哲学的思维方式分析文学翻译有很大关系。
一
金氏的“译意”指“把字句的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而“译味”更麻烦，因为“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他认为：“字与句子既有情感上的寄托和意念上的意义，这二者当然有关系。我们在本条所注重的关系是它们底冲突。大致说来，意念上的意义愈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少； 意念上的意义愈不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容易丰富。” 可见，金氏从理论上直接把意义和情感寄托剥离了。实质上造成了译意与译味的二元对立，此增彼减，一方可以离开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此说法也受到一些异议，被视为“一对对立的概念”。从学理的角度看“译意”与“译味”是属同一范畴即理解，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再者，“译意”和“译味”都以语言为载体，传达原作意念和意象。其最终目的都是帮助读者尽量接近原作，同时在意念和意象两个层面上理解原作。乔治·斯坦纳甚至提出过“理解也是翻译”的说法，突出翻译的最终目的。只突出某单一层面，都不能真正实现原作思想文化的传达，丢失了翻译的交际功能。而金氏认为在文学翻译中，意味不能兼得时应偏重于“意”，这种不公平对待则会导致读者对原作理解残缺。有学者认为要解决两者二元对立问题，需实现“从译意到译味的层级超越”，而这本质上也是变向把两者视为不同层级区别对待。当然，“意”是基础，若连原作基本意思都不能理解透，何谈“味”。而“译味”是在“译意”的生成中实现的，金氏把原本应共同生成的两者完全划分开来分析，是不合理的。
金氏强调“译味”时的再创作，若意味不能兼得，则“舍味取意”。笔者认为通过再创作使译文有味，也不是“原味”，而是一种新的创作。但只有“意”没有“味”的文学翻译，实难体现作品的文学性。如朱光潜强调的文学翻译的“信”，认为“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故只求“意”而不求“味”也是不“信”。金氏自己其实是提出过“译味也有达也有信的问题”的，这似乎反映出了他在“译意译味说”上存在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
二
另外，金氏相信“译意”只是一种技术困难，总可以实现，而“译味”是不一定能实现的。这等同于说语言文字的含义是有一个终极意义的，译者是能穷尽的。而语言文字本身是具有任意性的，因此意义有不稳定性，它会随着时间、历史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如所说的“世界上所有文字，它的确切意义都是当代人给的。”故译者是没有办法弄清原文每个字句经历了怎样的意义变迁，而完全契合原作者的使用意图。因此，可以说意义是个变量而不是定量，原文意义也就不是终极的。这样，译者其实不可能完全透彻原作的意思的，金氏认为“译意”总可以实现，是有失偏颇的。笔者认为译者只能在“意”和“味”上无限接近原作，而不可能把原作完全再现。当然，这不是承认文学的不可译，而是作品的“抗译性”。德里达认为“抗译性”就是可翻译性，不理解的才需要解释和翻译，这就实现了翻译的交际功能。另一方面，许钧在其《翻译论》中给翻译的定义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表明翻译就是在两种符号系统间的转换，而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意义不可避免会有增减变化。因为自然、文化、习惯、历史等一系列因素的不同，各自符号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必有一些不等值的符号出现，甚至完全没有对应符号。钱钟书曾提出过“喻之多边”说，他认为同一喻体可以有一个以上的边。以“镜”为例，在汉语里它可用来喻“圆”、“光”、“平”，英语里对应的mirror则多用来喻“平”。蒲松龄笔下的崂山道士用纸变月亮，“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如镜”在此指镜之圆，而这恰是英语的mirror不具备的意义。因此，杨宪益夫妇、丁往道等不约而同地将“圆”的含意直接表述出来：The master cut a piece of paper as round as a mirror and stuck it to the wall.译者们巧妙地把原文隐性的意思显性化了，这跟原文作者的想法、强调的重点多少存在出入，有增译之处，但能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可见，“译意”也不只是技术难题，也存在客观语言条件的限制，并不总是能实现的，译者往往只能像上述译者一样无限接近原作。
三
如果翻译文学作品到达了金氏所说的“意味兼得”，是不是就算完美的译文呢？笔者认为，虽然金氏的“意味兼得”是很好的翻译标准，但其确实还不够系统全面，它忽视了文学翻译中很关键的形式审美。作为文学作品，文学形式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创作成分，帮助构成作品的文学性。原文作者用眼睛观察，借语言思考，再用语言表达内心所思所想。该表达过程必通过一定的文学形式才能呈现于读者眼前，这一充满创造的过程，理应属于原作者的创造成分，文学翻译自然也要体现出这一创造。通常来讲，修辞技巧和叙事安排是体现文学形式的主要内容，如排比，头韵和行内韵。在现当代一些诗人中，部分诗人还使文学形式体现在特别的文字外观排版上，例如美国现代主义先锋派诗人肯明斯（e.e. cunmmings），他的作品常常带有奇特的形式外壳，如写猫的诗，文字外观看上去就是一只猫的画面；将词语任意组合与拆分，随意添加词缀以构成新词；通过刻意违背词语的常规用法来赋予一些词汇新的语义，经常把“I”小写为“i”，连自己的姓名也都全用小写；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不寻常。这些个性鲜明的文学形式本身就承载了诗的许多意义，需要译者传达给读者，否则诗歌的“意”和“味”基本无法实现。所以文学翻译中除了字词的“意”、文章的“味”，它的形式也是翻译必须考虑的，不然很难称是合格的文学翻译。
结论：
综上所述，金先生的“译意译味说”，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学翻译的“信”，否认了意义的历时性，而且忽视了文学形式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这跟金氏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分析翻译时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他看重分析问题的纯逻辑性，而理解、翻译都关乎到译者的主观感受，是感性的范畴，纯理性的思维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此外，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的共同产物，其翻译必然也是如此。再者，金氏的《知识论》是一部哲学著作，其中第15章专门论述语言和翻译问题的时，他所持的是一种工具论语言观，目的是“为了论证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而不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难题。”这样，金先生对“译意译味说”持有如上观点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无论如何，金氏的“译意译味说”对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是很有用，并且在哲学的领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许建平. 试论金岳霖在译学领域的建树[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14-17.
[2]金岳霖. 知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魏汝，高金岭. 译味与译意——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的主要区别[J]. 上海科技翻译，2004（04）：16-20.
[4]斯坦纳. 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M]. 庄绎传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5]陈大亮. 译意与译味的艰难抉择：金岳霖的翻译问题及其解决办法[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04）：38-44.
[6]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4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7]许钧. 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8]李敏生. 李涛. 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M]. 北京：社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9]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M]. 张宁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1.
[10]钱钟书. 管锥编（卷1）[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
关键词：译意；译味；金岳霖；文学形式；翻译目的
作者简介：王小浪，四川达州人，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2
引言：
作为哲学家的金岳霖在翻译方面也是造诣颇深，他首次摒弃传统“直译、意译”的说法，提出了“译意”和“译味”两种翻译类型的概念，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这为后来人奠定了一种“新的翻译模式和思维方法”。但从文学翻译出发，仔细考究，会发现当中存在一些漏洞，值得再斟酌、补充，而这跟他以哲学的思维方式分析文学翻译有很大关系。
一
金氏的“译意”指“把字句的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而“译味”更麻烦，因为“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他认为：“字与句子既有情感上的寄托和意念上的意义，这二者当然有关系。我们在本条所注重的关系是它们底冲突。大致说来，意念上的意义愈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少； 意念上的意义愈不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容易丰富。” 可见，金氏从理论上直接把意义和情感寄托剥离了。实质上造成了译意与译味的二元对立，此增彼减，一方可以离开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此说法也受到一些异议，被视为“一对对立的概念”。从学理的角度看“译意”与“译味”是属同一范畴即理解，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再者，“译意”和“译味”都以语言为载体，传达原作意念和意象。其最终目的都是帮助读者尽量接近原作，同时在意念和意象两个层面上理解原作。乔治·斯坦纳甚至提出过“理解也是翻译”的说法，突出翻译的最终目的。只突出某单一层面，都不能真正实现原作思想文化的传达，丢失了翻译的交际功能。而金氏认为在文学翻译中，意味不能兼得时应偏重于“意”，这种不公平对待则会导致读者对原作理解残缺。有学者认为要解决两者二元对立问题，需实现“从译意到译味的层级超越”，而这本质上也是变向把两者视为不同层级区别对待。当然，“意”是基础，若连原作基本意思都不能理解透，何谈“味”。而“译味”是在“译意”的生成中实现的，金氏把原本应共同生成的两者完全划分开来分析，是不合理的。
金氏强调“译味”时的再创作，若意味不能兼得，则“舍味取意”。笔者认为通过再创作使译文有味，也不是“原味”，而是一种新的创作。但只有“意”没有“味”的文学翻译，实难体现作品的文学性。如朱光潜强调的文学翻译的“信”，认为“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故只求“意”而不求“味”也是不“信”。金氏自己其实是提出过“译味也有达也有信的问题”的，这似乎反映出了他在“译意译味说”上存在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
二
另外，金氏相信“译意”只是一种技术困难，总可以实现，而“译味”是不一定能实现的。这等同于说语言文字的含义是有一个终极意义的，译者是能穷尽的。而语言文字本身是具有任意性的，因此意义有不稳定性，它会随着时间、历史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如所说的“世界上所有文字，它的确切意义都是当代人给的。”故译者是没有办法弄清原文每个字句经历了怎样的意义变迁，而完全契合原作者的使用意图。因此，可以说意义是个变量而不是定量，原文意义也就不是终极的。这样，译者其实不可能完全透彻原作的意思的，金氏认为“译意”总可以实现，是有失偏颇的。笔者认为译者只能在“意”和“味”上无限接近原作，而不可能把原作完全再现。当然，这不是承认文学的不可译，而是作品的“抗译性”。德里达认为“抗译性”就是可翻译性，不理解的才需要解释和翻译，这就实现了翻译的交际功能。另一方面，许钧在其《翻译论》中给翻译的定义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表明翻译就是在两种符号系统间的转换，而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意义不可避免会有增减变化。因为自然、文化、习惯、历史等一系列因素的不同，各自符号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必有一些不等值的符号出现，甚至完全没有对应符号。钱钟书曾提出过“喻之多边”说，他认为同一喻体可以有一个以上的边。以“镜”为例，在汉语里它可用来喻“圆”、“光”、“平”，英语里对应的mirror则多用来喻“平”。蒲松龄笔下的崂山道士用纸变月亮，“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如镜”在此指镜之圆，而这恰是英语的mirror不具备的意义。因此，杨宪益夫妇、丁往道等不约而同地将“圆”的含意直接表述出来：The master cut a piece of paper as round as a mirror and stuck it to the wall.译者们巧妙地把原文隐性的意思显性化了，这跟原文作者的想法、强调的重点多少存在出入，有增译之处，但能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可见，“译意”也不只是技术难题，也存在客观语言条件的限制，并不总是能实现的，译者往往只能像上述译者一样无限接近原作。
三
如果翻译文学作品到达了金氏所说的“意味兼得”，是不是就算完美的译文呢？笔者认为，虽然金氏的“意味兼得”是很好的翻译标准，但其确实还不够系统全面，它忽视了文学翻译中很关键的形式审美。作为文学作品，文学形式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创作成分，帮助构成作品的文学性。原文作者用眼睛观察，借语言思考，再用语言表达内心所思所想。该表达过程必通过一定的文学形式才能呈现于读者眼前，这一充满创造的过程，理应属于原作者的创造成分，文学翻译自然也要体现出这一创造。通常来讲，修辞技巧和叙事安排是体现文学形式的主要内容，如排比，头韵和行内韵。在现当代一些诗人中，部分诗人还使文学形式体现在特别的文字外观排版上，例如美国现代主义先锋派诗人肯明斯（e.e. cunmmings），他的作品常常带有奇特的形式外壳，如写猫的诗，文字外观看上去就是一只猫的画面；将词语任意组合与拆分，随意添加词缀以构成新词；通过刻意违背词语的常规用法来赋予一些词汇新的语义，经常把“I”小写为“i”，连自己的姓名也都全用小写；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不寻常。这些个性鲜明的文学形式本身就承载了诗的许多意义，需要译者传达给读者，否则诗歌的“意”和“味”基本无法实现。所以文学翻译中除了字词的“意”、文章的“味”，它的形式也是翻译必须考虑的，不然很难称是合格的文学翻译。
结论：
综上所述，金先生的“译意译味说”，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学翻译的“信”，否认了意义的历时性，而且忽视了文学形式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这跟金氏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分析翻译时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他看重分析问题的纯逻辑性，而理解、翻译都关乎到译者的主观感受，是感性的范畴，纯理性的思维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此外，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的共同产物，其翻译必然也是如此。再者，金氏的《知识论》是一部哲学著作，其中第15章专门论述语言和翻译问题的时，他所持的是一种工具论语言观，目的是“为了论证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而不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难题。”这样，金先生对“译意译味说”持有如上观点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无论如何，金氏的“译意译味说”对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是很有用，并且在哲学的领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许建平. 试论金岳霖在译学领域的建树[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14-17.
[2]金岳霖. 知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魏汝，高金岭. 译味与译意——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的主要区别[J]. 上海科技翻译，2004（04）：16-20.
[4]斯坦纳. 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M]. 庄绎传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5]陈大亮. 译意与译味的艰难抉择：金岳霖的翻译问题及其解决办法[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04）：38-44.
[6]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4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7]许钧. 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8]李敏生. 李涛. 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M]. 北京：社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9]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M]. 张宁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1.
[10]钱钟书. 管锥编（卷1）[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