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巴蜀地区出土了大量带虎纹的铜戈。虎纹铜戈中特殊的一类是所谓的“人祠虎纹”或“虎食人纹”铜戈，如1975年四川峨眉山符溪出土了一件人虎纹青铜戈，铜戈正面有一个头发双结、跪坐绑缚着的人像。1972年，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村出土了一件人虎纹青铜戈，铜戈的正面有一个椎髻人头，反面有一个跪坐的人。此后宣汉进化村、渠县土溪镇、开县余家坝等地，也出土了类似的器物。一般认为，兵器上绘制这种图案乃是“厌胜”的象征，持有兵器的人可以借助神虎的力量战胜敌人或者鬼魅。如钱玉趾在《巴族蜀族彝族之虎考辨》一文中就认为，郫县铜戈是巴人铸造，戈上的单髻人是蜀人;峨眉铜戈是蜀人铸造，虎口之人是巴人，两种纹饰都象征着巴、蜀战胜对方的愿望。笔者认为，钱玉趾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巴蜀崇虎的因由
　　巴蜀地区出土众多虎形器物，除各地发现的人虎纹铜戈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还相继出土了金箔虎形器、铜龙虎尊、石虎等虎形器物。为何巴蜀地区如此崇拜老虎？
　　蓝勇在《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文中认为，从仰韶到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经历了一个温暖期，此时期森林覆盖率高达90%，因而虎踪频现，重庆万州西南盐井沟村、沙坪坝区歌乐山、四川资阳雁江区黄鳝溪、筠连县政治乡等地相继出土了石器时代的虎类遗迹。在长期同虎的接触中，巴人了解到了虎的力量，进而将虎视为图腾乃至于祖先加以崇拜。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中的《大荒经》可能是巴人作品。《大荒西经》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西王母应为巴族所属氐羌系先民，具有明显的虎类特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巴族始祖廪君生于武落钟离山，“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应当是巴人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的领袖，在传说中他可以化作白虎，具有神秘莫测的伟力。既然祖先或有虎形，或能化虎，巴人也就自认为是虎的后代了。《蛮书》卷十就称：“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
　　春秋战国时期，来自巴地的开明氏（鳖灵）取代了杜宇的统治，将崇虎风尚传到了蜀地。《蜀王本纪》记载，荆楚地区有一人名为鳖灵，死后尸体顺江而上到了蜀地，到了郫县地区后复活。蜀王杜宇令其治水，随后将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据此建立开明朝。所谓“荆”可能是湖北一带，即廪君所在的武落钟离山周边，也可能指的是川东巴地，此地在战国时曾被楚国攻占。无论是川东还是湖北，都是巴人所在地区，开明氏应当就是巴人分支。《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昆仑有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这长得像虎的开明兽可能就是开明氏的图腾。开明入蜀，也将巴地崇拜虎的习俗带到了蜀地，因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相继出土了金箔虎形器、铜龙虎尊、石虎等虎形器物，人虎纹铜戈在川渝地区也多有发现。
　　峨眉双结人虎纹铜戈的内涵
　　郫县和峨眉出土的两支人虎纹铜戈，纹饰上的人都跪坐捆绑，各被两个类似于牛角的物体包裹。钱玉趾认为峨眉铜戈上的双结人是巴人，郫县铜戈上的单结椎髻人是蜀人，类似于“牛角”的东西是一种枷锁或者牢笼，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曾和汉王朝有过合作，世号“白虎复夷”或者“弜头虎子”，弜头，就是头发双结之意。从考古资料来看，这种“双结”頭饰曾出现在重庆冬笋坝等多个巴人遗址中，可见头发双结确实是巴人的特征，峨眉铜戈的发髻双结的人应该就是巴人。前文说到，开明氏源于巴地，入蜀后取代了望帝杜宇的统治，那么开明氏是否可能保持着巴人的双结发饰呢？如果保留着，那峨眉铜戈上的双结人还可能是开明氏统治集团。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开明入蜀后并未保留巴式双结发饰。《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一带的夜郎、滇、邛等地，皆“魋结”，也就是说蜀地周围均是单结椎髻。刘渊林注解《文选》时，援引《蜀王本纪》称从蚕丛直到开明氏统治时期，蜀人都“椎髻左言”。三星堆的青铜人像，脑后均有一根垂直的辫发，而并无双结发髻。从上可见单结椎髻一直是蜀地居民及其周围夷人的特征，开明入蜀后就被蜀人同化，或许还通过“换辫易服”与巴人划清界限。（陈黎清：《四川峨眉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11期）
　　峨眉铜戈上的人是巴人，又为何跪坐、捆绑，出现在蜀地的核心区域？研究巴蜀文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绕不开的，这个跪人的形象与金沙遗址的石跪人几乎一致。仔细看，铜戈上的人和石跪人，都是跪坐，都被捆绑，都有双结发髻，同峨眉铜戈上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有趣的是，金沙19号遗址发掘出跪坐人像时，旁边还出土了两件石虎，石虎的血盆大口正对着石人，这种摆放和峨眉铜戈中的人虎相对位置极其相似。同石人、石虎一起出土的还有三件石虎尾，据《金沙遗址》可知这些石虎尾可以插入石虎臀部，石虎尾呈135度的钝角，形状、弯折角度、相对大小等和铜戈跪坐人旁边的“牛角”可以说完全一致。所以，有理由认为，铜戈上的“牛角”实则就是“虎尾”，峨眉铜戈的纹饰当是对金沙19号遗址的复刻。
　　金沙19号遗址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出土的石人、石虎，多处涂有朱砂，朱砂为红色，代表着血液和光明，象征着生命与活力，同神秘的彼岸世界有关联，常常用于墓葬和祭祀活动中。老虎是自然界最为强大的存在，被巴人和开明氏认为是神灵和祖先，很显然金沙19号遗址为蜀王开明祭祀神灵和祖先的礼仪活动场所。根据《蜀王本纪》记载，开明之所以入蜀，是“死后”尸体顺江而上，可见他曾在巴地的战争中落败，他应该和巴人有血海深仇。《华阳国志》记载“巴、蜀世战争”，蜀人也和巴人频繁开战。19号坑中，巴人跪坐绑缚，其实就是蜀人和开明氏合谋对巴人进行的“诅咒”。《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开明氏毕竟出自巴地，更加崇虎而非崇鱼、鸟，因而其祭祀活动其实是巴氏的，即以真人祭祀先祖和虎神。双结石人或许还象征巴人中的贵族，那么这种祭祀活动或许还有“卧薪尝胆”的意味。
　　童恩正先生在《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研究》一文中就指出：“在武器和乐器上铸虎纹，无疑具有族蜀和巫术的含义。”开明入蜀后，蜀人也受其影响而崇拜虎，峨眉铜戈的纹饰是对开明氏祭祀活动的复刻，其持有者是蜀人，铜戈上的双结人是他们的对手巴人。峨眉铜戈中，虎的主体在戈“胡”部，也就是持戈者一方，仿佛虎神和先祖在庇佑。虎口朝向戈尖，头发双结的巴人乖乖地跪坐，象征敌人只能束手就擒。兵器上绘制此花纹，目的是“厌胜”，通过沟通天地神灵为自己作战，而削弱对手的战斗能力。当兵器嗜血之后，又达到了“人祀”先祖廪君、白虎的目的，使得持有者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郫县椎髻人虎纹铜戈的内涵
　　既然峨眉铜戈的纹饰是为了“厌胜”，那么郫县铜戈的纹饰是否有同样的内涵？当然有可能。《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一带的夜郎、滇、邛等地，皆“魋结”，因此郫县铜戈可能也是刻画的战胜敌人的场景。不过郫县铜戈出土于蜀地的核心区域，单结人只是跪坐，双手并未捆绑，人也不在虎口之前，铜戈另一面还有一个形似王冠的物体……如此种种，说明单结椎髻人的身份可能并非其余蛮人，更可能是同样椎髻单结的蜀人。（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10期）
　　郫县铜戈中的纹饰是否也能找到对应的考古实物？确实可以找到类似的物品。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多件青铜跪人像和一具椎髻青铜人头像。这类青铜跪人和金沙石跪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双手均未被绑缚，穿有整齐的衣服，这些人显然并非奴隶或战俘。既然三星堆一、二号坑是祭祀坑，青铜人又不是战俘和奴隶，那么必然是祭祀活动的另一主体——祭司。祭司在礼仪活动中需要身着整齐的法服，双手用于捧举供品或礼器，当然不能绑缚和裸体。郫县铜戈中的单结跪人，姿态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十分相似，均为跪坐、椎髻、双手自由，应当也是蜀人祭司阶层。铜戈的另一面，还有一个类似王冠的物体，应当就是祭司头部佩戴的法冠。
　　既然郫县铜戈上的人并非敌人，那么纹饰也定然不是为了“厌胜”，虎神也不可能吃掉“虎的传人”，那么铜戈上的人、虎又是何关系？从常理来看，铜戈花纹可能只是再现祭祀场景，不过笔者还有一个揣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巴氏先祖廪君的故事，廪君统一了巴氏，打败了盐水神女，在夷城稱王，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在萨满教中，萨满巫师认为通过一系列祭祀仪式，身体可以转化为动物或半人半动物的形象，从而拥有超自然的法力。廪君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应当是集神权和王权于一体的首领，“廪君化虎”就是萨满巫师化为自然之灵的一个例子。既然开明氏源于巴地，自然也崇拜白虎和廪君，郫县铜戈可能描绘的就是开明氏巫师模仿廪君化虎的情形。
　　从神话传说中也可以看出，廪君后裔“化虎”并非个例。晋朝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载：“江汉之域，有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可见廪君后人对“化虎”有深深的执念。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载：“罗罗，乌蛮也。酋长死，以虎豹皮裹尸而焚……大德六年冬，京从脱脱平章平越嶲之叛，亲见射死一人，有尾长三寸许，询之土人，谓此等间或有之，年老往往化为虎云。”明代陈继儒《虎荟》卷三道：“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从人类学调查中，也可以窥见巴蜀地区后裔对人化虎的深信不疑，至今，楚雄一些彝族巫师仍以为彝族经火化即可返祖化为虎。
　　总 结
　　峨眉铜戈和郫县铜戈的持有者都是蜀人，或者是“蜀化”的开明氏集团。峨眉铜戈上的纹饰是对金沙19号祭祀坑的复刻，戈上的人是蜀人和开明氏的共同敌人巴人，绘制“虎食巴人”是为了“厌胜”，兵器沾血后又达到了“人祠”的目的。郫县铜戈上的单结椎髻人，可以从三星堆遗址中找到原型，应当是开明氏巫师，花纹是“人化虎”之意，展现的是生命的升华。至于两铜戈上的“牛角”，笔者认为是“虎尾”，或许是作为沟通自然人和神虎中的某种介质。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