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宫廷里，红色分层次来说，最隆重的首先是皇帝。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场合就是日坛，有一种衣服就是红色的朝服，也叫红色祭服。从女性——皇后的角度讲，最高规格的红色就是大婚时穿的龙凤同和袍。皇帝的红色朝服是礼服，皇后的龙凤同和袍是吉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龙袍。再看其余，红色在后妃便服中出现的居多，从典章制度来看，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可以随意一些，因为大红色在清代是没有禁忌的，不像明黄、杏黄那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什么人可以穿，什么人不可以穿，红色没有那么严格的界定。当然红色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一直是热烈、奔放、吉祥的场合用的，现在也不例外。除了在大婚时穿龙凤同和袍之外，红色服饰也会出现在一些吉庆节日上。
　　清代的典章制度首先是从明代延续而来的。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所谓政治制度，其宗旨就是祭祀制度。任何封建统治都要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来维持，达到汉代董仲舒所说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我通过我与上苍的联络，得到上苍的恩惠，又通过我的手传达给普通百姓”，可以说这就是封建社会帝王的统治宗旨。所以会有各种祭祀活动，包括祭天、祭地、祭日、祭月、祭山川、祭河流等等，这些祭祀又和阴阳五行有关系，阴阳五行就和颜色有关系。所以祭天用蓝色，祭地用黄色，祭月就会用月白色，祭日會用红色，都是根据要求来用。红色在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人们对它的情结是无限的，但如果纯粹地从祭祀的角度来讲，红色与蓝色和明黄色相比，其实还要次之一些，它首先是吉庆用的多。
　　对于宫廷之红与民间之红的区别这一问题，涉及多方面。现在我们总说城市和农村的融合，文化的融合，生活的融合。而过去，尤其在清代，又常说满汉融合，同时还存在一个中外融合的问题，反过来看，还有宫廷和民间的融合。所以这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融合过程。对于上面这个问题，要把握一个原则：宫廷就是宫廷，一定和民间的东西不一样。具体比如说衣服，无论是从衣服的形式、颜色、纹样、工艺水准，肯定要比民间好得多的多，毕竟宫廷有专门的制作机构，比如我们常听说的“江南三织造”，主要是给帝后做御用衣服和其他用项，所以宫里的东西和民间的东西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区别的同时，它们之间也有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地方，这是任何文化都不能逃避的，包括宫廷和民间文化、中西文化，都会存在这种互相借鉴的因素。
　　另外，可能民间的东西更加写实一些，世俗化一些。比如大红色、大喜字，可以说是特别“露骨”的。而宫廷的则更加含蓄一些，各种吉祥寓意要更加深刻一些。如果再往深了去挖掘，宫廷和民间，尤其是在红色的问题上，我认为更多的还是趋于同性。其实，红色的服饰在民间可能会更多一些，比如我们通常见得非常多的一些民间服饰就是红色的裙子。例如为马面裙，像今天我们在厨房里穿的围裙，过去的围裙都是这样的：有两根长长的袋子，往腰后一拦，再系到前面来。这种裙子捏的那种褶子，加上其左右两侧有两条刺绣的或织的纹样，像马的脸一样，所以称之为马面裙。马面裙也有石青色的，但在民间多数都是大红色，不过它也不是一般的庶民百姓能穿的，无论是清代还是民国，这还是官宦人家的女眷所穿的服饰。
　　到了宫廷，所谓便服类的服饰，大红色的，从总体感觉来看并不是那样多。梳理一下，凡是大红色的衣服，结合档案对照一看，通常是在皇帝大婚期间制作的一些衣服。通常配合这些衣服的纹样，基本都是双喜字、百蝶，它一定和当时的婚庆场合有关系。这种纹样并不能说是宫廷和民间谁学谁，因为是相互的。但有一点就是，这是汉族的传统文化，毕竟清代是满族。像清代民间十分有名的大红色百子衣在明代就有，定陵有出土过，其有着大宜子孙的深刻寓意。总之，清代在红色的使用上也沿袭了旧制。比如文武百官的顶戴花翎，看其红穗和顶子，也是一种制度，叫“红绒结顶”，这就像黄马褂，是一种非常高的定制，是一种象征。通常这种东西的制作还有很多讲究，像它的穗是双股拧起来的，拧到头以后又回去，名字叫“回头穗”。清代很多东西都很有寓意。
　　清代虽然是异族统治，但是回过头来梳理历史，这个少数民族把中国汉族的传统文化演绎得起码比它的前任——明代要透彻。乾隆皇帝有一句非常有名的“酸溜溜”的话，他在很多场合反反复复地说：“我朝旧制尽诚尽孝，与古符合”，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不要看不起我，不要指责我，因为我所行使的典章制度，所做的各种事情，行的各种规矩，都是大汉的传统，不是我生搬硬造出来的，我是作为正统沿袭下来的”。所以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也可以说是正统的服饰文化中，他又把它继续发扬传承下去了，只是同时他也把自己个人的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东西糅了进去，比如披肩领、马蹄袖，都是很典型的。当然，古代任何一个朝代的改朝换代，都必须要把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但是又不能离经叛道、独出心裁，否则会被人指责“你不是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