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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 2月 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从此，华夏大地涌动起改革开放的春潮。30年间，华夏大地沧海桑田；30年间，世界瞩目东方文明古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等一批批新名词的出现，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世人惊叹。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国际中国问题专家和长期在华居住或多次访华的外国人，纷纷以他们亲身经历或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盛赞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以独特的国际视角展现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瑞士教授胜雅律：中国改革开放“深谋远虑显智慧”
今年６４岁的胜雅律是瑞士乃至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和法学家，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胜雅律自1975年到北京大学留学后，一直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他来说如同亲历。
“我经常去中国，而且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事情，所以要让我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我觉得那是一种逐渐的变化，我的感受也是一种逐渐的感受。”胜雅律在谈到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变化的看法和感受时如是说。
胜雅律原本攻读法律专业，现在仍以法学家的身份兼职于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但是他1975年至1977年在北大留学期间进修的却是历史和哲学专业。胜雅律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拥有法律系的大学太少，并且法律系不对外国人开放，北大当时对外国留学生开放的系只有历史、哲学等４个系。他说，现在中国的主要大学差不多都设有法律系，而且所有系都对外国留学生开放,“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在学术、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开放程度太大了”。胜雅律讲了他留学期间的一件趣事。那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极少。许多中国人看到他都猜测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是与中国关系最亲密的国家之一。如今在中国的西方人太多了，不可能再有人猜测他是阿尔巴尼亚人。
胜雅律回忆说，对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其实在1976年末就有某种预感。那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开始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到了1977年，中国局势要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向就更加明显了。比如到北大图书馆阅览室读书的学生日益多了起来。“1976年我去阅览室读书基本上是‘孤苦伶仃’，很少有人，因为他们都在写大字报。但是从1977年开始，阅览室里逐渐地就找不到座位了。”
此外，胜雅律清楚地记得，1977年，新华社发表了一则与法规有关的消息，即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中国官方媒体已有多年未发布过法规方面的消息了，胜雅律认为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开始重视法制建设了。
胜雅律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这项政策使中国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步。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对外交流增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扩大……许许多多显而易见的成果不必细说。胜雅律说，中国在人权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现在中国在人权方面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今年４月，他就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关于人权与发展的学术研讨会。他说，当初他在中国留学的时候，人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的一种工具，谈人权被认为会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力，而如今，人权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
胜雅律教授1988年首次推出介绍中国古代著名谋略“三十六计”的专著《智谋》（德文版）一书。专家认为，该书不仅把在中国广泛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智慧瑰宝系统翻译出来并介绍给全世界，而且从此建立起一门得到各国学者热情研究的学问——现代智谋学。胜雅律对记者说，他最近又有一本研究中国人智慧的新书《谋略》问世。之所以取此书名，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人善于进行长远规划，这一点西方人有所不及。他举例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今已持续30年０，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前主席：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一切都在变。”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前主席西默?托平如是形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今年8 2岁的美国人西默?托平和他的夫人奥黛丽?郎宁?托平女士都曾多次到过中国，10月中旬，借到云南师范大学受聘为客座教授的机会，夫妇俩游览了昆明。
西默?托平是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辑、普利策新闻奖评审委员会前主席，解放战争期间，西默?托平是第一个向全球报道南京解放的美联社记者，他的著作《在新旧中国间穿行》是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之一。
西默?托平先生说，自己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很多阶段，对于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用“难以置信”来形容。“1946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见到的是满目疮痍的大地和随处可见的逃荒的人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后，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一切都在变。”他说。他幽默地说：“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好像不是一个国家，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她的变化之大，像是在看科幻小说。”
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令他感到震惊。在他的印象里，过去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报纸，而且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单一。现在，各种媒体和传媒方式林林总总，让人目不暇接。
奥黛丽?郎宁?托平女士作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资深摄影记者，是第一个见证秦始皇兵马俑发掘的西方记者，她拍摄的大量关于中国的照片被很多西方主流媒体采用。托平女士说，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为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状况，她到过包括云南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时候的昆明和现在完全不同，当时的很多地方现在都认不出了。宽敞的街道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使昆明变得现代而且漂亮，街上看到的是人们自信而充满活力的笑容。”托平女士的家庭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渊源，其父切斯特?郎宁出生于湖北襄樊，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托平女士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就几度访华，成为当时最早进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之一。
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陈大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令人钦佩
“中国实在是了不起，改革开放３０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处处可见，身为海外华人看到祖籍国的强大，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钦佩。”与印度尼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主席陈大江先生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深刻感受。
陈大江说，他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一系列活动，所有在现场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人都会感到震撼和惊奇，它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使人们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和无限的发展潜力。“看到那样宏大的场面和精彩纷呈的表演，我真是太感动了。我想全体海外华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年过８旬的陈大江动情地说。
陈大江先生自担任中华总商会总主席７年来，为印中经贸合作穿针引线，到处奔走，协助印尼政府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他说，近年来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看到到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他说，以广州为例，如今街道上处处大厦林立，市容清洁美丽，与改革前的面貌大不相同。
他说，今年７月１７日到１９日他作为印尼唯一华人代表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改革开放３０年回眸之华商盛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中国３０年来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更全面的了解。他感慨地说：“中国的巨大变化来之不易，这首先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眼光远大，魄力惊人。”他说，为了表达对邓小平的敬仰之情，他于８月份前往四川广安参加了邓小平１００岁诞辰纪念活动，缅怀伟人光辉灿烂的一生。
陈大江说，广东省是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发展速度很快，他不仅多次亲眼目睹了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且还先后接待了来自广东省的３０多个经贸团体。他说，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开放的力度比较大，表现了做大做强的精神。比如，广东省两任省委书记都十分重视与印尼的合作关系，亲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印尼并高效率地开展合作洽谈活动。
陈大江先生对印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他说，在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印中的合作领域每年都在扩大，互利双赢的成果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必然不断增加，彼此的贸易也将大幅增长，双方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会更加密切。陈大江说，他将一如既往，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愿倾全力为印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尼克松总统通讯主任赫伯特?克莱因：“中国变化令人惊异
美国南加州大学终身校董赫伯特?克莱因先生刚刚庆祝完90岁生日，但依旧思维敏捷，精力不减。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不住地赞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赫伯特?克莱因长期供职媒体，上世纪40年代起作为新闻联络官加入尼克松的竞选团队，并于 969- 973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的行政部门通讯主任。 972年，他陪同尼克松总统实现了历史性访华。淡出白宫后克莱因担任了科普利报系总编辑，但仍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克莱因先生说，他第一次去中国看到大街上很少有汽车、自行车，工厂企业也不多，人们的穿着千篇一律。随着一次次访华，他所见到的景象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令人惊异。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他们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权。”
克莱因先生说，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政府在雪灾和震灾后的表现让世界钦佩。中国用自己的努力向世界展示了良好形象。展望美中关系，他说尼克松总统曾指出经贸往来是国家间最重要关系之一，希望美中贸易保持良好势头。产品质量问题关系到消费者安全，需要美中双方共同努力解决。他表示，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应更多重视国际上的反应，比如人权关切等等。克莱因先生期待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只有开放才能不断进步。
新加坡原总统李光耀：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但仍须谦虚谨慎
新加坡《海峡时报》10月12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下一步，中国会让整个世界安心”，作者是李光耀。文章说，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了；然而，中国人不应该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优越感。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文章摘要如下：我如何看待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世界各地的许多评论已经用“令人眼花缭乱”和“激动人心”形容过它。这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许多人一起击缶和打太极的场面。中国巧妙地提醒世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而且还修建了长城。开幕式巧妙地利用IT技术和当代艺术形式展现了中国的传统乐器、舞蹈和音乐。一群身穿黑衣的芭蕾舞演员用他们的双手在一幅巨大的白色IT卷轴上绘出了一幅水墨山水画。这次开幕式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国人是团结的、有组织的，而且已经重新站起来了。
8月7日，也就是开幕式的前夜，我与亨利?基辛格在北京的莱佛士酒店共进晚餐。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这位前总统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正式于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前担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6年5月，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和今天2008年的中国之间的反差是惊人的。70年代时，北京的建筑都很破败，空旷的街道一到晚上便灯光昏暗。街上都是穿着单调的蓝色或者灰色中山装的人们，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在街道上穿行，而我则坐在他们自制的红旗轿车里。32年后，北京和许多其它城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里到处都是新建的摩天大楼、宽阔的公路和立交桥。绵延数公里的树木和鲜花让北京变绿了。
他们向许多国家学习，其中包括新加坡。学习我们在绿化和城市规划方面的管理经验。就像新加坡一样，他们不只依靠中国的建筑师，还邀请世界各地最有才华的人来设计他们的标志性建筑。英国人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巨大的首都机场航站楼是由中国工程师和中国工人建造完成的。从机场到市内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而一条专门从机场通往市里的快线甚至用不了20分钟。标志性的建筑非常醒目，国家体育场鸟巢、水立方游泳中心、国家大剧院以及国家博物馆都由世界著名设计师设计。而中国自己的建筑设计师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上世界水平并像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那样出色。他们现在的工作是设计新的环路和扩大北京的地铁网络。由于长安街两旁的重建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因此街道两旁的建筑在形态和风格上都千篇一律地方方正正，结结实实。北京不像巴黎和伦敦那样保留着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缺乏特色是中国人由于过于匆忙改造城市而付出的代价。但那些奥运标志性建筑除外。
北京为了奥运会的成功付出了全部心血。安全工作超级严密。中国人决不允许恐怖分子影响这个光辉时刻，他们要借这个机会向世界展示21世纪的中国。只是，奥运会期间的天气有些不作美。尽管北京周边关闭了那么多的工厂和发电站，上路的汽车也被减半，但是奥运召开初期，北京还是像套在灰色的罩子里。北京地势较低，空气不容易流动。他们不得不等8月17日的大雨来清除灰蒙蒙的雾气。有超过100位国家代表团团长、国家元首、总理和皇室成员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每位外国领导人都受到了相应的礼遇并由级别相当的中方官员陪同这些超级重要人物。奥运会期间，北京没有交通堵塞，交通状况从未有过的顺畅。北京居民为来访者的到来牺牲了很多，目的是让中国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客人。
那些在奥运期间才第一次到北京的人不会像基辛格 以及老布什那样对中国30年来的变化感受如此深刻。他们在那个比较灰暗的年代就熟悉北京了。那时，中国人的生活正由于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和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痛苦的深渊。但是，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了。就像邓小平1992年敦促中国人的那样，他们正在向世界学习。特别是，他们借鉴了新加坡的某些做法，而且比新加坡做得还好。中国人已经向世界表明，他们有能力创造21世纪的先进文明，与西方的任何其它国家平起平坐。世界其它国家对此的最初反应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崛起印象深刻，但不乏担心。因为中国不再像过去那么轻易地受人摆布了。
为了让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安心，中国人不应该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优越感。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无论怎样，要赶上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工业、技术以及研发水平，中国需要再等50年。在尖端武器方面，中国人还需要从国外购买战斗机和潜艇。
日本新华侨报：温家宝的信心与中国经济
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日本新华侨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当今经济“环球同此凉热”。 温家宝的自信告诉世界，中国不再是封闭的经济体，握有“出牌”的主动权。文章摘录如下：国际经济风云变幻，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谁也没想到，肩负“农村改革再出发”使命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风口浪尖中召开，而在开幕前夜，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息，与全球央行同步“拯救”经济。这种前所未有的冷峻局势，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早在年初所预测：“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这位“中国经济总管”的神色和语调却总是那么坚毅坚定：“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充满信心。”听似决心式表态，但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的前提下，则具有格外的震撼力。
一般分析，日趋全球化的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金融危机波及和拖累，出现通货膨胀有所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等困难，所谓“内忧外患”、“内外夹攻”。冷静应对经济困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6年来的一次“大考”。人们注意到，自称“苦难总理”的温家宝在世界危机面前，毫不慌乱，充满镇定，他甚至在访美时还忠告美国金融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他在天津达沃斯经济论坛上面对全球经济学家、企业家反复表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则被认为是当今经济强国首脑们“谁也不敢说的话”。
应该说，温家宝的信心来源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即使放缓步伐，降低二、三个百分点，增速仍属“世界第一集团”。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世界第一，抗压能力很强。官方新华社日前指出“中国资金供给充裕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这就是中国的底气，是经济低迷的西方列强远不可比拟的。
温家宝的信心也来源于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国际国内诸多不利因素，战胜罕见的雪冻、地震灾害，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用温家宝的话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比以往有了较大提高。三中全会前夕，温家宝考察广西时非常自信而又意味深长地表示：“中国将会采取灵活审慎的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明确，告诉世界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和方案“已经准备好了”。中国“应考”的“功课”做得足够，“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这样的讯息也可以从温家宝近期的言行和他的“经济内阁”最新动作中找到足够的依据。比如，美国国会通过救市法案后，中国央行率先发表谈话:“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如此迅速出面表态，显然是中国政府胸有成竹的心态表露。而温家宝对话美国经济金融界时说得更透彻：中国经济面临着外国订单减少的不利影响，中国可以在国内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话中有话，暗示中国将可能出台或批准实施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具刺激性的财政政策。
专家分析说，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只要扩展国内需求，经济可望持续高速，而且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或许较大规模的刺激内需预案列入温家宝总理的“应考”内容了，或将在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难怪法新社感叹“中国在金融风暴中表现出帝国般的镇定”。
当今经济“环球同此凉热”。 温家宝的自信告诉世界，中国不再是封闭的经济体，握有“出牌”的主动权。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将为世界经济把脉，作出中国下一步改革与经济政策的“两个定调”，树立人们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信心。这场经济“大考”成绩值得期待，中国依然是启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俄罗斯资深记者韦尔林：“转变发展思路”
叶甫根尼?韦尔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1977年至1981年，他作为塔斯社记者常驻北京，1995年至1998年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工作。他现在是《俄罗斯的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经常为俄媒体撰写关于国际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文章。
韦尔林最近一次中国行是在去年11月，他同几个朋友结伴到四川省旅游，途经成都、都江堰、甘孜和阿坝藏区等地。韦尔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四川风景秀丽，尤其是干净、安宁的成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四川西部的藏民聚居区，我们还同当地居民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生活表示满意，有幸福感。我还听说，现在全中国65%的人有幸福感。”“不幸的是，四川今年发生了灾难性的大地震。”韦尔林接着说：“我们的救援队也参与了幸存者的搜救行动。至于灾后重建工作，我相信中国能够自己解决，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韦尔林认为，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一切都是公开的，中国在信息公开化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媒体的公开报道及时了解灾情和中国抗震救灾工作的细节。中方还同意让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和台湾地区的救援队到地震灾区参与救援，“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在国际合作方面开放程度最高的一次。这是很大的进步”。
“可以同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相比较的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韦尔林的思绪回到了30多年前：“1976年8月，我刚到塔斯社工作，就听说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天津和北京部分城区也受到了影响。苏联高层关注着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媒体没有公开报道这一灾难性事件。次年11月，韦尔林被派到塔斯社驻北京记者站工作，这是当时苏联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唯一记者站。韦尔林说：“我们曾多方打听，想描绘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全景图，主要是为苏联领导人提供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的报纸供稿。但是，中国媒体没有披露任何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细节。”韦尔林补充说：“我们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获得了更多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信息，因为那时有一些人写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和文章。” 谈起初到北京的印象，韦尔林说：“我刚到北京时，天灰蒙蒙的、风冷飕飕的。每到晚上，除了长安街，其他街道都黑乎乎的，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那时，韦尔林开的是一辆苏联制造的“日古力”小汽车，这在当时绝对是好车。他说：“当时北京的加油站很少。友谊商店附近有一个外宾加油站，我就在那里加油。要去一趟城外，比如长城，得提前把油加满，因为沿途没有加油的地方。”韦尔林继续说，他刚到北京工作时，生活比较单调、清苦。当年和他同在北京工作过的人还有现在的俄罗斯副外长杰尼索夫、驻华大使拉佐夫等人。他们当时风华正茂，工作之余都想出去玩，比如晚上想找个地方喝点酒，但那时北京的饭店很少。1979年，他们惊喜地发现，北京王府井和东单之间有一个金鱼酒吧，晚上11时才关门，可以坐在那里吃点东西、喝点酒、听听音乐。让韦尔林等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些通常只有外国人光顾的地方，也出现了不少中国青年人。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出现了更多可喜的变化，比如出现了一些食品市场。韦尔林说：“逛市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经常到这些地方去，那里的蔬菜和水果都相对便宜，而像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友谊商店的东西就很贵。”韦尔林1980年还去过广州和上海，感觉那里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2006年，韦尔林到过一次北京，看到的繁荣景象“已经今非昔比了”。韦尔林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力日益强盛，今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表现出的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就是明证。他说，中国领导人着眼于国家建设和社会长远发展，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利大于弊，利占99%，弊占1%。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应该而且必须继续坚持下去”。韦尔林补充道，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发展的速度和步骤，比如要防止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同时还要鼓励东南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平衡。“治理污染消耗了中国至少2%至3%的GDP。虽然发展总要付出代价，但‘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思路不合时宜。可喜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正在转变发展思路”。
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费希尔:与硅谷匹敌，中国仅用了30年
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理查德?费希尔最近在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撰文指出：中国30年变化使她具有了堪与美国硅谷匹敌的能力。作者认为，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解放”是中国另一个历史转折点。
1948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者行将关闭上海港时，我的澳大利亚籍父亲和出生于南非的挪威籍母亲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了那里。此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我出生于次年3月，这个幸福的“副产品”原本可能焦虑地待在外滩的和平饭店里。几乎60年了，我的出生经历令我自视为中国问题观察家。但是，直到1979年，在我担任卡特政府政策制定协调人兼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助理时，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
在中国的早期经历，以及20年后代表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行谈判的经历，构成了我现在观察中国的视角。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并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美两国财政部长在北京会谈，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及其一行(包括身为他最信任的首席顾问的我)于当年2月23日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奔赴北京。我们与邓小平、华国锋以及财政部长张劲夫举行了会晤。1979年3月1日，我们达成了初步协议。那天，我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上空正式升起了美国国旗。
在观看盛大壮观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时，那次北京之行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们于1979年2月24日晚抵达这座城市后，立即被红旗轿车接送至宾馆。进入北京城的公路上没有汽车———不是因为这条路线为我们代表团设置了警戒线，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车。我们看到的交通工具有瘦骨嶙峋的马匹、驴子、牛、冒着黑烟的卡车以及无数上海“永久”自行车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生产的自行车。
仅仅27年过去后，截至2006年，北京的机动车已达240万辆，而这只是全国3700万辆机动车中的一小部分。1979年，当布卢门撒尔代表团抵达北京时，欧佩克及其他产油国的主要客户还是美国、日本和西欧。而目前，产油国的客户中增加了13亿中国人———其中很多人不仅自己有车，而且开工厂，居室还要取暖；同时还有正在迎头赶上的国家的人民，如印度以及东欧国家。这就需要考虑石油、柴油和汽油的供需问题。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量与节俭的日本人一样，将大大超过我们75亿桶的消费量。
1979年3月，中美就相关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后，我们立即乘坐中国军用飞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然后返回北京修改一些细则。中国女兵在飞行途中为我们服务。我的一位同事一时心血来潮，拿出一个宝丽来相机，拍下了这些临时“空姐”们的倩影。当时的情景可能让人以为，他是在世界某个从未见过火焰的偏远角落划燃了一根火柴。这些“空姐”高兴得大声尖叫，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整个机组都簇拥到飞机后座，琢磨这个从未见过的新奇玩意。想象一下吧。当时，宝丽来相机在美国已经普及了25年，而距离史蒂夫兄弟———即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兄弟发明首台商业苹果计算机已有4年。中国民众却从未见过宝丽来相机，更别提听说过计算机了。宝丽来后来就过时了。现在，中国已经拥有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现在，中国生产9300万台微型计算机，在国内拥有6亿手机用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
再把思绪拉回北京奥运开幕式。1979年，一台宝丽来相机也会令中国最优秀的军事飞行员感到惊讶。而2008年，在“鸟巢”举行的奥运开幕式演出表明中国可以应用堪与美国硅谷最精密武器或游戏设计师、软件程序师相匹敌的技术，中国具备这种能力。这令我想起这片古老土地的借鉴和适应意愿。当年邓小平步入与布卢门撒尔首次会晤的房间时，他调侃道：“据说令中国人如此恐惧的美国大资本家在哪儿？”会晤期间，他发表了一番类似于著名的“黑猫白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向我们阐明：中国决心进行现代化建设，在与世界其它地方保持接触的同时，中国“猫”将重点抓获成群的经济“鼠”，起点就是我们本周达成协议所解放的贸易。中国做到了这一点。1979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仅为5.95亿美元。中国的官方储备连一个美元也没有。现在，他们每年向美国出口3000多亿美元的货物，同时持有巨额美国国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一直高于10%，成为世界工厂，且正在引领科技前沿。
中国人善于苦中作乐。1979年在北京期间，人民大会堂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当晚的第七个曲目是钢琴独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演奏者是钢琴家刘诗昆。现在，刘诗昆被视为中国最好的钢琴家。他在全 世界巡演，包括与小泽征尔和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推出了一直以来最畅销的经典唱片。看过刘的官方中文自传就会发现，“他为几代中国领导人演奏过”。但是，自传未曾提及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入狱，为保持演奏技艺，他在牢房墙上刻出琴键，日日弹奏，凭想象“听”曲子。他为我们演奏是他“平反”后首度公开露面，他弹奏得如此令人振奋，以致连我们的主人也大多拍红了手掌，感动得掉下泪来。
遐思之中，我看到8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托奥运会旗、踏着正步进入了会场。他们也是现代中国的标志。中国应验了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关于俄罗斯的脍炙人口的警句：“俄罗斯是谜团中笼罩在迷雾下的一个谜。”对中国来说，“眼见”未必“为实”。让无数中国人拥有汽车的经济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在全球市场中和奥运会上展现的技术能力也毋庸置疑。钢琴家在墙上刻出琴键练习的意志是真，踢着正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也不假。由此得出的启示是：当我们关注现代中国对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必须努力找寻现象背后的中国。
新加坡时政评论员邱震海:历史坐标的透
视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登时政评论员邱震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改革开放30周年：历史坐标的透视》，要点如下：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10月9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三中全会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而且30年前的改革开放浪潮就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虽然十一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后相差30年本身是个巧合，但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这一次的全会还是被各方舆论寄予了密切关注。
各方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这次三中全会将具体讨论哪些与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二、这次三中全会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将针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之路出台哪些具有指向意义的政策。
首先，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透露，三中全会首先将讨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发展议题。众所周知，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城市。30年来，中国农民在享受到改革开放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结构性瓶颈。
所谓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农村问题则主要体现为农村户籍制度问题，而农民问题则体现为农民素质和农民减负问题。有评论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折射的是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其背后折射更多的则还是一个农业体制的问题。中国农民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如何真正拥有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涉及到未来中国的农业能否持续发展和农村能否持续稳定。
有评论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土地所有制度问题，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问题；但相比之下，户籍问题较为容易解决，要解决户籍问题，真正的障碍不是户籍制度本身，而是户籍制度所依附的福利制度。但在30年改革开放后物质已相对丰富的今天，解决户籍制度所依附的福利制度问题应该也不是十分困难的。真正困难的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这涉及到中国的农村制度，而且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官方之前出台了不少替代措施，但始终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目前，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当前土地承包办法应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完善，鼓励土地承包权有效流转。专家建议，应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完善当前的土地承包办法，鼓励地方探索土地承包权的各种有效流转形式，包括在不改变土地农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发展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同时建议中央将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写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推动试点。
除农村问题外，中国近期的经济形势(包括在外围经济环境影响下的发展前景)也可能是此次会议关注的问题之一。前不久，中共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山东、天津、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6个沿海省市，与此同时，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调研地域之密集、时间之密集、高层人物之密集，引起诸多媒体关注。
相关人士指出，此次密集调研是自6月13日中央及省市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之后，中央、国务院和各部门的一次集体大行动。而中央决策层如此高规格、高密度的视察调研经济领域，也是建国以来极不寻常的举动。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专家的意见认为，北京高层的密集调研，一方面意味着决策层已经将外向型企业的困难计入政策考量之中，对经济下行的风险也有一定程度的担忧。另一方面，是为奥运后的经济工作进行梳理做准备，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制订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作铺垫。
另外，一如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航标作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究竟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出台哪些指向性的政策和思维，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30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发展模式和制度建设方面遇到了不少新旧相交的问题，2008年中国遇到的许多问题，都集中折射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和国际的坐标上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但是对中国文革十年的拨乱反正，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自洋务运动后的第二次现代化尝试。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不但要考虑中国现实政治的情况，而且要将其放到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现代化的努力上一同考察，人们才能对今天的问题和未来的使命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19世纪40、50年代，中国和日本同时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被迫打开国门，日本开启明治维新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洋务运动却在中国以全面失败告终，其间的教训十分深刻，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百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尔后，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始终无法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列。
究其原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之下，中国未能达成现代宪政立国的目标，以及未能建立一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管理和制度，并继而完成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此实为罪魁祸首。由于未能开启民智和官智，晚清的中国政商勾结，腐败丛生，科举制度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北洋海军徒有上乘的硬件而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体系，无不折射了“体用说”的严重局限。
今天的中国在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已非百年前所能相比，但谈到发展硬件和软件上遇到的困惑，就其本质而言，百年前的教训仍未过时。因此，为了中国未来无数个30年，今天的中国应当有勇气直面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瓶颈，并思考解决之道。
俄中友协主席:循序渐进是中国改革成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一步一步取得成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他认为，循序渐
进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因素。
1957年，季塔连科第一次来到中国，进入北京大学专修班学习中文。此后，他多次到访中国，对中国感情深厚。他研究中国长达50年，并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季塔连科说，苏联时期对待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态度比较谨慎。后来，随着国家关系的好转和中国的日益发展壮大，俄罗斯人越来越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政策是呕心沥血之作。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共同艰难探索适合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国出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30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则“是改革开放成就的集中体现”。
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得以进行持续、深入的变革。
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政府推行政策时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确保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理解政策的意义，并充分考虑到民众对变革的承受力，让大家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改革开放的渐进性质决定了（推行政策时）理论上的全面研究和小范围的试验性检验，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季塔连科强调。
季塔连科还说，在他眼中，中国这个诞生过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古老国度，如今虽已屹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上，但从未有过野心，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
巴基斯坦著名诗人阿弗塔伯：“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没有可能”
阿弗塔伯教授在诗歌创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的作品主题就是让世界变成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阿弗塔伯教授因其在乌尔都语诗歌界的成就而享誉国内外，006年被授予巴基斯坦“总统杰出贡献奖”。日前，他接受了记者专访，畅谈其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感受以及对中国未来的美好祝愿。
“1972年7月至1976年7月，我第一次到中国，就在北京大学教授乌尔都语。”阿弗塔伯教授非常兴奋地回忆道：“那时，我每月工资600元，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了。当时的北京就像一个‘大村庄’，没有多少现代气息。人们都骑自行车，公路上的汽车很少，那时站在北京大学门口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看到一辆汽车——这些是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阿弗塔伯一家第二次到中国是在1978年至1981年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他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他回忆说：“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它就不能向前发展。但是当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时，我心中却有些疑惑不解。不只是我，很多普通中国人都难以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终于明白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等于贫穷’。社会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的确是一位伟人。我们尊敬他，非常钦佩他的远见卓识。”
阿弗塔伯说：“第二次去中国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每月800元，中国人的衣着有了明显的变化，色彩越来越多，女士们也开始打扮起来。第一次去的时候，中国朋友不可以随意探望我们，必须提前经过批准。第二次去的时候情况就好多了，尽管对外国人还有一些限制，但是中国朋友可以自由地探访我们。我的女儿也同一位中国教授的女儿成了好朋友，经常到她家去玩。”
当时，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很少，阿弗塔伯和朋友交流需要通过翻译，好在他有很多学生学习乌尔都语，因此交流起来比其他人要好一些。不过，他不无遗憾地说：“学生们都和我说乌尔都语，他们是练会了，可是我一点也没学会汉语。不过，我的孩子们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儿子还读了汉语言文学的硕士。”
阿弗塔伯一家第三次去中国是在1989年至1990年，当时他到《中国画报》工作。这次他最深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特区，很多外国旅行团来中国旅游，中外人士可以一起住在宾馆里了，公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北京变得更加多彩。
阿弗塔伯觉得，他第四次中国之行的4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回忆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建了很多宾馆和商场，市场也比以前繁荣很多，路上汽车越来越多。如果说第一次见到的北京是一个‘规划过的大村庄’，那么这一次我感受到的是它的现代气息和活力。”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阿弗塔伯一家住在了北大校园里。他深情回忆道：“中国同行和学生们都变了样子，他们思想更加活跃，经常到我家来讨论各种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问题。我和学生们一起外出游玩，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
阿弗塔伯最后表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注重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市场上的消费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不再与世隔绝，而是一个在国际舞台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国家。中国正在运用自身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发挥巨大作用。75岁的阿弗塔伯坚定地说：“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没有可能。”■
瑞士教授胜雅律：中国改革开放“深谋远虑显智慧”
今年６４岁的胜雅律是瑞士乃至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和法学家，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胜雅律自1975年到北京大学留学后，一直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他来说如同亲历。
“我经常去中国，而且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事情，所以要让我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我觉得那是一种逐渐的变化，我的感受也是一种逐渐的感受。”胜雅律在谈到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变化的看法和感受时如是说。
胜雅律原本攻读法律专业，现在仍以法学家的身份兼职于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但是他1975年至1977年在北大留学期间进修的却是历史和哲学专业。胜雅律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拥有法律系的大学太少，并且法律系不对外国人开放，北大当时对外国留学生开放的系只有历史、哲学等４个系。他说，现在中国的主要大学差不多都设有法律系，而且所有系都对外国留学生开放,“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在学术、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开放程度太大了”。胜雅律讲了他留学期间的一件趣事。那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极少。许多中国人看到他都猜测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是与中国关系最亲密的国家之一。如今在中国的西方人太多了，不可能再有人猜测他是阿尔巴尼亚人。
胜雅律回忆说，对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其实在1976年末就有某种预感。那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开始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到了1977年，中国局势要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向就更加明显了。比如到北大图书馆阅览室读书的学生日益多了起来。“1976年我去阅览室读书基本上是‘孤苦伶仃’，很少有人，因为他们都在写大字报。但是从1977年开始，阅览室里逐渐地就找不到座位了。”
此外，胜雅律清楚地记得，1977年，新华社发表了一则与法规有关的消息，即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中国官方媒体已有多年未发布过法规方面的消息了，胜雅律认为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开始重视法制建设了。
胜雅律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这项政策使中国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步。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对外交流增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扩大……许许多多显而易见的成果不必细说。胜雅律说，中国在人权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现在中国在人权方面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今年４月，他就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关于人权与发展的学术研讨会。他说，当初他在中国留学的时候，人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的一种工具，谈人权被认为会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力，而如今，人权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
胜雅律教授1988年首次推出介绍中国古代著名谋略“三十六计”的专著《智谋》（德文版）一书。专家认为，该书不仅把在中国广泛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智慧瑰宝系统翻译出来并介绍给全世界，而且从此建立起一门得到各国学者热情研究的学问——现代智谋学。胜雅律对记者说，他最近又有一本研究中国人智慧的新书《谋略》问世。之所以取此书名，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人善于进行长远规划，这一点西方人有所不及。他举例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今已持续30年０，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前主席：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一切都在变。”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前主席西默?托平如是形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今年8 2岁的美国人西默?托平和他的夫人奥黛丽?郎宁?托平女士都曾多次到过中国，10月中旬，借到云南师范大学受聘为客座教授的机会，夫妇俩游览了昆明。
西默?托平是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辑、普利策新闻奖评审委员会前主席，解放战争期间，西默?托平是第一个向全球报道南京解放的美联社记者，他的著作《在新旧中国间穿行》是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之一。
西默?托平先生说，自己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很多阶段，对于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用“难以置信”来形容。“1946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见到的是满目疮痍的大地和随处可见的逃荒的人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后，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一切都在变。”他说。他幽默地说：“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好像不是一个国家，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她的变化之大，像是在看科幻小说。”
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令他感到震惊。在他的印象里，过去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报纸，而且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单一。现在，各种媒体和传媒方式林林总总，让人目不暇接。
奥黛丽?郎宁?托平女士作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资深摄影记者，是第一个见证秦始皇兵马俑发掘的西方记者，她拍摄的大量关于中国的照片被很多西方主流媒体采用。托平女士说，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为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状况，她到过包括云南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时候的昆明和现在完全不同，当时的很多地方现在都认不出了。宽敞的街道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使昆明变得现代而且漂亮，街上看到的是人们自信而充满活力的笑容。”托平女士的家庭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渊源，其父切斯特?郎宁出生于湖北襄樊，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托平女士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就几度访华，成为当时最早进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之一。
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陈大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令人钦佩
“中国实在是了不起，改革开放３０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处处可见，身为海外华人看到祖籍国的强大，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钦佩。”与印度尼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主席陈大江先生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深刻感受。
陈大江说，他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一系列活动，所有在现场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人都会感到震撼和惊奇，它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使人们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和无限的发展潜力。“看到那样宏大的场面和精彩纷呈的表演，我真是太感动了。我想全体海外华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年过８旬的陈大江动情地说。
陈大江先生自担任中华总商会总主席７年来，为印中经贸合作穿针引线，到处奔走，协助印尼政府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他说，近年来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看到到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他说，以广州为例，如今街道上处处大厦林立，市容清洁美丽，与改革前的面貌大不相同。
他说，今年７月１７日到１９日他作为印尼唯一华人代表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改革开放３０年回眸之华商盛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中国３０年来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更全面的了解。他感慨地说：“中国的巨大变化来之不易，这首先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眼光远大，魄力惊人。”他说，为了表达对邓小平的敬仰之情，他于８月份前往四川广安参加了邓小平１００岁诞辰纪念活动，缅怀伟人光辉灿烂的一生。
陈大江说，广东省是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发展速度很快，他不仅多次亲眼目睹了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且还先后接待了来自广东省的３０多个经贸团体。他说，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开放的力度比较大，表现了做大做强的精神。比如，广东省两任省委书记都十分重视与印尼的合作关系，亲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印尼并高效率地开展合作洽谈活动。
陈大江先生对印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他说，在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印中的合作领域每年都在扩大，互利双赢的成果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表示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必然不断增加，彼此的贸易也将大幅增长，双方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会更加密切。陈大江说，他将一如既往，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愿倾全力为印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尼克松总统通讯主任赫伯特?克莱因：“中国变化令人惊异
美国南加州大学终身校董赫伯特?克莱因先生刚刚庆祝完90岁生日，但依旧思维敏捷，精力不减。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不住地赞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赫伯特?克莱因长期供职媒体，上世纪40年代起作为新闻联络官加入尼克松的竞选团队，并于 969- 973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的行政部门通讯主任。 972年，他陪同尼克松总统实现了历史性访华。淡出白宫后克莱因担任了科普利报系总编辑，但仍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克莱因先生说，他第一次去中国看到大街上很少有汽车、自行车，工厂企业也不多，人们的穿着千篇一律。随着一次次访华，他所见到的景象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令人惊异。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他们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权。”
克莱因先生说，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政府在雪灾和震灾后的表现让世界钦佩。中国用自己的努力向世界展示了良好形象。展望美中关系，他说尼克松总统曾指出经贸往来是国家间最重要关系之一，希望美中贸易保持良好势头。产品质量问题关系到消费者安全，需要美中双方共同努力解决。他表示，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应更多重视国际上的反应，比如人权关切等等。克莱因先生期待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只有开放才能不断进步。
新加坡原总统李光耀：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但仍须谦虚谨慎
新加坡《海峡时报》10月12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下一步，中国会让整个世界安心”，作者是李光耀。文章说，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了；然而，中国人不应该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优越感。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文章摘要如下：我如何看待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世界各地的许多评论已经用“令人眼花缭乱”和“激动人心”形容过它。这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许多人一起击缶和打太极的场面。中国巧妙地提醒世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而且还修建了长城。开幕式巧妙地利用IT技术和当代艺术形式展现了中国的传统乐器、舞蹈和音乐。一群身穿黑衣的芭蕾舞演员用他们的双手在一幅巨大的白色IT卷轴上绘出了一幅水墨山水画。这次开幕式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国人是团结的、有组织的，而且已经重新站起来了。
8月7日，也就是开幕式的前夜，我与亨利?基辛格在北京的莱佛士酒店共进晚餐。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这位前总统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正式于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前担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6年5月，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和今天2008年的中国之间的反差是惊人的。70年代时，北京的建筑都很破败，空旷的街道一到晚上便灯光昏暗。街上都是穿着单调的蓝色或者灰色中山装的人们，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在街道上穿行，而我则坐在他们自制的红旗轿车里。32年后，北京和许多其它城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里到处都是新建的摩天大楼、宽阔的公路和立交桥。绵延数公里的树木和鲜花让北京变绿了。
他们向许多国家学习，其中包括新加坡。学习我们在绿化和城市规划方面的管理经验。就像新加坡一样，他们不只依靠中国的建筑师，还邀请世界各地最有才华的人来设计他们的标志性建筑。英国人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巨大的首都机场航站楼是由中国工程师和中国工人建造完成的。从机场到市内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而一条专门从机场通往市里的快线甚至用不了20分钟。标志性的建筑非常醒目，国家体育场鸟巢、水立方游泳中心、国家大剧院以及国家博物馆都由世界著名设计师设计。而中国自己的建筑设计师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上世界水平并像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那样出色。他们现在的工作是设计新的环路和扩大北京的地铁网络。由于长安街两旁的重建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因此街道两旁的建筑在形态和风格上都千篇一律地方方正正，结结实实。北京不像巴黎和伦敦那样保留着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缺乏特色是中国人由于过于匆忙改造城市而付出的代价。但那些奥运标志性建筑除外。
北京为了奥运会的成功付出了全部心血。安全工作超级严密。中国人决不允许恐怖分子影响这个光辉时刻，他们要借这个机会向世界展示21世纪的中国。只是，奥运会期间的天气有些不作美。尽管北京周边关闭了那么多的工厂和发电站，上路的汽车也被减半，但是奥运召开初期，北京还是像套在灰色的罩子里。北京地势较低，空气不容易流动。他们不得不等8月17日的大雨来清除灰蒙蒙的雾气。有超过100位国家代表团团长、国家元首、总理和皇室成员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每位外国领导人都受到了相应的礼遇并由级别相当的中方官员陪同这些超级重要人物。奥运会期间，北京没有交通堵塞，交通状况从未有过的顺畅。北京居民为来访者的到来牺牲了很多，目的是让中国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客人。
那些在奥运期间才第一次到北京的人不会像基辛格 以及老布什那样对中国30年来的变化感受如此深刻。他们在那个比较灰暗的年代就熟悉北京了。那时，中国人的生活正由于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和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痛苦的深渊。但是，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了。就像邓小平1992年敦促中国人的那样，他们正在向世界学习。特别是，他们借鉴了新加坡的某些做法，而且比新加坡做得还好。中国人已经向世界表明，他们有能力创造21世纪的先进文明，与西方的任何其它国家平起平坐。世界其它国家对此的最初反应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崛起印象深刻，但不乏担心。因为中国不再像过去那么轻易地受人摆布了。
为了让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安心，中国人不应该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优越感。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无论怎样，要赶上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工业、技术以及研发水平，中国需要再等50年。在尖端武器方面，中国人还需要从国外购买战斗机和潜艇。
日本新华侨报：温家宝的信心与中国经济
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日本新华侨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当今经济“环球同此凉热”。 温家宝的自信告诉世界，中国不再是封闭的经济体，握有“出牌”的主动权。文章摘录如下：国际经济风云变幻，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谁也没想到，肩负“农村改革再出发”使命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风口浪尖中召开，而在开幕前夜，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息，与全球央行同步“拯救”经济。这种前所未有的冷峻局势，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早在年初所预测：“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这位“中国经济总管”的神色和语调却总是那么坚毅坚定：“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充满信心。”听似决心式表态，但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的前提下，则具有格外的震撼力。
一般分析，日趋全球化的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金融危机波及和拖累，出现通货膨胀有所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等困难，所谓“内忧外患”、“内外夹攻”。冷静应对经济困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6年来的一次“大考”。人们注意到，自称“苦难总理”的温家宝在世界危机面前，毫不慌乱，充满镇定，他甚至在访美时还忠告美国金融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他在天津达沃斯经济论坛上面对全球经济学家、企业家反复表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则被认为是当今经济强国首脑们“谁也不敢说的话”。
应该说，温家宝的信心来源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即使放缓步伐，降低二、三个百分点，增速仍属“世界第一集团”。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世界第一，抗压能力很强。官方新华社日前指出“中国资金供给充裕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这就是中国的底气，是经济低迷的西方列强远不可比拟的。
温家宝的信心也来源于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国际国内诸多不利因素，战胜罕见的雪冻、地震灾害，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用温家宝的话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比以往有了较大提高。三中全会前夕，温家宝考察广西时非常自信而又意味深长地表示：“中国将会采取灵活审慎的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明确，告诉世界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和方案“已经准备好了”。中国“应考”的“功课”做得足够，“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这样的讯息也可以从温家宝近期的言行和他的“经济内阁”最新动作中找到足够的依据。比如，美国国会通过救市法案后，中国央行率先发表谈话:“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如此迅速出面表态，显然是中国政府胸有成竹的心态表露。而温家宝对话美国经济金融界时说得更透彻：中国经济面临着外国订单减少的不利影响，中国可以在国内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话中有话，暗示中国将可能出台或批准实施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具刺激性的财政政策。
专家分析说，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只要扩展国内需求，经济可望持续高速，而且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或许较大规模的刺激内需预案列入温家宝总理的“应考”内容了，或将在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难怪法新社感叹“中国在金融风暴中表现出帝国般的镇定”。
当今经济“环球同此凉热”。 温家宝的自信告诉世界，中国不再是封闭的经济体，握有“出牌”的主动权。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将为世界经济把脉，作出中国下一步改革与经济政策的“两个定调”，树立人们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信心。这场经济“大考”成绩值得期待，中国依然是启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俄罗斯资深记者韦尔林：“转变发展思路”
叶甫根尼?韦尔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1977年至1981年，他作为塔斯社记者常驻北京，1995年至1998年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工作。他现在是《俄罗斯的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经常为俄媒体撰写关于国际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文章。
韦尔林最近一次中国行是在去年11月，他同几个朋友结伴到四川省旅游，途经成都、都江堰、甘孜和阿坝藏区等地。韦尔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四川风景秀丽，尤其是干净、安宁的成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四川西部的藏民聚居区，我们还同当地居民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生活表示满意，有幸福感。我还听说，现在全中国65%的人有幸福感。”“不幸的是，四川今年发生了灾难性的大地震。”韦尔林接着说：“我们的救援队也参与了幸存者的搜救行动。至于灾后重建工作，我相信中国能够自己解决，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韦尔林认为，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一切都是公开的，中国在信息公开化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媒体的公开报道及时了解灾情和中国抗震救灾工作的细节。中方还同意让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和台湾地区的救援队到地震灾区参与救援，“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在国际合作方面开放程度最高的一次。这是很大的进步”。
“可以同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相比较的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韦尔林的思绪回到了30多年前：“1976年8月，我刚到塔斯社工作，就听说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天津和北京部分城区也受到了影响。苏联高层关注着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媒体没有公开报道这一灾难性事件。次年11月，韦尔林被派到塔斯社驻北京记者站工作，这是当时苏联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唯一记者站。韦尔林说：“我们曾多方打听，想描绘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全景图，主要是为苏联领导人提供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的报纸供稿。但是，中国媒体没有披露任何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细节。”韦尔林补充说：“我们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获得了更多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信息，因为那时有一些人写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和文章。” 谈起初到北京的印象，韦尔林说：“我刚到北京时，天灰蒙蒙的、风冷飕飕的。每到晚上，除了长安街，其他街道都黑乎乎的，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那时，韦尔林开的是一辆苏联制造的“日古力”小汽车，这在当时绝对是好车。他说：“当时北京的加油站很少。友谊商店附近有一个外宾加油站，我就在那里加油。要去一趟城外，比如长城，得提前把油加满，因为沿途没有加油的地方。”韦尔林继续说，他刚到北京工作时，生活比较单调、清苦。当年和他同在北京工作过的人还有现在的俄罗斯副外长杰尼索夫、驻华大使拉佐夫等人。他们当时风华正茂，工作之余都想出去玩，比如晚上想找个地方喝点酒，但那时北京的饭店很少。1979年，他们惊喜地发现，北京王府井和东单之间有一个金鱼酒吧，晚上11时才关门，可以坐在那里吃点东西、喝点酒、听听音乐。让韦尔林等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些通常只有外国人光顾的地方，也出现了不少中国青年人。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出现了更多可喜的变化，比如出现了一些食品市场。韦尔林说：“逛市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经常到这些地方去，那里的蔬菜和水果都相对便宜，而像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友谊商店的东西就很贵。”韦尔林1980年还去过广州和上海，感觉那里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2006年，韦尔林到过一次北京，看到的繁荣景象“已经今非昔比了”。韦尔林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力日益强盛，今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表现出的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就是明证。他说，中国领导人着眼于国家建设和社会长远发展，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利大于弊，利占99%，弊占1%。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应该而且必须继续坚持下去”。韦尔林补充道，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发展的速度和步骤，比如要防止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同时还要鼓励东南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平衡。“治理污染消耗了中国至少2%至3%的GDP。虽然发展总要付出代价，但‘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思路不合时宜。可喜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正在转变发展思路”。
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费希尔:与硅谷匹敌，中国仅用了30年
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理查德?费希尔最近在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撰文指出：中国30年变化使她具有了堪与美国硅谷匹敌的能力。作者认为，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解放”是中国另一个历史转折点。
1948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者行将关闭上海港时，我的澳大利亚籍父亲和出生于南非的挪威籍母亲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了那里。此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我出生于次年3月，这个幸福的“副产品”原本可能焦虑地待在外滩的和平饭店里。几乎60年了，我的出生经历令我自视为中国问题观察家。但是，直到1979年，在我担任卡特政府政策制定协调人兼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助理时，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
在中国的早期经历，以及20年后代表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行谈判的经历，构成了我现在观察中国的视角。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并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美两国财政部长在北京会谈，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及其一行(包括身为他最信任的首席顾问的我)于当年2月23日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奔赴北京。我们与邓小平、华国锋以及财政部长张劲夫举行了会晤。1979年3月1日，我们达成了初步协议。那天，我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上空正式升起了美国国旗。
在观看盛大壮观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时，那次北京之行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们于1979年2月24日晚抵达这座城市后，立即被红旗轿车接送至宾馆。进入北京城的公路上没有汽车———不是因为这条路线为我们代表团设置了警戒线，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车。我们看到的交通工具有瘦骨嶙峋的马匹、驴子、牛、冒着黑烟的卡车以及无数上海“永久”自行车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生产的自行车。
仅仅27年过去后，截至2006年，北京的机动车已达240万辆，而这只是全国3700万辆机动车中的一小部分。1979年，当布卢门撒尔代表团抵达北京时，欧佩克及其他产油国的主要客户还是美国、日本和西欧。而目前，产油国的客户中增加了13亿中国人———其中很多人不仅自己有车，而且开工厂，居室还要取暖；同时还有正在迎头赶上的国家的人民，如印度以及东欧国家。这就需要考虑石油、柴油和汽油的供需问题。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量与节俭的日本人一样，将大大超过我们75亿桶的消费量。
1979年3月，中美就相关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后，我们立即乘坐中国军用飞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然后返回北京修改一些细则。中国女兵在飞行途中为我们服务。我的一位同事一时心血来潮，拿出一个宝丽来相机，拍下了这些临时“空姐”们的倩影。当时的情景可能让人以为，他是在世界某个从未见过火焰的偏远角落划燃了一根火柴。这些“空姐”高兴得大声尖叫，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整个机组都簇拥到飞机后座，琢磨这个从未见过的新奇玩意。想象一下吧。当时，宝丽来相机在美国已经普及了25年，而距离史蒂夫兄弟———即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兄弟发明首台商业苹果计算机已有4年。中国民众却从未见过宝丽来相机，更别提听说过计算机了。宝丽来后来就过时了。现在，中国已经拥有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现在，中国生产9300万台微型计算机，在国内拥有6亿手机用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
再把思绪拉回北京奥运开幕式。1979年，一台宝丽来相机也会令中国最优秀的军事飞行员感到惊讶。而2008年，在“鸟巢”举行的奥运开幕式演出表明中国可以应用堪与美国硅谷最精密武器或游戏设计师、软件程序师相匹敌的技术，中国具备这种能力。这令我想起这片古老土地的借鉴和适应意愿。当年邓小平步入与布卢门撒尔首次会晤的房间时，他调侃道：“据说令中国人如此恐惧的美国大资本家在哪儿？”会晤期间，他发表了一番类似于著名的“黑猫白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向我们阐明：中国决心进行现代化建设，在与世界其它地方保持接触的同时，中国“猫”将重点抓获成群的经济“鼠”，起点就是我们本周达成协议所解放的贸易。中国做到了这一点。1979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仅为5.95亿美元。中国的官方储备连一个美元也没有。现在，他们每年向美国出口3000多亿美元的货物，同时持有巨额美国国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一直高于10%，成为世界工厂，且正在引领科技前沿。
中国人善于苦中作乐。1979年在北京期间，人民大会堂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当晚的第七个曲目是钢琴独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演奏者是钢琴家刘诗昆。现在，刘诗昆被视为中国最好的钢琴家。他在全 世界巡演，包括与小泽征尔和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推出了一直以来最畅销的经典唱片。看过刘的官方中文自传就会发现，“他为几代中国领导人演奏过”。但是，自传未曾提及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入狱，为保持演奏技艺，他在牢房墙上刻出琴键，日日弹奏，凭想象“听”曲子。他为我们演奏是他“平反”后首度公开露面，他弹奏得如此令人振奋，以致连我们的主人也大多拍红了手掌，感动得掉下泪来。
遐思之中，我看到8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托奥运会旗、踏着正步进入了会场。他们也是现代中国的标志。中国应验了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关于俄罗斯的脍炙人口的警句：“俄罗斯是谜团中笼罩在迷雾下的一个谜。”对中国来说，“眼见”未必“为实”。让无数中国人拥有汽车的经济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在全球市场中和奥运会上展现的技术能力也毋庸置疑。钢琴家在墙上刻出琴键练习的意志是真，踢着正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也不假。由此得出的启示是：当我们关注现代中国对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必须努力找寻现象背后的中国。
新加坡时政评论员邱震海:历史坐标的透
视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登时政评论员邱震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改革开放30周年：历史坐标的透视》，要点如下：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10月9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三中全会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而且30年前的改革开放浪潮就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虽然十一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后相差30年本身是个巧合，但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这一次的全会还是被各方舆论寄予了密切关注。
各方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这次三中全会将具体讨论哪些与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二、这次三中全会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将针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之路出台哪些具有指向意义的政策。
首先，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据中国官方媒体透露，三中全会首先将讨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发展议题。众所周知，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城市。30年来，中国农民在享受到改革开放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结构性瓶颈。
所谓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农村问题则主要体现为农村户籍制度问题，而农民问题则体现为农民素质和农民减负问题。有评论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折射的是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其背后折射更多的则还是一个农业体制的问题。中国农民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如何真正拥有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涉及到未来中国的农业能否持续发展和农村能否持续稳定。
有评论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土地所有制度问题，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问题；但相比之下，户籍问题较为容易解决，要解决户籍问题，真正的障碍不是户籍制度本身，而是户籍制度所依附的福利制度。但在30年改革开放后物质已相对丰富的今天，解决户籍制度所依附的福利制度问题应该也不是十分困难的。真正困难的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这涉及到中国的农村制度，而且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官方之前出台了不少替代措施，但始终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目前，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当前土地承包办法应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完善，鼓励土地承包权有效流转。专家建议，应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完善当前的土地承包办法，鼓励地方探索土地承包权的各种有效流转形式，包括在不改变土地农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发展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同时建议中央将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写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推动试点。
除农村问题外，中国近期的经济形势(包括在外围经济环境影响下的发展前景)也可能是此次会议关注的问题之一。前不久，中共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山东、天津、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6个沿海省市，与此同时，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负责人也纷纷出动。调研地域之密集、时间之密集、高层人物之密集，引起诸多媒体关注。
相关人士指出，此次密集调研是自6月13日中央及省市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之后，中央、国务院和各部门的一次集体大行动。而中央决策层如此高规格、高密度的视察调研经济领域，也是建国以来极不寻常的举动。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专家的意见认为，北京高层的密集调研，一方面意味着决策层已经将外向型企业的困难计入政策考量之中，对经济下行的风险也有一定程度的担忧。另一方面，是为奥运后的经济工作进行梳理做准备，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制订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作铺垫。
另外，一如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航标作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究竟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出台哪些指向性的政策和思维，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30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发展模式和制度建设方面遇到了不少新旧相交的问题，2008年中国遇到的许多问题，都集中折射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和国际的坐标上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但是对中国文革十年的拨乱反正，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自洋务运动后的第二次现代化尝试。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不但要考虑中国现实政治的情况，而且要将其放到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现代化的努力上一同考察，人们才能对今天的问题和未来的使命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19世纪40、50年代，中国和日本同时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被迫打开国门，日本开启明治维新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洋务运动却在中国以全面失败告终，其间的教训十分深刻，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百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尔后，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始终无法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列。
究其原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之下，中国未能达成现代宪政立国的目标，以及未能建立一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管理和制度，并继而完成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此实为罪魁祸首。由于未能开启民智和官智，晚清的中国政商勾结，腐败丛生，科举制度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北洋海军徒有上乘的硬件而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体系，无不折射了“体用说”的严重局限。
今天的中国在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已非百年前所能相比，但谈到发展硬件和软件上遇到的困惑，就其本质而言，百年前的教训仍未过时。因此，为了中国未来无数个30年，今天的中国应当有勇气直面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瓶颈，并思考解决之道。
俄中友协主席:循序渐进是中国改革成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一步一步取得成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他认为，循序渐
进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因素。
1957年，季塔连科第一次来到中国，进入北京大学专修班学习中文。此后，他多次到访中国，对中国感情深厚。他研究中国长达50年，并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季塔连科说，苏联时期对待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态度比较谨慎。后来，随着国家关系的好转和中国的日益发展壮大，俄罗斯人越来越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政策是呕心沥血之作。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共同艰难探索适合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国出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30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则“是改革开放成就的集中体现”。
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得以进行持续、深入的变革。
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政府推行政策时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确保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理解政策的意义，并充分考虑到民众对变革的承受力，让大家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改革开放的渐进性质决定了（推行政策时）理论上的全面研究和小范围的试验性检验，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季塔连科强调。
季塔连科还说，在他眼中，中国这个诞生过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古老国度，如今虽已屹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上，但从未有过野心，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
巴基斯坦著名诗人阿弗塔伯：“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没有可能”
阿弗塔伯教授在诗歌创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的作品主题就是让世界变成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阿弗塔伯教授因其在乌尔都语诗歌界的成就而享誉国内外，006年被授予巴基斯坦“总统杰出贡献奖”。日前，他接受了记者专访，畅谈其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感受以及对中国未来的美好祝愿。
“1972年7月至1976年7月，我第一次到中国，就在北京大学教授乌尔都语。”阿弗塔伯教授非常兴奋地回忆道：“那时，我每月工资600元，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了。当时的北京就像一个‘大村庄’，没有多少现代气息。人们都骑自行车，公路上的汽车很少，那时站在北京大学门口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看到一辆汽车——这些是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阿弗塔伯一家第二次到中国是在1978年至1981年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他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他回忆说：“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它就不能向前发展。但是当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时，我心中却有些疑惑不解。不只是我，很多普通中国人都难以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终于明白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等于贫穷’。社会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的确是一位伟人。我们尊敬他，非常钦佩他的远见卓识。”
阿弗塔伯说：“第二次去中国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每月800元，中国人的衣着有了明显的变化，色彩越来越多，女士们也开始打扮起来。第一次去的时候，中国朋友不可以随意探望我们，必须提前经过批准。第二次去的时候情况就好多了，尽管对外国人还有一些限制，但是中国朋友可以自由地探访我们。我的女儿也同一位中国教授的女儿成了好朋友，经常到她家去玩。”
当时，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很少，阿弗塔伯和朋友交流需要通过翻译，好在他有很多学生学习乌尔都语，因此交流起来比其他人要好一些。不过，他不无遗憾地说：“学生们都和我说乌尔都语，他们是练会了，可是我一点也没学会汉语。不过，我的孩子们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儿子还读了汉语言文学的硕士。”
阿弗塔伯一家第三次去中国是在1989年至1990年，当时他到《中国画报》工作。这次他最深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特区，很多外国旅行团来中国旅游，中外人士可以一起住在宾馆里了，公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北京变得更加多彩。
阿弗塔伯觉得，他第四次中国之行的4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回忆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建了很多宾馆和商场，市场也比以前繁荣很多，路上汽车越来越多。如果说第一次见到的北京是一个‘规划过的大村庄’，那么这一次我感受到的是它的现代气息和活力。”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阿弗塔伯一家住在了北大校园里。他深情回忆道：“中国同行和学生们都变了样子，他们思想更加活跃，经常到我家来讨论各种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问题。我和学生们一起外出游玩，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
阿弗塔伯最后表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注重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市场上的消费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不再与世隔绝，而是一个在国际舞台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国家。中国正在运用自身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发挥巨大作用。75岁的阿弗塔伯坚定地说：“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