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北岛与舒婷第一次通信，随寄诗作五首，其中一首叫《一切》。舒婷回信，随寄即兴创作的《这也是一切》。在当代诗史上，这是有案可稽的一次通信。随信唱和的两首诗，也成了名作，时时被相提并论。多年以后，我们以旁观者视角回顾这些历史细节，依然颇有所获——在新诗潮尚未公开之前，年轻诗人如何通过书信交流，让唱和隔空发生，让抒情南北呼应，最后全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事实。
　　参照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说法，一个完整的文学事实，需有作家、书籍和读者，也就是说，要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三个方面，由此形成一个交流圈，把身份明确的一些人和匿名的集体联结在一起。照此观察，只有在《今天》创刊之后，北岛等人将油印刊物贴在西单民主墙上，同时将其邮寄给全国各地读者，一个交流圈才算真正形成了。但这也只是可见的文学事实。看不见的文学事实，如埋在土里的萌芽，早已悄悄发生了。
　　最初的交流圈是地域性诗群。北方有白洋淀诗群，南方则是永安诗群。这些诗群最常见的交流形式是举办文学沙龙，当然也创办刊物，供内部交流。但无论如何，它们的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倘若没有一种如风一般具有强大流动功能的精神传输器，星星之火，终究不能燎原。在1970年代，这个精神传输器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一律停刊了，每个人被禁锢在指定的土地上，所有的交流都仅限于对远方的渴望。
　　茫然四顾时，书信的传输功能被放大了。这是诗人们突破地域限制、呼吸外部空气的唯一通道。在这个时期，蔡其矫写信尤勤。当他意识到自由已不再时，书信恰如暗室里的窗户，愈发显得重要了。1970年他被下放到永安偏僻乡下，仿佛进入人生死谷，但他通过书信联系，重新采撷了外来的光，恢复了精神上的生机。在与他频繁书信往来的朋友中，有一个晚辈至交，笔名陶然，原名涂乃贤，与蔡其矫一样，也是从印尼归来的华侨子弟。他比蔡其矫小整整25岁，1969年两人初识，从此书信不断，持续几十年。蔡其矫辞世之后，陶然从朋友处收集了部分书信，编成一本《蔡其矫书信集》，自然是挂一漏万，但他熟知蔡其矫的生活，在后记中称其写信甚勤，一天两三封是常态。这种生活方式让人想到物流发达时代的网购，每日收发几单快递，实乃家常便饭。蔡其矫专注地写信，不舍昼夜，其实是对时代屏障的突破，也是对诗情涌动的安抚。在蔡其矫这里，写信最终形成了一种生活惯性;即便后来重获自由了，他亦寄情尺笺，每日不辍，而且更勤快了，平均每日复信五六封，不在话下。朋友写信不勤，或者复信慢了，他就会急，甚至有责备。艾青知他脾性，回信慢了，先自我檢讨一番。
　　蔡其矫是一个极端案例，但不是特例。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诗人和作家，多数过着一种充满了仪式感的书信生活。但是回到当代诗歌史，我们会看到在特定历史时期诗人通信的特殊意义。在新诗潮涌出地面之前，诗人写信，是在向外界探测微光，试图获得心灵的回声。这个时候，信是一种诗，诗也就是一种信，它们在精神天平上具有同等意义。信和诗也常常装在同一个信封里，从一个诗人流向另一个诗人，从一个创作者走向一个特定的读者。一个跨越地域限制的交流圈就这样形成了。在这个交流圈里，信是唯一合法的作品。一个牛皮纸信封，经邮局盖上邮戳，就像一本书印上了书号。
　　诗人拆开信封一刹那，充满了对未知事物的期待，也许还有不安和踌躇。诸如此类复杂情绪，绝非是物流发达时代每天以淡定心情打开包裹的人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心灵纠结，在封闭中渴望打开，在打开中充满了疑虑。每一封信都是一种隔空试探，以一种有时差的回声来寻找渺茫的精神共鸣。这是一种原始而朴素的方法，但在人心戒备的时代，却有特殊效用。1975年3月，蔡其矫来到厦门，与舒婷初次见面，一行人同游万石岩。但是舒婷没有表现出足够热情，甚至还一脸不以为然。回永安之后，蔡其矫与舒婷开始通信，互寄诗作，舒婷内心的排斥感渐渐撤离，就如一只放松警惕的刺猬，慢慢收起一身硬刺。
　　蔡其矫与舒婷的早期通信，表面上看，舒婷是受益者。蔡其矫是一个成熟诗人，在通信中向舒婷介绍聂鲁达、波德莱尔及其他外国诗人的作品，还时常附上自己写的或抄来的大段评论，自然是让舒婷大开眼界。舒婷也承认，她在这个时期深受蔡其矫影响。不过若论精神回报，二者却是对等的。蔡其矫身陷山区，一身诗情无处可去，需要一个对外开放的精神窗口。他在通信中不厌其烦给舒婷抄诗，实则是在排放过剩的诗情。在舒婷这一边，同样面临着不知何处去的成长烦恼。她写下《船》这首诗，寄给蔡其矫，表达了这种苦闷情绪。蔡其矫回信，似乎是以导师的口吻告诉她——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眼泪。当舒婷将这封信压在桌面玻璃板下，蔡其矫的这些话开始生成了箴言一般的品格。箴言的诞生，是复述的人产生内心共鸣的产物。
　　1977年，蔡其矫将舒婷的新作《致橡树》带到北京，给艾青、北岛传看，又促成了北岛与舒婷之间的通信。如果没有这种南北联结，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事实，即便浮出了地表，在版图上也是会留下重大缺憾的。这里面似乎有个偶然因素——蔡其矫回北京探亲，从而将南北两个未名诗人连接起来。倘若没有这个偶然因素，北岛与舒婷的通信似乎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必须承认，这个偶然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内在的核心逻辑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年轻诗人之间的心灵共鸣，以及他们对通信的渴望。倘若没有这个内核逻辑做支撑，偶然因素永远只能停留在偶然层面。
　　北岛在艾青家里读到舒婷的《致橡树》，一定是意识到了在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内心敏感的年轻诗人，似乎在向他招手。舒婷在《致橡树》中表达了一种否定性情感——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绝不学痴情的鸟儿。她写下这首诗，意在否定男权世界。这种情感立场在当时颇显勇猛，蕴含在其中的宣言色彩和思想气质，也正是北岛喜欢的。他在同时期创作的《回答》，以决绝口吻向世界宣布——我不相信。这同样是一种否定，一种对强权世界的怀疑式否定，与《致橡树》异曲同工。我们不妨设想，在北岛眼中，似乎除了蔡其矫的《波浪》，就只有舒婷的《致橡树》，能与他的否定性抒情相呼应了。他给舒婷寄出第一封信，附了五首诗，这份热情和肯定，足以表达他对远方同人的感性判断。
　　北岛寄出五首诗，包含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回答》和《一切》。两相比较，
　　《一切》依然保留着北岛特有的怀疑气质和否定性立场，却比《回答》内敛和深沉。《回答》是面向世界的革命宣言;《一切》则是转向自我的生命凝视，富有悲剧意识，隐约可见无可奈何的幻灭感，恰如开头两句——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云烟。这是一种向内转的怀疑和否定，离革命腔调远了一点，却向诗性抒情近了一点。北岛或许当局者迷，并未省察其中微妙变化。从《回答》到《一切》，否定性抒情一脉相承，举目望去，在同辈诗人中，舒婷最有可能与他同频共振。
　　恰在此间，一个转折点出现了。舒婷回赠《这也是一切》，唱了一个反调。她在最后一段写道——一切的现在都是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北岛说一切都只是幻灭，舒婷却说，一切都是希望。这或许也是北岛未曾预料得到的。回到当时情景，我们可以断定，舒婷不是故意和北岛抬杠。她只是在宽慰北岛，用温暖而明丽的声调告诉他，一切并不是你说的那么糟糕。但仅仅是宽慰那么简单吗？当他们的精神共鸣还在继续时，变奏也已发生了。时过境迁，回过头来看，这种变奏已让他们沿着各自的节拍，走过了漫长的精神旅途——一个将否定性抒情转向内心深处，和自己的命运死磕;一个将否定性抒情瞬间翻转成肯定性抒情，在现实和命运之间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