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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10年来最严厉的调控组合拳正在使楼市生态进入新一轮转换期,2010年会否被视为中国新一轮房地产市场改革元年?
从提高二套房首付及贷款利率,到暂停三套以上住房贷款……似乎本次“新政”的针对性和完善性比起以往得到了加强。
实际上,自取消福利房制度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崛起地位,与中国普通百姓的安居梦想渐行渐远,当种种矛盾开始凸显之时,中国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从来缺的不是“重拳”,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出拳”罢了。
而2010年4月14日后,中国政府接连宣布的政策似乎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直气势汹汹的楼价上蹿势头在政府明确无误的决心面前开始表现出屈服:股市持续暴跌,北京、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大幅度动荡,最初的投机商大规模的抛售开始了……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中国政府对长期以来非理性的中国楼市不再是表表决心,而是 “愤怒”开始组合重拳出击。
至于,最终的结果,尚待时日,只是这其间寄托着中国普通百姓对政府信誉的期待和千千万万人的“安居梦”!
总理和总经理谁说了算
年初的全国“两会”,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说:“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
“两会”中,过高的房价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无人不谈房价”,房价甚至和“公平正义”连在一起,而“公平正义”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中,被称为“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3月6日,沪上媒体《东方早报》头版头条用了这样两句话:今年房价肯定是稳定的!总理都说了不稳不行!
如此斩钉截铁之语非《东方早报》杜撰,而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所说。这位部长说:“肯定行!不行也得行!”“下一步会有更为细化的遏制房价上涨的系列措施,这都是各个方面共同起草,总理最后定的。”
而3月15日,经历了“两会”期间的静默,北京大小开发商、房地产行业人士齐聚于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2号的土地储备中心二层大厅,见证新“地王”的诞生。
截至当天下午四点,已诞生了两块“地王”:远洋地产子公司以40.8亿元拍得望京地块,楼面地价达到了2.4万元/平方米,为北京历史最高;中信地产以52.4亿元拿下了亦庄一块土地,刷新了2009年由大龙地产创下的总价50亿元的单价“地王”纪录。
当日,北京市国土局五块土地就买了120.5亿元。这几个“地王”被舆论归为“央企在行动”,舆论揶揄道,央企不只是“”地王,其威力更像“帝王”。
一系列“地王”的诞生,不仅迅速抬拉了周边房价,并带动整个北京的“楼市狂欢”。加上北京CBD扩张的信号,房价早已成脱缰野马。与此相关的房租价格跟着上涨。
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3月17日的《新闻1+1》中,迅速跟进这一话题,称央企“地王”给总理的报告上眼药,三个“地王”连接创出高价,而且还没盖楼,价格就已经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边的商品房,有的时候你在想,是不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
“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迅速成为流行语。4月2日,潘石屹發了这样一条微博:“刚才开会前,遇到一位领导对我说:‘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是你说的还是任志强说的?’我说:“冤枉!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任志强说的,是白岩松说的。”
连续四次成为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题
半年之内,同一个议题连续四次被搬上国务院常务办公会,在近年中国行政管理的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但“疯涨”的房价,开了这个先例。
“这是一次系统的、有组织的、目标性极强的调控。”4月20日中午,一位接近住建部的权威人士说。
这一天,住建部下发了一份文件,要求规范预售制度,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楼盘不得收取定金等政策,被强力重申。
据悉,这是一份4月13日住建部便已经签发的文件,要等到7日之后的4月20日,即三次国务院常务办公会之后方才下发,实际上与其“调控决心”的力度同步。
“除住建部之外,另外参与房地产调控工作的相关部委,都会独立再下发本负责领域的文件。”前述权威人士说,这些独立下发的文件,都已经在 “房地产调控部际联席会议”上进行过“会商”——在一个月前,由于证监会的加入,这个联席会议成员已从9个增加到10个。
4月14日最严厉调控的起始日之后不到两周,位于北京通州、朝阳交接地的某地产项目,因一夜之间每平方米暴涨4000元而陷入舆论漩涡,并最终招致政府的出面。此间一位政府人员质问该公司员工,“你们老板不看《新闻联播》吗?”
而在不到一周之前,《新闻联播》已经连续三天播发上述国务院常务办公室纪要:三次研究、部署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问题。
前述北京市政府人士没有得到来自该企业的答案,但在调查过程中,北京市相关部门强调,该案例不过是全国范围内一个比较极端的个案而已。
不同于以往的楼市新政
如果说,政府早先调控房价的逻辑起点更多考虑的是“击鼓传花”的后果可能致楼市崩盘,由此将拖累金融系统,那么当高层也注意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逻辑起点亦应时而变。
3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11.7%,这是一个历史新高。“两会”结束第二天,北京地王记录一日被刷新数次,显然,这突破了决策层对房价的“忍耐”极限——
总理都说了房价要稳定,还能不稳定?而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这是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因此,4月14日,最严厉调控政策的出台也就不出人意料,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政府的执政信用和执政能力问题。
鲜为人知的是,在北京“地王”记录“一日三新”之后,两个政府部门据说被“询问”了情况,其中之一便是国资委。
早在1月14日,国资委宣传局一位刘姓工作人员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国资委也很关注高价拿地的事,但是,企业的做法一是公开、依法进行,二是中央企业的竞标有利于实现土地利益的最大化。”
央企的“行动”触怒了潘石屹。在各种场合,潘石屹反复强调央企在不断“炮制”地王,各方舆论也不利于央企,再加上央企惯于沉默,不到半年,央企炮制“地王”就已经成“板上钉钉”的公众舆论。
这样的舆论必然影响到决策层——从某种意义上,人们或许可以容忍市场行为的房价上涨,但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国有企业会把市场预期推向政府目标的反方向。
当各方压力流转到李荣融和国资委之时,决策层其实已经“愤怒”了。
国务院办公厅开始向国资委“问话”,询问这三家刷新北京“地王”记录的企业与央企的关联程度,尽管在这次问话中,国务院办公厅所履行的仅是“询问”职责,而没有传达的任何要求,但对国资委来说,不可能不知道背后隐藏的信号是什么。
“政府信用替代金融风险”成为新的调控逻辑起点,彼时,在不少央企老板的私人聚会上,这已经成为私下议论的话题,只不过,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一切如此之快地变成现实。
重拳出击凸显政府信誉
在业内,约请任志强谈一番对未来的“高论”,是地产商们用来打消未来不确定性的“保留节目”。
但这一次,绝大部分开发商没有听到“任氏高论”。任志强在不同场合告诉“同行”,这是一次将“经济目标和政府信用”捆绑在一起的调控,关乎中央政府的信誉——“政府究竟能不能控制房价的上涨”。
按照这个逻辑,房价涨幅只要得不到控制,政府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达标”才作罢,如是,房价不再是一个其他调控目标的载体,而成为调控目标本身。
在过去的调控政府出台前,任志强总会被“征求意见”,但这一次,所有部门没有再听他的想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信号——地产商群体已失去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或发言权。
或许正因此,任志强才在“最严厉调控”政策陆续出台之后一周左右再抛万言书,一吐心中不快,这样的结果,与2005年不无相似,但过程却已大有不同。
当年,包括王石、任志强在内的房地产商,在七部委部署2005年版调控细则、2006年版九部委调控细则之前,原建设部曾通过中房协渠道以及直接渠道,听取过他们的意见。
然而,无论如何,王石和任志强都可能明白,这两次调控的政府均有着清晰的边界,政府向他们传达的信息是,调控目的在于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而控制房地产可能积累的金融风险。
一个明显的细节是,那两轮调控均有央行和银监会系统提出,最终得到国务院认可后,再由原建设部加入——其目的十分明确。而现在,不是。
“政府信用”的调控目标所形成的压力正逐级传导,当国务院已经把“房价控涨”视为政治议题时,“部门利益”便要让位。
住建部三年前就提出的房地产税,在巨大压力之下,尽管征收还有技术堡垒,但财政部已经开始紧张修订《房地产税暂行条例》。
若如此,中国房地产价格,或许正处在质变前夜。(摘自:《看天下》文/李乐 本刊有删节)
从提高二套房首付及贷款利率,到暂停三套以上住房贷款……似乎本次“新政”的针对性和完善性比起以往得到了加强。
实际上,自取消福利房制度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崛起地位,与中国普通百姓的安居梦想渐行渐远,当种种矛盾开始凸显之时,中国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从来缺的不是“重拳”,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出拳”罢了。
而2010年4月14日后,中国政府接连宣布的政策似乎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直气势汹汹的楼价上蹿势头在政府明确无误的决心面前开始表现出屈服:股市持续暴跌,北京、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大幅度动荡,最初的投机商大规模的抛售开始了……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中国政府对长期以来非理性的中国楼市不再是表表决心,而是 “愤怒”开始组合重拳出击。
至于,最终的结果,尚待时日,只是这其间寄托着中国普通百姓对政府信誉的期待和千千万万人的“安居梦”!
总理和总经理谁说了算
年初的全国“两会”,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说:“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
“两会”中,过高的房价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无人不谈房价”,房价甚至和“公平正义”连在一起,而“公平正义”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中,被称为“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3月6日,沪上媒体《东方早报》头版头条用了这样两句话:今年房价肯定是稳定的!总理都说了不稳不行!
如此斩钉截铁之语非《东方早报》杜撰,而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所说。这位部长说:“肯定行!不行也得行!”“下一步会有更为细化的遏制房价上涨的系列措施,这都是各个方面共同起草,总理最后定的。”
而3月15日,经历了“两会”期间的静默,北京大小开发商、房地产行业人士齐聚于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2号的土地储备中心二层大厅,见证新“地王”的诞生。
截至当天下午四点,已诞生了两块“地王”:远洋地产子公司以40.8亿元拍得望京地块,楼面地价达到了2.4万元/平方米,为北京历史最高;中信地产以52.4亿元拿下了亦庄一块土地,刷新了2009年由大龙地产创下的总价50亿元的单价“地王”纪录。
当日,北京市国土局五块土地就买了120.5亿元。这几个“地王”被舆论归为“央企在行动”,舆论揶揄道,央企不只是“”地王,其威力更像“帝王”。
一系列“地王”的诞生,不仅迅速抬拉了周边房价,并带动整个北京的“楼市狂欢”。加上北京CBD扩张的信号,房价早已成脱缰野马。与此相关的房租价格跟着上涨。
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3月17日的《新闻1+1》中,迅速跟进这一话题,称央企“地王”给总理的报告上眼药,三个“地王”连接创出高价,而且还没盖楼,价格就已经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边的商品房,有的时候你在想,是不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
“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迅速成为流行语。4月2日,潘石屹發了这样一条微博:“刚才开会前,遇到一位领导对我说:‘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是你说的还是任志强说的?’我说:“冤枉!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任志强说的,是白岩松说的。”
连续四次成为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题
半年之内,同一个议题连续四次被搬上国务院常务办公会,在近年中国行政管理的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但“疯涨”的房价,开了这个先例。
“这是一次系统的、有组织的、目标性极强的调控。”4月20日中午,一位接近住建部的权威人士说。
这一天,住建部下发了一份文件,要求规范预售制度,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楼盘不得收取定金等政策,被强力重申。
据悉,这是一份4月13日住建部便已经签发的文件,要等到7日之后的4月20日,即三次国务院常务办公会之后方才下发,实际上与其“调控决心”的力度同步。
“除住建部之外,另外参与房地产调控工作的相关部委,都会独立再下发本负责领域的文件。”前述权威人士说,这些独立下发的文件,都已经在 “房地产调控部际联席会议”上进行过“会商”——在一个月前,由于证监会的加入,这个联席会议成员已从9个增加到10个。
4月14日最严厉调控的起始日之后不到两周,位于北京通州、朝阳交接地的某地产项目,因一夜之间每平方米暴涨4000元而陷入舆论漩涡,并最终招致政府的出面。此间一位政府人员质问该公司员工,“你们老板不看《新闻联播》吗?”
而在不到一周之前,《新闻联播》已经连续三天播发上述国务院常务办公室纪要:三次研究、部署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问题。
前述北京市政府人士没有得到来自该企业的答案,但在调查过程中,北京市相关部门强调,该案例不过是全国范围内一个比较极端的个案而已。
不同于以往的楼市新政
如果说,政府早先调控房价的逻辑起点更多考虑的是“击鼓传花”的后果可能致楼市崩盘,由此将拖累金融系统,那么当高层也注意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逻辑起点亦应时而变。
3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11.7%,这是一个历史新高。“两会”结束第二天,北京地王记录一日被刷新数次,显然,这突破了决策层对房价的“忍耐”极限——
总理都说了房价要稳定,还能不稳定?而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这是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因此,4月14日,最严厉调控政策的出台也就不出人意料,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政府的执政信用和执政能力问题。
鲜为人知的是,在北京“地王”记录“一日三新”之后,两个政府部门据说被“询问”了情况,其中之一便是国资委。
早在1月14日,国资委宣传局一位刘姓工作人员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国资委也很关注高价拿地的事,但是,企业的做法一是公开、依法进行,二是中央企业的竞标有利于实现土地利益的最大化。”
央企的“行动”触怒了潘石屹。在各种场合,潘石屹反复强调央企在不断“炮制”地王,各方舆论也不利于央企,再加上央企惯于沉默,不到半年,央企炮制“地王”就已经成“板上钉钉”的公众舆论。
这样的舆论必然影响到决策层——从某种意义上,人们或许可以容忍市场行为的房价上涨,但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国有企业会把市场预期推向政府目标的反方向。
当各方压力流转到李荣融和国资委之时,决策层其实已经“愤怒”了。
国务院办公厅开始向国资委“问话”,询问这三家刷新北京“地王”记录的企业与央企的关联程度,尽管在这次问话中,国务院办公厅所履行的仅是“询问”职责,而没有传达的任何要求,但对国资委来说,不可能不知道背后隐藏的信号是什么。
“政府信用替代金融风险”成为新的调控逻辑起点,彼时,在不少央企老板的私人聚会上,这已经成为私下议论的话题,只不过,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一切如此之快地变成现实。
重拳出击凸显政府信誉
在业内,约请任志强谈一番对未来的“高论”,是地产商们用来打消未来不确定性的“保留节目”。
但这一次,绝大部分开发商没有听到“任氏高论”。任志强在不同场合告诉“同行”,这是一次将“经济目标和政府信用”捆绑在一起的调控,关乎中央政府的信誉——“政府究竟能不能控制房价的上涨”。
按照这个逻辑,房价涨幅只要得不到控制,政府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达标”才作罢,如是,房价不再是一个其他调控目标的载体,而成为调控目标本身。
在过去的调控政府出台前,任志强总会被“征求意见”,但这一次,所有部门没有再听他的想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信号——地产商群体已失去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或发言权。
或许正因此,任志强才在“最严厉调控”政策陆续出台之后一周左右再抛万言书,一吐心中不快,这样的结果,与2005年不无相似,但过程却已大有不同。
当年,包括王石、任志强在内的房地产商,在七部委部署2005年版调控细则、2006年版九部委调控细则之前,原建设部曾通过中房协渠道以及直接渠道,听取过他们的意见。
然而,无论如何,王石和任志强都可能明白,这两次调控的政府均有着清晰的边界,政府向他们传达的信息是,调控目的在于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而控制房地产可能积累的金融风险。
一个明显的细节是,那两轮调控均有央行和银监会系统提出,最终得到国务院认可后,再由原建设部加入——其目的十分明确。而现在,不是。
“政府信用”的调控目标所形成的压力正逐级传导,当国务院已经把“房价控涨”视为政治议题时,“部门利益”便要让位。
住建部三年前就提出的房地产税,在巨大压力之下,尽管征收还有技术堡垒,但财政部已经开始紧张修订《房地产税暂行条例》。
若如此,中国房地产价格,或许正处在质变前夜。(摘自:《看天下》文/李乐 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