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寒假将至，如山的作业、电子产品、课外辅导班，占据了城市儿童的大部分时间。在这些假日“例牌菜”之外，有什么法子可以让孩子们身心舒展？“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正在尝试，在儿童与自然间建立联系，为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培育改变的种子。
每逢周六上午9点，昆明植物园便开始喷雾灌水。一片白雾缭绕中，蚂蚁（真名为王愉）和她的伙伴们带着学生们来了。
十几个10岁左右的孩子，在植物园中找到一块平整的草地，按照自然导师的要求，铺上防潮垫。正准备坐下，突然一个小女孩尖叫起来：“啊，毛毛虫，我害怕！”
与自然隔绝的童年
不知道从何时起，孩子们越来越少在户外玩耍了。空调、电视、沙发、电子产品，把他们禁锢在狭小的家中。对城市交通和治安环境的担忧，也固化了家长少让孩子出 门的念头。但一个从小对生命和自然不敏感的人，长大了如何去关心环境和人类的命运呢？蚂蚁将这类孩子统称为—— “自然缺失症儿童”。
“自然缺失症”一词出自《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这部由美国记者兼儿童权益倡导者理查德·洛夫完成的作品，探讨了儿童与自然之间令人惊异的断裂关系，并将这一现象和一些令人担忧的儿童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比如肥胖率的增加、注意力紊乱和抑郁现象等。
美国康斯威辛大学环境教育专业硕士毕业的蚂蚁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引起极大的反响，是因为“它首次从儿童身心健康的角度，探讨了孩子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
蚂蚁也有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女儿，走在街头，她告诉孩子，这些有高楼和立交桥的地方，以前都是水稻田。小女孩很惊讶：“真的吗？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真正的水稻田？”
城市发展太快，土地要么变成硬化的路面或高高的建筑，要么成为精心护理不许随便进入的草地。蚂蚁回想自己小时候，虽然也是在城市社区长大，但每天和小伙伴回 家，可以边走边玩，路边的一些野花野草就足以让他们驻足、观察。可这些对女儿来说却成了稀罕事。放学后孩子由家长直接接走，他们跟同龄人的交流、协作变 少。繁重的课业也让独生子女们少有时间玩耍、帮父母做家务。蚂蚁发现，即使是玩耍时，小区里的男孩子们热衷于拿着仿真枪，模仿电子游戏里的场景玩对抗游戏，而不是她小时候玩的跑动的、协作的团队游戏。
远离了自然的孩子们，也远离了上一辈人所经历的童年生活。
四名环保达人的聚合
和蚂蚁有着相似忧虑的一群人，开始琢磨着做点什么去改变现状。以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为宗旨，“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在地”）就这样面世了。
机构的简介上写着：这是一家小小的社会企业，致力于在云南本地的自然教育实践，通过丰富的教育活动来启发青少年和成人对自然的情感与尊重，同时培养对周围环境的责任心和爱心。
机构的发起人是四位姑娘，她们因自然而结缘。蚂蚁是主事者之一。早在1997年，她就在云南大学参与创立环保社团“唤青社”。大学期间受自然之友创始者梁从诫先生的一场讲座启发，蚂蚁的人生由此转折，环保、自然与社区成了她生活的关键词。
2007 年冬天，蚂蚁协助本土环保机构“绿色昆明”，支持大学生志愿者到昆明的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项目。海螺（真名为黄少乐）是其中一员。她时常回想起，在云大 的课室里，一个高瘦、笑盈盈的培训师带着六七个月的身孕，身姿轻盈地教他们做互动游戏，这人就是蚂蚁。那时候蚂蚁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理想和热情让她 看起来光彩照人、充满活力。
茉莉（真名为宋文莉）也是志愿者之一。她从2008年起，组织市民自然体验活动，在翠湖公园里制作自然 笔记和绿地图。彼时，榆钱儿（全海燕）还待在一个有社工背景的小剧社里，尝试把戏剧、绘画、音乐等多元元素融入团队活动、社区资源管理、以及人与自然关系 的反思中。
2012年，榆钱儿辞职，义无反顾去追寻她的理想，受到鼓舞的蚂蚁，开始在昆明组织自然教育互助小组。那一年，海螺的环 境记者生涯因为海南刘福堂事件遭遇挫折，她写了一篇《珍珠换玻璃》后，辞职离开原单位。正值阿拉善SE E生态协会的创绿家资助项目启动，几位姑娘商议创 立一家自然教育专业机构，“在地”应运而生。
以植物为师
在地自然教育主要是针对儿童开展自然认知课程。目前有三个主题，分别是“以植物为师”、“山野之窗”和“自然笔记”。
“以植物为师”定点在植物园内进行，根据季节开展不同的活动，它不特别强调知识，更多是带孩子们去体验，打开他们对自然的感受能力。
这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在这一期的活动中，她们把孩子分成几组，让他们把手放在身后，辨识分发到手中的种子有什么特征。茉莉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孩子们自然中发生的事情。
蚂蚁说，如果孩子看到成年人用友善的方式对待他平时很怕的东西，比如毛毛虫，他也会慢慢消除恐惧。但患有“自然缺失症”的不仅仅是孩子，有的家长看到毛毛虫，都会大叫：“啊，玛拉丁（方言，指一种会让孩子皮肤红痒的毛虫）！”这样，孩子自然也惧怕毛毛虫了。
“在地”的自然体验教学主要使用“流水学习法”，这是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康奈尔创作的一套户外教育、体验设计理论。它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唤醒热忱、集中注意力、直接体验、分享启发。
蚊子做过一期“夏天的味道”专题，带孩子们在植物园里品尝不同的味道。味觉是最直接的感官，在丛林里面找吃的，也符合孩子的天性。从中国台湾、日本来昆明交 流的老师们也说，很多城市的孩子没有见过鸡，想象中的鸡，是超市里的一个个鸡腿。孩子虽然在吃食物，但是跟食物的来源没有任何互动。
“野外觅食”是最受欢迎的一次课程，孩子们都玩疯了。但令导师们无奈的是，活动结束后要叮嘱孩子，这些果实小区里可能也有，但常常会喷药，不能吃。“在想象中，和自然亲密的孩子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可以自己找吃的，但现实的社会环境并不允许。” “自然笔记”是一门相对安静的课程，要求孩子们用文字和绘图记录自己的自然体验。
孩子们有一回分到一份种子，他们需要记录植物从种子到破土生长的过程。蚂蚁称，对孩子来说，观察到从种子到植物的完整过程，是一种对生命力量的理解。当孩子心里有一个愿望能变成他手上的行动时，对他的意志力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在自然中，孩子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生物的知识，更多的内容关乎人类本身，学会怎样去爱与尊重。去年的夏令营，他们去到西双版纳，其中有四晚住在原生态的布朗族 村子里。村民住在竹木搭的吊脚楼，一层养猪，二层住人。进村之前，导师还担心家长和孩子们会嫌脏，住不惯村子，花了不少功夫提醒孩子怎么去尊敬别人，以及 村中的禁忌等。
孩子们接受得很快，一进村，便高声说“好高级！”虽然楼下是猪圈，但他们对地铺的喜爱、对集体生活的热爱，完全超过家长的想象。他们在村子里体验摘茶、揉茶、晒茶，走的时候，每个孩子拿到一小包茶叶，这帮什么都不缺的孩子，对自己亲手参与制作的茶叶宝贝得不行。
对自然温柔相待
目前，“在地”的各种自然课程每月的招生人数在120-130人之间，在昆明大受欢迎，经常一开课就爆满了。
一个58岁的阿姨，给蚂蚁打过三次电话，硬要参加“在地”的活动。
蚂蚁答复，这可是儿童的活动。
阿姨仍不死心：“我走南闯北，去过西藏，跑过马拉松，身体绝对好。”
“但我们活动设计是偏向小孩子的。”
“没准我兴趣比孩子还高。”
“在地”创办两年，遇到不少对课程感兴趣的成年人。患上自然缺失症的，不仅仅是孩子。据蚂蚁多年的观察，从2013年开始，自然教育在国内突然风生水起，几乎 每个城市都有至少一家以上的专业机构。去年8月底，她们参与筹办了在厦门的首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应者云集。
“我们做社会企业，不注册为NGO，是希望直接面对我们的服务对象，由孩子和家长来评估和选择。”蚂蚁这样设计机构的未来。她认为，面对环境问题，一味直面抗争未必能解决问题，通过对儿童、对公众的教育，更能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曾有人指出，美国“婴儿潮”年代出生的人，并不缺乏自然体验，现在却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破坏者。“在地”的几名发起人却坚信，能在环境问题中站出来的，肯定是有很深的自然体验的人。
《林间最后的小孩》讲到，帮助孩子回到自然非常容易，但假如没有系统性地改变文化，（之前的努力）却微不足道。这也是令自然教育者觉得悲哀的地方。人与自然关系的确立，并不是课程化的自然教育能实现的。蚂蚁自认为是一个悲观的行动派，对环境问题时常感到无力，但她突然话锋一转：“谁又知道，我现在带的这帮滚草 坪的孩子，20年后就不会有能改变世界的人？”
台湾最大的自然教育组织“荒野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徐仁修一直在倡议，把孩子们带到自然中去，这样他长大后，自然就懂得保护大自然。“当看到大自然如此美丽动人，我们怎能不温柔相待？”
每逢周六上午9点，昆明植物园便开始喷雾灌水。一片白雾缭绕中，蚂蚁（真名为王愉）和她的伙伴们带着学生们来了。
十几个10岁左右的孩子，在植物园中找到一块平整的草地，按照自然导师的要求，铺上防潮垫。正准备坐下，突然一个小女孩尖叫起来：“啊，毛毛虫，我害怕！”
与自然隔绝的童年
不知道从何时起，孩子们越来越少在户外玩耍了。空调、电视、沙发、电子产品，把他们禁锢在狭小的家中。对城市交通和治安环境的担忧，也固化了家长少让孩子出 门的念头。但一个从小对生命和自然不敏感的人，长大了如何去关心环境和人类的命运呢？蚂蚁将这类孩子统称为—— “自然缺失症儿童”。
“自然缺失症”一词出自《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这部由美国记者兼儿童权益倡导者理查德·洛夫完成的作品，探讨了儿童与自然之间令人惊异的断裂关系，并将这一现象和一些令人担忧的儿童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比如肥胖率的增加、注意力紊乱和抑郁现象等。
美国康斯威辛大学环境教育专业硕士毕业的蚂蚁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引起极大的反响，是因为“它首次从儿童身心健康的角度，探讨了孩子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
蚂蚁也有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女儿，走在街头，她告诉孩子，这些有高楼和立交桥的地方，以前都是水稻田。小女孩很惊讶：“真的吗？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真正的水稻田？”
城市发展太快，土地要么变成硬化的路面或高高的建筑，要么成为精心护理不许随便进入的草地。蚂蚁回想自己小时候，虽然也是在城市社区长大，但每天和小伙伴回 家，可以边走边玩，路边的一些野花野草就足以让他们驻足、观察。可这些对女儿来说却成了稀罕事。放学后孩子由家长直接接走，他们跟同龄人的交流、协作变 少。繁重的课业也让独生子女们少有时间玩耍、帮父母做家务。蚂蚁发现，即使是玩耍时，小区里的男孩子们热衷于拿着仿真枪，模仿电子游戏里的场景玩对抗游戏，而不是她小时候玩的跑动的、协作的团队游戏。
远离了自然的孩子们，也远离了上一辈人所经历的童年生活。
四名环保达人的聚合
和蚂蚁有着相似忧虑的一群人，开始琢磨着做点什么去改变现状。以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为宗旨，“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在地”）就这样面世了。
机构的简介上写着：这是一家小小的社会企业，致力于在云南本地的自然教育实践，通过丰富的教育活动来启发青少年和成人对自然的情感与尊重，同时培养对周围环境的责任心和爱心。
机构的发起人是四位姑娘，她们因自然而结缘。蚂蚁是主事者之一。早在1997年，她就在云南大学参与创立环保社团“唤青社”。大学期间受自然之友创始者梁从诫先生的一场讲座启发，蚂蚁的人生由此转折，环保、自然与社区成了她生活的关键词。
2007 年冬天，蚂蚁协助本土环保机构“绿色昆明”，支持大学生志愿者到昆明的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项目。海螺（真名为黄少乐）是其中一员。她时常回想起，在云大 的课室里，一个高瘦、笑盈盈的培训师带着六七个月的身孕，身姿轻盈地教他们做互动游戏，这人就是蚂蚁。那时候蚂蚁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理想和热情让她 看起来光彩照人、充满活力。
茉莉（真名为宋文莉）也是志愿者之一。她从2008年起，组织市民自然体验活动，在翠湖公园里制作自然 笔记和绿地图。彼时，榆钱儿（全海燕）还待在一个有社工背景的小剧社里，尝试把戏剧、绘画、音乐等多元元素融入团队活动、社区资源管理、以及人与自然关系 的反思中。
2012年，榆钱儿辞职，义无反顾去追寻她的理想，受到鼓舞的蚂蚁，开始在昆明组织自然教育互助小组。那一年，海螺的环 境记者生涯因为海南刘福堂事件遭遇挫折，她写了一篇《珍珠换玻璃》后，辞职离开原单位。正值阿拉善SE E生态协会的创绿家资助项目启动，几位姑娘商议创 立一家自然教育专业机构，“在地”应运而生。
以植物为师
在地自然教育主要是针对儿童开展自然认知课程。目前有三个主题，分别是“以植物为师”、“山野之窗”和“自然笔记”。
“以植物为师”定点在植物园内进行，根据季节开展不同的活动，它不特别强调知识，更多是带孩子们去体验，打开他们对自然的感受能力。
这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在这一期的活动中，她们把孩子分成几组，让他们把手放在身后，辨识分发到手中的种子有什么特征。茉莉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孩子们自然中发生的事情。
蚂蚁说，如果孩子看到成年人用友善的方式对待他平时很怕的东西，比如毛毛虫，他也会慢慢消除恐惧。但患有“自然缺失症”的不仅仅是孩子，有的家长看到毛毛虫，都会大叫：“啊，玛拉丁（方言，指一种会让孩子皮肤红痒的毛虫）！”这样，孩子自然也惧怕毛毛虫了。
“在地”的自然体验教学主要使用“流水学习法”，这是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康奈尔创作的一套户外教育、体验设计理论。它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唤醒热忱、集中注意力、直接体验、分享启发。
蚊子做过一期“夏天的味道”专题，带孩子们在植物园里品尝不同的味道。味觉是最直接的感官，在丛林里面找吃的，也符合孩子的天性。从中国台湾、日本来昆明交 流的老师们也说，很多城市的孩子没有见过鸡，想象中的鸡，是超市里的一个个鸡腿。孩子虽然在吃食物，但是跟食物的来源没有任何互动。
“野外觅食”是最受欢迎的一次课程，孩子们都玩疯了。但令导师们无奈的是，活动结束后要叮嘱孩子，这些果实小区里可能也有，但常常会喷药，不能吃。“在想象中，和自然亲密的孩子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可以自己找吃的，但现实的社会环境并不允许。” “自然笔记”是一门相对安静的课程，要求孩子们用文字和绘图记录自己的自然体验。
孩子们有一回分到一份种子，他们需要记录植物从种子到破土生长的过程。蚂蚁称，对孩子来说，观察到从种子到植物的完整过程，是一种对生命力量的理解。当孩子心里有一个愿望能变成他手上的行动时，对他的意志力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在自然中，孩子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生物的知识，更多的内容关乎人类本身，学会怎样去爱与尊重。去年的夏令营，他们去到西双版纳，其中有四晚住在原生态的布朗族 村子里。村民住在竹木搭的吊脚楼，一层养猪，二层住人。进村之前，导师还担心家长和孩子们会嫌脏，住不惯村子，花了不少功夫提醒孩子怎么去尊敬别人，以及 村中的禁忌等。
孩子们接受得很快，一进村，便高声说“好高级！”虽然楼下是猪圈，但他们对地铺的喜爱、对集体生活的热爱，完全超过家长的想象。他们在村子里体验摘茶、揉茶、晒茶，走的时候，每个孩子拿到一小包茶叶，这帮什么都不缺的孩子，对自己亲手参与制作的茶叶宝贝得不行。
对自然温柔相待
目前，“在地”的各种自然课程每月的招生人数在120-130人之间，在昆明大受欢迎，经常一开课就爆满了。
一个58岁的阿姨，给蚂蚁打过三次电话，硬要参加“在地”的活动。
蚂蚁答复，这可是儿童的活动。
阿姨仍不死心：“我走南闯北，去过西藏，跑过马拉松，身体绝对好。”
“但我们活动设计是偏向小孩子的。”
“没准我兴趣比孩子还高。”
“在地”创办两年，遇到不少对课程感兴趣的成年人。患上自然缺失症的，不仅仅是孩子。据蚂蚁多年的观察，从2013年开始，自然教育在国内突然风生水起，几乎 每个城市都有至少一家以上的专业机构。去年8月底，她们参与筹办了在厦门的首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应者云集。
“我们做社会企业，不注册为NGO，是希望直接面对我们的服务对象，由孩子和家长来评估和选择。”蚂蚁这样设计机构的未来。她认为，面对环境问题，一味直面抗争未必能解决问题，通过对儿童、对公众的教育，更能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曾有人指出，美国“婴儿潮”年代出生的人，并不缺乏自然体验，现在却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破坏者。“在地”的几名发起人却坚信，能在环境问题中站出来的，肯定是有很深的自然体验的人。
《林间最后的小孩》讲到，帮助孩子回到自然非常容易，但假如没有系统性地改变文化，（之前的努力）却微不足道。这也是令自然教育者觉得悲哀的地方。人与自然关系的确立，并不是课程化的自然教育能实现的。蚂蚁自认为是一个悲观的行动派，对环境问题时常感到无力，但她突然话锋一转：“谁又知道，我现在带的这帮滚草 坪的孩子，20年后就不会有能改变世界的人？”
台湾最大的自然教育组织“荒野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徐仁修一直在倡议，把孩子们带到自然中去，这样他长大后，自然就懂得保护大自然。“当看到大自然如此美丽动人，我们怎能不温柔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