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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几乎包括了人类情感的两极——从肝胆欲裂的痛苦到天国一般的安详。就拿他的十五部交响乐来说，有的是体现青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第一交响乐)；有的是遭受不幸的自我心理写照，是对过去遭遇的回答，表现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第五交响乐)；有的是对现实的直接反应，描写战争给人心灵留下的创伤(第七交响乐)；有的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第八交响乐)；有的则是表现大梦初醒后对历史作的反思(第十交响乐)。最具有感情深度的可能要算他的第十五交响乐，这部作品是音乐家对自己艺术生涯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位多年孤独自处的老人在人生旅途的尽头，对生命之路的回顾。那“命运动机”与朦胧、沉寂主题的相互交替，仿佛是作者在向这个曾给他无尽痛苦的世界作依依惜别。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这位天才的音乐家终于离开了这痛苦的人世。对于他来说，最遗憾的莫不过是人们只看到他一生的成就，只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功勋章，只看到他的讣告是刊登在《真理报》最显要的位置，事实上，几十年来，这位音乐界的巨星是被一座纸糊的大山埋在底下。
越是临近晚年，肖斯塔科维奇越是不能忍受自己被蓄意歪曲，历史被无情篡改。他经过长时间激烈思想斗争，决心冒毁掉一切的危险，要把自己半个世纪来亲自经历的、耳闻目睹的，如实告诉世界。他反反复复对自己的学生和知友所罗门·伏尔科夫说：“我必须这样做，必须！”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并称之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公之于世。原先，他想亲自动笔写，但由于疾病和精神上的打击，他被折磨得十分虚弱，所以只好请自己的学生帮助完成这项工作。同时，他不想再次惹出麻烦，千交待万交待，要在他死后出版：“在我死后，在我死后！”
肖斯塔科维奇死后不久，所罗门·伏尔科夫果然实现诺言。他把经过作者本人通读并逐章签字同意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这是一份给世人留下的、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材料，值得我们复习、玩味。
《回忆录》把一个目击者的直觉贯穿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回忆之中，其范围包括肖的一生。其中着重谈到一九三六年对他的批判，他与斯大林令人吃惊的勇敢的争辩，喧嚣一时的创作新国歌的争论，苏联文艺界的种种丑闻，以及他所认识的艺术家普罗科菲耶夫、梅耶霍尔德、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人的不幸遭遇。不言而喻，这样坦诚的《回忆录》直到目前也不多见。
一九一九年，十三岁的肖考入了当时仍然享有国内最高声誉的彼得格勒音乐学院。一九二五年，他毕业于这所学院，并成为“彼得堡学派”新一代出类拔萃的代表。二十年代后期，斯大林正忙于收拾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手，无暇顾及文艺界。不过，他有一条起码的要求，文艺界必须绝对服从于他。倘若要想得到青睐和任用、或者平静的生活，那就必须套上这一笼头，听任驱使。此时，肖刚刚毕业踏上乐坛。他不能，也不想公开顶撞那些当权者。他十分清楚，那样做意味着什么。然而，随着他在创作上的成就，以及文艺官僚们的无知和瞎指挥，使他实在无法忍受。他知道，如果百依百顺，完全屈从于那些官僚的旨意，就可能扼杀自己的创作天才。为此，他效法哈姆雷特，佯装颠狂，故意选择一些平淡、粗糙和晦涩的音乐语言来表达最深刻的思想。在作品中有意放入插科打诨、玩世不恭的东西。于是，玩笑成寓言，儿歌成了他对“世态”的可怕评判。例如他改编的两部歌剧《鼻子》和《姆岑斯克的麦克白夫人》，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
意想不到的是，他的《麦克白夫人》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成为了他闻名遐迩的成功杰作。一九三四年，这部歌剧在列宁格勒首映，接连五个月内连演了三十六场，场场客满。在莫斯科就更加轰动，仅两个戏剧季节就演出九十四场。很快越出国界，在斯德哥尔摩、布拉格、伦敦、苏黎世和哥本哈根，都先后上演了这部歌剧；甚至传到大洋彼岸，美国著名指挥阿图罗津斯基指挥演出，引起美国听众的极大兴趣。一时间，肖成了人人赞美的天才。
就在人们一片赞美声中，灾难却一个个接踵而来。灾难开始于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天，那天斯大林突然兴致勃勃地光临剧场观看《麦克白夫人》的演出。不知什么原因，离开时一腔无名怒火。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一篇置人于死地的社论《混乱而非音乐》在《真理报》上出现，它是由斯大林亲口授写的。社论写道：“听众从歌剧一开始就被接连不断故意安排得粗俗、混乱的音响惊呆了。片断的旋律和刚萌芽的乐句，被撞击声、挤压声和嘶叫声淹没，刚刚逃逸出来又被再次淹没。这种音乐令人无法卒听，要记住它更是不可能的……”当时正处在大清洗时期，全国上下一片恐怖，“古拉格群岛”遍布各地。一星期后，《真理报》又出现一篇社论，批判肖为大剧院谱写的另一部舞剧的音乐，说他的“音乐是粗糙的、低级的、听这种音乐无疑会使人心理上和生理上失去平衡……”当时，音乐界的同仁和周围的亲友都认为他立即要被逮捕。朋友们纷纷表示与他划清界线，保持距离。肖回忆说：“人们在街上一看见我就躲开，他们把脸转过去，免得打招呼。”“在当时，要是领袖下令把你从头到脚涂满污泥，那你连想都不想擦掉它。你只能鞠一躬，说声谢谢！”“不管怎样，谁也不会来为你辩护；最不幸的是你也不能到朋友中去发牢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没有朋友的。”肖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已经收拾好了一只小提箱，准备随时被抓入狱。很长一段时间，他夜不成眠、躺在黑暗中，神经质地听着、等待着。在《混乱》一文出现后，肖几乎变了一个人，对生活完全绝望。他写道：“我完全被畏惧缚住了，我再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过去的一切已经被一笔勾销。我的工作和才能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我走投无路，我险些自杀……”
此后，将近四十年，一直到死为止，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质”、“一个被判了罪的人”。他回忆说：“这种恐怖感有时强些，有时淡些，但从来没有消失过。”在十四交响乐中，他借主人公的口喊道：“墓穴在我头上，对所有的人来说，我已经死了。”于是，他对创作心灰意懒，甚至把已经写完的第四交响乐束之高阁，不让它与世人见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这位失宠的作曲家的第五交响乐首演的日子，也是决定他音乐命运的时刻。音乐厅里挤满了怀着各种心情的名流。他们有的为作曲家的命运担忧，也有的幸灾乐祸地等着这部作品出事惹祸。出人意料的是，当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全场沸腾，人们为这部交响乐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它体现了一位诚实而有思想的艺术家，在巨大道义的压力下，对决定性的选择作出了奋斗。这部交响曲充满着神经质的搏动，作曲家似乎在狂热地寻找走出迷宫的门户，结果在终曲中，“发现自己是在‘思想的煤气室’里”。一位被感动的听众说：“这不是音乐，这是高压神经电流。”在第五交响乐中，肖冒着生命危险，为他的一代人站起来说了话。
由于一段对外的战争，人们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战前几乎被压得毫无生机的精神生活，这时似乎有些复苏。这时肖又恢复了创作的灵感，他创作出了第五之后的第六、第七、第八等一系列交响乐。用阿·托尔斯泰的话说，这些交响乐“是从俄罗斯人民良心中呈现出来的，它们毫不动摇地接受了对邪恶势力的拼死搏斗”。音乐比起其它艺术有个极大的优越性，它能说出所有的一切，但这一切又尽在不言之中。卫国战争前后一段时期，肖反而得到一段平静的创作时期，他幽默地称这段时间为“向凯撒缴租”时期。但是，他异常清醒，“多一次成功，意味着棺材上多加一枚钉子。”
好景不常，随着二次大战结束，又重新开始了一场反对“世界主义”和“拜倒在西方脚下”的运动。粗暴的反犹太运动一而再、再而三出现。一九四六年起，文化方面的讨伐决议接二连三，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等音乐界名流遭到公开批判，认为“在他们作品中，音乐方面的形式主义的滥用和反民主倾向特别强烈、与苏联人民和他们的艺术趣味格格不入。肖在战争胜利时，居然拒绝奉献一首庄严凯歌式的第九交响乐：作者非但没有把“第九”写成气势磅礴、充满激情、以颂扬领袖的天才和智慧为主题的交响乐，相反，把它写成诙谐幽默、插科打诨、充满讽刺和辛酸的乐曲。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胜利而狂欢的时刻，这位“颠僧”却在偷偷地哭泣。
自此以后，肖表里判若两人。他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虽然有时不得不奉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但总是带着一种淡漠和厌恶的表情。这时他已不象一九三六年遭到批判时那样感到精神上的痛苦，他好象是在远处观看自己的命运，抱着一种完全与我无关的态度。他对周围出现种种怪事漠然置之：作品被禁止，从节目中消失——无所谓；报刊上充满“工人来信”的指责——毫无反应；学校里的一些孩子背诵着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给艺术带来巨大损失”的课本——一笑了之。
这一时期，也是肖感到最苦闷和孤独的时期。他的一些朋友相继失踪和去世。他的小家庭，原先是他抗击强暴的小堡垒，但是命运没有让这个最后的庇护所长久地保持。他的爱妻尼娜·瓦尔茨突然去世，他与第二个妻子不愉快的婚姻和离异，给他增添无尽悲伤。外面是宗教式法庭无休止的迫害，内心理想的碎片又破损无存。整个世界简直成了一片灰暗，就象雨水洒在窗户上一样模糊、朦胧。尽管这时他私下还在创作，然而象俄国谚语所说的，“为他的桌子创作”。
命运安排，肖斯塔科维奇老是要直接和斯大林打交道。一九四○年，他为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配曲，斯大林不愿看到里面使他不高兴的情节，于是停止排演。其实他的所谓“命令”也只一句话：“在艺术剧院上演《李尔王》有此必要吗？嗯？”因为肖为《麦克白夫人》配的音乐不被喜欢，一夜之间就被打上了“人民敌人”的标记，吃了一辈子的苦头。后来尽管允许重登乐坛，一些报纸依然以这样的口吻写道：“今天是人民的敌人肖斯塔科维奇举行音乐会”。一些不明底细的听众还时常写信威吓他，“要剁掉他的驴耳朵，连同脑袋”等等。
斯大林不喜欢《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样的词句，当局当即决定取消《国际歌》作为苏联国歌的资格，另作一首新国歌。肖和哈恰图良等人因为这个使命而荣幸被召见。《回忆录》中有这样生动的描写：“斯大林在小接待室接待我们，高级官员们挤在他的后面……，斯大林首先想和我谈谈，但谈话很不顺利。接着斯大林就国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作了深刻讲话。那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陈词滥调，讲话乏味之至。我连记都记不住。他的亲信们小心翼翼地安静地表示同意。由于某种原因，每个人说话都是轻声细气的，那种气氛只适于做宗教礼拜，而且好象是要发生斯大林生孩子之类的奇迹似的，每个跟班的脸上都是一副期待着奇迹的神情。但是什么奇迹都没有出现，如果说斯大林真的生产了什么，那也只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晦涩的思想。谈话很难继续下去，因为你只能说‘是’或者‘不是’。我宁可保持沉默，反正我不想介入理论性的讨论。”
谈话间，斯大林问起亚里山德罗，为什么他的《战舰般的歌》改编得这么差？亚里山德罗为了保护自己却采取了一个卑劣的手法，他把责任推给改编者，说改编者改差了。这样做很可能使改编者丢掉脑袋。肖看到事情的结果可能很糟，忍不住插嘴辩解。他说改编者是位优秀的专业工作者，责备他是不公平的，而且认为一个作曲家把自己作品配器改编工作委托给别人是否合理，值得考虑。没想到斯大林居然同意他的看法。斯大林原打算采用肖和哈恰图良合作的那首歌曲，但他对其中的副歌不十分满意，希望稍加修改。他问肖修改好需要多少时间。其实只要几分钟就能改好，但肖还是回答需要五小时。这一答复显然很不适合斯大林的口味，他认为写国歌是国家大事，肖居然信口开河五小时就能改好。这样不严肃的人根本不配当国歌的作者，结果取消了他们的那一首。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这位音乐天才终于解脱了尘世的苦役。他的学生所罗门·伏尔科夫去送葬时，看到他安详地躺在棺木中，脸上带着苦涩的微笑。他给这世上创造了无数的精神财富，而带走的仅仅是一大堆痛苦的回忆。一位旷世难遇的天才，结局是成了一条“泡在油里的沙丁鱼”。时耶？命耶？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这位天才的音乐家终于离开了这痛苦的人世。对于他来说，最遗憾的莫不过是人们只看到他一生的成就，只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功勋章，只看到他的讣告是刊登在《真理报》最显要的位置，事实上，几十年来，这位音乐界的巨星是被一座纸糊的大山埋在底下。
越是临近晚年，肖斯塔科维奇越是不能忍受自己被蓄意歪曲，历史被无情篡改。他经过长时间激烈思想斗争，决心冒毁掉一切的危险，要把自己半个世纪来亲自经历的、耳闻目睹的，如实告诉世界。他反反复复对自己的学生和知友所罗门·伏尔科夫说：“我必须这样做，必须！”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并称之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公之于世。原先，他想亲自动笔写，但由于疾病和精神上的打击，他被折磨得十分虚弱，所以只好请自己的学生帮助完成这项工作。同时，他不想再次惹出麻烦，千交待万交待，要在他死后出版：“在我死后，在我死后！”
肖斯塔科维奇死后不久，所罗门·伏尔科夫果然实现诺言。他把经过作者本人通读并逐章签字同意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这是一份给世人留下的、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材料，值得我们复习、玩味。
《回忆录》把一个目击者的直觉贯穿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回忆之中，其范围包括肖的一生。其中着重谈到一九三六年对他的批判，他与斯大林令人吃惊的勇敢的争辩，喧嚣一时的创作新国歌的争论，苏联文艺界的种种丑闻，以及他所认识的艺术家普罗科菲耶夫、梅耶霍尔德、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人的不幸遭遇。不言而喻，这样坦诚的《回忆录》直到目前也不多见。
一九一九年，十三岁的肖考入了当时仍然享有国内最高声誉的彼得格勒音乐学院。一九二五年，他毕业于这所学院，并成为“彼得堡学派”新一代出类拔萃的代表。二十年代后期，斯大林正忙于收拾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手，无暇顾及文艺界。不过，他有一条起码的要求，文艺界必须绝对服从于他。倘若要想得到青睐和任用、或者平静的生活，那就必须套上这一笼头，听任驱使。此时，肖刚刚毕业踏上乐坛。他不能，也不想公开顶撞那些当权者。他十分清楚，那样做意味着什么。然而，随着他在创作上的成就，以及文艺官僚们的无知和瞎指挥，使他实在无法忍受。他知道，如果百依百顺，完全屈从于那些官僚的旨意，就可能扼杀自己的创作天才。为此，他效法哈姆雷特，佯装颠狂，故意选择一些平淡、粗糙和晦涩的音乐语言来表达最深刻的思想。在作品中有意放入插科打诨、玩世不恭的东西。于是，玩笑成寓言，儿歌成了他对“世态”的可怕评判。例如他改编的两部歌剧《鼻子》和《姆岑斯克的麦克白夫人》，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
意想不到的是，他的《麦克白夫人》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成为了他闻名遐迩的成功杰作。一九三四年，这部歌剧在列宁格勒首映，接连五个月内连演了三十六场，场场客满。在莫斯科就更加轰动，仅两个戏剧季节就演出九十四场。很快越出国界，在斯德哥尔摩、布拉格、伦敦、苏黎世和哥本哈根，都先后上演了这部歌剧；甚至传到大洋彼岸，美国著名指挥阿图罗津斯基指挥演出，引起美国听众的极大兴趣。一时间，肖成了人人赞美的天才。
就在人们一片赞美声中，灾难却一个个接踵而来。灾难开始于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天，那天斯大林突然兴致勃勃地光临剧场观看《麦克白夫人》的演出。不知什么原因，离开时一腔无名怒火。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一篇置人于死地的社论《混乱而非音乐》在《真理报》上出现，它是由斯大林亲口授写的。社论写道：“听众从歌剧一开始就被接连不断故意安排得粗俗、混乱的音响惊呆了。片断的旋律和刚萌芽的乐句，被撞击声、挤压声和嘶叫声淹没，刚刚逃逸出来又被再次淹没。这种音乐令人无法卒听，要记住它更是不可能的……”当时正处在大清洗时期，全国上下一片恐怖，“古拉格群岛”遍布各地。一星期后，《真理报》又出现一篇社论，批判肖为大剧院谱写的另一部舞剧的音乐，说他的“音乐是粗糙的、低级的、听这种音乐无疑会使人心理上和生理上失去平衡……”当时，音乐界的同仁和周围的亲友都认为他立即要被逮捕。朋友们纷纷表示与他划清界线，保持距离。肖回忆说：“人们在街上一看见我就躲开，他们把脸转过去，免得打招呼。”“在当时，要是领袖下令把你从头到脚涂满污泥，那你连想都不想擦掉它。你只能鞠一躬，说声谢谢！”“不管怎样，谁也不会来为你辩护；最不幸的是你也不能到朋友中去发牢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没有朋友的。”肖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已经收拾好了一只小提箱，准备随时被抓入狱。很长一段时间，他夜不成眠、躺在黑暗中，神经质地听着、等待着。在《混乱》一文出现后，肖几乎变了一个人，对生活完全绝望。他写道：“我完全被畏惧缚住了，我再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过去的一切已经被一笔勾销。我的工作和才能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我走投无路，我险些自杀……”
此后，将近四十年，一直到死为止，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质”、“一个被判了罪的人”。他回忆说：“这种恐怖感有时强些，有时淡些，但从来没有消失过。”在十四交响乐中，他借主人公的口喊道：“墓穴在我头上，对所有的人来说，我已经死了。”于是，他对创作心灰意懒，甚至把已经写完的第四交响乐束之高阁，不让它与世人见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这位失宠的作曲家的第五交响乐首演的日子，也是决定他音乐命运的时刻。音乐厅里挤满了怀着各种心情的名流。他们有的为作曲家的命运担忧，也有的幸灾乐祸地等着这部作品出事惹祸。出人意料的是，当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全场沸腾，人们为这部交响乐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它体现了一位诚实而有思想的艺术家，在巨大道义的压力下，对决定性的选择作出了奋斗。这部交响曲充满着神经质的搏动，作曲家似乎在狂热地寻找走出迷宫的门户，结果在终曲中，“发现自己是在‘思想的煤气室’里”。一位被感动的听众说：“这不是音乐，这是高压神经电流。”在第五交响乐中，肖冒着生命危险，为他的一代人站起来说了话。
由于一段对外的战争，人们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战前几乎被压得毫无生机的精神生活，这时似乎有些复苏。这时肖又恢复了创作的灵感，他创作出了第五之后的第六、第七、第八等一系列交响乐。用阿·托尔斯泰的话说，这些交响乐“是从俄罗斯人民良心中呈现出来的，它们毫不动摇地接受了对邪恶势力的拼死搏斗”。音乐比起其它艺术有个极大的优越性，它能说出所有的一切，但这一切又尽在不言之中。卫国战争前后一段时期，肖反而得到一段平静的创作时期，他幽默地称这段时间为“向凯撒缴租”时期。但是，他异常清醒，“多一次成功，意味着棺材上多加一枚钉子。”
好景不常，随着二次大战结束，又重新开始了一场反对“世界主义”和“拜倒在西方脚下”的运动。粗暴的反犹太运动一而再、再而三出现。一九四六年起，文化方面的讨伐决议接二连三，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等音乐界名流遭到公开批判，认为“在他们作品中，音乐方面的形式主义的滥用和反民主倾向特别强烈、与苏联人民和他们的艺术趣味格格不入。肖在战争胜利时，居然拒绝奉献一首庄严凯歌式的第九交响乐：作者非但没有把“第九”写成气势磅礴、充满激情、以颂扬领袖的天才和智慧为主题的交响乐，相反，把它写成诙谐幽默、插科打诨、充满讽刺和辛酸的乐曲。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胜利而狂欢的时刻，这位“颠僧”却在偷偷地哭泣。
自此以后，肖表里判若两人。他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虽然有时不得不奉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但总是带着一种淡漠和厌恶的表情。这时他已不象一九三六年遭到批判时那样感到精神上的痛苦，他好象是在远处观看自己的命运，抱着一种完全与我无关的态度。他对周围出现种种怪事漠然置之：作品被禁止，从节目中消失——无所谓；报刊上充满“工人来信”的指责——毫无反应；学校里的一些孩子背诵着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给艺术带来巨大损失”的课本——一笑了之。
这一时期，也是肖感到最苦闷和孤独的时期。他的一些朋友相继失踪和去世。他的小家庭，原先是他抗击强暴的小堡垒，但是命运没有让这个最后的庇护所长久地保持。他的爱妻尼娜·瓦尔茨突然去世，他与第二个妻子不愉快的婚姻和离异，给他增添无尽悲伤。外面是宗教式法庭无休止的迫害，内心理想的碎片又破损无存。整个世界简直成了一片灰暗，就象雨水洒在窗户上一样模糊、朦胧。尽管这时他私下还在创作，然而象俄国谚语所说的，“为他的桌子创作”。
命运安排，肖斯塔科维奇老是要直接和斯大林打交道。一九四○年，他为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配曲，斯大林不愿看到里面使他不高兴的情节，于是停止排演。其实他的所谓“命令”也只一句话：“在艺术剧院上演《李尔王》有此必要吗？嗯？”因为肖为《麦克白夫人》配的音乐不被喜欢，一夜之间就被打上了“人民敌人”的标记，吃了一辈子的苦头。后来尽管允许重登乐坛，一些报纸依然以这样的口吻写道：“今天是人民的敌人肖斯塔科维奇举行音乐会”。一些不明底细的听众还时常写信威吓他，“要剁掉他的驴耳朵，连同脑袋”等等。
斯大林不喜欢《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样的词句，当局当即决定取消《国际歌》作为苏联国歌的资格，另作一首新国歌。肖和哈恰图良等人因为这个使命而荣幸被召见。《回忆录》中有这样生动的描写：“斯大林在小接待室接待我们，高级官员们挤在他的后面……，斯大林首先想和我谈谈，但谈话很不顺利。接着斯大林就国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作了深刻讲话。那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陈词滥调，讲话乏味之至。我连记都记不住。他的亲信们小心翼翼地安静地表示同意。由于某种原因，每个人说话都是轻声细气的，那种气氛只适于做宗教礼拜，而且好象是要发生斯大林生孩子之类的奇迹似的，每个跟班的脸上都是一副期待着奇迹的神情。但是什么奇迹都没有出现，如果说斯大林真的生产了什么，那也只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晦涩的思想。谈话很难继续下去，因为你只能说‘是’或者‘不是’。我宁可保持沉默，反正我不想介入理论性的讨论。”
谈话间，斯大林问起亚里山德罗，为什么他的《战舰般的歌》改编得这么差？亚里山德罗为了保护自己却采取了一个卑劣的手法，他把责任推给改编者，说改编者改差了。这样做很可能使改编者丢掉脑袋。肖看到事情的结果可能很糟，忍不住插嘴辩解。他说改编者是位优秀的专业工作者，责备他是不公平的，而且认为一个作曲家把自己作品配器改编工作委托给别人是否合理，值得考虑。没想到斯大林居然同意他的看法。斯大林原打算采用肖和哈恰图良合作的那首歌曲，但他对其中的副歌不十分满意，希望稍加修改。他问肖修改好需要多少时间。其实只要几分钟就能改好，但肖还是回答需要五小时。这一答复显然很不适合斯大林的口味，他认为写国歌是国家大事，肖居然信口开河五小时就能改好。这样不严肃的人根本不配当国歌的作者，结果取消了他们的那一首。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这位音乐天才终于解脱了尘世的苦役。他的学生所罗门·伏尔科夫去送葬时，看到他安详地躺在棺木中，脸上带着苦涩的微笑。他给这世上创造了无数的精神财富，而带走的仅仅是一大堆痛苦的回忆。一位旷世难遇的天才，结局是成了一条“泡在油里的沙丁鱼”。时耶？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