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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几乎踏勘过松山的每一个角落，远征军则对自己将要收复的这片国土是完全陌生的。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战场上，有两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和腾冲。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岸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日军司令官们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松山日军几乎踏勘过松山的每一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比在这里生活的当地人更熟悉这座大山，所以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来到这里时仍是轻车熟路。而首次面对松山的远征军士兵，则对自己将要收复的这片10余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完全陌生的。
从新28师于6月4日向松山之敌发动进攻，到第8军于9月7日攻克松山，远征军先后动用约10个团，兵力总计2万多人，作战近百日，各攻击部队伤亡总数达7763人（含失踪人员），与毙杀日军人数（1250人）相比，比例约为6.2：1，且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
滇缅反攻之前，敌我双方在怒江两岸对峙两年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战场上，有两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和腾冲。另有一说，还应该包括同时期在缅北的密支那之战。据日军战史记，密支那日军有约800人突围。但突围者中又有400多人被歼灭，最后仅300多人逃回归建。
实际上，日军所谓“全员玉碎”，并非绝对指一个人都未存活。比如在太平洋战场的首次“玉碎”战——阿图岛之战中，日军阵亡守备队长山崎保代大佐以下2638名，另有27名生还。同样，松山、腾冲日军也有因逃跑、被俘而少量存活者。按照日军方面的一种宽泛的解释，绝大多数人战死的战斗，都应该算作“玉碎”战。
以上三次战役，均发生于1944年滇缅反攻期间。按时间顺序，密支那之战始于5月17日，止于8月4日，持续79天；松山战役始于6月4日，止于9月7日，持续96天；腾冲战役始于5月11日，止于9月14日，持续达127天。
在地图中寻找松山，大致由北向南流向的怒江可作为参照物。当你在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西岸找到“腊勐”这个地名，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主峰标高约为海拔2200米。从松山溯怒江北向绵延而上，则是如鱼脊般逐渐抬升的高黎贡山脉，那里的平均海拔已在3000米以上。
松山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为1500多米，站在松山頂上看怒江，仿佛從空中俯瞰。这里山岭高峻，一向人迹稀少，但又是怒江以东通往龙陵、芒市的必经之路，古时只有一条陡峭多弯的古驿道，一向被行人、马帮视为畏途，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进入这“高山夹箐，地险路狭，人马不能并行”之地。
日军是1942年在缅北击溃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沿滇缅公路于5月5日打到怒江边的。当时他们组建了以160辆汽车运送兵力的快速部队——坂口支队，从畹町进入我国门后，经芒市、龙陵进抵怒江边的腊勐街。随后，在松山架起野战炮疯狂轰击对岸公路上的我方车辆和难民。幸亏我桥头工兵及时爆破炸断惠通桥，随后第11集团军宋希濂所部第36师赶到怒江东岸阻击，与空中的美军“飞虎队”战机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渡越怒江继续进犯的企图。当时的情景，可谓中国抗战最为惊险的一幕，按照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空中侦察发出的预警：倘若不能在怒江成功阻击日军，日军渡江后十天左右即可打到昆明，包抄我抗战大后方，逼迫中国投降。很多史家评说，小小的惠通桥之战，在那一刻成了中国抗战命运的转折点。
此后，日军第56师团令第113联队驻扎在了怒江西岸的松山，与我军形成隔江对峙局面。对怒江峡谷而言，西岸的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前沿屏障。其地理位置之重要，身临其境者一目了然，故西方记者曾将其称作“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攻占松山的这支日军，以松山下的村寨腊勐街，取谐音命名为“拉孟守备队”。
在隔江对峙的两年，怒江边基本无大战，敌我仅派出小股兵力渡江侦察、袭扰和游击。同时，日军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工事，搭建起了简易营房，解决了山地供水、电灯照明问题，并用仅有的砖头和水泥盖了一座“慰安所”，分两批送来15名朝鲜籍和5名本国“慰安妇”，还不时地从附近村寨抓来当地的民女蹂躏，而后剃掉头发放掉，意思是下次不必再来。当地人谓之“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视为难言之耻。
当时，处于日本侵略战线最远端的拉孟守备队成了日本后方关注的热点，大人物和记者团一个跟着一个前来慰问。1942年11月底，日军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来松山视察，天空布满日军飞机，让拉孟守备队士兵大开眼界。不久，日本女剧作家水木洋子又来到松山为创作所谓“国策”电影而采风。1943年初，由日本广播协会组织的慰问团远涉重洋来到松山，随行者包括在日本正当红的歌星和一大群年轻的女舞蹈演员，更是让日军士兵大饱眼福。为了抢着给女演员开车献殷勤，一名日军曹长还翻车送了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这支日本侵略军中的“精锐”和“前锋”打气鼓劲。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高规格的慰问和演出，既是对这些所谓“九州男儿”（第56师团兵员均来自日本北九州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此地民风强悍好斗，历来是出精兵的地方）的颂歌，也是唱给他们最后的挽歌。
为最后的困兽之斗，日军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
据日方资料，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岸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现为首位，为最后的困兽之斗，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至1944年5月，日军已在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整个阵地依松山群峰地形，在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堡垒互为侧防，交相掩护。随着堡垒群的落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供电、供水俱已解决。 松山攻克后，远征军各级指挥官详细考察了日军阵地的布局结构。1944年，陆军大学教官吴致皋曾观战滇西，绘制了较为详尽的日军松山阵地、堡垒的平面图、立体图。每一个编号阵地，看上去都像是一个龟背图，中心位置是主堡，附近有一两个子堡或掩蔽部，以蛛网状的壕沟与坑道相连接，最外围的是无数前沿散兵坑——当然，这是为战术研究所绘制的剖面图，而当时日军阵地大多覆有厚厚的遮盖物，不但美军第14航空队的飞行员从空中无法看清其龟背结构；即使远征军攻击部队的侦察兵，也无法预先探明每一个火力点的位置。日军每个阵地上的机枪火力点，均指向四周，以不使本阵地有缺口为原则。而相邻的几个阵地之间，火力则互为侧防、斜防，彻底消灭彼此的火力死角。
1946年9月，著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实地踏勘了松山等滇西战场遗址，著成《中国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那时，松山阵地遗迹还保存如初，方国瑜得以进入日军工事细致考察，他描述道：
敌堡垒主体之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直径至70厘米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
在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松山阵地已足够坚固严密，但只有杀死所有知道它的秘密的外人，才是真正的坚固。像关东军构筑“满洲国”国境要塞的做法一样，在松山阵地完工后，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从各占领区抓来修筑工事的1670余名民夫（其中有印度人80多人，东南亚华侨138人）全部秘密处死。
拉孟日军几乎踏勘过松山的每一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比在这里生活的当地人更熟悉这座大山，所以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来到这里时仍是轻车熟路。而首次面对松山的远征军士兵，则对自己将要收复的这片10余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完全陌生的。
攻势受阻：前面冲上去的人像滚豆子一样滚下，再组织冲锋还是像滚豆子一样滚下
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指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签署了怒江攻势命令，滇西反攻作战拉开序幕。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中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消耗战略，在各战场上基本采取守势作战。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对占领我国土的日军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
按史迪威的构想，滇缅战场的作战就是X+Y：X部队（驻印军）从缅北向滇西打，Y部队（远征军）从滇西向缅北打，最后在中缅边境实现会师。
在滇西方面，远征军的主要战场集中在三处：松山、腾冲、龙陵。这是当时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三角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因为第56师团代号为“龙兵团”，对于这三地之间的关系，一名日军军官曾在回忆录中比喻其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是“龙身”。
在静默中蓄势两年后，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从怒江上游高黎贡山方向率先发起反攻，目标指向腾冲。由于日军事前缴获了一本中国军队密码本，通过破译，在我反攻前5天掌握了我军作战计划，于是迅速调集滇西日军主力增援高黎贡山。得知此情后，我统帅部亡羊补牢，于5月底令怒江下游第11集团军亦全线投入反攻，目标直指松山、龙陵、平戛等地。虽然此时驻守松山的日军主力已调往北线增援，但留守松山的仍有步、炮联合兵力1300余人，由48岁的野炮第3大队队长金光惠次郎担任守备队长。
自6月4日起，远征军第71军新28师及配属作战的第117团（属第6军新39师），攻击松山近一月始终无法突破防线，且死伤巨大。整个松山堆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只要我军飞机来轰炸，或者炮击，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胳膊大腿炸上了天。远征军士兵天天埋在死人堆里打仗。人都变了形状，身上的皮肤都被尸体染成黑色，尸臭好久无法消除。
据第71军第84团第1营第2连上等兵孟存美回忆：
攻击时，双方的枪炮声响得没有一点缝，只见前面冲上去的人像滚豆子一样滚下；再组织冲锋还是像滾豆子一樣滚下。死了的，一动不动；伤了的，哼的哼，叫的叫。山头上双方死的人到处都是，转过来踩着的是死人，转过去踏着的也是死人。真是几辈子也见不着那么多死人。可当时只怕活人，死人不可怕……
第84团第1营第1连第3排排长李儒回忆：连续几个晚上的攻击，都无法靠近敌人的阵地，而我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能参战的不到一半了。这天晚上，狂风暴雨像是要把松山刮倒冲走一样，剩下的人又整装待发。……我们拼命地往上冲。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茂密的树木让人磕磕绊绊，身上的装备更沉重了。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双方的枪炮声在耳边炸响……冲到半山腰，突然一个闪电，我回头一看，只见弟兄们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
6月中旬，滇西的雨季到了，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夫骡马均不能行，美军第14航空队飞机亦无法起飞。
第71军时任军长钟彬为陆军大学正则班第9期首席（第一名）。据日军掌握的情报称，钟彬在国军有“参谋长第一人”，“战术第一人”之称，国军对师以上干部的战术教育，多采用“钟氏战术”为范本。但后来谈及松山之战，钟彬曾感慨道：“松山之敌不外千余人，经我新28师半月之猛攻及优势炮火之射击，尚未全部攻占，故上级命令余往松山指挥。吾于此，对敌守备阵地之疯狂顽强之精神，得有充分之认识，非如一般‘限期攻占’，‘不成功、则成仁’之卤枉从事者，所能成事也。” 几天后，钟彬无奈地丢下松山这个课题转回龙陵。
从整个滇西战场态势而言，对处于劣势的日军来说，战争能够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楔入远征军纵深的一颗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实施内线作战将远征军各个击破的战略构想就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势的远征军来说，在天时地利上明显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把反攻部队分割成了彼此孤立的三块，致使龙陵方向的远征军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松山不克，腾冲龙陵之师都成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各个击破最终导致全线崩溃的危险；松山若克，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后续部队及物资便能源源不断地投入战略大反攻。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小战场决定着大战略。这个最初放在次要位置的松山，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才感到，此前对于松山敌情了解不明、过于低估。于是，令总预备队第8军准备接替作战。
7月，第8军（军长何绍周）与第71军换防，但当时能到位的兵力仅一个团。后来第8军的全部兵力都是“添油式”地注入松山战场，累积达到2.5万余人。每一名士兵都对过怒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再也没有跨回来。据渡江增援的第103师第308团士兵袁德均回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像战场，像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我们才看清那座松山。我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第71军吃了大亏。
中国军队实现了自抗战以来首次在武器装备上对日军的优势，士气受到极大鼓舞
说到远征军的反攻作战，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军队终于“鸟枪换炮”，装备了美式武器，从而实现了自抗战以来首次在武器装备上对日军的优势。反攻初期，中国远征军实施美械装备的共有6个军，后期扩大到12个军。一个军共有：105毫米榴弹炮12门；75毫米山炮36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36门；81毫米迫击炮54门；60毫米迫击炮489门；巴祖卡火箭筒54具；重机枪162挺；轻机枪729挺；“汤姆逊”式冲锋枪1458支；火焰喷射器81具（以上不包括军师团各级直属单位的装备）。在松山战役中，远征军还拥有配属作战的炮10团、炮7团混成营，及美军第14航空队的空中支援。虽说装备还不尽如人意，但和国军在抗战前期的装备比较起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拥有同等的物质条件下中国人总是能够创造更多奇迹。有了这些装备，在当时的远征军部队提出了“以火力压火力、以速度压速度”的口号，士气受到极大鼓舞。
据综合资料统计，当时松山日军有105毫米榴弹炮8门，山炮、步兵炮共12门，速射炮2门，迫击炮2门，用航炮改装的防空机关炮2门，高射机枪2挺、重机枪8挺、轻机枪30挺、掷弹筒、枪榴弹筒共90余支。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远征军拥有制空权，占有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日军赖以顽抗的资本，主要是其异常坚固的堡垒工事、合理的火力配置、优良的单兵战术素质，以及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投降的超强战斗意志。
中国抗战以来，这是首次在炮火上对日军形成绝对优势。据日方记载，至7月22日16时，日军滚龙坡阵地遭到炮火连续轰击，落弹超过了8000发。从松山主阵地上用望远镜观察，只见沙石随着火焰漫天飞扬。日军都怀疑，有谁能逃脱这样的轰击呢！但炮击停止，尘埃落下后，仍能看到阵地上有士兵在蠕动。
在怒江东岸的炮10团老兵董启超记得，此时我炮击已持续了近两个月。最初，松山日军还常常发炮还击，进入7月份后就再没炮弹飞过江来。董启超没有望远镜，只能凭肉眼遥望茫茫雨雾中的松山，山顶终日烟雾腾腾，不时看到步兵交火的火光闪烁。董启超和弟兄们心里急啊：“每天少说要轰两万发炮弹上去，两个月就有百万发炮弹炸在山顶鬼子兵头上，他们怎么还没死绝呢？”
经过多次失利，我军总结的主要经验是：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再盲目硬拼、暴露冲杀；利用各种手段，弄清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配置、建筑物、明暗碉堡群和对我进攻影响最大的障碍物，用我们的火炮、协同步兵炮逐一以破坏之后，再组织进攻；昼夜突击，掘土打石，对敌阵搞“对挖作业”，即掘壕接近敌阵，几路并进，可以减少暴露伤亡，完成一处，夺取一处敌人阵地；对敌每一据点和阵地，在完成上述条件后，步炮密切协同，组织进攻。首先以火炮压制敌人火器和阵地上敌人的有生力量，掩护友军从对壕里接近敌阵，一跃而上，一鼓作气地冲入敌阵，冲击包围，消灭守敌。用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批消灭日军，使得敌人阵地越来越小，残敌越来越少。
爆破松山子高地，后来成为参加此战的老兵们一生最感光荣和自豪的事，值得浓墨重彩予以描述
8月初，第8军终于占领滚龙坡阵地，兵锋指向大垭口、松山。但经飞机轰炸、重炮不断轰击，松山子高地敌堡垒始终未受到大的损坏，其工事坚固程度，由此可知。我反攻部队曾4次攻上顶峰，因不能及时攻入堡垒内部，而受到兩翼侧防火力襲击，伤亡惨重，不能立足。
经研究，我军决定采用“坑道爆破法”炸毁子高地：先以交通壕作业延伸至敌子高地堡垒最近距离，然后挖掘坑道，一直挖到堡垒下面，再填入大量TNT炸药，将敌堡垒从下面颠覆。 1944年8月，驻扎在龙陵城外的第8军荣1师工兵连少尉排长鲍直才接到连长的命令去营里开会，在那里他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立刻前往松山负责子高地坑道挖掘的技术指导工作，把日本人的堡垒炸掉。就在那一天，鲍直才还听说了一件事，美国人对坑道爆破法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挖掘坑道是一个需要精确计算和专业仪器的工作，往往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而中国远征军多是白丁农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工程训练，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高精度的任务。
美国人的轻视并非毫无根据，早在新28师围攻松山的时候，美国最高顾问多恩准将就曾根据日军堡垒的特点，为中国远征军制定了一套名为“特种攻击队”的战术，即针对每一个日军堡垒都成立一个攻击队，每攻击队中都由负责破障、爆破、火箭筒，冲锋枪等专业分工不同、技术娴熟的突击队员组成若干小队。各小队在进攻中密切配合，类似于大型机器上由多个工人配合的流水线操作。这一战术思想得到中方将士的普遍认可，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实现，原因很简单，参战部队专业兵种的训练纯属临阵磨枪，根本达不到此战术需要的熟练程度和精确程度，连突击队员都挑不出来，“特种攻击队”由此成为纸上谈兵。然而，面对美国人的轻视，鲍直才却不服输，他对营长说，我是中央军校工兵科的毕业生，我是专业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鲍直才回忆说：“挖掘初期工作尚称顺利，但越向前深入，问题就越多，例如坑道内照明、用餐、大小便，尤其是最前端人员，因空气供氧不足，呼吸困难，人人都汗流浃背，好像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一样。这些问题没法解决，但仍得咬牙苦撑，不可片刻停工。挖掘工作一昼夜两班倒，每班12小时。因坑道狭窄，换班时，要等坑道里的人全部退出，接班人才能一一按顺序进入。最前端的人，将挖出的废土装入麻袋，再以接力方式，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将废土运出，所以挖土的人不多，而运土的人会有数百之多。”
我军挖掘时，日军不断从上面往下打冷枪，挖沟的士兵一连被击倒数人。团里给各连下发二十多块薄钢板，让士兵把钢板竖在坑边作掩护，抵挡子弹。以此战士们步步为营，只進不退。
第8军工兵营第2连第1排中士班长罗长庆回忆：
松山的土层很厚，我们始终没有碰到岩石之类的障碍物。这一方面可能是天意，日寇罪恶滔天，活该完蛋；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颗炸弹、炮弹将松山的土层震松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松山”。我们白天黑夜轮流干，每昼夜可挖5米，弟兄们爬着挖、跪着挖、蹲着挖，挖出的土用麻袋运走，不能给日军发现。人又多，壕又窄，既不能讲话，又不能吸烟，每个兵嘴里、鼻孔、耳朵眼里塞满了土，就像地狱中的一溜溜“土鬼”在给日军掘坟墓。
随着在子高地下坑道掘进进展，我军开始在松山主阵地调集兵力，并发动火力侦察式佯攻。15日起，日军发现阵地前我军聚集的兵力越来越多。1947年9月，已转任云南警备司令的何绍周曾在昆明《民意日报》撰文披露：“……唯接敌愈近，工作愈难，至作业末端将达敌堡下部时，敌已有所发觉而亦急作坑道，欲以破我计划……据事后调查，若再迟二日则敌必能切断我坑道，而使我功亏一篑……”
8月19日一整天，远征军都在不停歇地轰击松山顶部，掩护工兵回填坑道土方，据日本人品野实的书《异国的鬼》记载，日军隐约感到挖掘坑道准备工作好像已经结束，子高地上的40多名拉孟守备队员却只能硬着头皮守下去，听天由地龟缩在堡垒中，当晚几名守备队员，还摸出战壕从远征军阵亡将士尸体上收集弹药，但这已是他们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疯狂之夜了。
爆破松山子高地，后来成为参加此战的老兵们一生最感光荣和自豪的事，值得浓墨重彩予以描述。对此，中日双方均留下大量记述。
据第8军工兵营第1连3排7班老兵张羽富回忆：8月20日早上，天气突然放晴了，好像老天有意要让大家开开眼界。太阳从怒江东岸升起来，把松山子高地照得通红。我炮兵照例先打一通炮弹，步兵又佯攻一阵，目的是把更多的敌人吸引到子高地堡垒中，使爆破取得最大的效果。
子高地上的关山阵地，由日军步兵第4中队中队长辻义夫率兵把守，最初有步、炮兵70多人，经过连日激战，此时已减员约一半。这天早晨，在我军炮击间隙，战壕里的日军卫生兵石田在查询有无受伤人员时，看到不远处的鸟饲久一等兵呆呆地数着落在头顶的炮弹数，当他数到2000发就再没数下去了。山上一棵树也没有了，交通壕也被炸塌，没有藏身之处，日军士兵只能趴在有坑洼的地方躲避。
这天，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第11集团军司令长官宋希濂都赶到了松山，与几位美国将领和高级顾问在竹子坡指挥部眺望子高地。
9时15分，军长何绍周在竹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老兵张羽富看到，工兵营长常承遂猛吸几口烟，然后扔掉烟头，手有些颤抖，狠狠摇动引爆装置。与此同时，荣3团团长赵发毕、崔继圣等人也用尽全身的力量猛摇手柄。在掩蔽部外面，班长罗长庆也随着连长的口令点燃了导火索，而后转身向后跑。
張羽富说，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动了一下，接着又颤动几下，有点像地震，团指挥所掩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地晃动起来。一股力量冲天而起，把主峰整个大碉堡托起数米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同时，一股浓浓的烟柱从子高地窜起来，烟柱头上戴一顶帽子，很像蘑菇云。浓烟中可见日军尸体、树干、汽油桶、枪炮以及无数的军用物资和装备，漫天飞舞。烟柱足足有一两百米高，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声音传过来时，像远方云层里打雷那种闷响。
这时掩蔽部内外的官兵爆发出激动人心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通滇缅公路！打回老家去！收复祖国的一切失地！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中国胜利万岁！……”大家互相紧紧拥抱，每个人脸上都淌着热泪。
“我做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最自在、最解恨的时候，就是在松山用手榴弹敲鬼子脑袋的时候”
松山战役中，远征军进攻作战最大的亮点，就是运用“坑道爆破法”颠覆了子高地，从而撕开了松山主峰阵地的口子，为后续部队攻克全部阵地奠定了基础。这是此战中决定性的一击。以至于日后大部分谈及松山战役的文章，浓墨重彩地写完这一笔，基本上就为整个战役画了句号，尽管在此后还打了艰苦卓绝的17天。
夜间偷袭，为日军惯用战术。新28师“一战松山”时，在竹子坡、阴登山两次遭遇偷袭，7月，日军组织“挺身爆破班”夜袭我炮兵阵地。占领子高地后的两个夜晚，连续上演了这一幕，发生了一段惨烈战事。
据日本公开战史《缅甸作战》载：“20日夜，金光少佐从各阵地抽调兵力60名，任命从本道阵地撤出的只松茂大尉为指挥官，令其于当晚夜袭夺回阵地。夜袭一度成功……”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的回忆是：当晚，日寇以数百人来逆袭我第3营，激烈的枪声在子高地彻夜不停。第3营因刚到松山地形不熟，夜间敌人多次反扑，3营经过艰苦奋战，最后渐渐不支，退下子高地。
在荣3团指挥所，崔继圣见到退下来的第3营营长陈载经被士兵架着，走向团长赵发毕，口中低声说：“团长，我……”难过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浑身都是泥和血，把绿色的军装染得通红。据说，陈载经原来是师部中校副官主任，是他自己主动请求下团带兵的，战斗中他已经尽了全力，团长命令他去坚守现有阵地待命。
时为荣3团第1营2连下士班长的湖南浏阳籍老兵崔化山回忆说： 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了，我们全发了疯，不顾死活。不少鬼子被我们打中，倒下去滚几滚，又挣扎着向我们冲来，硬是要和我们拼命。我们也被鬼子的疯狂劲挑得性起，在战场上拼命，谁不爱？！于是我们也冲出战壕，和鬼子拼起刺刀来。人，一有了拼命劲就力大无穷，蹦跳腾挪也灵活得很。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按住想卡他的脖子，不提防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断了。可见狗日的鬼子咬得多狠！十指连心，我眼泪都疼出来了。心一横，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七八下，硬将这个日寇的脑袋一直敲烂到脖子才罢休……打仗打到发疯卖命的时候，有一种痛快感，不经过无情拼杀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出这种滋味的。好比捉住一条大鱼或按翻一头马鹿，你能让它跑掉吗？我做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最自在、最解恨的时候，就是在松山用手榴弹敲鬼子脑袋的时候，时隔几十年，想起那一幕，我还浑身是劲！
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的回忆是：
当夜，日寇纠集了200余人冲上子高地，企图夺回制高点。我所在的7连王富国连长接到张营长命令，带了1、2排官兵冲上阵地与2连官兵并肩战斗。在混战中，王富国连长麻痹大意，手中拿着一根藤杖，没有带枪，在战壕中与日寇当面相遇，被日寇连射两枪击中腰部，壮烈牺牲。在连长身边的传令班上士刘班长见鬼子又向他瞄准，一跃而起把鬼子压在壕底，双手紧紧箍住鬼子的喉咙要掐死他。鬼子难以翻身，竟然拉响了腰上的手榴弹，一声巨响，刘班长与鬼子同归于尽……有幸，2连和7连1、2排战士奋勇搏斗，冲锋枪与手榴弹发挥了最大的威力，将鬼子逐出了阵地……
杨金继说，自己后来才知道，2连和7连这20人一直坚守在阵地上，退下去的第3营其他官兵并不知道，报告团长赵发毕说把阵地丢了，上面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
21日夜，荣3团组织了敢死队，上子高地与敌军激战。在场的美军联络组的官兵们见状大为感动，都争要参加敢死队。最后，只好决定由温夏克少校和崔继圣率领美军官兵以3挺高射机枪为掩护队。“22日拂晓即成混战，情形不明……我于10时复进至原阵地，又发现前未经破坏之大掩蔽部一座中，有我荣3团第3营连长1名、士兵12名据守其中；该掩蔽部口外，敌死尸堆积20余具。再清查阵地内，敌我士兵互相拥抱而死者共62对，满布壕内。反斜面上，肢离体解，肠肺狼藉，布满壕下，壮烈空前，惨不忍睹”。
这就是松山之战：不杀死最后一个日军残兵，都不能叫做胜利
松山战役之艰苦，自然首先是日军堡垒之难攻克。然而攻克了堡垒，远征军仍然不断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那些似乎剿杀不尽的日军零星残兵，总能潜伏在某个隐蔽的暗角，以高度精确的射击技术，不断狙杀刚刚松了一口气的远征军士兵。只要有一个人存活，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狙击手。在1944年的缅北、滇西战场，处于节节溃败状态的日军，到处采用这种“绝望战术”进行最后的挣扎。据中国驻印军许多老兵回忆，日军第18师团残兵在败退过程中发明了一种奇特的战法，可称之为“自杀式火力点”：他们把狙击手绑在高高的大树上，专门狙杀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狙击手之所以要被绑在树上，是因为即使被我军发现后击中，也不会掉下来，依然可以继续射击直至死亡，根本不作要逃走的设想。接班的狙击手爬上树替前一个松了绑，然后又让对方把自己绑好才离去。这是一种疯狂得难以想象的战术。后来，我军发现了这一规律，行军和战斗中，只要前方有高大的树木，就用机枪扫射一通。不久，我军士兵就在丛林中的大树上看到了被绑着的日本狙击手的遗骸——一具腐烂了的尸体吊在树上，既阴森可怖，又残酷得使人心寒。
在松山战役中，在癸、辛、未等高地，黄家水井和3號高地，那些剿杀不尽的日军残兵，还采用了一种“敌后堡垒”战术，或者叫“倒打火力”配置。一种情形是，如3号高地——在3个大堡垒中间的谷地内，还筑有3个小暗堡，主体藏于地下，只露出掩在草丛中的射孔，可以四向射击，每一暗堡只有二三名驻守兵。当我军进攻时有的并不开枪；一旦推进而过，这些小暗堡就在我军的背后突然开枪，使我前后受敌，只得退回原地。另一种情形是，如癸、未高地——在多层大堡垒的最下层挖有坑道掩蔽部，当我炸毁上层时，有数名日军伏在地下的掩蔽部未死，我军以为攻克，继续向前攻击时，突然从地下钻出来在我背后狙击。
如果不消灭这些狙击手，就无法向前推进，然而这并非易事。除非你能到达堡垒的入口处，往里丢手榴弹或以火焰喷射器攻击，直到确认杀死堡垒内的全部残兵。战术要点是，首先察明小堡垒机枪的每个射击死角，然后从死角处以多人伏地匍匐接近。同时用多挺机枪密集射击，压制日军的机枪火力，使其无法对伏地前进的中国士兵射击。这样伏地前进的士兵，才有少数可以到达小堡垒的入口处丢手榴弹或实施炸药爆破。而要攻破一小堡垒，必定要伤亡不少士兵。
所以，即便站在日军阵地上，甚至被炸毁的主堡垒上，远征军士兵也没有把握说已经占领。
这就是松山之战：不杀死最后一个日军残兵，都不能叫做胜利。
“玉碎”前夜
在后来日军幸存者靠着记忆补写的日记中，松山日军的“玉碎”前夜悲哀难言：
“夜幕降临，敌人好像停止了攻击，四周一片寂静，连绵不断的蒙蒙细雨悄悄地下着。火药味笼罩着整个阵地。我方阵地只剩下西山阵地一角、松山（1、2号高地）及斜坡下的横股阵地了。
“金光守备队长战死后，联队副官真锅大尉出任总指挥。他把军旗裹在腹部，与大家共同行动。但这时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全军覆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经过一百多天战斗，横股阵地的战壕里到处堆满了尸体。有的伤员还在蠕动着，但又无药医治，有的伤兵用布条把伤口紧紧扎住。守备士兵中已经没有未受伤的人了，而且总共不到80人。不论是谁，都是一副经过长期战斗的疲劳面孔……”
9月7日，對于敌我两军官兵来说，无疑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天亮前，在我军合围逼迫下，全部松山日军已被锁定在横股阵地、松山（1、2号高地）和西山斜面这一三角形区域内。 凌晨，在被包围的横股阵地，日军重伤员和慰安妇缩在泥泞不堪的大战壕里。据后来活下来的卫生兵吉武和石田说，不少折断了腿的士兵都挣扎着从其他阵地爬到了横股阵地，认为这里位置低，处于死角，远征军观察不到，也许有生存的希望。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升汞片——按既定“处理”方案，由卫生兵给每人发放。石田说自己尽管同情这些伤兵，但除了口头安慰两句外，也别无他法。但许多重伤员都拒绝服这些药片，宁愿自己用手榴弹自杀；有的服了又吐了出来，嘴里一个劲儿地叫：“杀了我吧！”
下午5时，松山枪声渐渐稀疏，一轮红得刺眼的夕阳正缓慢地坠向怒江上游，坠向高黎贡山脉。
战斗停息后，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忙着指挥把死伤的官兵抬下山去，把日军尸体就地掩埋。在拖日军尸体的士兵中，不时传来哭泣声，有许多人都停下了自己的工作。当时崔继圣觉得鼻子发酸，眼前模糊，站在那里揩抹脸上的泪水。对于那些朝着日军尸体又打又踢，甚至用刺刀扎个不停的士兵，都没有阻止。
在一个大碉堡里，崔继圣发现一具日军尸体，头发和胡子完全连在一起，身上到处缠着绷带，而尸体右腿的脚拇指还紧紧地抠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崔继圣从他身旁拣起机枪，没有说一句话，注视着他那一张不平静的脸，又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带着传令兵搜山的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一个鬼子伤员，满头缠着纱布，血迹斑斑，坐在小路边。杨金继居高临下端着冲锋枪指向他，并用日语向他喊话：“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只见这个鬼子慢慢地转过头来，面孔狰狞地瞪了一眼，又把头转了回去。这时，杨金继听到“卟”的一声轻响，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知道鬼子磕响了手榴弹引信，杨金继伸手按下传令兵，扑倒在路边一块巨石后，那鬼子已被炸得血肉模糊。
在马鹿塘北侧，荣3团团长赵发毕把全团还活着的官兵集合在一起。想起一个多月前过怒江时全团3000多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如今却只剩下这寥寥200多人，而且多数带伤，缠着脏污的绷带，已难见昔日军威。他虽然久经战阵，这些天的冲杀更是看多了生死，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其他几个团也都伤亡很大，第246团团长田仲达、第307团团长程鹏以及第308团团长文安庆、第245团团长曾元三都成了“连长”。可有的团却连“连”也编不成了。第309团的两千余人，是松山之战后期调上来攻坚的。攻克横股阵地后，第103师师长熊绶春打电话来问团长陈永思：“你们团还有多少人？”陈永思捂住还在作痛的伤口，低沉地回答：“20个人！”熊绶春先是惊愕，然后忍不住伤感地大哭：“天哪！怎么会只剩下20个人？”
据荣2团团长周藩回忆，松山守敌被全歼后，该团第3营官兵归还建制。他们走时有600多人，此时仅剩下18个勇士。这18人中，有1个排长、1个班长、16个士兵，全营牺牲600多人，营、连长全部为国捐躯。杨金继说，自己的7连原有官兵177人，这时连自己在内剩下17人——这是他带着弟兄搭乘飞机从芒市飞往昆明，在机舱里逐个清点的。
傍晚时分，在大垭口军指挥所，参谋向李弥报告：副军长，我们胜利了！李弥坐在指挥部外一块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像个木头人，眼泪扑簌簌地滚下脸颊……
洪绍坤昔日曾任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当时司令部派几个参谋和他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上报。他回忆说：
“战斗一结束，我们就奉命来到了松山。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一位少将陪同我们去，他叫我们做好准备，因为山上死人的味道臭得可怕……汽车还没有到腊勐，臭味就扑鼻而来，而且越来越浓烈，堵着胸口很难受，仿佛把空气都凝固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我们四处看。我们是走一路哭一路啊，包括那个带队的军官和两名少将。
“松山是由许多山头组成，大得很。凡是有日本人防御阵地的地段，松树都被炮弹炸断或者连根拔起，或者被烧得光秃秃的。每一段坑道，每一个地堡都是经过搏斗才占领的。除了尸臭外，还有火药硝烟和东西被烧焦的味道。我们是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去的，到处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各样姿态的尸体和被炸飞的人头，手脚、大腿随处可见，真是触目惊心。
“山顶上，武器弹药堆成了小山包。士兵们胡子和头发长得可怕。燃烧着火焰的目光熄灭了。士兵们在休息说笑和睡觉。更多的是一个劲地抽烟，在一面破烂不堪的国旗下发呆……
“我们在松山大垭口的帐篷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老是听到‘突突突’的推土机的声音，把耳朵弄得成天嗡嗡的。那是推土机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壕坑和凹地里，然后推土掩埋。尸体堆里有时会发出呻吟或者蠕动，人们就停下来，找到活着的人拉出来再干活。根本不清点人数、辨认尸体和登记胸章，有时甚至把死者随身的武器也一起埋掉。
“我看不下去了，掩着鼻子跑过去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干。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在一旁的军官把我拉开，说是有的人已经死了几个月了，如果发生瘟疫那更可怕……
“离开松山，我们又去了龙陵。几天后返回昆明，路过松山时，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还是没个完……”
获悉松山胜利的消息后，史迪威将军向远征军最高顾问多恩准将发电报祝贺：“谨向那些将松山缩小了的铁人们表示祝贺。成就非凡，诚挚致敬，不可言表。不应忘记七千名为此献出生命的战士。如果能够夺取腾冲，你们就大可以高枕无忧了。”
仅仅一周后的9月14日，腾冲也被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一举攻克。
第8军从7月2日至9月7日围攻松山，费时68天，先后发动9次攻击，大小战斗无数次，这9次攻击与新28师之前的攻击合称为“十荡”。从新28师于6月4日向松山之敌发动进攻，到第8军于9月7日攻克松山，遠征軍先后动用约10个团，兵力总计2万多人，作战近百日，各攻击部队伤亡总数达7763人（含失踪人员），与毙杀日军人数（1250人）相比，比例约为6.2：1，且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 滇西反攻胜利后，云南各界群众在昆明市圆通公园建立了“滇西战役第八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是：
岛寇荼毒，痛及滇西。谁无血气，忍弃边陲。桓桓将士，不顾艰危。十荡十决，甘死如饴。瘗忠有圹，名勒丰碑。懔懔大义，昭示来兹。
链接 “死神的镰刀”：美日狙击手
在太平洋战争中，有一个最神秘、最令人恐怖的群体——狙击手，他们手中的狙击步枪，就像“死神的镰刀”，让双方官兵战栗。
美军狙击手——狂热的射击爱好者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就有一些爱好并善于远程射击的优秀射手。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陆战队的狙击训练课程有了一定的根基，到1942年末，美军又分别在加利福尼亚的绿地军营等3个地方建立了侦察狙击手训练基地。陆战队的狙击学员们被教授一些基础知识，包括测算距离、纠风偏、看地图、伪装、观察和野外技能，以及从100码到1000码（92—923米）范围内的射击技巧。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的这种训练方式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训练其狙击手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射击。可是在战争中，这种训练方式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冲绳战役中，美军狙击手丹尼尔·卡斯在1200码的距离上干掉了日军的机枪手。
海军陆战队的基础训练是侦察和进攻性狙击，尽管在太平洋战争早期这些目标很难达到，因为那里的叢林地形使“标准”的狙击行动很难展开。陆战队的侦察——狙击小组由三人组成，包括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员，以及一个后备队员。后备队员的主要作用是使用步枪或者冲锋枪为整个狙击小组进行警戒保护，陆战队每连配备一个侦察—狙击小组。可是在实际行动中，由于伤病和死亡造成的减员，陆战队狙击小组最后经常只有一个人，由步兵在后面实施支援。
日军狙击手——帝国的荣耀
与美军相比，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军的实战经验相对丰富。20世纪30年代，日军狙击手已经在中国东北地区获得了相当程度的锻炼。在训练中，日军狙击教官要求狙击手尽量远离陆地到荒岛上生活，随身携带很少的水和食物。日本人自给自足的本领也超强，他们可以依靠很少的食物潜伏一周时间。如果说，美军的狙击手都是自愿加入的，那么日军的狙击手却都是经过专家精挑细选后，被认为最适合远程射击的士兵。对日本军人来说，成为狙击手是帝国的荣耀。
日军的许多狙击步枪没有安装可调节式瞄准镜，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步枪的零度位都是固定不变的，狙击手不用为瞄准镜出了故障而担心。
许多日军狙击步枪还安装有可折叠的金属支架，帮助狙击手在瞄准的时候稳定枪身。日军狙击手还经常随身携带一小块U型金属板，一头尖尖，用于插入泥土中，凹口处支撑步枪。
丛林中的血战
对付日本狙击手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他们坚忍、狡猾，受过良好的技战术训练，并且善于伪装，很难被发现，战斗至死都保持着一种姿态，这与美国士兵们之前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狙击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喜欢隐蔽在树上狙击美军，这种方式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美国人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有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付隐蔽在树上的日军狙击手，通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轻机枪扫射日军狙击手藏身的树冠，或者用37mm口径的反坦克炮发射葡萄弹，直接把树冠剃个精光，日军狙击手自然也被打成碎片，但这是一个缓慢的任务。一旦建立滩头阵地，海军陆战队或陆军随即组建前沿反狙击小组，随行的观察员负责侦察附近有可能隐蔽狙击手的树木。”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狙击手还经常使用“蜘蛛洞”隐蔽自己。所谓“蜘蛛洞”是一种很深的单兵掩体，进行了良好的伪装，通常设置在隐蔽且视野良好的地点，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如果一名使用6.5mm口径步枪（发射子弹时无烟且无焰，很难被发现）的高素质射手藏在这样一个洞里，对手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一场战役结束后，日军投降时，美军曾用机枪扫射以示庆祝，却从树上射落一个日本狙击手。
日本狙击手的坚忍并不随着战争的推进而有所减弱，当美军越靠近日本本岛时，日军的抵抗就越加凶悍。直到美国人的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日本人的抵抗才漸趋停止，美日之间残酷血腥的狙击大战也随之停歇。但是直到很久以后，狙击步枪的“咔嗒”声还在许多老兵的耳边回荡。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战场上，有两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和腾冲。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岸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日军司令官们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松山日军几乎踏勘过松山的每一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比在这里生活的当地人更熟悉这座大山，所以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来到这里时仍是轻车熟路。而首次面对松山的远征军士兵，则对自己将要收复的这片10余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完全陌生的。
从新28师于6月4日向松山之敌发动进攻，到第8军于9月7日攻克松山，远征军先后动用约10个团，兵力总计2万多人，作战近百日，各攻击部队伤亡总数达7763人（含失踪人员），与毙杀日军人数（1250人）相比，比例约为6.2：1，且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
滇缅反攻之前，敌我双方在怒江两岸对峙两年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战场上，有两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和腾冲。另有一说，还应该包括同时期在缅北的密支那之战。据日军战史记，密支那日军有约800人突围。但突围者中又有400多人被歼灭，最后仅300多人逃回归建。
实际上，日军所谓“全员玉碎”，并非绝对指一个人都未存活。比如在太平洋战场的首次“玉碎”战——阿图岛之战中，日军阵亡守备队长山崎保代大佐以下2638名，另有27名生还。同样，松山、腾冲日军也有因逃跑、被俘而少量存活者。按照日军方面的一种宽泛的解释，绝大多数人战死的战斗，都应该算作“玉碎”战。
以上三次战役，均发生于1944年滇缅反攻期间。按时间顺序，密支那之战始于5月17日，止于8月4日，持续79天；松山战役始于6月4日，止于9月7日，持续96天；腾冲战役始于5月11日，止于9月14日，持续达127天。
在地图中寻找松山，大致由北向南流向的怒江可作为参照物。当你在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西岸找到“腊勐”这个地名，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主峰标高约为海拔2200米。从松山溯怒江北向绵延而上，则是如鱼脊般逐渐抬升的高黎贡山脉，那里的平均海拔已在3000米以上。
松山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为1500多米，站在松山頂上看怒江，仿佛從空中俯瞰。这里山岭高峻，一向人迹稀少，但又是怒江以东通往龙陵、芒市的必经之路，古时只有一条陡峭多弯的古驿道，一向被行人、马帮视为畏途，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进入这“高山夹箐，地险路狭，人马不能并行”之地。
日军是1942年在缅北击溃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沿滇缅公路于5月5日打到怒江边的。当时他们组建了以160辆汽车运送兵力的快速部队——坂口支队，从畹町进入我国门后，经芒市、龙陵进抵怒江边的腊勐街。随后，在松山架起野战炮疯狂轰击对岸公路上的我方车辆和难民。幸亏我桥头工兵及时爆破炸断惠通桥，随后第11集团军宋希濂所部第36师赶到怒江东岸阻击，与空中的美军“飞虎队”战机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渡越怒江继续进犯的企图。当时的情景，可谓中国抗战最为惊险的一幕，按照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空中侦察发出的预警：倘若不能在怒江成功阻击日军，日军渡江后十天左右即可打到昆明，包抄我抗战大后方，逼迫中国投降。很多史家评说，小小的惠通桥之战，在那一刻成了中国抗战命运的转折点。
此后，日军第56师团令第113联队驻扎在了怒江西岸的松山，与我军形成隔江对峙局面。对怒江峡谷而言，西岸的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前沿屏障。其地理位置之重要，身临其境者一目了然，故西方记者曾将其称作“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攻占松山的这支日军，以松山下的村寨腊勐街，取谐音命名为“拉孟守备队”。
在隔江对峙的两年，怒江边基本无大战，敌我仅派出小股兵力渡江侦察、袭扰和游击。同时，日军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工事，搭建起了简易营房，解决了山地供水、电灯照明问题，并用仅有的砖头和水泥盖了一座“慰安所”，分两批送来15名朝鲜籍和5名本国“慰安妇”，还不时地从附近村寨抓来当地的民女蹂躏，而后剃掉头发放掉，意思是下次不必再来。当地人谓之“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视为难言之耻。
当时，处于日本侵略战线最远端的拉孟守备队成了日本后方关注的热点，大人物和记者团一个跟着一个前来慰问。1942年11月底，日军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来松山视察，天空布满日军飞机，让拉孟守备队士兵大开眼界。不久，日本女剧作家水木洋子又来到松山为创作所谓“国策”电影而采风。1943年初，由日本广播协会组织的慰问团远涉重洋来到松山，随行者包括在日本正当红的歌星和一大群年轻的女舞蹈演员，更是让日军士兵大饱眼福。为了抢着给女演员开车献殷勤，一名日军曹长还翻车送了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这支日本侵略军中的“精锐”和“前锋”打气鼓劲。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高规格的慰问和演出，既是对这些所谓“九州男儿”（第56师团兵员均来自日本北九州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此地民风强悍好斗，历来是出精兵的地方）的颂歌，也是唱给他们最后的挽歌。
为最后的困兽之斗，日军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
据日方资料，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岸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现为首位，为最后的困兽之斗，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至1944年5月，日军已在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整个阵地依松山群峰地形，在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堡垒互为侧防，交相掩护。随着堡垒群的落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供电、供水俱已解决。 松山攻克后，远征军各级指挥官详细考察了日军阵地的布局结构。1944年，陆军大学教官吴致皋曾观战滇西，绘制了较为详尽的日军松山阵地、堡垒的平面图、立体图。每一个编号阵地，看上去都像是一个龟背图，中心位置是主堡，附近有一两个子堡或掩蔽部，以蛛网状的壕沟与坑道相连接，最外围的是无数前沿散兵坑——当然，这是为战术研究所绘制的剖面图，而当时日军阵地大多覆有厚厚的遮盖物，不但美军第14航空队的飞行员从空中无法看清其龟背结构；即使远征军攻击部队的侦察兵，也无法预先探明每一个火力点的位置。日军每个阵地上的机枪火力点，均指向四周，以不使本阵地有缺口为原则。而相邻的几个阵地之间，火力则互为侧防、斜防，彻底消灭彼此的火力死角。
1946年9月，著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实地踏勘了松山等滇西战场遗址，著成《中国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那时，松山阵地遗迹还保存如初，方国瑜得以进入日军工事细致考察，他描述道：
敌堡垒主体之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直径至70厘米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
在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松山阵地已足够坚固严密，但只有杀死所有知道它的秘密的外人，才是真正的坚固。像关东军构筑“满洲国”国境要塞的做法一样，在松山阵地完工后，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从各占领区抓来修筑工事的1670余名民夫（其中有印度人80多人，东南亚华侨138人）全部秘密处死。
拉孟日军几乎踏勘过松山的每一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比在这里生活的当地人更熟悉这座大山，所以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来到这里时仍是轻车熟路。而首次面对松山的远征军士兵，则对自己将要收复的这片10余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完全陌生的。
攻势受阻：前面冲上去的人像滚豆子一样滚下，再组织冲锋还是像滚豆子一样滚下
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指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签署了怒江攻势命令，滇西反攻作战拉开序幕。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中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消耗战略，在各战场上基本采取守势作战。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对占领我国土的日军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
按史迪威的构想，滇缅战场的作战就是X+Y：X部队（驻印军）从缅北向滇西打，Y部队（远征军）从滇西向缅北打，最后在中缅边境实现会师。
在滇西方面，远征军的主要战场集中在三处：松山、腾冲、龙陵。这是当时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三角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因为第56师团代号为“龙兵团”，对于这三地之间的关系，一名日军军官曾在回忆录中比喻其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是“龙身”。
在静默中蓄势两年后，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从怒江上游高黎贡山方向率先发起反攻，目标指向腾冲。由于日军事前缴获了一本中国军队密码本，通过破译，在我反攻前5天掌握了我军作战计划，于是迅速调集滇西日军主力增援高黎贡山。得知此情后，我统帅部亡羊补牢，于5月底令怒江下游第11集团军亦全线投入反攻，目标直指松山、龙陵、平戛等地。虽然此时驻守松山的日军主力已调往北线增援，但留守松山的仍有步、炮联合兵力1300余人，由48岁的野炮第3大队队长金光惠次郎担任守备队长。
自6月4日起，远征军第71军新28师及配属作战的第117团（属第6军新39师），攻击松山近一月始终无法突破防线，且死伤巨大。整个松山堆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只要我军飞机来轰炸，或者炮击，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胳膊大腿炸上了天。远征军士兵天天埋在死人堆里打仗。人都变了形状，身上的皮肤都被尸体染成黑色，尸臭好久无法消除。
据第71军第84团第1营第2连上等兵孟存美回忆：
攻击时，双方的枪炮声响得没有一点缝，只见前面冲上去的人像滚豆子一样滚下；再组织冲锋还是像滾豆子一樣滚下。死了的，一动不动；伤了的，哼的哼，叫的叫。山头上双方死的人到处都是，转过来踩着的是死人，转过去踏着的也是死人。真是几辈子也见不着那么多死人。可当时只怕活人，死人不可怕……
第84团第1营第1连第3排排长李儒回忆：连续几个晚上的攻击，都无法靠近敌人的阵地，而我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能参战的不到一半了。这天晚上，狂风暴雨像是要把松山刮倒冲走一样，剩下的人又整装待发。……我们拼命地往上冲。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茂密的树木让人磕磕绊绊，身上的装备更沉重了。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双方的枪炮声在耳边炸响……冲到半山腰，突然一个闪电，我回头一看，只见弟兄们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
6月中旬，滇西的雨季到了，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夫骡马均不能行，美军第14航空队飞机亦无法起飞。
第71军时任军长钟彬为陆军大学正则班第9期首席（第一名）。据日军掌握的情报称，钟彬在国军有“参谋长第一人”，“战术第一人”之称，国军对师以上干部的战术教育，多采用“钟氏战术”为范本。但后来谈及松山之战，钟彬曾感慨道：“松山之敌不外千余人，经我新28师半月之猛攻及优势炮火之射击，尚未全部攻占，故上级命令余往松山指挥。吾于此，对敌守备阵地之疯狂顽强之精神，得有充分之认识，非如一般‘限期攻占’，‘不成功、则成仁’之卤枉从事者，所能成事也。” 几天后，钟彬无奈地丢下松山这个课题转回龙陵。
从整个滇西战场态势而言，对处于劣势的日军来说，战争能够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楔入远征军纵深的一颗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实施内线作战将远征军各个击破的战略构想就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势的远征军来说，在天时地利上明显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把反攻部队分割成了彼此孤立的三块，致使龙陵方向的远征军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松山不克，腾冲龙陵之师都成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各个击破最终导致全线崩溃的危险；松山若克，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后续部队及物资便能源源不断地投入战略大反攻。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小战场决定着大战略。这个最初放在次要位置的松山，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才感到，此前对于松山敌情了解不明、过于低估。于是，令总预备队第8军准备接替作战。
7月，第8军（军长何绍周）与第71军换防，但当时能到位的兵力仅一个团。后来第8军的全部兵力都是“添油式”地注入松山战场，累积达到2.5万余人。每一名士兵都对过怒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再也没有跨回来。据渡江增援的第103师第308团士兵袁德均回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像战场，像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我们才看清那座松山。我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第71军吃了大亏。
中国军队实现了自抗战以来首次在武器装备上对日军的优势，士气受到极大鼓舞
说到远征军的反攻作战，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军队终于“鸟枪换炮”，装备了美式武器，从而实现了自抗战以来首次在武器装备上对日军的优势。反攻初期，中国远征军实施美械装备的共有6个军，后期扩大到12个军。一个军共有：105毫米榴弹炮12门；75毫米山炮36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36门；81毫米迫击炮54门；60毫米迫击炮489门；巴祖卡火箭筒54具；重机枪162挺；轻机枪729挺；“汤姆逊”式冲锋枪1458支；火焰喷射器81具（以上不包括军师团各级直属单位的装备）。在松山战役中，远征军还拥有配属作战的炮10团、炮7团混成营，及美军第14航空队的空中支援。虽说装备还不尽如人意，但和国军在抗战前期的装备比较起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拥有同等的物质条件下中国人总是能够创造更多奇迹。有了这些装备，在当时的远征军部队提出了“以火力压火力、以速度压速度”的口号，士气受到极大鼓舞。
据综合资料统计，当时松山日军有105毫米榴弹炮8门，山炮、步兵炮共12门，速射炮2门，迫击炮2门，用航炮改装的防空机关炮2门，高射机枪2挺、重机枪8挺、轻机枪30挺、掷弹筒、枪榴弹筒共90余支。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远征军拥有制空权，占有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日军赖以顽抗的资本，主要是其异常坚固的堡垒工事、合理的火力配置、优良的单兵战术素质，以及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投降的超强战斗意志。
中国抗战以来，这是首次在炮火上对日军形成绝对优势。据日方记载，至7月22日16时，日军滚龙坡阵地遭到炮火连续轰击，落弹超过了8000发。从松山主阵地上用望远镜观察，只见沙石随着火焰漫天飞扬。日军都怀疑，有谁能逃脱这样的轰击呢！但炮击停止，尘埃落下后，仍能看到阵地上有士兵在蠕动。
在怒江东岸的炮10团老兵董启超记得，此时我炮击已持续了近两个月。最初，松山日军还常常发炮还击，进入7月份后就再没炮弹飞过江来。董启超没有望远镜，只能凭肉眼遥望茫茫雨雾中的松山，山顶终日烟雾腾腾，不时看到步兵交火的火光闪烁。董启超和弟兄们心里急啊：“每天少说要轰两万发炮弹上去，两个月就有百万发炮弹炸在山顶鬼子兵头上，他们怎么还没死绝呢？”
经过多次失利，我军总结的主要经验是：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再盲目硬拼、暴露冲杀；利用各种手段，弄清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配置、建筑物、明暗碉堡群和对我进攻影响最大的障碍物，用我们的火炮、协同步兵炮逐一以破坏之后，再组织进攻；昼夜突击，掘土打石，对敌阵搞“对挖作业”，即掘壕接近敌阵，几路并进，可以减少暴露伤亡，完成一处，夺取一处敌人阵地；对敌每一据点和阵地，在完成上述条件后，步炮密切协同，组织进攻。首先以火炮压制敌人火器和阵地上敌人的有生力量，掩护友军从对壕里接近敌阵，一跃而上，一鼓作气地冲入敌阵，冲击包围，消灭守敌。用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批消灭日军，使得敌人阵地越来越小，残敌越来越少。
爆破松山子高地，后来成为参加此战的老兵们一生最感光荣和自豪的事，值得浓墨重彩予以描述
8月初，第8军终于占领滚龙坡阵地，兵锋指向大垭口、松山。但经飞机轰炸、重炮不断轰击，松山子高地敌堡垒始终未受到大的损坏，其工事坚固程度，由此可知。我反攻部队曾4次攻上顶峰，因不能及时攻入堡垒内部，而受到兩翼侧防火力襲击，伤亡惨重，不能立足。
经研究，我军决定采用“坑道爆破法”炸毁子高地：先以交通壕作业延伸至敌子高地堡垒最近距离，然后挖掘坑道，一直挖到堡垒下面，再填入大量TNT炸药，将敌堡垒从下面颠覆。 1944年8月，驻扎在龙陵城外的第8军荣1师工兵连少尉排长鲍直才接到连长的命令去营里开会，在那里他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立刻前往松山负责子高地坑道挖掘的技术指导工作，把日本人的堡垒炸掉。就在那一天，鲍直才还听说了一件事，美国人对坑道爆破法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挖掘坑道是一个需要精确计算和专业仪器的工作，往往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而中国远征军多是白丁农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工程训练，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高精度的任务。
美国人的轻视并非毫无根据，早在新28师围攻松山的时候，美国最高顾问多恩准将就曾根据日军堡垒的特点，为中国远征军制定了一套名为“特种攻击队”的战术，即针对每一个日军堡垒都成立一个攻击队，每攻击队中都由负责破障、爆破、火箭筒，冲锋枪等专业分工不同、技术娴熟的突击队员组成若干小队。各小队在进攻中密切配合，类似于大型机器上由多个工人配合的流水线操作。这一战术思想得到中方将士的普遍认可，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实现，原因很简单，参战部队专业兵种的训练纯属临阵磨枪，根本达不到此战术需要的熟练程度和精确程度，连突击队员都挑不出来，“特种攻击队”由此成为纸上谈兵。然而，面对美国人的轻视，鲍直才却不服输，他对营长说，我是中央军校工兵科的毕业生，我是专业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鲍直才回忆说：“挖掘初期工作尚称顺利，但越向前深入，问题就越多，例如坑道内照明、用餐、大小便，尤其是最前端人员，因空气供氧不足，呼吸困难，人人都汗流浃背，好像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一样。这些问题没法解决，但仍得咬牙苦撑，不可片刻停工。挖掘工作一昼夜两班倒，每班12小时。因坑道狭窄，换班时，要等坑道里的人全部退出，接班人才能一一按顺序进入。最前端的人，将挖出的废土装入麻袋，再以接力方式，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将废土运出，所以挖土的人不多，而运土的人会有数百之多。”
我军挖掘时，日军不断从上面往下打冷枪，挖沟的士兵一连被击倒数人。团里给各连下发二十多块薄钢板，让士兵把钢板竖在坑边作掩护，抵挡子弹。以此战士们步步为营，只進不退。
第8军工兵营第2连第1排中士班长罗长庆回忆：
松山的土层很厚，我们始终没有碰到岩石之类的障碍物。这一方面可能是天意，日寇罪恶滔天，活该完蛋；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颗炸弹、炮弹将松山的土层震松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松山”。我们白天黑夜轮流干，每昼夜可挖5米，弟兄们爬着挖、跪着挖、蹲着挖，挖出的土用麻袋运走，不能给日军发现。人又多，壕又窄，既不能讲话，又不能吸烟，每个兵嘴里、鼻孔、耳朵眼里塞满了土，就像地狱中的一溜溜“土鬼”在给日军掘坟墓。
随着在子高地下坑道掘进进展，我军开始在松山主阵地调集兵力，并发动火力侦察式佯攻。15日起，日军发现阵地前我军聚集的兵力越来越多。1947年9月，已转任云南警备司令的何绍周曾在昆明《民意日报》撰文披露：“……唯接敌愈近，工作愈难，至作业末端将达敌堡下部时，敌已有所发觉而亦急作坑道，欲以破我计划……据事后调查，若再迟二日则敌必能切断我坑道，而使我功亏一篑……”
8月19日一整天，远征军都在不停歇地轰击松山顶部，掩护工兵回填坑道土方，据日本人品野实的书《异国的鬼》记载，日军隐约感到挖掘坑道准备工作好像已经结束，子高地上的40多名拉孟守备队员却只能硬着头皮守下去，听天由地龟缩在堡垒中，当晚几名守备队员，还摸出战壕从远征军阵亡将士尸体上收集弹药，但这已是他们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疯狂之夜了。
爆破松山子高地，后来成为参加此战的老兵们一生最感光荣和自豪的事，值得浓墨重彩予以描述。对此，中日双方均留下大量记述。
据第8军工兵营第1连3排7班老兵张羽富回忆：8月20日早上，天气突然放晴了，好像老天有意要让大家开开眼界。太阳从怒江东岸升起来，把松山子高地照得通红。我炮兵照例先打一通炮弹，步兵又佯攻一阵，目的是把更多的敌人吸引到子高地堡垒中，使爆破取得最大的效果。
子高地上的关山阵地，由日军步兵第4中队中队长辻义夫率兵把守，最初有步、炮兵70多人，经过连日激战，此时已减员约一半。这天早晨，在我军炮击间隙，战壕里的日军卫生兵石田在查询有无受伤人员时，看到不远处的鸟饲久一等兵呆呆地数着落在头顶的炮弹数，当他数到2000发就再没数下去了。山上一棵树也没有了，交通壕也被炸塌，没有藏身之处，日军士兵只能趴在有坑洼的地方躲避。
这天，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第11集团军司令长官宋希濂都赶到了松山，与几位美国将领和高级顾问在竹子坡指挥部眺望子高地。
9时15分，军长何绍周在竹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老兵张羽富看到，工兵营长常承遂猛吸几口烟，然后扔掉烟头，手有些颤抖，狠狠摇动引爆装置。与此同时，荣3团团长赵发毕、崔继圣等人也用尽全身的力量猛摇手柄。在掩蔽部外面，班长罗长庆也随着连长的口令点燃了导火索，而后转身向后跑。
張羽富说，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动了一下，接着又颤动几下，有点像地震，团指挥所掩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地晃动起来。一股力量冲天而起，把主峰整个大碉堡托起数米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同时，一股浓浓的烟柱从子高地窜起来，烟柱头上戴一顶帽子，很像蘑菇云。浓烟中可见日军尸体、树干、汽油桶、枪炮以及无数的军用物资和装备，漫天飞舞。烟柱足足有一两百米高，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声音传过来时，像远方云层里打雷那种闷响。
这时掩蔽部内外的官兵爆发出激动人心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通滇缅公路！打回老家去！收复祖国的一切失地！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中国胜利万岁！……”大家互相紧紧拥抱，每个人脸上都淌着热泪。
“我做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最自在、最解恨的时候，就是在松山用手榴弹敲鬼子脑袋的时候”
松山战役中，远征军进攻作战最大的亮点，就是运用“坑道爆破法”颠覆了子高地，从而撕开了松山主峰阵地的口子，为后续部队攻克全部阵地奠定了基础。这是此战中决定性的一击。以至于日后大部分谈及松山战役的文章，浓墨重彩地写完这一笔，基本上就为整个战役画了句号，尽管在此后还打了艰苦卓绝的17天。
夜间偷袭，为日军惯用战术。新28师“一战松山”时，在竹子坡、阴登山两次遭遇偷袭，7月，日军组织“挺身爆破班”夜袭我炮兵阵地。占领子高地后的两个夜晚，连续上演了这一幕，发生了一段惨烈战事。
据日本公开战史《缅甸作战》载：“20日夜，金光少佐从各阵地抽调兵力60名，任命从本道阵地撤出的只松茂大尉为指挥官，令其于当晚夜袭夺回阵地。夜袭一度成功……”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的回忆是：当晚，日寇以数百人来逆袭我第3营，激烈的枪声在子高地彻夜不停。第3营因刚到松山地形不熟，夜间敌人多次反扑，3营经过艰苦奋战，最后渐渐不支，退下子高地。
在荣3团指挥所，崔继圣见到退下来的第3营营长陈载经被士兵架着，走向团长赵发毕，口中低声说：“团长，我……”难过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浑身都是泥和血，把绿色的军装染得通红。据说，陈载经原来是师部中校副官主任，是他自己主动请求下团带兵的，战斗中他已经尽了全力，团长命令他去坚守现有阵地待命。
时为荣3团第1营2连下士班长的湖南浏阳籍老兵崔化山回忆说： 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了，我们全发了疯，不顾死活。不少鬼子被我们打中，倒下去滚几滚，又挣扎着向我们冲来，硬是要和我们拼命。我们也被鬼子的疯狂劲挑得性起，在战场上拼命，谁不爱？！于是我们也冲出战壕，和鬼子拼起刺刀来。人，一有了拼命劲就力大无穷，蹦跳腾挪也灵活得很。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按住想卡他的脖子，不提防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断了。可见狗日的鬼子咬得多狠！十指连心，我眼泪都疼出来了。心一横，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七八下，硬将这个日寇的脑袋一直敲烂到脖子才罢休……打仗打到发疯卖命的时候，有一种痛快感，不经过无情拼杀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出这种滋味的。好比捉住一条大鱼或按翻一头马鹿，你能让它跑掉吗？我做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最自在、最解恨的时候，就是在松山用手榴弹敲鬼子脑袋的时候，时隔几十年，想起那一幕，我还浑身是劲！
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的回忆是：
当夜，日寇纠集了200余人冲上子高地，企图夺回制高点。我所在的7连王富国连长接到张营长命令，带了1、2排官兵冲上阵地与2连官兵并肩战斗。在混战中，王富国连长麻痹大意，手中拿着一根藤杖，没有带枪，在战壕中与日寇当面相遇，被日寇连射两枪击中腰部，壮烈牺牲。在连长身边的传令班上士刘班长见鬼子又向他瞄准，一跃而起把鬼子压在壕底，双手紧紧箍住鬼子的喉咙要掐死他。鬼子难以翻身，竟然拉响了腰上的手榴弹，一声巨响，刘班长与鬼子同归于尽……有幸，2连和7连1、2排战士奋勇搏斗，冲锋枪与手榴弹发挥了最大的威力，将鬼子逐出了阵地……
杨金继说，自己后来才知道，2连和7连这20人一直坚守在阵地上，退下去的第3营其他官兵并不知道，报告团长赵发毕说把阵地丢了，上面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
21日夜，荣3团组织了敢死队，上子高地与敌军激战。在场的美军联络组的官兵们见状大为感动，都争要参加敢死队。最后，只好决定由温夏克少校和崔继圣率领美军官兵以3挺高射机枪为掩护队。“22日拂晓即成混战，情形不明……我于10时复进至原阵地，又发现前未经破坏之大掩蔽部一座中，有我荣3团第3营连长1名、士兵12名据守其中；该掩蔽部口外，敌死尸堆积20余具。再清查阵地内，敌我士兵互相拥抱而死者共62对，满布壕内。反斜面上，肢离体解，肠肺狼藉，布满壕下，壮烈空前，惨不忍睹”。
这就是松山之战：不杀死最后一个日军残兵，都不能叫做胜利
松山战役之艰苦，自然首先是日军堡垒之难攻克。然而攻克了堡垒，远征军仍然不断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那些似乎剿杀不尽的日军零星残兵，总能潜伏在某个隐蔽的暗角，以高度精确的射击技术，不断狙杀刚刚松了一口气的远征军士兵。只要有一个人存活，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狙击手。在1944年的缅北、滇西战场，处于节节溃败状态的日军，到处采用这种“绝望战术”进行最后的挣扎。据中国驻印军许多老兵回忆，日军第18师团残兵在败退过程中发明了一种奇特的战法，可称之为“自杀式火力点”：他们把狙击手绑在高高的大树上，专门狙杀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狙击手之所以要被绑在树上，是因为即使被我军发现后击中，也不会掉下来，依然可以继续射击直至死亡，根本不作要逃走的设想。接班的狙击手爬上树替前一个松了绑，然后又让对方把自己绑好才离去。这是一种疯狂得难以想象的战术。后来，我军发现了这一规律，行军和战斗中，只要前方有高大的树木，就用机枪扫射一通。不久，我军士兵就在丛林中的大树上看到了被绑着的日本狙击手的遗骸——一具腐烂了的尸体吊在树上，既阴森可怖，又残酷得使人心寒。
在松山战役中，在癸、辛、未等高地，黄家水井和3號高地，那些剿杀不尽的日军残兵，还采用了一种“敌后堡垒”战术，或者叫“倒打火力”配置。一种情形是，如3号高地——在3个大堡垒中间的谷地内，还筑有3个小暗堡，主体藏于地下，只露出掩在草丛中的射孔，可以四向射击，每一暗堡只有二三名驻守兵。当我军进攻时有的并不开枪；一旦推进而过，这些小暗堡就在我军的背后突然开枪，使我前后受敌，只得退回原地。另一种情形是，如癸、未高地——在多层大堡垒的最下层挖有坑道掩蔽部，当我炸毁上层时，有数名日军伏在地下的掩蔽部未死，我军以为攻克，继续向前攻击时，突然从地下钻出来在我背后狙击。
如果不消灭这些狙击手，就无法向前推进，然而这并非易事。除非你能到达堡垒的入口处，往里丢手榴弹或以火焰喷射器攻击，直到确认杀死堡垒内的全部残兵。战术要点是，首先察明小堡垒机枪的每个射击死角，然后从死角处以多人伏地匍匐接近。同时用多挺机枪密集射击，压制日军的机枪火力，使其无法对伏地前进的中国士兵射击。这样伏地前进的士兵，才有少数可以到达小堡垒的入口处丢手榴弹或实施炸药爆破。而要攻破一小堡垒，必定要伤亡不少士兵。
所以，即便站在日军阵地上，甚至被炸毁的主堡垒上，远征军士兵也没有把握说已经占领。
这就是松山之战：不杀死最后一个日军残兵，都不能叫做胜利。
“玉碎”前夜
在后来日军幸存者靠着记忆补写的日记中，松山日军的“玉碎”前夜悲哀难言：
“夜幕降临，敌人好像停止了攻击，四周一片寂静，连绵不断的蒙蒙细雨悄悄地下着。火药味笼罩着整个阵地。我方阵地只剩下西山阵地一角、松山（1、2号高地）及斜坡下的横股阵地了。
“金光守备队长战死后，联队副官真锅大尉出任总指挥。他把军旗裹在腹部，与大家共同行动。但这时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全军覆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经过一百多天战斗，横股阵地的战壕里到处堆满了尸体。有的伤员还在蠕动着，但又无药医治，有的伤兵用布条把伤口紧紧扎住。守备士兵中已经没有未受伤的人了，而且总共不到80人。不论是谁，都是一副经过长期战斗的疲劳面孔……”
9月7日，對于敌我两军官兵来说，无疑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天亮前，在我军合围逼迫下，全部松山日军已被锁定在横股阵地、松山（1、2号高地）和西山斜面这一三角形区域内。 凌晨，在被包围的横股阵地，日军重伤员和慰安妇缩在泥泞不堪的大战壕里。据后来活下来的卫生兵吉武和石田说，不少折断了腿的士兵都挣扎着从其他阵地爬到了横股阵地，认为这里位置低，处于死角，远征军观察不到，也许有生存的希望。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升汞片——按既定“处理”方案，由卫生兵给每人发放。石田说自己尽管同情这些伤兵，但除了口头安慰两句外，也别无他法。但许多重伤员都拒绝服这些药片，宁愿自己用手榴弹自杀；有的服了又吐了出来，嘴里一个劲儿地叫：“杀了我吧！”
下午5时，松山枪声渐渐稀疏，一轮红得刺眼的夕阳正缓慢地坠向怒江上游，坠向高黎贡山脉。
战斗停息后，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忙着指挥把死伤的官兵抬下山去，把日军尸体就地掩埋。在拖日军尸体的士兵中，不时传来哭泣声，有许多人都停下了自己的工作。当时崔继圣觉得鼻子发酸，眼前模糊，站在那里揩抹脸上的泪水。对于那些朝着日军尸体又打又踢，甚至用刺刀扎个不停的士兵，都没有阻止。
在一个大碉堡里，崔继圣发现一具日军尸体，头发和胡子完全连在一起，身上到处缠着绷带，而尸体右腿的脚拇指还紧紧地抠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崔继圣从他身旁拣起机枪，没有说一句话，注视着他那一张不平静的脸，又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带着传令兵搜山的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一个鬼子伤员，满头缠着纱布，血迹斑斑，坐在小路边。杨金继居高临下端着冲锋枪指向他，并用日语向他喊话：“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只见这个鬼子慢慢地转过头来，面孔狰狞地瞪了一眼，又把头转了回去。这时，杨金继听到“卟”的一声轻响，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知道鬼子磕响了手榴弹引信，杨金继伸手按下传令兵，扑倒在路边一块巨石后，那鬼子已被炸得血肉模糊。
在马鹿塘北侧，荣3团团长赵发毕把全团还活着的官兵集合在一起。想起一个多月前过怒江时全团3000多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如今却只剩下这寥寥200多人，而且多数带伤，缠着脏污的绷带，已难见昔日军威。他虽然久经战阵，这些天的冲杀更是看多了生死，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其他几个团也都伤亡很大，第246团团长田仲达、第307团团长程鹏以及第308团团长文安庆、第245团团长曾元三都成了“连长”。可有的团却连“连”也编不成了。第309团的两千余人，是松山之战后期调上来攻坚的。攻克横股阵地后，第103师师长熊绶春打电话来问团长陈永思：“你们团还有多少人？”陈永思捂住还在作痛的伤口，低沉地回答：“20个人！”熊绶春先是惊愕，然后忍不住伤感地大哭：“天哪！怎么会只剩下20个人？”
据荣2团团长周藩回忆，松山守敌被全歼后，该团第3营官兵归还建制。他们走时有600多人，此时仅剩下18个勇士。这18人中，有1个排长、1个班长、16个士兵，全营牺牲600多人，营、连长全部为国捐躯。杨金继说，自己的7连原有官兵177人，这时连自己在内剩下17人——这是他带着弟兄搭乘飞机从芒市飞往昆明，在机舱里逐个清点的。
傍晚时分，在大垭口军指挥所，参谋向李弥报告：副军长，我们胜利了！李弥坐在指挥部外一块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像个木头人，眼泪扑簌簌地滚下脸颊……
洪绍坤昔日曾任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当时司令部派几个参谋和他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上报。他回忆说：
“战斗一结束，我们就奉命来到了松山。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一位少将陪同我们去，他叫我们做好准备，因为山上死人的味道臭得可怕……汽车还没有到腊勐，臭味就扑鼻而来，而且越来越浓烈，堵着胸口很难受，仿佛把空气都凝固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我们四处看。我们是走一路哭一路啊，包括那个带队的军官和两名少将。
“松山是由许多山头组成，大得很。凡是有日本人防御阵地的地段，松树都被炮弹炸断或者连根拔起，或者被烧得光秃秃的。每一段坑道，每一个地堡都是经过搏斗才占领的。除了尸臭外，还有火药硝烟和东西被烧焦的味道。我们是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去的，到处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各样姿态的尸体和被炸飞的人头，手脚、大腿随处可见，真是触目惊心。
“山顶上，武器弹药堆成了小山包。士兵们胡子和头发长得可怕。燃烧着火焰的目光熄灭了。士兵们在休息说笑和睡觉。更多的是一个劲地抽烟，在一面破烂不堪的国旗下发呆……
“我们在松山大垭口的帐篷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老是听到‘突突突’的推土机的声音，把耳朵弄得成天嗡嗡的。那是推土机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壕坑和凹地里，然后推土掩埋。尸体堆里有时会发出呻吟或者蠕动，人们就停下来，找到活着的人拉出来再干活。根本不清点人数、辨认尸体和登记胸章，有时甚至把死者随身的武器也一起埋掉。
“我看不下去了，掩着鼻子跑过去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干。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在一旁的军官把我拉开，说是有的人已经死了几个月了，如果发生瘟疫那更可怕……
“离开松山，我们又去了龙陵。几天后返回昆明，路过松山时，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还是没个完……”
获悉松山胜利的消息后，史迪威将军向远征军最高顾问多恩准将发电报祝贺：“谨向那些将松山缩小了的铁人们表示祝贺。成就非凡，诚挚致敬，不可言表。不应忘记七千名为此献出生命的战士。如果能够夺取腾冲，你们就大可以高枕无忧了。”
仅仅一周后的9月14日，腾冲也被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一举攻克。
第8军从7月2日至9月7日围攻松山，费时68天，先后发动9次攻击，大小战斗无数次，这9次攻击与新28师之前的攻击合称为“十荡”。从新28师于6月4日向松山之敌发动进攻，到第8军于9月7日攻克松山，遠征軍先后动用约10个团，兵力总计2万多人，作战近百日，各攻击部队伤亡总数达7763人（含失踪人员），与毙杀日军人数（1250人）相比，比例约为6.2：1，且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 滇西反攻胜利后，云南各界群众在昆明市圆通公园建立了“滇西战役第八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是：
岛寇荼毒，痛及滇西。谁无血气，忍弃边陲。桓桓将士，不顾艰危。十荡十决，甘死如饴。瘗忠有圹，名勒丰碑。懔懔大义，昭示来兹。
链接 “死神的镰刀”：美日狙击手
在太平洋战争中，有一个最神秘、最令人恐怖的群体——狙击手，他们手中的狙击步枪，就像“死神的镰刀”，让双方官兵战栗。
美军狙击手——狂热的射击爱好者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就有一些爱好并善于远程射击的优秀射手。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陆战队的狙击训练课程有了一定的根基，到1942年末，美军又分别在加利福尼亚的绿地军营等3个地方建立了侦察狙击手训练基地。陆战队的狙击学员们被教授一些基础知识，包括测算距离、纠风偏、看地图、伪装、观察和野外技能，以及从100码到1000码（92—923米）范围内的射击技巧。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的这种训练方式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训练其狙击手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射击。可是在战争中，这种训练方式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冲绳战役中，美军狙击手丹尼尔·卡斯在1200码的距离上干掉了日军的机枪手。
海军陆战队的基础训练是侦察和进攻性狙击，尽管在太平洋战争早期这些目标很难达到，因为那里的叢林地形使“标准”的狙击行动很难展开。陆战队的侦察——狙击小组由三人组成，包括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员，以及一个后备队员。后备队员的主要作用是使用步枪或者冲锋枪为整个狙击小组进行警戒保护，陆战队每连配备一个侦察—狙击小组。可是在实际行动中，由于伤病和死亡造成的减员，陆战队狙击小组最后经常只有一个人，由步兵在后面实施支援。
日军狙击手——帝国的荣耀
与美军相比，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军的实战经验相对丰富。20世纪30年代，日军狙击手已经在中国东北地区获得了相当程度的锻炼。在训练中，日军狙击教官要求狙击手尽量远离陆地到荒岛上生活，随身携带很少的水和食物。日本人自给自足的本领也超强，他们可以依靠很少的食物潜伏一周时间。如果说，美军的狙击手都是自愿加入的，那么日军的狙击手却都是经过专家精挑细选后，被认为最适合远程射击的士兵。对日本军人来说，成为狙击手是帝国的荣耀。
日军的许多狙击步枪没有安装可调节式瞄准镜，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步枪的零度位都是固定不变的，狙击手不用为瞄准镜出了故障而担心。
许多日军狙击步枪还安装有可折叠的金属支架，帮助狙击手在瞄准的时候稳定枪身。日军狙击手还经常随身携带一小块U型金属板，一头尖尖，用于插入泥土中，凹口处支撑步枪。
丛林中的血战
对付日本狙击手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他们坚忍、狡猾，受过良好的技战术训练，并且善于伪装，很难被发现，战斗至死都保持着一种姿态，这与美国士兵们之前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狙击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喜欢隐蔽在树上狙击美军，这种方式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美国人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有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付隐蔽在树上的日军狙击手，通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轻机枪扫射日军狙击手藏身的树冠，或者用37mm口径的反坦克炮发射葡萄弹，直接把树冠剃个精光，日军狙击手自然也被打成碎片，但这是一个缓慢的任务。一旦建立滩头阵地，海军陆战队或陆军随即组建前沿反狙击小组，随行的观察员负责侦察附近有可能隐蔽狙击手的树木。”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狙击手还经常使用“蜘蛛洞”隐蔽自己。所谓“蜘蛛洞”是一种很深的单兵掩体，进行了良好的伪装，通常设置在隐蔽且视野良好的地点，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如果一名使用6.5mm口径步枪（发射子弹时无烟且无焰，很难被发现）的高素质射手藏在这样一个洞里，对手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一场战役结束后，日军投降时，美军曾用机枪扫射以示庆祝，却从树上射落一个日本狙击手。
日本狙击手的坚忍并不随着战争的推进而有所减弱，当美军越靠近日本本岛时，日军的抵抗就越加凶悍。直到美国人的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日本人的抵抗才漸趋停止，美日之间残酷血腥的狙击大战也随之停歇。但是直到很久以后，狙击步枪的“咔嗒”声还在许多老兵的耳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