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前的1923年，我出生在北京城。我的父亲名叫溥绍，与溥仪是同辈人，祖父是清末庄亲王载勋。我最初取名叫“爱新觉罗·毓恩”，1945年以后改名为“庄玉恩”。
　　我8岁那年，由于府邸败落，我随父亲到沈阳，日本人占了东北后，我又随父亲返回北京。那时家里很窘迫，母亲常常为别人缝洗衣服挣点钱贴补家用。
　　1932年，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皇帝后，父亲便到长春投奔他，做了伪宫内府近侍处典守科长。后来，母亲带着我来到长春，和父亲团聚。
　　由于生活艰难，我上伪国高仅半年便辍学回家了。我16岁时，经介绍进入伪满皇宫内廷学生班学习。这个内廷学生班是溥仪亲自组织的，挑选了一些皇家子弟进行培养，其实这是溥仪给他自己复辟准备的力量。溥仪不仅亲自为内廷学生班请老师，还亲自为学生们设计了和纳粹军服差不多的学生装。我当时所在的学生班共有9人，每天除学习《论语》、《中庸》、《大学》等，还学习数理化等一些课程。有时溥仪还亲自给我们上课。他讲课的重点是给我们灌输君臣之礼。
　　当时我们这些学生除每月有10元伪币补贴外，每周还放假一天，回去与家人团聚。
　　后来随着日军军国主义的气数渐尽，我们每天的主要事情不是学习，而是陪伴溥仪了。陪他骑自行车、打网球、游戏，还陪他吃素餐，每日两次。
　　溥仪的疑心非常重，他害怕别人在他的食物中下毒，在御膳房，他精心挑选了十多个忠诚可靠的御厨，并设专人为他“尝膳”，有时吃着吃着，疑神疑鬼的他还会随时指定我们这些陪桌的人尝膳。
　　那段时间，我们的学习是象征性的，更多的时间是陪溥仪念佛、诵经、打坐，他经常念的是《大悲咒》、《心经》，溥仪对佛经很痴迷，有时念着念着竟泪流满面。这些活动之余，我还有一项特殊而严肃的任务，就是给溥仪打针的人当助手。在伪满年代，溥仪生活很颓废，也无规律，有时要折腾到夜里两三点钟才上床，而且每天睡前要注射德国出品的荷尔蒙制剂，还有其他一些药剂，这也是溥仪的“药癖”，每次注射前，我要用显微镜看药水颜色是否正常，是否有杂质。
　　陪伴溥仪的日子，辛苦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溥仪打人，这是我一生之中永不能忘的惊魂记忆。
　　到了伪满后期，溥仪感到前途渺茫，加之所有的权力都被日本人掌握，心绪不好的他脾气变得多疑而暴戾，往往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就找茬儿打人。但他自己动手时很少，基本上都是叫我们互相打。抽耳光，打手板，还有打屁股板子，打得肿起来，甚至于将打人的人累得全身是汗。
　　溥仪打人一般都不是因为什么大事，他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承认自己“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有一次，毓赡因为说溥仪的痔疮药像子弹，犯了诅咒溥仪的嫌疑，于是换来一顿暴打。
　　溥仪打人用的板子都是从包装箱子上拆下来的，有薄有厚，都很粗糙。至于打多少下，没有准数，全凭溥仪的心情，啥时候听见他喊停才能停。
　　溥仪打我们，所有在场的人不但不敢求情，还要声嘶力竭地申斥助威。稍有犹豫，就会被认为别有用心，溥仪就会把怒气转移到这个人身上，他就会被打得比第一个人还惨。所以，打人的时候，大家都不遗余力，势不两立似的，不敢手软。
　　 在这样胆战心惊的日子里，我深切地领悟“伴君如伴虎”的深刻含义。为了不惹溥仪生气，我们这群学生可谓处处小心，时时注意，可这样做也难以逃脱三天两头挨揍的噩运，原因很简单，郁闷的溥仪总找你的茬儿。有一次，溥仪感冒了，需要避风，旁边有人翻动了一下报纸，于是这点小风引得他龙颜大怒，这个人遭到一番皮肉之痛。
　　 有时为了避免一顿毒打，我们便会在溥仪不高兴时，立刻趴在地上请罪、磕头。这种磕头就是把脑袋往地砖上撞，如鸡啄米和捣蒜，磕的声音越大越表示忠心，溥仪不言语就得磕起来没完，直到脑袋磕肿了，磕出了血，溥仪的火气消了，才能对你开恩。
　　有一次，因为另外一个人犯了错，硬说与我有关，我便趴在地上咚咚磕头，直至鲜血淋漓，脑袋肿得像皮球，才躲过一顿板子，否则身上会被打得皮开肉绽。这样惊魂的日子，我陪伴溥仪整整过了6年。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我和父亲从伪满皇宫拉出4箱东西，全都是毛皮、布匹和衣服，变卖这些东西，让我们一家14口人整整生活了一年多。
　　接下来的日子，我辗转于长春市、吉林市等地，先后当过教员、工人，最后从秋林公司退休。因为一直独身，我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爱心关照，如今86岁的我，生活得很平凡、很快乐。虽然伪满皇宫离我家仅一河之隔，可我从未回去看过，因为那里留给我的是6年惊魂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