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意象、原乡书写在中国文学传统里经久不衰，恋乡、怀乡的情愫根植于人类最深处的恐惧与不安，还有对故土家园、苍茫大地的原始依恋，现代时空再一次召唤了远古的哀愁，现代文学以更为浓郁的笔墨将“怀乡”或曰“乡愁”扩充至对一种渐行远去的文化的哀悼，以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是心理学，等等的视角来立体地察看乡土大地，现代人也或多或少地体会它“作为一种‘文化的力量’参与了对人类生活的‘组织’”。我们所熟悉的作家沈从文、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等等都是原乡书写的大师，他们的“湘西”“高密东北乡”“棣花街”“马桥”是个体的生长之地，成长之所，是文学地理，更是精神原乡。然而，相较之小说里对“原乡”的变形，戏剧化、陌生化的处理，更多地为故事服务，作者的情感隐晦曲折；散文里的“原乡”更趋近于个体的真实记忆，不吝溢美与伪饰，批判或怀念更为直白浓烈，书写来源于现实最激烈的冲撞，只对内在的自我及情感负责。以沈从文为例，依照王德威的说法，《边城》与《长河》有着不请自来的对话声。在我看来，沈从文因1934年和1937年两次回乡后所写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与小说之间同样有着双声对话的效果，甚至两本散文集之间就有着对照，虚构与现实，传奇与日常，浪漫与残酷。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是在构建乌托邦，那么，他的散文则是拆解乌托邦的过程，对这一边地的忧心，对历史、对湘西人命运及未来无不浸润着浓郁的悲情伤感。逼近现实的力度从而也中断了对湘西的浪漫书写。贾平凹也是一样，每每读罢小说，总会在他作为后记的长篇散文里感受到更为直白的情绪和忧思，它与小说一起构成贾平凹的文学世界，彰显着一种乡土文学精神。
　　我想说的是，所有对原乡的书写，除了虚构之外，恐怕总会需要这么一个机会来表达最直接的感受，来揭示最为切近的现实，尤其在当下乡土愈加式微和沦落的情形下，不得不写不得不说的冲动恰似一种撄人心的力量，散文这样一种真实的，更能与内心对话的文体满足的就是迫切于现实的欲求。但也正因为近乎原生态忠实于记忆与情感，在抒写乡愁，做着纸上还乡的时候，往往我们需要警惕一种矫情——耽溺于记忆的美好，停留于轻浅的抒情，而鲜少有一种精神的重建。阎连科《我与父辈》里读到的为平凡的人事加冕的真诚，彭学明《娘》中书写娘的坎坷一生，生命的卑微与伟大在作者的忏悔中赫然鲜明，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里对梁庄及梁庄人现状的考察，对其未来的忧虑，从中突显出在当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这些都无疑使乡土散文有了更深厚的内蕴，让现代人的归乡有了更为多元的精神维度及省问。
　　读过田瑛的长篇散文《未来的祖先》，感受最深的也是一种由思乡、恋乡到问乡所带来的丰沛的精神空间和思想张力。作为小说家，田瑛的故乡湘西也是他小说世界的显眼背景，人物性格的生发之地，他在零零散散的散文中亦多次提到在这里的年少往事和乡风民俗，而从个体的精神之问来溯源，还要从这篇《未来的祖先》算起，个体记忆、家族历史和巫风传统共同构成了他对原乡的书写。如果说，离乡是一种生命的缺失性境遇，那么，返乡、对原乡的重构则是现代人寻求生命存在及物质与精神凭证的过程，是对故乡、对乡土再一次的认知理解，也是对自我精神背景的再一次窥探。也正如作者所言，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
　　倘若回忆只是止于年少时光，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吃过的小吃，我们能感受到的大概也只是时间所带来的一切美好的印象，还乡，以文字的形式还乡，其实是在更长的时间河流中打捞梳理过往。就像汪曾祺在谈到《从文自传》时所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具备哪些素质，受过哪些教育。当田瑛去回溯这些偏处一隅的年少时光时，领会到的也是一种生活、经历锻造人的力量。比如，与儿时的小伙伴攀爬后山后的感悟，“我惊异于坦然不知从何而来，很久以后才得出结论，人一旦意识到一切只能依靠自己的时候，就会具有一种坦然……从此，石阶在我眼里不再像是难上的天梯，而更像是一长排叠加的书，我拾级而上，就相当于逐步翻阅它们。我想应该是读懂了，它们的全部含义就是两个字：坚持。”再如，他幼时呆的阁楼所给予的启示，“厢房阁楼曾经是我的天堂，借助一架木梯，我往返于天地之间，在上面读书，睡眠，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仅取一个居高临下的姿势打发光阴。应该说阁楼给了我某种高度，可以凭空看得更远一点，后来之所以能够翻越后山去到山外世界，和我在阁楼上获得的视野不无关系。”也许，在对年少生涯哲理似的总结发现后，若干年后的返乡，才会有着对土地这样的感怀，“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土地是比人还要固执的，它既生养了你，就要收留你，即使你死在外面它也要把你的骨头找回来落土为安。”
　　感受过去生活的力量，知会乡土的濡养之恩，亦是在理解父辈们的生活及观念——对土地，对家园，对家业的守护和忠诚。父亲曾带着“我”走过艰险的山路来认祖归宗，在各处坟头跪下，而且一定要听到沉重地跪响，仪式才算完成，以为这样才可以告慰地下的先祖。母亲不顾眼疾和老弱之躯守护林场，亦不惜与偷树木的人“血战”，晚年更是倔强地独自在老家度过……懂得了父辈们对土地对家园的依恋——我强调这样一种对乡土境遇式的理解与感知，只有这样，乡风民俗才不是现代文明及启蒙视野下的封建迷信及遗风陋俗，这也是理解乡土中国的前提——这样，或许也就不再一味以一个现代知识者、城里人的眼光来看待边地的巫风传统——赶尸和轮回转世。前者源于对漂泊的人死后灵魂无所皈依的不安，不远万里，不畏艰辛，都要将客死他乡的人带回家，赶尸匠在作者眼里就是这样一个灵魂的引渡者。后者，作为传说中的再生人，能通晓自己的前世，因而对自己的今生倍加亲切。而且，“他们既是自己过去的后裔，同时又是未来的祖先。”这与现代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截然不同，乡土社会的运转因循的是千年来循环往复的历史，但是，乡民们在四时交替，年复一年春种秋收中，找到的是一种生命延续、更迭轮回的安稳感。我想，这种安稳感便是牟宗三所说的人类安身立命的实在感，“人类有了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离别，有黯然销魂之苦；团聚，有游子归根之乐。侨居，有怀念之思，家居，有天年之养。这时，人易有具体的怀念，而民德亦归厚。” 　　田瑛在这些个体成长记忆、家族历史及传统、边地的巫风习俗中找到的也是这样一种生命的妥帖踏实感，亦构成对自身今世前段的生命轨迹，照此下去，他应该是一个有“未来”的人，或者知道未来将居于何处的人。但是，事实相反，作为纸上还乡的现代人，纵然在祖辈遗留的巫风传统中看到的是他们对离乡归乡的原始情结，在传统仪式中寻得的慰安，由此观照的却是现代人自身的境况——田园荒芜，乡村剩下老弱妇孺，寄居城市，身心离散……作者对自己未来的疑惑，直接导致的是对灵魂无从寄居的不安，灵魂之问由此生之。与西方宗教里将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世界两厢对立，天国与人世之分的观念不同，中国的宗教观念及国人意识里认同身心一致，而且是依附于这个仅有的存在世界，并不大相信还有天国的存在。他们也并不太关心死后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去向，而是在意能否回到熟悉的地方，对在世的留恋，对家园的眷恋，轮回转世贪恋的也仍然是现世的快乐与悲伤。对自我的有关“未来祖先”的探问中，田瑛要找到的恰恰也是一种生命延续，传统庚续的历史感及庄严感。但是，现代化对乡村及传统文化的同化效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碎片化生活，通通都在隔离对传统的血脉之联。田瑛的灵魂之问像是对传统最后的回眸与凭吊，丹尼尔·贝尔就曾在谈到现代社会的宗教价值及意义时认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在他看来，所谓上帝死了，是人们曾经足以凭借和维系关系的社会纽带断掉了，具体言之，也就是提供社会身份认同和情感交流的家庭、社区、教会等等的力量削弱了，看似现代社会是个体的崛起，他其实卷入的是再也无法抽身出来的以物质和工具理性所束缚的单一群体当中，而后者是无法提供这样一种情感的维系与慰藉，对自我对他者的一个认同理念。文化呈断裂状态的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流失，整体性的纽带被切断的实体。因为所谓传统其实“并不是指任何信仰与实践的特定制度，但却是这样的风俗习惯，在其中信仰与实践得以被组织起来”。乡土大地就是这样之于人类“根”的意味，她所烙刻与累积的宗族血脉、生命迹痕、传统规约、民俗传说都无一不在提供生命的存在之感，精神回望的方向。
　　灵魂之问也是田瑛对现代人自身精神状况的自省与审查。一方面，是现代人对乡土的自觉离弃，对家园，对土地的轻漫无视。“我是家族的不肖子孙。父亲的使命在我这一代终结。一次偶然也许是必然的机会，我走出了大山，背弃故乡远去，最后在几乎最南边的都市立足。我无异给自己下了狠心一刀，割断了同祖先的联系。”“作为父亲，我仅仅给了儿子一片天空，却由此失去了一方土地。”失去土地的漂泊之感，失去大地的踏空感，或许是现代人再也无法挽回的结局，同时也意味着还乡的不可能。况且，现代的知识群体无法再像以前的士绅阶层那样，在城市退去一官半职之后仍能回到乡间有所作为。从晚清开始逐渐受到损蚀的乡村，终究让落叶归根成了一种远古的意象和愁绪。作者曾试着带成年的儿子像当年那样重走祭祖之路，也带着想要记录家乡的写作计划重回老屋，但是一切未果，面目全非的不光是家乡的山野和旧居，还有寄居城市后早已变迁的心境。现代人的这种境遇或许也是人性中永恒的悖谬，出走与回归，固守与跳腾。另一方面，是对现代人追求名利、征服外在世界的自我剖问。荣格在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心理问题时说，“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建设了一个雄伟辉煌的世界，并为之破费了无可比拟的精力。它之所以如此辉煌，完全是因为我们在外部世界之上耗竭了我们本性中的一切辉煌之物——而当我们审视自身时，我们所发现的必然就只是这些破烂寒伧、捉襟见肘的东西。”也正如此，作者在假想自己是再生人时所说，“既然可以复活自己行走，何不半途中转身回到生前的城市，去完成未竟的事业？”久溺于城市的现代人似乎已经习惯于声色犬马外在光鲜的追逐，而这不也再次呈现现代人的又一悖论吗？亲手建造的辉煌，却无法给予自身一个更为安稳的精神心理空间。也可以说，我们咫身的现代文明仍然不足以来面对和解决最为原初的问题，比如，生死之忧、灵魂之疑、信仰之惑。
　　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落，与此同时，一起飘散的还有人的心魂。如果说，社会学家西美尔、鲍曼所讲述的“普存的异乡人”是最为深刻的全球性风景，那么，田瑛所描述的没有未来的祖先怕是整个民族不无凄凉的时代遭遇。故乡，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人的窘境，既是个体的灵魂之殇，也是时代的精神之痛。
　　【注释】
　　赵园：《地之子》，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未来的祖先》，见《未来的祖先》，13、14、9、8、2、3、17页，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牟宗三：《说“怀乡”》，见《生命的问学》，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92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瑞士]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苏克译，24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苏沙丽，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