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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城市学院回归传统的现象
在19世纪后半期以前,英国曾是世界的霸主,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力量和君主立宪的政治文明先后击败了西班牙和荷兰,在全球建立起了一个无可撼动的“日不落帝国”,然而英国的优势并没有得以保存。到19世纪中期,美、德等国先后凭借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赶上并超过英国,英国朝野上下大为惊慌,一些资本家便认为,英国的落后主要是由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落后的教育所致,一时间要求对传统大学进行改革的呼声响彻英格兰,然而牛津和剑桥凭借大学自治的特权对改革的呼声置若罔闻,无奈之下一些民众纷纷捐资建立城市学院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城市学院主要建于一些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城市资本家的大力资助,因此它在建立之初就有别于传统的牛津、剑桥模式。它密切注意迎合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致力于服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职业课程和对实用科学技术的教育移植到课堂,摒弃了传统的宗教教育,为英国大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城市学院的创办曾一度使英国延续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辉煌,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城市学院纷纷模仿传统大学的模式增设人文社科类课程和学位类课程,重视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追求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这些学院似乎日益被牛津、剑桥“殖民化”了。牛津、剑桥的办学模式和自由教育的价值理念深刻影响着城市学院的教师和课程,使城市学院忽视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完全脱离了当时重视高等技术培训的使命而趋于传统大学的职能。
二、大学性格视角下的英国城市学院
(一)大学性格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我国学者谭志松对“大学性格”的定义是,“大学作为主体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精神特征”,并进而将大学性格划分为三个方面:大学的文化性格、大学的社会性格和大学的民族性格。但笔者认为,谭志松的解释及划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并没有阐明大学性格的具体形成机制,过度强调外在文化、社会、民族等因素对大学性格的影响,忽视了大学本身的理念在其性格形成中的作用。
大学性格是在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具体表现为,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中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文化内涵和思维模式,并以此指导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此期间社会产生适合民族心理特点的大学理念,社会个体以大学理念为指导建立并经营大学,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制度。正如卡尔·雅思贝尔斯所论述的那样,“大学只能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实体才能存在。在这样一种制度里面,大学的理念变得具体而实在。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将理念转化成了具体的制度,这决定了它的品质”。因此,大学是在理念和制度的交互作用下根据政府的要求在社会发生作用的。如果大学理念和制度和谐,大学就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并在此期间形成独特的大学性格,反之则会出现大学理念和制度的变革,直至理念和制度再次和谐形成稳定的大学性格,进而决定大学作用于其存在环境的方式以及大学所处的位置,并形成大学独特的风格。
在大学性格形成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以及理念和制度共同发挥作用,却又各有其特点。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作为外在显性因素,相对应,其对大学性格的形成产生短暂却剧烈的影响,较易变化,这也正如卡尔·雅思贝尔斯在其著作中所强调的那样,“尽管大学永远都不能变成一个充分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但是相反的一面,也就是降格到一种被剥夺了所有个性的社会公共机构的层次上,却是非常容易想见的”。另一方面,理念和制度作为内在隐性因素,相对应,其对大学性格的形成产生缓和却持久的影响,较为恒定。不仅如此,外在与内在理念和制度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当理念和制度选择适应政治和社会时,政治和社会对大学性格的影响就会加剧,而当其选择对政治和社会进行反叛时,就会导致大学对政治和社会的改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大学的性格概括为:大学作为主体在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大学内部理念与制度互动而形成的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稳定的精神特征。
(二)英国城市学院性格的影响因素分析
1.地理位置的影响
英国虽属于欧洲,但是与德、法等国隔海相望,狭长的英吉利海峡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使英国得以免受侵略之苦,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未能真正实现对英国的占领。但是,英吉利海峡在给予英格兰以安宁与和平的同时,也淡化了英格兰民族的危机意识,所以当德、法等国大力改革高等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时,英国大学却不为所动,依旧落后保守,我行我素。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英国的城市学院或许会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一股影响深远的新生力量。
2.政治方面的影响
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订无疑开启了英国的民主历程。《大宪章》认为,如果国王未经授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有权反抗国王的统治,这就为英国大学自主自治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无论是教皇还是国王都给予了牛津、剑桥极大的自治权力,1688年的“光荣革命”所形成的君主立宪制度更是为大学自治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当城市学院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向牛津、剑桥靠拢时,英国政府并未对此进行干预。
3.经济方面的影响
近代英国由于政治文明和工业革命,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建立了无数殖民地,为其本土的工业产品提供了无数消费市场,英国也因此有了“日不落帝国”和“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巨大的殖民地在为英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助长了英国大学盲目自大、故步自封的性格,它们重文轻理、追求学术,完全无视社会的需要,更没有科技创新的动力,这些直接导致了英国在后来的工业竞争中处于落后局面。
4.传统文化的影响
自洛克和弥尔顿以来,“绅士文化”成为英国的主流文化,英国社会中存在着等级意识和门第观念,很多人看重的是贵族头衔和爵位,追求的是绅士化的生活,而不是企业家的拼搏进取精神,一些商人也只是把积累财富作为一种手段,经商的目的是成为议员。
19世纪,纽曼更是将绅士文化发展到极致,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教育思想”。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是所有知识、科学、事实和规则研究与发现、实验与思索的制度性的保护力量;大学描绘出智力活动的范围,每一领域的疆界都值得如宗教虔诚般尊重;大学犹如真理的仲裁者,通过考察真理自身的特性及其主要意义,确定各自在大学序列中的位置;大学不以某一学科的伟大或显贵而排斥和牺牲其他学科;根据各个学科范围不同的重要性,大学尊重并忠实于文学、自然科学、历史、形而上学和神学等各学科的各种诉求”。正是这种自由教育思想催生了英国全社会的“英才教育情结”,从而引起英国城市学院理念和制度的转变,最终形成一种趋向传统的性格,导致其回归传统。
(三)英国城市学院的性格特征及其影响
通过对上述地理位置、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正是这些独特的外在环境使故步自封、傲慢自大、追求自由、向往传统、强调精英等品质在英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潜滋暗长,最终使英国大学形成独特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决定了其发展方向和路径,导致英国大学不断回归传统。英国城市学院虽然成立的初衷是开辟新的教育模式,以解决牛津、剑桥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状况,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影响最终却形成了英国大学独特的性格,并以牛津和剑桥为模板回归传统。不仅如此,英国后期成立的多科技术学院也在长期的环境熏陶下选择了传统。虽然英国新兴的城市学院可以通过建立新的理念和制度来实现对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而形成一种反传统的性格,但由于外在因素的作用过于强大,英国城市学院只有顺应环境,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理念和制度,才能形成其独特的保守性格。
三、启示
通过分析大学性格对英国城市学院的影响我们知道,大学性格决定了大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因此,我们在发展大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应其性格或者改造其性格,但绝对不可以忽视其性格,大学性格实乃发展大学的突破口。
(一)对大学性格的态度要顺其自然而非勉为其难
长期以来我们都太过注重大学发展的“应然状态”,而忽视大学发展的“实然状态”,我们一相情愿地为大学设计华丽却空虚的路径,无视大学本身的利益诉求。大学虽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也有自己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大学是主动地适应环境的需要,而不是被动地迎合环境的需要,当环境出现问题时大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学既要遵从以闲逸知识的好奇为目的的认识论哲学,也要遵从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哲学。当我们要求大学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能要求大学一味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忽视大学本身的性格特征,我们不应为了“服务站”的需要而谴责大学“象牙塔”的性格,而应引导大学成为拥有“象牙塔”性格的独特的“服务站”。
(二)对大学性格的改造要“釜底抽薪”而非“扬汤止沸”
大学性格是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它在环境中孕育,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环境的意志。因此,要改造大学性格就必须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改变环境,而不能仅仅以“扬汤止沸”的方式对大学的理念和制度进行些微的修改。以我国大学为例,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才将我国大学的性格打上了封闭保守的烙印。儒家关于“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以及其对忠孝的强调使我国大学制度带有浓重的官本位色彩,同时也将“忠孝立国”的思想演化为我国根深蒂固的大学理念,这两者结合则形成了我国大学独特的性格,使我国的大学教育离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渐行渐远。正如埃米尔·迪尔凯姆在其著作中强调的那样,“教育只是社会的映像和反映。教育模拟社会并以缩小的形式复制社会,而不是创造社会。当民族本身是健康的,教育就健康;但是教育和民族一起变质,它自身是不会自行改变的”。要改造我国大学的性格,就不能仅仅从大学性格本身着手,而要改革我国大学存在其中的文化环境。对于我国文化环境的改革要进行充分的讨论。正如伯利克里所说,“行为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讨论,而是来自于为准备行动而进行的讨论中的知识的匮乏,因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我们都有特别强大的思考能力”。联想1998年的大学仓促扩招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该知道,讨论和思考是多么重要。
(三)对大学性格的建构要“独领风骚”而非“随波逐流”
正如前面所说,大学的性格决定了其所处的地位。我国要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性格特征,了解其存在和发展所依据的文化底蕴,并在此基础上改造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创造适合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环境,从而形成我国大学独特的理念和制度,建构我国大学“独领风骚”的时代性格。在此过程中还要克服“随波逐流”的心态,以世界一流的大学性格的建构为突破口,建设属于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编:一 木
在19世纪后半期以前,英国曾是世界的霸主,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力量和君主立宪的政治文明先后击败了西班牙和荷兰,在全球建立起了一个无可撼动的“日不落帝国”,然而英国的优势并没有得以保存。到19世纪中期,美、德等国先后凭借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赶上并超过英国,英国朝野上下大为惊慌,一些资本家便认为,英国的落后主要是由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落后的教育所致,一时间要求对传统大学进行改革的呼声响彻英格兰,然而牛津和剑桥凭借大学自治的特权对改革的呼声置若罔闻,无奈之下一些民众纷纷捐资建立城市学院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城市学院主要建于一些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城市资本家的大力资助,因此它在建立之初就有别于传统的牛津、剑桥模式。它密切注意迎合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致力于服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职业课程和对实用科学技术的教育移植到课堂,摒弃了传统的宗教教育,为英国大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城市学院的创办曾一度使英国延续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辉煌,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城市学院纷纷模仿传统大学的模式增设人文社科类课程和学位类课程,重视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追求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这些学院似乎日益被牛津、剑桥“殖民化”了。牛津、剑桥的办学模式和自由教育的价值理念深刻影响着城市学院的教师和课程,使城市学院忽视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完全脱离了当时重视高等技术培训的使命而趋于传统大学的职能。
二、大学性格视角下的英国城市学院
(一)大学性格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我国学者谭志松对“大学性格”的定义是,“大学作为主体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精神特征”,并进而将大学性格划分为三个方面:大学的文化性格、大学的社会性格和大学的民族性格。但笔者认为,谭志松的解释及划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并没有阐明大学性格的具体形成机制,过度强调外在文化、社会、民族等因素对大学性格的影响,忽视了大学本身的理念在其性格形成中的作用。
大学性格是在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具体表现为,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中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文化内涵和思维模式,并以此指导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此期间社会产生适合民族心理特点的大学理念,社会个体以大学理念为指导建立并经营大学,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学制度。正如卡尔·雅思贝尔斯所论述的那样,“大学只能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实体才能存在。在这样一种制度里面,大学的理念变得具体而实在。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将理念转化成了具体的制度,这决定了它的品质”。因此,大学是在理念和制度的交互作用下根据政府的要求在社会发生作用的。如果大学理念和制度和谐,大学就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并在此期间形成独特的大学性格,反之则会出现大学理念和制度的变革,直至理念和制度再次和谐形成稳定的大学性格,进而决定大学作用于其存在环境的方式以及大学所处的位置,并形成大学独特的风格。
在大学性格形成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以及理念和制度共同发挥作用,却又各有其特点。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作为外在显性因素,相对应,其对大学性格的形成产生短暂却剧烈的影响,较易变化,这也正如卡尔·雅思贝尔斯在其著作中所强调的那样,“尽管大学永远都不能变成一个充分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但是相反的一面,也就是降格到一种被剥夺了所有个性的社会公共机构的层次上,却是非常容易想见的”。另一方面,理念和制度作为内在隐性因素,相对应,其对大学性格的形成产生缓和却持久的影响,较为恒定。不仅如此,外在与内在理念和制度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当理念和制度选择适应政治和社会时,政治和社会对大学性格的影响就会加剧,而当其选择对政治和社会进行反叛时,就会导致大学对政治和社会的改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大学的性格概括为:大学作为主体在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大学内部理念与制度互动而形成的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稳定的精神特征。
(二)英国城市学院性格的影响因素分析
1.地理位置的影响
英国虽属于欧洲,但是与德、法等国隔海相望,狭长的英吉利海峡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使英国得以免受侵略之苦,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未能真正实现对英国的占领。但是,英吉利海峡在给予英格兰以安宁与和平的同时,也淡化了英格兰民族的危机意识,所以当德、法等国大力改革高等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时,英国大学却不为所动,依旧落后保守,我行我素。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英国的城市学院或许会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一股影响深远的新生力量。
2.政治方面的影响
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订无疑开启了英国的民主历程。《大宪章》认为,如果国王未经授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有权反抗国王的统治,这就为英国大学自主自治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无论是教皇还是国王都给予了牛津、剑桥极大的自治权力,1688年的“光荣革命”所形成的君主立宪制度更是为大学自治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当城市学院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向牛津、剑桥靠拢时,英国政府并未对此进行干预。
3.经济方面的影响
近代英国由于政治文明和工业革命,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建立了无数殖民地,为其本土的工业产品提供了无数消费市场,英国也因此有了“日不落帝国”和“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巨大的殖民地在为英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助长了英国大学盲目自大、故步自封的性格,它们重文轻理、追求学术,完全无视社会的需要,更没有科技创新的动力,这些直接导致了英国在后来的工业竞争中处于落后局面。
4.传统文化的影响
自洛克和弥尔顿以来,“绅士文化”成为英国的主流文化,英国社会中存在着等级意识和门第观念,很多人看重的是贵族头衔和爵位,追求的是绅士化的生活,而不是企业家的拼搏进取精神,一些商人也只是把积累财富作为一种手段,经商的目的是成为议员。
19世纪,纽曼更是将绅士文化发展到极致,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教育思想”。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是所有知识、科学、事实和规则研究与发现、实验与思索的制度性的保护力量;大学描绘出智力活动的范围,每一领域的疆界都值得如宗教虔诚般尊重;大学犹如真理的仲裁者,通过考察真理自身的特性及其主要意义,确定各自在大学序列中的位置;大学不以某一学科的伟大或显贵而排斥和牺牲其他学科;根据各个学科范围不同的重要性,大学尊重并忠实于文学、自然科学、历史、形而上学和神学等各学科的各种诉求”。正是这种自由教育思想催生了英国全社会的“英才教育情结”,从而引起英国城市学院理念和制度的转变,最终形成一种趋向传统的性格,导致其回归传统。
(三)英国城市学院的性格特征及其影响
通过对上述地理位置、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正是这些独特的外在环境使故步自封、傲慢自大、追求自由、向往传统、强调精英等品质在英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潜滋暗长,最终使英国大学形成独特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决定了其发展方向和路径,导致英国大学不断回归传统。英国城市学院虽然成立的初衷是开辟新的教育模式,以解决牛津、剑桥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状况,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影响最终却形成了英国大学独特的性格,并以牛津和剑桥为模板回归传统。不仅如此,英国后期成立的多科技术学院也在长期的环境熏陶下选择了传统。虽然英国新兴的城市学院可以通过建立新的理念和制度来实现对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而形成一种反传统的性格,但由于外在因素的作用过于强大,英国城市学院只有顺应环境,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理念和制度,才能形成其独特的保守性格。
三、启示
通过分析大学性格对英国城市学院的影响我们知道,大学性格决定了大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因此,我们在发展大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应其性格或者改造其性格,但绝对不可以忽视其性格,大学性格实乃发展大学的突破口。
(一)对大学性格的态度要顺其自然而非勉为其难
长期以来我们都太过注重大学发展的“应然状态”,而忽视大学发展的“实然状态”,我们一相情愿地为大学设计华丽却空虚的路径,无视大学本身的利益诉求。大学虽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也有自己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大学是主动地适应环境的需要,而不是被动地迎合环境的需要,当环境出现问题时大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学既要遵从以闲逸知识的好奇为目的的认识论哲学,也要遵从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哲学。当我们要求大学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能要求大学一味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忽视大学本身的性格特征,我们不应为了“服务站”的需要而谴责大学“象牙塔”的性格,而应引导大学成为拥有“象牙塔”性格的独特的“服务站”。
(二)对大学性格的改造要“釜底抽薪”而非“扬汤止沸”
大学性格是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它在环境中孕育,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环境的意志。因此,要改造大学性格就必须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改变环境,而不能仅仅以“扬汤止沸”的方式对大学的理念和制度进行些微的修改。以我国大学为例,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才将我国大学的性格打上了封闭保守的烙印。儒家关于“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以及其对忠孝的强调使我国大学制度带有浓重的官本位色彩,同时也将“忠孝立国”的思想演化为我国根深蒂固的大学理念,这两者结合则形成了我国大学独特的性格,使我国的大学教育离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渐行渐远。正如埃米尔·迪尔凯姆在其著作中强调的那样,“教育只是社会的映像和反映。教育模拟社会并以缩小的形式复制社会,而不是创造社会。当民族本身是健康的,教育就健康;但是教育和民族一起变质,它自身是不会自行改变的”。要改造我国大学的性格,就不能仅仅从大学性格本身着手,而要改革我国大学存在其中的文化环境。对于我国文化环境的改革要进行充分的讨论。正如伯利克里所说,“行为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讨论,而是来自于为准备行动而进行的讨论中的知识的匮乏,因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我们都有特别强大的思考能力”。联想1998年的大学仓促扩招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该知道,讨论和思考是多么重要。
(三)对大学性格的建构要“独领风骚”而非“随波逐流”
正如前面所说,大学的性格决定了其所处的地位。我国要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性格特征,了解其存在和发展所依据的文化底蕴,并在此基础上改造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创造适合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环境,从而形成我国大学独特的理念和制度,建构我国大学“独领风骚”的时代性格。在此过程中还要克服“随波逐流”的心态,以世界一流的大学性格的建构为突破口,建设属于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编:一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