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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有位文章选家马纯上先生，又称马二先生。他的工作是编选时文辑印，作为科举文章应试指南，南京、杭州、嘉兴等地的书肆里，到处都有他辑选的文册售卖。
书肆，是古今典籍的聚散地，是雅俗文化的传播体，以此为桥梁，联系着难以计数的文人学者、藏书家、书生及其书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承载着文明资源与学术薪火的积聚与传送。书肆的繁荣或凋零，折射着社会经济与时代文化的盛衰变幻，而书肆的分布迁移，则又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文化水准及其印刷技术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便记载了当时聚书最多的四大都市：“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说的虽然是明代的事情，但亦基本上概括出了明清以降我国书肆分布的大致情形：
北方有北京坐镇，在南方，江南成了书肆聚集之地。
北京为六朝古都，一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因而北京的图书经营也历史悠久。北京的书肆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代。胡应麟所著《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记述，“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可见明代北京的书肆已很发达，而且也颇经营有道，如现在一样，将考试用书作为重点，各省来京参加会试的举子是重要的目标客户。到了清代，虽然科举考试制度一如明制，但北京城实行“旗民分治”，北京内城只允许旗人居住，不在旗的汉族官民只能居于外城，而且内城禁止商业和娱乐场所存在，书肆也只好“另择吉地”。汉族官员士大夫以及外省来京的文人墨客大多居于北京外城，而且各地在京都设有试馆，主要用于方便参加每三年一次科举会试的各省举子食宿。这样，书肆也就随着这些客源起居变动开始在南城发展。清初，书肆大多集中在广宁门内的慈仁寺，即今天报国寺旧址。清初著名文臣、学者王士祯对慈仁寺书肆多有记述，宋荦、孔尚任、翁方纲等当时的著名文人也曾在诗文中提及赴慈仁寺书肆买书。清康熙十八年，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内外城建筑均破坏严重，慈仁寺也因此衰落。琉璃厂地区原为明代琉璃窑址，地势空旷，又居于南城的中心位置，书肆便逐渐集中于此。同时，书画、古玩等相关的文化产业也在此应运而生。北京书肆的空前繁荣得益于清乾隆时期官方编纂鸿篇巨制的《四库全书》，这次修书可谓“旷世之典”，有数百官员、学者参加。因他们多居于南城，令琉璃厂的图书业异常兴盛，书肆鳞次栉比，书画、文化用品、古玩等行业也麇集此地。此后，北京琉璃厂成为文人、学者的必游之地，也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闻名的文化区。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到民国年间，琉璃厂一带的书肆先后达二百余家，成为当时的图书交易中心。由于当时出版业尚不发达，琉璃厂的书肆以经营古旧图书为主，著名的有来薰阁、邃雅斋、通学斋、文奎堂、松筠阁等。民国以后，一些新式书局、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等也在琉璃厂开设门市，经营新版书籍和中文译本及外文书。
另一个六朝古都南京，也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统计，仅民间书坊就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等57家，若再加上官刻机构和刻书私家，其数量便非常可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又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三山街是明代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明人彩绘《南都繁会图卷》绘有109个店铺招牌，其中有不少即标明“书铺”“画寓”“刻字镌碑”字样。清孔尚任《桃花扇·逮杜》载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主人蔡益所语亦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因此，当时不少书坊径贯以“三山”两字，如“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金陵三山书坊”等。金陵书坊刻印、售卖的书籍以戏曲、小说、医书、时文等类为主，特别是配有插图的戏曲、小说书籍，更是名闻遐迩。
再看看苏州书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明代苏州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但具体情形，史籍阙载。目前关于苏州书肆的较早记载，见于清乾嘉时期吴县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晚清藏书家叶德辉《吴门书坊之盛衰》曾据此书考得乾嘉时期吴门书肆24家。此外，《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还记录下了不少流动于苏州地区的书贾，譬如吕邦惟、郁某、郑益偕、胡益谦;书船友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估人吴东白，华阳桥顾听玉、常熟苏姓书估、平湖人王征麟、无锡浦姓书估，湖人施錦堂、陶士秀等等，他们与固定的书肆一起，构成了吴门繁盛的书业。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苏松太道周氏，应吴县廪生陈龙甲等人之禀，颁令禁毁淫词小说。苏州的书坊代表集中在城隍庙“公议规条”，订立《公禁淫书议单条约》，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响应官府的禁令，条约末尾曰：书业堂、扫叶山房、酉山堂、兴贤堂、文渊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书坊甚多，不及备载）。计共书坊六十五号，各当面齐集城隍庙拈香立誓，各书花押，一焚神前，一呈臬宪，各执一纸存照。一个不大的城市，竟然拥有坊肆65家，作为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枢纽、刻书藏书中心，苏州的确是名副其实。
浙东浙西是明清藏书家、藏书楼尤为集中的地区，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明清浙江籍藏书家399位，其中相当部分都属于浙东浙西地区，如杭州105人、海宁38人、嘉兴21人、平湖13人、桐乡9人、湖州24人、宁波27人、绍兴27人，合计264人，已占去总数的66%强。较为著名者有祁承然澹生堂、曹溶静惕堂、袁枚小仓山房、朱彝尊曝书亭、吴骞拜经楼、范钦天一阁、朱学勤结一庐、陆心源醑宋楼、丁丙八千卷楼、刘承干嘉业堂等等。清末四大藏书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陆氏萌宋楼，其中浙东浙西地区占了一半。此外，该地区的造纸业、刻书业也十分发达，已形成了不少专业的刻书、印书乡镇，譬如湖州的晟舍、汇沮等地;乌程凌、闵两家的朱墨套色印刷，更是名扬四海，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如此丰厚的典籍文化背景下，浙东浙西书肆的繁荣自亦是不言而喻的。 若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上海书业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它却后来居上，并迅速崛起为中国近代书业的中心与支柱，这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晚清以还，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空前开放的人文政策，上海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繁荣的经济又催开了文化事业、特别是出版事业的发展之花。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统计，上海大小不一的公私出版机构，竟然多达500余家，当时一些名闻全国的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些机构出版的书刊总量是极其惊人的，其精确的数字现在虽难统计，但可以举另外一个数字作为参照：《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凡收书3861种，其中有2500余种均在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65%。其二，特殊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外国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聚居地与避风港，从前清的遗老遗少到激进的革命人士，从知名学者到无名作家，从藏书故家到现代出版家，一时风云际会，聚集一隅，造就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图书需求市场。其三，上海北面之苏州，西南之浙东，均为书业发达地区，民国时期，两地有许多旧家的藏书散向上海，譬如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苏州刘氏玉海堂藏书、邓氏群璧楼藏书、常熟赵氏旧山楼藏书、杭州崔氏之遗书、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张氏适园藏书、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卢氏抱经楼藏书、冯氏醉经阁藏书等等。这些各具特色的藏书，不仅为上海的书市平添了无穷魅力，也为上海书肆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后力。总之，正如扫叶山房书肆的启文所云：“良由海通以来，上海一隅几为全国之中心点，淹通之儒，博雅之士，与夫豪贾巨商，凡欲购贩书籍者，无不以沪渎为挹注之资。故本坊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邮筒往来，日必数十起，轮轨交驰，寄运灵捷。”上海书业呈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早从明清开始，南北书肆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的趋势。翁方纲《复初斋诗注》载：乾隆时，当四库馆臣拟定“校阅某书应考某典”后，随即“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五柳居主人陶氏，乃湖州人，文粹堂主人韦氏，乃苏州人，为了广搜旧书，两家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出现了所谓南书北运的现象。而垄断琉璃厂书业的则是江西金溪人，他们修建会馆，排斥北人，控制着绝大部分的北京书肆，直到光绪中叶以后，北方人始在琉璃厂占据主导地位，而南方人则退居从属。至二、三十年代，上海书市火爆，北方书肆纷纷南下，据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载，北京富晋书社自从购下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后，“即设分店于上海，为北方势力南渐之先声”。此后，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的修文堂等书肆亦接踵而来，南北两派呈并峙之势。“北方人秉性勤俭，开支较省，每得一书，不急于求售，既估定售价若干，虽累年不能销，亦不轻于减削;对待主顾，殷勤恭顺，奔走伺候，不以为劳。南方人则较为高傲，视主顾之去来，任其自然，不甘奔走伺候;购进之书，志在急售，不愿搁置。故北方之多年老店，常有善本书存储，南方则绝无仅有而已”。至三、四十年代，北方书肆“浸浸日上”，渐渐凌驾于南派之上，“来薰陈氏、富晋王氏、修绠孙氏，均长住沪店。以前南书北运多获厚利，今则北书南运，有增无已，既极必反，理固然也”。
事实上，“南书北运”、“北书南运”仅是南北书肆大交流的一个方面，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市，还曾通过互设连锁分店的形式，与华东、华中等地区的书业融为一体，共创繁荣景象。譬如杭州著名的抱经堂书肆曾在上海汉口路。704号开设分部;苏州老字号书肆扫叶山房，曾在上海南市彩衣街、棋盘街530号及松江西门外里仁街分别开设了“南号”、“北号”、“松号”三家分店;南京书贾朱长圻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开设萃文书局，1911年之后则将书肆迁至上海。而上海较为大型的书店亦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如总店设于上海福州路棋盘街口的中华书局，分别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隶（石家庄）、张家口、奉天、吉林、长春、绥化、济南、东昌、烟台、太原、开封、郑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温州、兰州、南昌、安庆、长沙、衡州、常德、沙市、汉口、武昌、成都、重庆、福州、厦门、广州、潮州、汕头、桂林、梧州、云南、贵阳、邢台、新加坡等42处设立分局。总馆设于上海棋盘街中市的商务印书馆，分别在北京、天津、奉天、龙江、太原、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泸州、汉口、长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广州、潮州、芜湖等20处设立分馆。
除此以外，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著名书肆还先后推出了“函售”服务，每到一批新书，就将其编目刊印，发往全国各地，供学校、图书馆、研究机构、学者及藏书者选购（详见下文）。总之，通过上述种种方式，大江南北的书市仿佛联成了一条长河，各种书刊就在其中自由流动，典籍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空前广泛、迅速的境地。
编辑/徐展
书肆，是古今典籍的聚散地，是雅俗文化的传播体，以此为桥梁，联系着难以计数的文人学者、藏书家、书生及其书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承载着文明资源与学术薪火的积聚与传送。书肆的繁荣或凋零，折射着社会经济与时代文化的盛衰变幻，而书肆的分布迁移，则又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文化水准及其印刷技术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便记载了当时聚书最多的四大都市：“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说的虽然是明代的事情，但亦基本上概括出了明清以降我国书肆分布的大致情形：
北方有北京坐镇，在南方，江南成了书肆聚集之地。
北京为六朝古都，一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因而北京的图书经营也历史悠久。北京的书肆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代。胡应麟所著《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记述，“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可见明代北京的书肆已很发达，而且也颇经营有道，如现在一样，将考试用书作为重点，各省来京参加会试的举子是重要的目标客户。到了清代，虽然科举考试制度一如明制，但北京城实行“旗民分治”，北京内城只允许旗人居住，不在旗的汉族官民只能居于外城，而且内城禁止商业和娱乐场所存在，书肆也只好“另择吉地”。汉族官员士大夫以及外省来京的文人墨客大多居于北京外城，而且各地在京都设有试馆，主要用于方便参加每三年一次科举会试的各省举子食宿。这样，书肆也就随着这些客源起居变动开始在南城发展。清初，书肆大多集中在广宁门内的慈仁寺，即今天报国寺旧址。清初著名文臣、学者王士祯对慈仁寺书肆多有记述，宋荦、孔尚任、翁方纲等当时的著名文人也曾在诗文中提及赴慈仁寺书肆买书。清康熙十八年，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内外城建筑均破坏严重，慈仁寺也因此衰落。琉璃厂地区原为明代琉璃窑址，地势空旷，又居于南城的中心位置，书肆便逐渐集中于此。同时，书画、古玩等相关的文化产业也在此应运而生。北京书肆的空前繁荣得益于清乾隆时期官方编纂鸿篇巨制的《四库全书》，这次修书可谓“旷世之典”，有数百官员、学者参加。因他们多居于南城，令琉璃厂的图书业异常兴盛，书肆鳞次栉比，书画、文化用品、古玩等行业也麇集此地。此后，北京琉璃厂成为文人、学者的必游之地，也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闻名的文化区。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到民国年间，琉璃厂一带的书肆先后达二百余家，成为当时的图书交易中心。由于当时出版业尚不发达，琉璃厂的书肆以经营古旧图书为主，著名的有来薰阁、邃雅斋、通学斋、文奎堂、松筠阁等。民国以后，一些新式书局、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等也在琉璃厂开设门市，经营新版书籍和中文译本及外文书。
另一个六朝古都南京，也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统计，仅民间书坊就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等57家，若再加上官刻机构和刻书私家，其数量便非常可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又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三山街是明代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明人彩绘《南都繁会图卷》绘有109个店铺招牌，其中有不少即标明“书铺”“画寓”“刻字镌碑”字样。清孔尚任《桃花扇·逮杜》载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主人蔡益所语亦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因此，当时不少书坊径贯以“三山”两字，如“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金陵三山书坊”等。金陵书坊刻印、售卖的书籍以戏曲、小说、医书、时文等类为主，特别是配有插图的戏曲、小说书籍，更是名闻遐迩。
再看看苏州书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明代苏州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但具体情形，史籍阙载。目前关于苏州书肆的较早记载，见于清乾嘉时期吴县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晚清藏书家叶德辉《吴门书坊之盛衰》曾据此书考得乾嘉时期吴门书肆24家。此外，《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还记录下了不少流动于苏州地区的书贾，譬如吕邦惟、郁某、郑益偕、胡益谦;书船友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估人吴东白，华阳桥顾听玉、常熟苏姓书估、平湖人王征麟、无锡浦姓书估，湖人施錦堂、陶士秀等等，他们与固定的书肆一起，构成了吴门繁盛的书业。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苏松太道周氏，应吴县廪生陈龙甲等人之禀，颁令禁毁淫词小说。苏州的书坊代表集中在城隍庙“公议规条”，订立《公禁淫书议单条约》，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响应官府的禁令，条约末尾曰：书业堂、扫叶山房、酉山堂、兴贤堂、文渊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书坊甚多，不及备载）。计共书坊六十五号，各当面齐集城隍庙拈香立誓，各书花押，一焚神前，一呈臬宪，各执一纸存照。一个不大的城市，竟然拥有坊肆65家，作为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枢纽、刻书藏书中心，苏州的确是名副其实。
浙东浙西是明清藏书家、藏书楼尤为集中的地区，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明清浙江籍藏书家399位，其中相当部分都属于浙东浙西地区，如杭州105人、海宁38人、嘉兴21人、平湖13人、桐乡9人、湖州24人、宁波27人、绍兴27人，合计264人，已占去总数的66%强。较为著名者有祁承然澹生堂、曹溶静惕堂、袁枚小仓山房、朱彝尊曝书亭、吴骞拜经楼、范钦天一阁、朱学勤结一庐、陆心源醑宋楼、丁丙八千卷楼、刘承干嘉业堂等等。清末四大藏书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陆氏萌宋楼，其中浙东浙西地区占了一半。此外，该地区的造纸业、刻书业也十分发达，已形成了不少专业的刻书、印书乡镇，譬如湖州的晟舍、汇沮等地;乌程凌、闵两家的朱墨套色印刷，更是名扬四海，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如此丰厚的典籍文化背景下，浙东浙西书肆的繁荣自亦是不言而喻的。 若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上海书业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它却后来居上，并迅速崛起为中国近代书业的中心与支柱，这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晚清以还，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空前开放的人文政策，上海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繁荣的经济又催开了文化事业、特别是出版事业的发展之花。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统计，上海大小不一的公私出版机构，竟然多达500余家，当时一些名闻全国的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些机构出版的书刊总量是极其惊人的，其精确的数字现在虽难统计，但可以举另外一个数字作为参照：《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凡收书3861种，其中有2500余种均在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65%。其二，特殊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外国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聚居地与避风港，从前清的遗老遗少到激进的革命人士，从知名学者到无名作家，从藏书故家到现代出版家，一时风云际会，聚集一隅，造就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图书需求市场。其三，上海北面之苏州，西南之浙东，均为书业发达地区，民国时期，两地有许多旧家的藏书散向上海，譬如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苏州刘氏玉海堂藏书、邓氏群璧楼藏书、常熟赵氏旧山楼藏书、杭州崔氏之遗书、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张氏适园藏书、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卢氏抱经楼藏书、冯氏醉经阁藏书等等。这些各具特色的藏书，不仅为上海的书市平添了无穷魅力，也为上海书肆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后力。总之，正如扫叶山房书肆的启文所云：“良由海通以来，上海一隅几为全国之中心点，淹通之儒，博雅之士，与夫豪贾巨商，凡欲购贩书籍者，无不以沪渎为挹注之资。故本坊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邮筒往来，日必数十起，轮轨交驰，寄运灵捷。”上海书业呈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早从明清开始，南北书肆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的趋势。翁方纲《复初斋诗注》载：乾隆时，当四库馆臣拟定“校阅某书应考某典”后，随即“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五柳居主人陶氏，乃湖州人，文粹堂主人韦氏，乃苏州人，为了广搜旧书，两家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出现了所谓南书北运的现象。而垄断琉璃厂书业的则是江西金溪人，他们修建会馆，排斥北人，控制着绝大部分的北京书肆，直到光绪中叶以后，北方人始在琉璃厂占据主导地位，而南方人则退居从属。至二、三十年代，上海书市火爆，北方书肆纷纷南下，据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载，北京富晋书社自从购下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后，“即设分店于上海，为北方势力南渐之先声”。此后，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的修文堂等书肆亦接踵而来，南北两派呈并峙之势。“北方人秉性勤俭，开支较省，每得一书，不急于求售，既估定售价若干，虽累年不能销，亦不轻于减削;对待主顾，殷勤恭顺，奔走伺候，不以为劳。南方人则较为高傲，视主顾之去来，任其自然，不甘奔走伺候;购进之书，志在急售，不愿搁置。故北方之多年老店，常有善本书存储，南方则绝无仅有而已”。至三、四十年代，北方书肆“浸浸日上”，渐渐凌驾于南派之上，“来薰陈氏、富晋王氏、修绠孙氏，均长住沪店。以前南书北运多获厚利，今则北书南运，有增无已，既极必反，理固然也”。
事实上，“南书北运”、“北书南运”仅是南北书肆大交流的一个方面，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市，还曾通过互设连锁分店的形式，与华东、华中等地区的书业融为一体，共创繁荣景象。譬如杭州著名的抱经堂书肆曾在上海汉口路。704号开设分部;苏州老字号书肆扫叶山房，曾在上海南市彩衣街、棋盘街530号及松江西门外里仁街分别开设了“南号”、“北号”、“松号”三家分店;南京书贾朱长圻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开设萃文书局，1911年之后则将书肆迁至上海。而上海较为大型的书店亦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如总店设于上海福州路棋盘街口的中华书局，分别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隶（石家庄）、张家口、奉天、吉林、长春、绥化、济南、东昌、烟台、太原、开封、郑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温州、兰州、南昌、安庆、长沙、衡州、常德、沙市、汉口、武昌、成都、重庆、福州、厦门、广州、潮州、汕头、桂林、梧州、云南、贵阳、邢台、新加坡等42处设立分局。总馆设于上海棋盘街中市的商务印书馆，分别在北京、天津、奉天、龙江、太原、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泸州、汉口、长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广州、潮州、芜湖等20处设立分馆。
除此以外，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著名书肆还先后推出了“函售”服务，每到一批新书，就将其编目刊印，发往全国各地，供学校、图书馆、研究机构、学者及藏书者选购（详见下文）。总之，通过上述种种方式，大江南北的书市仿佛联成了一条长河，各种书刊就在其中自由流动，典籍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空前广泛、迅速的境地。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