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针对目前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现状,提出应改变目前对外投资上的单一思路,效仿新加坡设立国费奖学金制度,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直接“进口”海外人力资源,从根本上提高本国综合国力。
　　【关键词】 海外投资;公费留学;新加坡;国费奖学金
　　
　　为缓解高额外汇储备压力,近几年中国在加速向海外实施投资并购,尽量把外汇花出去。并购投资额从2002年的2亿美元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20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总投资的50%。从过去历史纪录看,中国并购海外资产的成功率并不高,海外投资经验还很匮乏。最近发生的中铝并购澳洲力拓的失败案例让雄心勃勃的中国收购者看到一个事实:当并购涉及其他国家核心利益资产时,对方是不会轻易买给中国的。
　　国费奖学金制度的设立,反映出新加坡政府对本国教育水平的认识是清晰的。尽管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为代表的八所新加坡大学位列东南亚地区大学排行前列,新加坡在大力发展本国高等教育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本国教育水平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教育水平间的差距,且这种软实力的差距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缩小的。送青年人到更发达的国家,接受更先进的教育,让青年人带着学到的先进知识回来建设祖国,无疑是追赶发达国家,应对本国国际化发展路线对高水平人才需求的明智之举。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外汇急剧增长,高端人才相对匮乏的经济发展阶段。对高端人才的巨大需求已经形成,启动支持大规模留学计划的条件也已经具备,现在中国每年出国留学人员近15万人次,以自费留学为主。在留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质量却是良莠不齐。真正学有所成,能充实到政府、企业中的优质“海龟”还很有限。反观中国现行的公费留学制度,能申请公费留学的人员范围十分狭窄,申请人的资质需经过各种行政审批,对所申请的国外学校和专业有着各种限制,回国后的安排也不尽合理,使得公费留学的受益者甚少。现行的公费留学制度还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思路,在教育投资上还存有外汇稀缺条件下不敢放手花钱的心理,没意识到中国当前外汇储备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于负责外币资产经营的中投公司出现花钱难的困境。
　　从教育经济学理论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罗伯特·索罗(1956)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了资本和劳动力等有形因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涌现了至今仍然是非常活跃的大量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出现了包括J·闵瑟尔、T·W·舒尔茨(1963)、G·贝克尔(1975)和J·海克曼(1979)等一大批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家。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能“增加人所拥有的资质以影响未来货币和心理收益”。作为提高人们资质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如果启动大规模留学生支持计划,必然会使全球教育市场在短期内出现需求大于供给,教育价格被推高,原有平衡被打破的情况。从全球教育市场的长期供给来看,发达国家教育供给总体有富余,有闲置产能,有能力对外出口。从每年在京沪惠等地举办的留学推介会不难看出,很多国家愿意把教育作为一项产业出口给中国,和对中国收购资源的敌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从目前中国国家的购买力看,按照留学生每人每年花费2万美元计算,支持10万人每年的资助计划则需要花费20亿美元每年,即向世界大学排名前500位的每所大学多派遣200名中国留学生。相比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新增顺差和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中国完全有能力支付每年20亿美元的教育消费。从制度设计来看,中国可以采取对申请到国外优质学校的学生部分给予奖学金,部分给予低息外汇贷款的混合策略,不同于新加坡的国费奖学金制度的完全资助,中国的政策以资金的有偿使用和个人信用体系为约束,形成日后人才回流的保障机制。
　　手持高额外汇储备的中国,现在又不得不面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表面上看这一系列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问题,但从深层次看,今天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尴尬局面实则是人口素质整体偏低,处在国际大分工的低端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各级政府、各类企业里普遍缺少了解国际市场、能应对国际冲击的高端人才,和目前中国经济极高的对外依存度形成尖锐矛盾。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最需要进口的不是非洲的石油、巴西的矿砂,而是哈佛、耶鲁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时代领导者。买到的资源只够维持一时之需,人的素质提高则可以一代传一代,恳请别把教育放在海外投资的最后一位。
　　
　　参考文献
　　[1]历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2]李天有.《从教育经济学理论看我国的教育政策》.《经济学动态》.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