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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南丝竹何时何人创始于何地，一直是一个谜。笔者在1997年发表的《江南丝竹发源初考》一文中作了探究。尔后，我们又到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图书馆、戏曲博物馆，向专家请教，查找资料，继续进行专题考证。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江南丝竹的发源再作论证。
【关键词】：江南丝竹;昆曲;太仓;张野塘
昆曲改革中组成了丝竹乐队
宋元时代，中国的戏曲，北曲有弦索伴奏，而南曲只用鼓板按节拍。南曲的四大声腔（海盐、弋阳、余姚、昆山）一直到明初还以打击乐伴奏为主。明太祖喜看《琵琶记》，命人制成宫谱伴奏，叫“弦索官腔”。但南曲是五声音阶，北曲是七声音阶，“南曲北调”，柔缓散戾。社会上称它为“锦袄披蓑衣”，不谐和，不协调。
明代嘉隆年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流寓到地处东海之滨、扬子江口、元明时著名的“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港和收泊港的太仓，和张野塘等一批戏曲音乐家潜心改革昆山腔，“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镕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声场禀为曲圣，后世称为鼻祖，盖自有良辅，而南词音理，已极抽秘逞妍矣（见沈宠绥《度曲须知》）。魏良辅对昆山腔的改革不仅在曲调和唱法还有伴奏。原来魏良辅“长于歌而劣于弹”，他在嘉靖二十六年前编著的《南词引正》中还曾批评“伎人将南曲配弦索，直为方底园盖。”但到嘉靖三十三年发现了素工弦索的北曲名家张野塘后，与他定交，并把女儿嫁给他。张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与南音相近”，创制了一批伴奏昆曲的乐器，并把三弦改制成弦子，杨六（仲修）还创新乐器名提琴，组成以弦索、萧管、鼓板三类乐器合成的丝竹乐队，徐渭《南词叙录》中赞扬“殊为可听”沈宠绥《弦索辨讹》中说：“明时虽有南曲，只用弦索官腔，至嘉隆间，昆山有魏良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大成，至今遵之。”张野塘是创制乐器、组建乐队的中坚人物。
昆曲伴奏乐队流变为新乐弦索
随着昆曲（剧）的“风靡全国”，昆曲伴奏乐队也迅速推广开来。太仓双凤是著名的“民歌之乡”和太仓城厢原来都属昆山惠安乡，明代书生周椿学唱昆曲，建立余庆堂堂名班，既唱昆曲，又奏乐曲，既歌又吹走向职业化，影响巨大，（双凤地区的集玉堂、三省堂、积善堂、凝远堂等都是从周家学来），坐唱昆曲的堂名班迅速推广，明末张采《太仓州志》中就说：“（太仓）州著歌吹”。王锡爵家乐班曾请张野塘、赵瞻云去传教，王氏家乐班曾首演《牡丹亭》，在雍乾年间转为民间职业戏班后，名吉芳班，驻地在西火神庙，有古戏台，既演唱昆剧，又培训人才。浮桥镇陆公村上祖传十二代的百忍堂，就是乾隆年间（1750年左右）从吉芳班学艺的。昆曲堂名既坐唱昆曲，又演奏江南丝竹，关系很密切，京剧《沙家浜》中就说它是“江南丝竹小堂名”。昆剧演员要又唱又演，歌吹（堂名）要又歌又吹，昆曲的曲牌成百上千，不容易掌握，而学会一二件丝竹乐器，演奏几首丝竹乐曲，比较容易，学会后不仅可自娱自乐，抵制赌博偷情等不良风气，还能够在庙会、灯会、喜庆时演奏助兴，甚至走上兼业、专业道路，因此这种乐队在江南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乐种，沈宠绥《度曲须知》“弦索题评”中说“盖吴中弦索”自今而后始得与南词并推隆盛矣。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第267页中也说：“明嘉靖万历年间有一种……称为弦索的器乐合奏”。明末宋直方《琐闻录》和清初叶梦珠《阅世编》中说“因考弦索之入江南自张野塘始。”“吴中新乐弦索之外，又有十弗闲（即十番锣鼓）。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沈宠绥《度曲须知》云：“至北词之被弦索，向来盛自娄东”。《首都志》“礼俗”篇中云：“苏州萧管虎丘腔，太仓弦索昆山口。”都证明太仓是弦索之乡。
新乐弦索就是江南丝竹
吴中新乐弦索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发展、提高，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优秀乐种，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了区别广东音乐、福建南音、潮州弦诗、白沙细乐等其他南方的丝竹乐，才定名为“江南丝竹”。
追根溯源，江南丝竹是起源于明代昆曲伴奏乐队演变而成的吴中新乐弦索，其依据是：
第一，乐队、乐器基本相同。在演出《浣纱记》形成昆剧之前，昆曲是坐唱形式，没有锣鼓伴奏，乐队伴奏昆曲的乐器是：管乐器有笛、箫、管、笙，弦乐器有弦子、琵琶、提琴、筝、古琴等，打击乐器有鼓、板等。吴中新乐弦索，江南丝竹也是坐乐形式，乐器基本相同，品种有的略少。扬琴传入后又丰富了乐队，提琴是昆曲特色乐器之一，但因为没有“千斤”，演奏时音准较难掌握，后被二胡取代。弦索后来参加庙会、街会、喜庆迎送等活动，一面进行，一面演奏，形成了行乐的形式，行乐时古筝、古琴、扬琴等乐器就不适用了。
第二，曲式结构和板式变化相同。昆曲是曲牌体、曲牌联套体。江南丝竹的曲式结构也是曲牌体、曲牌联缀体。《老六板》、《三六》、《节节高》、《一枝花》、《雁儿落》、《望妆台》、《小开门》、《大开门》等等都是曲牌。有的象昆曲一样由曲牌联缀而成。如《行街四合》就是把“小拜门”、“玉娥郎”、“云阳板”（一作“行街”）、“紧急风”（一作“行街尾”）等四个曲牌联缀而成。还有《四合如意》、《云庆》等都是由曲牌联缀而成的。
板式变化也相同。昆山腔原来“平直无意致”，魏良辅等改革成水磨腔时，板式变化主要是放慢加花，加以泛艳。江南丝竹也采取板式变化的方法，一曲多变，形成了围绕母曲的套曲或组曲，如三六系统，以1/4的《老三六》为母曲，衍变出2/4的《中板三六》（简称《三六》）、4/4的《慢三六》;六板系统，以《老六板》为母曲，发展出《花六板》、《快花六板》、《中花六板》、《慢六板》，组成“五代同堂”（太仓还有《花花六板》）;四合系统，有《四合如意》、《云庆》，（是《锣鼓四合》中“云慶光”一节加工发展而成）。《欢乐歌》原来是昆曲《花赋》中一首笛曲改编成丝竹曲，也有中板、快板的变化。
第三，浓郁的江南风味相同。昆曲吸收了太仓、昆山等地民歌，有浓郁的江南风味，有的直接标明是吴歌，还有如《浣纱记·分纱》渔夫上场的一段唱、《采莲》中的[采莲曲]、《四声猿·骂曹》中的[悠悠曲]、还有[打枣儿]、[摸鱼儿]、[卖花声]、[货郎儿]、[驻云飞]等曲牌，都是江南吴歌或吴化的北曲。含有明显的吴歌音乐特征。来自昆曲音乐的江南丝竹，在演奏中主要是用于结婚庆寿等喜庆活动，其曲调“细致优美”，清新活泼，不仅表现了江南人民清秀含蓄，朴素勤劳的性格，而且反映出江南地区山清水秀、丰产鱼米的地方特色。如《老六板》33 62 | 1 56 | 1 61 | 13 2 | ……，《欢乐歌》1765 1612 3—| 25 532 1 1235 | 2321 6561 5— | ……。
第四，都是合奏的形式。从魏良辅《曲律》的最后一条内容看，昆曲反对各种乐器随腔齐奏，而采用合奏形式。江南丝竹在齐奏的基础上也采用合奏的形式，各种乐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强弱、轻重、高低、简繁、长短、缓急、合分呼衬，演奏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变化纷纭，自然和谐，根据袁静芳《民族器乐》一书中分析：江南丝竹乐曲合奏的技巧有：节奏对比（你繁我简，我繁你简）、音域对比（你高我低，我高你低）、技法对比（各乐器应用不同的演奏技法，以获复声部的效果）、旋律线不同方向进行的对比、旋律自由模仿构成的轮奏效果等等。
结论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历史发展以及乐队、乐器、乐曲、曲式、风味、演奏形式等各方面比较，笔者认为，明代嘉隆年间张野塘协助魏良辅在太仓改革昆山腔过程中组建的伴奏昆曲的丝竹乐队，流传到民间形成的吴中新乐弦索就是江南丝竹的雏型。由此得出结论：江南丝竹发源于江苏太仓，张野塘是江南丝竹的创始人。
【关键词】：江南丝竹;昆曲;太仓;张野塘
昆曲改革中组成了丝竹乐队
宋元时代，中国的戏曲，北曲有弦索伴奏，而南曲只用鼓板按节拍。南曲的四大声腔（海盐、弋阳、余姚、昆山）一直到明初还以打击乐伴奏为主。明太祖喜看《琵琶记》，命人制成宫谱伴奏，叫“弦索官腔”。但南曲是五声音阶，北曲是七声音阶，“南曲北调”，柔缓散戾。社会上称它为“锦袄披蓑衣”，不谐和，不协调。
明代嘉隆年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流寓到地处东海之滨、扬子江口、元明时著名的“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港和收泊港的太仓，和张野塘等一批戏曲音乐家潜心改革昆山腔，“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镕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声场禀为曲圣，后世称为鼻祖，盖自有良辅，而南词音理，已极抽秘逞妍矣（见沈宠绥《度曲须知》）。魏良辅对昆山腔的改革不仅在曲调和唱法还有伴奏。原来魏良辅“长于歌而劣于弹”，他在嘉靖二十六年前编著的《南词引正》中还曾批评“伎人将南曲配弦索，直为方底园盖。”但到嘉靖三十三年发现了素工弦索的北曲名家张野塘后，与他定交，并把女儿嫁给他。张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与南音相近”，创制了一批伴奏昆曲的乐器，并把三弦改制成弦子，杨六（仲修）还创新乐器名提琴，组成以弦索、萧管、鼓板三类乐器合成的丝竹乐队，徐渭《南词叙录》中赞扬“殊为可听”沈宠绥《弦索辨讹》中说：“明时虽有南曲，只用弦索官腔，至嘉隆间，昆山有魏良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大成，至今遵之。”张野塘是创制乐器、组建乐队的中坚人物。
昆曲伴奏乐队流变为新乐弦索
随着昆曲（剧）的“风靡全国”，昆曲伴奏乐队也迅速推广开来。太仓双凤是著名的“民歌之乡”和太仓城厢原来都属昆山惠安乡，明代书生周椿学唱昆曲，建立余庆堂堂名班，既唱昆曲，又奏乐曲，既歌又吹走向职业化，影响巨大，（双凤地区的集玉堂、三省堂、积善堂、凝远堂等都是从周家学来），坐唱昆曲的堂名班迅速推广，明末张采《太仓州志》中就说：“（太仓）州著歌吹”。王锡爵家乐班曾请张野塘、赵瞻云去传教，王氏家乐班曾首演《牡丹亭》，在雍乾年间转为民间职业戏班后，名吉芳班，驻地在西火神庙，有古戏台，既演唱昆剧，又培训人才。浮桥镇陆公村上祖传十二代的百忍堂，就是乾隆年间（1750年左右）从吉芳班学艺的。昆曲堂名既坐唱昆曲，又演奏江南丝竹，关系很密切，京剧《沙家浜》中就说它是“江南丝竹小堂名”。昆剧演员要又唱又演，歌吹（堂名）要又歌又吹，昆曲的曲牌成百上千，不容易掌握，而学会一二件丝竹乐器，演奏几首丝竹乐曲，比较容易，学会后不仅可自娱自乐，抵制赌博偷情等不良风气，还能够在庙会、灯会、喜庆时演奏助兴，甚至走上兼业、专业道路，因此这种乐队在江南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乐种，沈宠绥《度曲须知》“弦索题评”中说“盖吴中弦索”自今而后始得与南词并推隆盛矣。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第267页中也说：“明嘉靖万历年间有一种……称为弦索的器乐合奏”。明末宋直方《琐闻录》和清初叶梦珠《阅世编》中说“因考弦索之入江南自张野塘始。”“吴中新乐弦索之外，又有十弗闲（即十番锣鼓）。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沈宠绥《度曲须知》云：“至北词之被弦索，向来盛自娄东”。《首都志》“礼俗”篇中云：“苏州萧管虎丘腔，太仓弦索昆山口。”都证明太仓是弦索之乡。
新乐弦索就是江南丝竹
吴中新乐弦索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发展、提高，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优秀乐种，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了区别广东音乐、福建南音、潮州弦诗、白沙细乐等其他南方的丝竹乐，才定名为“江南丝竹”。
追根溯源，江南丝竹是起源于明代昆曲伴奏乐队演变而成的吴中新乐弦索，其依据是：
第一，乐队、乐器基本相同。在演出《浣纱记》形成昆剧之前，昆曲是坐唱形式，没有锣鼓伴奏，乐队伴奏昆曲的乐器是：管乐器有笛、箫、管、笙，弦乐器有弦子、琵琶、提琴、筝、古琴等，打击乐器有鼓、板等。吴中新乐弦索，江南丝竹也是坐乐形式，乐器基本相同，品种有的略少。扬琴传入后又丰富了乐队，提琴是昆曲特色乐器之一，但因为没有“千斤”，演奏时音准较难掌握，后被二胡取代。弦索后来参加庙会、街会、喜庆迎送等活动，一面进行，一面演奏，形成了行乐的形式，行乐时古筝、古琴、扬琴等乐器就不适用了。
第二，曲式结构和板式变化相同。昆曲是曲牌体、曲牌联套体。江南丝竹的曲式结构也是曲牌体、曲牌联缀体。《老六板》、《三六》、《节节高》、《一枝花》、《雁儿落》、《望妆台》、《小开门》、《大开门》等等都是曲牌。有的象昆曲一样由曲牌联缀而成。如《行街四合》就是把“小拜门”、“玉娥郎”、“云阳板”（一作“行街”）、“紧急风”（一作“行街尾”）等四个曲牌联缀而成。还有《四合如意》、《云庆》等都是由曲牌联缀而成的。
板式变化也相同。昆山腔原来“平直无意致”，魏良辅等改革成水磨腔时，板式变化主要是放慢加花，加以泛艳。江南丝竹也采取板式变化的方法，一曲多变，形成了围绕母曲的套曲或组曲，如三六系统，以1/4的《老三六》为母曲，衍变出2/4的《中板三六》（简称《三六》）、4/4的《慢三六》;六板系统，以《老六板》为母曲，发展出《花六板》、《快花六板》、《中花六板》、《慢六板》，组成“五代同堂”（太仓还有《花花六板》）;四合系统，有《四合如意》、《云庆》，（是《锣鼓四合》中“云慶光”一节加工发展而成）。《欢乐歌》原来是昆曲《花赋》中一首笛曲改编成丝竹曲，也有中板、快板的变化。
第三，浓郁的江南风味相同。昆曲吸收了太仓、昆山等地民歌，有浓郁的江南风味，有的直接标明是吴歌，还有如《浣纱记·分纱》渔夫上场的一段唱、《采莲》中的[采莲曲]、《四声猿·骂曹》中的[悠悠曲]、还有[打枣儿]、[摸鱼儿]、[卖花声]、[货郎儿]、[驻云飞]等曲牌，都是江南吴歌或吴化的北曲。含有明显的吴歌音乐特征。来自昆曲音乐的江南丝竹，在演奏中主要是用于结婚庆寿等喜庆活动，其曲调“细致优美”，清新活泼，不仅表现了江南人民清秀含蓄，朴素勤劳的性格，而且反映出江南地区山清水秀、丰产鱼米的地方特色。如《老六板》33 62 | 1 56 | 1 61 | 13 2 | ……，《欢乐歌》1765 1612 3—| 25 532 1 1235 | 2321 6561 5— | ……。
第四，都是合奏的形式。从魏良辅《曲律》的最后一条内容看，昆曲反对各种乐器随腔齐奏，而采用合奏形式。江南丝竹在齐奏的基础上也采用合奏的形式，各种乐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强弱、轻重、高低、简繁、长短、缓急、合分呼衬，演奏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变化纷纭，自然和谐，根据袁静芳《民族器乐》一书中分析：江南丝竹乐曲合奏的技巧有：节奏对比（你繁我简，我繁你简）、音域对比（你高我低，我高你低）、技法对比（各乐器应用不同的演奏技法，以获复声部的效果）、旋律线不同方向进行的对比、旋律自由模仿构成的轮奏效果等等。
结论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历史发展以及乐队、乐器、乐曲、曲式、风味、演奏形式等各方面比较，笔者认为，明代嘉隆年间张野塘协助魏良辅在太仓改革昆山腔过程中组建的伴奏昆曲的丝竹乐队，流传到民间形成的吴中新乐弦索就是江南丝竹的雏型。由此得出结论：江南丝竹发源于江苏太仓，张野塘是江南丝竹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