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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的“潘石屹”铺天盖地,令人耐心全无地重复。
在中国,再没有哪个地产商有比潘石屹更高的曝光率了。作为SOHO中国的联席总裁,除了具有时代符号般效应的SOHO现代城,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出尽风头的“建筑师走廊”、在海南一度引发空前热销的“博鳌蓝色海岸”别墅区、各种论坛、艺术展览、模特大奖赛、时尚牌发布会……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去年,他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摄影和电影领域。《西行25度》、与梅婷联袂主演的《阿司匹林》。
几乎他的每一句发言,都会成为第二天网站上的文章标题;几乎每一个礼拜,潘石屹都会在SOHO小报上进行一次网上聊天,参加聊天的网友包括公司的员工,各个媒体的记者,以及天南海北的拥趸们。
在媒体面前,潘石屹是透明的。至少他要给媒体透明的感觉。
潘石屹确实是很谦和的,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上一期绅士训练班就能速成的。潘石屹气质中最难模仿之处就在于,他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名人,而且没有架子。
1984年第一次坐电梯
和公司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没有什么不同,有些匆忙又很随意,一抬眼,潘石屹已经出现在办公室门前了。秘书拦住他汇报工作,他便停下侧身倾听,眼光一扫,看见已经在房间里等着的我们,便微笑一下,随即又回到秘书讲话的内容中,很专注。
去年,潘石屹被某周刊评为“飘一代”代言人。
而这一称呼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感觉,思索了片刻,他望着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飘一代。”.
“我理解的飘一代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但不是这个城市固定的人口,没有本地户口,不懂人家本地方言。民工才是典型的飘一代。”
SOHO中国的办公室的一面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成片的高楼拔地而起,密布联绵,见证着北京这座现代化都市惊人的发展速度,而他正是这现代化场景的创造者之一。
按流行的说法,从祖辈开始,潘石屹的血液里便已经流淌有“飘一代”的气质了。
最初,潘石屹并不叫“潘石屹”,而是“潘适夷”,这个名字是爷爷起的。
“适,是合适、适合的意思,夷,是安逸。这是爷爷对我生活的期望吧。”潘石屹说,“以前我国有个大翻译家,翻译过《约翰·克里斯朵夫》,叫楼适夷,‘文革’时被打成了右派,为了避嫌,我改了好几次名字,才变成现在用的这个。”
“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甘肃天水,我爷爷是家族里第一个走出天水的人。”
根据潘石屹的叙述,潘爷爷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和村子里的亲戚闯世界了,先在北京上了一个北洋政府的警官学校,之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从天津坐船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学员,结交过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一直到解放后才回到村里。“不过爷爷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潘石屹想了一下,补充说,“其实,关于他的好多故事也都是村里流传下来的。”
潘石屹的老家天水位于甘肃与陕西的交界处,虽地处偏远,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传说中伏羲、女娲的故乡、风景秀美的“塞外江南”。
“小时候在地里干活,天晴的时候,能看清麦积山。”潘石屹对童年的印象还很清晰,“每家都收集字画,穷得叮当响的,也有古董、古画。”
童年是潘石屹最乐意演绎的话题。最后,一个不怎么会讲普通话、视吃饱饭为理想的穷小子形象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你面前。
封闭而贫困的童年,村子里的人怎么听不懂普通话广播,医生在村子里如何吃香,上中学的时候怎么老梦见一张一张的食堂饭票,把西北穷孩子的人生向往说得质朴真实、哀而不伤。
“1984年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电梯,下了车进到北京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电梯。”潘石屹的叙事风格很生动,对于细节的记忆也让人钦佩。“那时北京站电梯只有上,没有下,不像现在的电梯有上有下。我就从楼梯上走下来,再上去,走下来,再上去,连续坐了好多次。”
那时才是飘一代
1987年,在机关已经呆得很安稳的潘石屹,毅然辞职下海。
第一个落脚点是深圳。对于一个初次越过长江的北方人来说,气候、饮食、语言、工作压力,不适应感来自方方面面,据潘石屹说,那是自己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
“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回头,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他是惟一支持我的人。”
1989年,潘石屹来到海南,经人介绍认识了海南省体改所负责人,加入到其下属机构“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在那里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的“农高投”聚集了好几位如今北京商业圈叱咤风云的人物,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阳光100集团董事长易小迪,还有在做风险投资的王功权……
在海南明媚的’阳光下,几个年轻人吃住、办公整日呆在一起,共同筹划创业大计。在“当事人”的叙述里,那是个“财富与梦想”的年代。
“冯仑以前是做体制研究的,喜爱社交,开始时主要务虚,他又是我们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我们都听他的。公司成立的前几个月主要是王功权在做业务,后来他在开会时极力推荐我,说潘石屹最具有革命热情,这种人不做业务做什么?”
王功权也许没有想到,几年后,潘石屹正是凭借具有“革命”、“前卫'’精神的SOHO现代城成为中国房地产界最有影响力的开发商。
不过王功权的赏识,在潘石屹看来,不值一提,“其实也淡不上什么业务,我当时好像是公司的副总兼总会计师,无非就是拿住了钱,然后炒房炒地,房子只要有产权证就可以卖了,之后就是谈判,签约什么的……”
或许时间冲淡了往日的激情,回首只是风淡云轻。问他为何选择去海南时,潘石屹轻松地笑了,回到开始时的话题,“那时候才是飘一代呢,当时拿个身份证,钱也没有,想走哪就走哪去。现在飘的话,不还有很多负担吗?”
与.com失之交臂
经历了海南的热潮和“万通”的风云,如今,潘石屹还一如既往地“卖房子”,不过相比其他同行,又带些“异类”的气质。
潘石屹的办公室布置得简单,宽大办公桌的正中摆了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靠墙排开的矮柜上码着公司的内部刊物SOHO小报和其他一些设计精美的出版物。房间角落里放了两盘切得又厚又圆的菠萝片,黄灿灿的,散发出新鲜的水果香气。
“在中国,我可能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
1993年,在美国的朋友向潘石屹介绍了当时还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雏形,并表示“潘石屹的商业感很好”,希望与他合作。朋友举了半天的实例向潘石屹解释投资机会, 说“信息高速路”就好比机场高速路,“网关”就好比收费站,可老潘怎么也听不懂。没辙,朋友后来找到了四通集团,成立了四通利方,也就是现在新浪网的前身。
“要是我当时明白了,比新浪还早一年成为.com呢!”潘石屹咧咧嘴,“不过,我也不后悔,我办事的原则是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就不能投。”
“卖房子”是潘石屹不离不弃的主业,但除此之外,对其他一些领域他也兴致盎然,比如现代艺术。
进入SOHO中国办公室的一层,第一眼就看到空旷的展示厅里摆放着醒目的巨幅照片。那是曾经在去年上海双年展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幸存者》,“9·11事件中劫后余生的面孔,在室内冰冷冷的白色调的映衬下,且迸发出扑面而来的视觉震撼力。
潘石屹指点,这些照片是刚刚运到的,而且“贵得不得了”,“费了好大的劲”。
潘石屹并不认为自己是不务正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在东方文化里事物都是相通的,只有东方文化才有这样的智慧,而且只有东方人才能体会这种智慧。”他说,
“管理公司,摄影,写文章,与人交往,都是相通的。”
我是相信命运的
实业做大了,通常就超脱起来,潘石屹也不例外。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很喜欢老子的,据说对禅宗也很有研究。1980年代中曾以《你别无选择》名满文坛的刘索拉就曾说过,“我感觉,在《西行35度》的后面,在潘石屹的后面,有一些非建筑、非房地产的东西,像是哲学。”
和潘石屹谈话,有同样的感受。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现代人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多。(现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信息非常的多。我相信一句话,空的大脑是神的工作室。有些人整天脑子里想很多事,搞得自己好像很忙乎,但那是瞎忙。其实人自己忙乎的力量是很小的,但一旦你空灵了,放开了,就是神在帮助你。神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潘石屹这样阐述他的成功心得。
之后,他又提起老子那句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他说,“做事情要举重若轻,做大事情要跟做小事情那样才能做好。”
于是,当问到“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是什么?”时,潘石屹叹口气,有点带牢骚地说,你们记者最爱问这些问题,什么你的人生中有几个里程碑啊,你的人生中有哪个选择特别重要啊,其实我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预料的。“谁能知道‘四人帮’会垮台,要不是‘四人帮’垮台,我怎么能回到城市里?谁能知道会有邓小平出来,要不是邓小平出来,怎么会有改革开放?”
“好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帮你安排好的。”潘石屹仔细思悟了一阵。
潘石屹的深入浅出与平和心态是让人折服的,尽管事后会觉得有些遥远和不清晰,而潘石屹平易近人的态度又总会弥补这些。
就像一位同行的精辟描述:潘石屹对记者非常好,从不摆架子,感觉他总会跟你谈点绝密的消息,但你会发现,不仅谈话没有什么真正秘密,而且第二天,你还会发现太多的媒体都出现了昨天的谈话内容。
基于老潘的平和,采访接近末尾,我不遗余力地临时八卦了一下,“您认为您哪里最吸引张欣女士?”老潘有一点结巴,含糊地说,“我都一个老男人了,还有什么吸引不吸引的。”我不识趣地又问,“那年轻的时候呢?”潘总说:“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从来没有送过女孩子花啊、巧克力什么的。但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大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想从潘石屹的言谈里捕捉往日惊涛骇浪的痕迹是困难的,对于一个喜欢老子的人,人生本应是江上扁舟般的淡然与湿润。从农村穷小子.到亿万富翁,当所有的人沉醉于生动的小故事中时,他戛然而止,说出一句“我是相信命运的。”
就像小说中惯用的手法。“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注定要在这个时代发生,而命运刚巧选中了他。”
在中国,再没有哪个地产商有比潘石屹更高的曝光率了。作为SOHO中国的联席总裁,除了具有时代符号般效应的SOHO现代城,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出尽风头的“建筑师走廊”、在海南一度引发空前热销的“博鳌蓝色海岸”别墅区、各种论坛、艺术展览、模特大奖赛、时尚牌发布会……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去年,他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摄影和电影领域。《西行25度》、与梅婷联袂主演的《阿司匹林》。
几乎他的每一句发言,都会成为第二天网站上的文章标题;几乎每一个礼拜,潘石屹都会在SOHO小报上进行一次网上聊天,参加聊天的网友包括公司的员工,各个媒体的记者,以及天南海北的拥趸们。
在媒体面前,潘石屹是透明的。至少他要给媒体透明的感觉。
潘石屹确实是很谦和的,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上一期绅士训练班就能速成的。潘石屹气质中最难模仿之处就在于,他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名人,而且没有架子。
1984年第一次坐电梯
和公司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没有什么不同,有些匆忙又很随意,一抬眼,潘石屹已经出现在办公室门前了。秘书拦住他汇报工作,他便停下侧身倾听,眼光一扫,看见已经在房间里等着的我们,便微笑一下,随即又回到秘书讲话的内容中,很专注。
去年,潘石屹被某周刊评为“飘一代”代言人。
而这一称呼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感觉,思索了片刻,他望着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飘一代。”.
“我理解的飘一代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但不是这个城市固定的人口,没有本地户口,不懂人家本地方言。民工才是典型的飘一代。”
SOHO中国的办公室的一面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窗外成片的高楼拔地而起,密布联绵,见证着北京这座现代化都市惊人的发展速度,而他正是这现代化场景的创造者之一。
按流行的说法,从祖辈开始,潘石屹的血液里便已经流淌有“飘一代”的气质了。
最初,潘石屹并不叫“潘石屹”,而是“潘适夷”,这个名字是爷爷起的。
“适,是合适、适合的意思,夷,是安逸。这是爷爷对我生活的期望吧。”潘石屹说,“以前我国有个大翻译家,翻译过《约翰·克里斯朵夫》,叫楼适夷,‘文革’时被打成了右派,为了避嫌,我改了好几次名字,才变成现在用的这个。”
“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甘肃天水,我爷爷是家族里第一个走出天水的人。”
根据潘石屹的叙述,潘爷爷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和村子里的亲戚闯世界了,先在北京上了一个北洋政府的警官学校,之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从天津坐船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学员,结交过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一直到解放后才回到村里。“不过爷爷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潘石屹想了一下,补充说,“其实,关于他的好多故事也都是村里流传下来的。”
潘石屹的老家天水位于甘肃与陕西的交界处,虽地处偏远,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传说中伏羲、女娲的故乡、风景秀美的“塞外江南”。
“小时候在地里干活,天晴的时候,能看清麦积山。”潘石屹对童年的印象还很清晰,“每家都收集字画,穷得叮当响的,也有古董、古画。”
童年是潘石屹最乐意演绎的话题。最后,一个不怎么会讲普通话、视吃饱饭为理想的穷小子形象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你面前。
封闭而贫困的童年,村子里的人怎么听不懂普通话广播,医生在村子里如何吃香,上中学的时候怎么老梦见一张一张的食堂饭票,把西北穷孩子的人生向往说得质朴真实、哀而不伤。
“1984年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电梯,下了车进到北京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电梯。”潘石屹的叙事风格很生动,对于细节的记忆也让人钦佩。“那时北京站电梯只有上,没有下,不像现在的电梯有上有下。我就从楼梯上走下来,再上去,走下来,再上去,连续坐了好多次。”
那时才是飘一代
1987年,在机关已经呆得很安稳的潘石屹,毅然辞职下海。
第一个落脚点是深圳。对于一个初次越过长江的北方人来说,气候、饮食、语言、工作压力,不适应感来自方方面面,据潘石屹说,那是自己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
“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回头,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他是惟一支持我的人。”
1989年,潘石屹来到海南,经人介绍认识了海南省体改所负责人,加入到其下属机构“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在那里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的“农高投”聚集了好几位如今北京商业圈叱咤风云的人物,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阳光100集团董事长易小迪,还有在做风险投资的王功权……
在海南明媚的’阳光下,几个年轻人吃住、办公整日呆在一起,共同筹划创业大计。在“当事人”的叙述里,那是个“财富与梦想”的年代。
“冯仑以前是做体制研究的,喜爱社交,开始时主要务虚,他又是我们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我们都听他的。公司成立的前几个月主要是王功权在做业务,后来他在开会时极力推荐我,说潘石屹最具有革命热情,这种人不做业务做什么?”
王功权也许没有想到,几年后,潘石屹正是凭借具有“革命”、“前卫'’精神的SOHO现代城成为中国房地产界最有影响力的开发商。
不过王功权的赏识,在潘石屹看来,不值一提,“其实也淡不上什么业务,我当时好像是公司的副总兼总会计师,无非就是拿住了钱,然后炒房炒地,房子只要有产权证就可以卖了,之后就是谈判,签约什么的……”
或许时间冲淡了往日的激情,回首只是风淡云轻。问他为何选择去海南时,潘石屹轻松地笑了,回到开始时的话题,“那时候才是飘一代呢,当时拿个身份证,钱也没有,想走哪就走哪去。现在飘的话,不还有很多负担吗?”
与.com失之交臂
经历了海南的热潮和“万通”的风云,如今,潘石屹还一如既往地“卖房子”,不过相比其他同行,又带些“异类”的气质。
潘石屹的办公室布置得简单,宽大办公桌的正中摆了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靠墙排开的矮柜上码着公司的内部刊物SOHO小报和其他一些设计精美的出版物。房间角落里放了两盘切得又厚又圆的菠萝片,黄灿灿的,散发出新鲜的水果香气。
“在中国,我可能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
1993年,在美国的朋友向潘石屹介绍了当时还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雏形,并表示“潘石屹的商业感很好”,希望与他合作。朋友举了半天的实例向潘石屹解释投资机会, 说“信息高速路”就好比机场高速路,“网关”就好比收费站,可老潘怎么也听不懂。没辙,朋友后来找到了四通集团,成立了四通利方,也就是现在新浪网的前身。
“要是我当时明白了,比新浪还早一年成为.com呢!”潘石屹咧咧嘴,“不过,我也不后悔,我办事的原则是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就不能投。”
“卖房子”是潘石屹不离不弃的主业,但除此之外,对其他一些领域他也兴致盎然,比如现代艺术。
进入SOHO中国办公室的一层,第一眼就看到空旷的展示厅里摆放着醒目的巨幅照片。那是曾经在去年上海双年展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幸存者》,“9·11事件中劫后余生的面孔,在室内冰冷冷的白色调的映衬下,且迸发出扑面而来的视觉震撼力。
潘石屹指点,这些照片是刚刚运到的,而且“贵得不得了”,“费了好大的劲”。
潘石屹并不认为自己是不务正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在东方文化里事物都是相通的,只有东方文化才有这样的智慧,而且只有东方人才能体会这种智慧。”他说,
“管理公司,摄影,写文章,与人交往,都是相通的。”
我是相信命运的
实业做大了,通常就超脱起来,潘石屹也不例外。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很喜欢老子的,据说对禅宗也很有研究。1980年代中曾以《你别无选择》名满文坛的刘索拉就曾说过,“我感觉,在《西行35度》的后面,在潘石屹的后面,有一些非建筑、非房地产的东西,像是哲学。”
和潘石屹谈话,有同样的感受。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现代人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多。(现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信息非常的多。我相信一句话,空的大脑是神的工作室。有些人整天脑子里想很多事,搞得自己好像很忙乎,但那是瞎忙。其实人自己忙乎的力量是很小的,但一旦你空灵了,放开了,就是神在帮助你。神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潘石屹这样阐述他的成功心得。
之后,他又提起老子那句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他说,“做事情要举重若轻,做大事情要跟做小事情那样才能做好。”
于是,当问到“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是什么?”时,潘石屹叹口气,有点带牢骚地说,你们记者最爱问这些问题,什么你的人生中有几个里程碑啊,你的人生中有哪个选择特别重要啊,其实我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预料的。“谁能知道‘四人帮’会垮台,要不是‘四人帮’垮台,我怎么能回到城市里?谁能知道会有邓小平出来,要不是邓小平出来,怎么会有改革开放?”
“好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帮你安排好的。”潘石屹仔细思悟了一阵。
潘石屹的深入浅出与平和心态是让人折服的,尽管事后会觉得有些遥远和不清晰,而潘石屹平易近人的态度又总会弥补这些。
就像一位同行的精辟描述:潘石屹对记者非常好,从不摆架子,感觉他总会跟你谈点绝密的消息,但你会发现,不仅谈话没有什么真正秘密,而且第二天,你还会发现太多的媒体都出现了昨天的谈话内容。
基于老潘的平和,采访接近末尾,我不遗余力地临时八卦了一下,“您认为您哪里最吸引张欣女士?”老潘有一点结巴,含糊地说,“我都一个老男人了,还有什么吸引不吸引的。”我不识趣地又问,“那年轻的时候呢?”潘总说:“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从来没有送过女孩子花啊、巧克力什么的。但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大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想从潘石屹的言谈里捕捉往日惊涛骇浪的痕迹是困难的,对于一个喜欢老子的人,人生本应是江上扁舟般的淡然与湿润。从农村穷小子.到亿万富翁,当所有的人沉醉于生动的小故事中时,他戛然而止,说出一句“我是相信命运的。”
就像小说中惯用的手法。“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注定要在这个时代发生,而命运刚巧选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