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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4日至7月18日,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第二期“传媒领袖讲习班”在广州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开讲。除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以外,还有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43所新闻院系的青年教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共三百余人参加讲习班。
14位演讲嘉宾既有来自香港凤凰卫视、中国新闻社、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四川广电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知名媒体高层、媒体资深人士,又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学术大家。他们的演讲主题角度不同,观点既相异又相融,让学员深受启发。14场系列讲座内容主要由4大板块组成: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及实践、突发事件报道与传播能力、电视内容生产与传播、媒介与社会,体现出“传媒业界+传媒学界”、“新闻传播领域+非新闻传播领域”的新形式、新特点。
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实践
过去30多年的中国传媒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从形式到内容,从理念到机制,中国传媒适时改革、时时创新。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媒体如何应对,中国传媒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势成为传媒精英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谈〈财经〉杂志网络化转型》的主题演讲中指出,《财经》杂志秉持“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以及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新闻原则造就其成为一家有影响力的成功媒体。《财经》采编团队从1999年创办财经网至今10年时间,历经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泡沫、低谷和高峰,仍然坚守原创财经资讯网站定位,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受众提供全方位的原创新闻和专业化信息,做到比《财经》杂志更多、更快、更广,这也是《财经》新媒体的使命。Web3.0时代的到来,海量无序的传播将被精准的、高信度的信息传播取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新媒体发展显得更重要。
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原社长、原总编辑吴松营介绍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深圳传媒业的发展”。伴随深圳特区崛起过程中的艰难与辉煌,深圳特区传媒业发展的奇迹令人惊叹——只有一个县级广播站的深圳,在短短时间内成长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开放的窗口”。
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作为一个传媒事业单位,首先一定要把媒体(报纸)办好。同时,又必须在经营管理工作上下大功夫。办好媒体离不开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支撑,深圳新闻人以“开荒牛精神”,大胆改革,促进深圳特区的传媒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吴松营指出深圳传媒业应该做“开路先锋”,做改革的排头兵,要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大胆去闯,中国报业仍然道路广阔、前途光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概述了中国传媒业30年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势。他分析我国大众传媒30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从传媒规制的重新构建到传播领域的“语法革命”。
他认为现阶段传媒竞争战略的新趋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传媒发展:从追求市场占有率到追求个人占有率。第二,传媒竞争:从“内容为王”到“产品为王”。媒介产品是一个远大于媒介内容的一个概念,其三要素为:载体、资讯和规则。在媒介产品的三个要素的运营整合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突出表现都有可能成为产品制胜的法宝,三者的系统整合所创造的合力则更有机会成就一个成功的媒介品牌。第三,从“巨内容”到“微内容”:在新媒体时代“微内容”正在而且将越来越强力地影响信息传播。同时,喻国明教授充分肯定了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中国传媒业30年发展中的重要性。
如何做好新闻?这是众多新闻学子的困惑。《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从操作层面探讨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时代认识和价值认识。
向熹用一句话开始他的演讲:身处历史性时期,应如何从内心到行为,摆脱孤高、庸俗之惑,承担历史的使命,传承民族文化,参与塑造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化,开启一个真实美好的时代。他认为2008年,成为我们理解时代的入口和抓手,对新闻方向的学生而言,有一个宏观的时代认识,是走上新闻岗位的前提。
对于时代认识,他认为,传媒是现实的载体,要弄清传媒的存在与发展的真谛,必须弄清传媒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奇迹般的大时代,机会众多、人心不安、价值纷繁。这一时代的传媒业在应对剧变时代的同时还要消化自身高速发展及同业竞争带来的紧张。
他指出,要回答新闻报道的规律,必须清晰传媒的终极价值,及传媒对社会价值建设的重要作用。现阶段中国传媒的价值主要是:其一,宣传阵地价值;其二,信息传播价值;其三,社会价值重建的推动者价值(促进对社会真、正义、和谐等价值的树立),而传播与激发“真”、“善”、“美”是传媒存在的终极价值。向熹结合《南方周末》的创刊与三次转型,说明正确的时代认识和价值认识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前提。
电视需要走出一条独特发展之路
电视作为一支重要的传媒力量,历来备受关注,随着传媒业发展,电视传播的内容与形式都在不断变化,也成为本期传媒领袖讲习班的讲授课题之一。
凤凰卫视专题部总监、“时事辩论会”主持人黄海波以《凤凰卫视的深度节目普及化》为题,展示了凤凰卫视深度节目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凤凰卫视以深度栏目做主力,采用纪录片和专题片栏目化的操作方式,做出品牌和优势,走出一条自己独特发展之路。尽管与国外大制作、大投入的纪录片相比,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就像国产汽车一样外观好、价格优、又实用,且足够满足用户需求。
他特别提到凤凰卫视的深度节目在进行选题时的要点:跟时间点、纪念日;遇突发事件反应快,“抢”报道;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胡智锋教授则对“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的潮流与趋势”做了详细梳理和分析。他以一个“品”字概括中国电视50年发展:1958年至1978年,以宣传品为主导;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生产作品为指导;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以产品为主导。
胡智锋教授认为,中国电视内容生产从潮流和趋势看,已进入了以产品制造和生产为追求的一个时代,但同时来自主流媒体的宣传要求和来自职业电视人的专业要求,也就是来自宣传品和作品的要求,使电视从业者在三“品”之间的选择不断徘徊、游移,我们不得不在三“品”之间选择一个重心,尽可能平衡三者,让“三者合一”。
他提出,“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影响成败”、“诗意提升现实”、“智慧改变世界”等理念可以帮助许多电视内容的生产者、从业者应对现实困难。
突发事件报道彰显传播能力
突发事件发生给公众心理带来不安和恐慌,而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功能发挥程度的好与坏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也是考量媒体和政府传播能力的一项指标。
“5·12”汶川大地震,国内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反应迅速、充分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四川广电集团总编辑、四川电视台副台长程朝阳介绍了四川电视台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新闻启动经历并总结出突发事件报道的经验。他认为在突发事件报道中要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媒体要建立应急机制与确定报道方式。他强调“不仅真实的事实需要报道,虚假的事实也需要报道”,虚假的事实报道出来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程朝阳指出,汶川地震报道带给我们很多启示:需建立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要加大应急队伍建设并采用新技术,电视台要继续强化直播报道等。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兼副社长章新新从国际传播力视角解读突发事件报道。他认为,由于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难以应对、经济危害越来越大等特点,其导致的社会矛盾愈加突出,所以要正确报道突发事件。他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媒体环境有序开放的今天,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成为众多媒体的一个文化追求。
章新新以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报道中媒体作为为例,通过列举一系列的事实数据证明,媒体在对后者报道中的行为在国际传播能力上有很大提升。尽管对突发事件报道在现实中面临种种困扰,但一个健康社会必须确保信息真实,这是传播能力的重要体现。
暨南大学副校长林如鹏教授就“应急状态下的新闻处置”探讨了政府应对危机所要遵循的原则等问题。他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不同,处置方式也不同。林如鹏主张应急状态下的新闻处置应遵循六原则:战略先行原则、预防第一原则、制度保障原则、全局利益原则、勇于担责原则、积极主动原则。他引用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在危机处理时的“3T”原则(Tell You Own Tale,Tell It Fast,Tell It All)和危机公关的5S原则(Shouldering the matter,Sincerity,Speed,System,Standard),说明突发事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果媒体或政府不能为公众提供相关的信息,就会丧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丧失了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林如鹏教授认为危机之后的新闻发布有三个不同形式:引导型、顺应型和抗击型,不同危机所需采取的新闻发布形式也不同。
媒体开放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作为一种日常伴随式的文化实践,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密切而复杂。媒介与社会关系也成为本期传媒讲习班最受关注的课题。
曾任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惠介绍了北京奥运会为树立国家形象留下的宝贵遗产。她认为筹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是传播中国形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关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媒体聚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真实的中国并展示国家形象,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舆论的偏见误解带来的影响及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膨胀带来的挑战等。因此需要创新工作方法,加大媒体沟通力度,作为北京奥运会新闻发言人也要了解媒体、服务媒体、引导媒体。
王惠认为,服务媒体就是服务奥运,服务国家形象。奥运之后,国际媒体依然高度关注中国,挑战与机遇仍旧并存:国内媒体竞争加剧,越来越注重实效,互联网等新媒体飞速发展形成新的舆论模式等。
“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被舆论界认为是国家公共关系的成功。”这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在题为《新闻与公关:合谋还是博弈?》的演讲中指出的。董天策教授从传播视域下分析公关的核心内涵以及公关与新闻的关联与区别。他指出如果新闻与公关合谋,那么,新闻的客观性法则将受到挑战,媒体的独立性将受到挑战,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将受到挑战。他主张新闻与公关的常态关系是传播博弈。
他认为应重新审视有关理论研究问题:“政府信息公开与新闻发言人制度”之类的论文题目,是否存在着思想认识的片面性?“应对媒体”是新闻学的研究课题还是传播学的课题?“政府新闻学”是一个学术创新还是学术名词的翻新?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就“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建立公共领域。他指出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很重要,一个现代国家公共领域里的权力分配以及互相制约是必要的,但这远远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用社会制约国家,权利制约权力。他认为要从三方面建构公共领域:建立权利的公共领域;建立社会的公共领域;建立市场的公共领域。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教授以《媒体开放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为题,分析了我国媒体日渐开放的态势以及媒体开放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关系。他首先从三个标志性事件入手分析我国传媒更加开放的态势:“汶川地震报道”中的四个“从来没有过”使之成为“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瓮安事件”报道成为敏感群体事件也要迅速公开报道的标志性事件;“躲猫猫事件”是民间舆论、传媒与官方对“事实真相”追求形成合力的标志性事件。范以锦以舆论监督六个时期的发展为例说明“媒体开放”的状况是由社会特定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的。他认为,舆论监督的第六个时期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当“跟随者”的现象值得思考。尽管最终强势主流媒体也参与并形成合力,但它的顺序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非强势传统媒体跟进——强势主流传统媒体最后进入。在新媒体时代,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推动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人们观念的转变,推动新闻的开放。传媒人应与时俱进地提升政治素养和业务素养,在新闻工作当中要当勇士,不要当“烈士”。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著名时评家鄢烈山深刻分析了中国近十年来时评的发展概况。他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在评论的发展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无论从都市报、从网络、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看时评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从FM365的十位签约评论员到“搜狐星空”,从《南方都市报》创办到《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专栏,中国媒体进入了卖观点的时代。鄢烈山指出,时评是一个小概念,再大一点的就是舆论环境,更大一点是全社会的言论自由,在日渐开放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对时评发展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时评写作者不要太看轻自己,也不要太看重自己。作为写作者,作为媒体工作者,时评人应该有良知和专业精神。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新闻系讲师)
14位演讲嘉宾既有来自香港凤凰卫视、中国新闻社、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四川广电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知名媒体高层、媒体资深人士,又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学术大家。他们的演讲主题角度不同,观点既相异又相融,让学员深受启发。14场系列讲座内容主要由4大板块组成: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及实践、突发事件报道与传播能力、电视内容生产与传播、媒介与社会,体现出“传媒业界+传媒学界”、“新闻传播领域+非新闻传播领域”的新形式、新特点。
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实践
过去30多年的中国传媒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从形式到内容,从理念到机制,中国传媒适时改革、时时创新。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媒体如何应对,中国传媒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势成为传媒精英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谈〈财经〉杂志网络化转型》的主题演讲中指出,《财经》杂志秉持“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以及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新闻原则造就其成为一家有影响力的成功媒体。《财经》采编团队从1999年创办财经网至今10年时间,历经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泡沫、低谷和高峰,仍然坚守原创财经资讯网站定位,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受众提供全方位的原创新闻和专业化信息,做到比《财经》杂志更多、更快、更广,这也是《财经》新媒体的使命。Web3.0时代的到来,海量无序的传播将被精准的、高信度的信息传播取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新媒体发展显得更重要。
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原社长、原总编辑吴松营介绍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深圳传媒业的发展”。伴随深圳特区崛起过程中的艰难与辉煌,深圳特区传媒业发展的奇迹令人惊叹——只有一个县级广播站的深圳,在短短时间内成长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开放的窗口”。
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作为一个传媒事业单位,首先一定要把媒体(报纸)办好。同时,又必须在经营管理工作上下大功夫。办好媒体离不开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支撑,深圳新闻人以“开荒牛精神”,大胆改革,促进深圳特区的传媒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吴松营指出深圳传媒业应该做“开路先锋”,做改革的排头兵,要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大胆去闯,中国报业仍然道路广阔、前途光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概述了中国传媒业30年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势。他分析我国大众传媒30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从传媒规制的重新构建到传播领域的“语法革命”。
他认为现阶段传媒竞争战略的新趋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传媒发展:从追求市场占有率到追求个人占有率。第二,传媒竞争:从“内容为王”到“产品为王”。媒介产品是一个远大于媒介内容的一个概念,其三要素为:载体、资讯和规则。在媒介产品的三个要素的运营整合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突出表现都有可能成为产品制胜的法宝,三者的系统整合所创造的合力则更有机会成就一个成功的媒介品牌。第三,从“巨内容”到“微内容”:在新媒体时代“微内容”正在而且将越来越强力地影响信息传播。同时,喻国明教授充分肯定了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中国传媒业30年发展中的重要性。
如何做好新闻?这是众多新闻学子的困惑。《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从操作层面探讨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时代认识和价值认识。
向熹用一句话开始他的演讲:身处历史性时期,应如何从内心到行为,摆脱孤高、庸俗之惑,承担历史的使命,传承民族文化,参与塑造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化,开启一个真实美好的时代。他认为2008年,成为我们理解时代的入口和抓手,对新闻方向的学生而言,有一个宏观的时代认识,是走上新闻岗位的前提。
对于时代认识,他认为,传媒是现实的载体,要弄清传媒的存在与发展的真谛,必须弄清传媒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奇迹般的大时代,机会众多、人心不安、价值纷繁。这一时代的传媒业在应对剧变时代的同时还要消化自身高速发展及同业竞争带来的紧张。
他指出,要回答新闻报道的规律,必须清晰传媒的终极价值,及传媒对社会价值建设的重要作用。现阶段中国传媒的价值主要是:其一,宣传阵地价值;其二,信息传播价值;其三,社会价值重建的推动者价值(促进对社会真、正义、和谐等价值的树立),而传播与激发“真”、“善”、“美”是传媒存在的终极价值。向熹结合《南方周末》的创刊与三次转型,说明正确的时代认识和价值认识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前提。
电视需要走出一条独特发展之路
电视作为一支重要的传媒力量,历来备受关注,随着传媒业发展,电视传播的内容与形式都在不断变化,也成为本期传媒领袖讲习班的讲授课题之一。
凤凰卫视专题部总监、“时事辩论会”主持人黄海波以《凤凰卫视的深度节目普及化》为题,展示了凤凰卫视深度节目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凤凰卫视以深度栏目做主力,采用纪录片和专题片栏目化的操作方式,做出品牌和优势,走出一条自己独特发展之路。尽管与国外大制作、大投入的纪录片相比,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就像国产汽车一样外观好、价格优、又实用,且足够满足用户需求。
他特别提到凤凰卫视的深度节目在进行选题时的要点:跟时间点、纪念日;遇突发事件反应快,“抢”报道;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胡智锋教授则对“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的潮流与趋势”做了详细梳理和分析。他以一个“品”字概括中国电视50年发展:1958年至1978年,以宣传品为主导;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生产作品为指导;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以产品为主导。
胡智锋教授认为,中国电视内容生产从潮流和趋势看,已进入了以产品制造和生产为追求的一个时代,但同时来自主流媒体的宣传要求和来自职业电视人的专业要求,也就是来自宣传品和作品的要求,使电视从业者在三“品”之间的选择不断徘徊、游移,我们不得不在三“品”之间选择一个重心,尽可能平衡三者,让“三者合一”。
他提出,“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影响成败”、“诗意提升现实”、“智慧改变世界”等理念可以帮助许多电视内容的生产者、从业者应对现实困难。
突发事件报道彰显传播能力
突发事件发生给公众心理带来不安和恐慌,而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功能发挥程度的好与坏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也是考量媒体和政府传播能力的一项指标。
“5·12”汶川大地震,国内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反应迅速、充分报道,满足公众知情权。四川广电集团总编辑、四川电视台副台长程朝阳介绍了四川电视台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新闻启动经历并总结出突发事件报道的经验。他认为在突发事件报道中要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媒体要建立应急机制与确定报道方式。他强调“不仅真实的事实需要报道,虚假的事实也需要报道”,虚假的事实报道出来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程朝阳指出,汶川地震报道带给我们很多启示:需建立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要加大应急队伍建设并采用新技术,电视台要继续强化直播报道等。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兼副社长章新新从国际传播力视角解读突发事件报道。他认为,由于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难以应对、经济危害越来越大等特点,其导致的社会矛盾愈加突出,所以要正确报道突发事件。他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媒体环境有序开放的今天,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成为众多媒体的一个文化追求。
章新新以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报道中媒体作为为例,通过列举一系列的事实数据证明,媒体在对后者报道中的行为在国际传播能力上有很大提升。尽管对突发事件报道在现实中面临种种困扰,但一个健康社会必须确保信息真实,这是传播能力的重要体现。
暨南大学副校长林如鹏教授就“应急状态下的新闻处置”探讨了政府应对危机所要遵循的原则等问题。他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不同,处置方式也不同。林如鹏主张应急状态下的新闻处置应遵循六原则:战略先行原则、预防第一原则、制度保障原则、全局利益原则、勇于担责原则、积极主动原则。他引用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在危机处理时的“3T”原则(Tell You Own Tale,Tell It Fast,Tell It All)和危机公关的5S原则(Shouldering the matter,Sincerity,Speed,System,Standard),说明突发事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果媒体或政府不能为公众提供相关的信息,就会丧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丧失了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林如鹏教授认为危机之后的新闻发布有三个不同形式:引导型、顺应型和抗击型,不同危机所需采取的新闻发布形式也不同。
媒体开放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作为一种日常伴随式的文化实践,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密切而复杂。媒介与社会关系也成为本期传媒讲习班最受关注的课题。
曾任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北京奥运新闻中心主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惠介绍了北京奥运会为树立国家形象留下的宝贵遗产。她认为筹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是传播中国形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关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媒体聚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真实的中国并展示国家形象,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舆论的偏见误解带来的影响及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膨胀带来的挑战等。因此需要创新工作方法,加大媒体沟通力度,作为北京奥运会新闻发言人也要了解媒体、服务媒体、引导媒体。
王惠认为,服务媒体就是服务奥运,服务国家形象。奥运之后,国际媒体依然高度关注中国,挑战与机遇仍旧并存:国内媒体竞争加剧,越来越注重实效,互联网等新媒体飞速发展形成新的舆论模式等。
“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被舆论界认为是国家公共关系的成功。”这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在题为《新闻与公关:合谋还是博弈?》的演讲中指出的。董天策教授从传播视域下分析公关的核心内涵以及公关与新闻的关联与区别。他指出如果新闻与公关合谋,那么,新闻的客观性法则将受到挑战,媒体的独立性将受到挑战,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将受到挑战。他主张新闻与公关的常态关系是传播博弈。
他认为应重新审视有关理论研究问题:“政府信息公开与新闻发言人制度”之类的论文题目,是否存在着思想认识的片面性?“应对媒体”是新闻学的研究课题还是传播学的课题?“政府新闻学”是一个学术创新还是学术名词的翻新?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就“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建立公共领域。他指出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很重要,一个现代国家公共领域里的权力分配以及互相制约是必要的,但这远远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用社会制约国家,权利制约权力。他认为要从三方面建构公共领域:建立权利的公共领域;建立社会的公共领域;建立市场的公共领域。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教授以《媒体开放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为题,分析了我国媒体日渐开放的态势以及媒体开放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关系。他首先从三个标志性事件入手分析我国传媒更加开放的态势:“汶川地震报道”中的四个“从来没有过”使之成为“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瓮安事件”报道成为敏感群体事件也要迅速公开报道的标志性事件;“躲猫猫事件”是民间舆论、传媒与官方对“事实真相”追求形成合力的标志性事件。范以锦以舆论监督六个时期的发展为例说明“媒体开放”的状况是由社会特定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的。他认为,舆论监督的第六个时期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当“跟随者”的现象值得思考。尽管最终强势主流媒体也参与并形成合力,但它的顺序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非强势传统媒体跟进——强势主流传统媒体最后进入。在新媒体时代,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推动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人们观念的转变,推动新闻的开放。传媒人应与时俱进地提升政治素养和业务素养,在新闻工作当中要当勇士,不要当“烈士”。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著名时评家鄢烈山深刻分析了中国近十年来时评的发展概况。他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在评论的发展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无论从都市报、从网络、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看时评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从FM365的十位签约评论员到“搜狐星空”,从《南方都市报》创办到《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专栏,中国媒体进入了卖观点的时代。鄢烈山指出,时评是一个小概念,再大一点的就是舆论环境,更大一点是全社会的言论自由,在日渐开放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对时评发展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时评写作者不要太看轻自己,也不要太看重自己。作为写作者,作为媒体工作者,时评人应该有良知和专业精神。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新闻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