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林语堂说过，“如果说中国人非常重视某种东西……是食物。”据专家考证，年夜饭在汉朝就开始吃了，一直延续至今，其中的精神和文化内涵一直伴随在我们左右。“年夜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年夜饭又叫“年庚饭”“年更饭”“团年饭”等。年夜饭是团圆的滋味，也是人生的滋味。
　　634年的春节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做了一件世人十分难以理解的事情，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释放了390名囚犯，允许回家看望家人去吃年夜饭，这些囚犯和唐太宗约定，一定会回来受刑。后来就开始有人产生质疑，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囚犯不会回来受刑，毕竟这些都是死刑犯，回来接受死刑，有谁会愿意呢？其中这些囚犯中，有一些还是作恶多端，若是放出来会不会造成什么大乱子？然而李世民却顶着这些质疑，将这些囚犯释放了。结果没有让李世民失望，囚犯们纷纷定期回来受刑，当这一幕出现，众大臣们都吃惊不已。李世民也很满意这一结果，最终李世民并没有处死这些囚犯，而是将其都释放了。李世民给出的解释是，诚信之人还有善心，并非恶人，有悔改之心，就应该得到一个改过的机会。之后不仅这些囚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李世民还赢得了世人的称赞。李世民也因为此举，得到仁慈之君的历史称号。此事最终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1910年春节
　　末代皇帝溥仪那年四岁。按照惯例，皇室会在太和殿举行国宴，招待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宴会菜品极尽奢靡。据记载，“太和殿大宴原设宴桌210席，用羊百只、酒百瓶。”事实上，4岁的溥仪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因为他还太小。
　　半个世纪后……
　　1962年的春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溥仪，还请了章士钊等作陪，桌上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唯一能撑点场面的是有瓶葡萄酒。
　　1913年的春节
　　公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每年的今天，公元1月1日，就是中华民国的元旦，可民间不接受，依旧过农历春节。1913年1月21日，民国的内政部一名官员向袁世凯建议设立四节，即：农历初一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袁世凯批准执行。这是第一次春节的名称出现。“春节”的诞生，意味着北洋军阀对被革命冲击的古制进行恢复的努力。但在1914年春节，并未举行传统的祭天礼。媒体称，这是因为政治会议讨论该案未决的缘故。这意味着统治阶层内部对此尚有分歧。不过总统府在这一天举行了“新年之常礼”。正月十五的元宵改名为汤圆。
　　1935年的春节
　　时间总能改变一个人，比如鲁迅。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青年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18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能让鲁迅转变的，是爱情。和许广平谈上恋爱之后，鲁迅便开始享受世俗的过年气息。1927年，他们正在广州热烈进行地下恋爱，原本不爱过旧历年的鲁迅，兴致勃勃地带着许广平逛广州的新年花市。在越秀公园，你很难想象鲁迅先生，居然会因为过于兴奋，从越秀公园的高处跳下，跌伤了脚，也许这都是恋爱的功劳。许广平也安排着鲁迅的衣食住行，年前送他六条鲮鱼，初一又送茶食四种，也许食物不过是借口，恋人们总需要一些理由，才能常常见面。等搬到上海，魯迅便彻底和过年和解了。他在上海的九个春节，有时和许广平去看电影，有时约周建人全家吃饭，萧军、柔石等青年在上海无家可归，鲁迅也热情地招待他们。柔石记得鲁迅家的年夜饭菜很好，“鸡、肉都有”，鲁迅还拿出自己藏的洋酒，这是柔石第一次喝“外国酒”。和坚持在家吃饭的京朝派唐鲁孙、梁实秋不同，鲁迅甚至不排斥出外吃年饭，1936年大年初六，他邀请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这是他与亲友们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
　　1949年的春节
　　过年时最怕吵架，1941年，蒋介石因为和宋美龄吵架，只能一个人过年，因为“第一夫人”赌气跑去香港，没有回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1949年1月28日，又是一个农历除夕。这一天，蒋介石在奉化溪口老家“饮屠苏酒，吃辞年饭”，饭后还有小型京剧堂会。次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晚上“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这个春节，让蒋经国记了一辈子，“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这是蒋氏父子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也许在那时，蒋介石便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
　　1979年的春节
　　《解放军日报》一篇《回忆1979年临战前的春节：在南疆橡胶林枕戈待旦，除夕会餐突然开荤》中写道，“38年前的1979年，春节也是1月28日，可那一年，直到除夕，我都还浑然不觉。1979年1月初，入滇参加边境作战的我们高炮营开进至云南河口。一日凌晨，车辆火炮停在红河边上一座长满橡胶树的山下……队伍解散后，以班为单位在橡胶树旁的空地上围成一圈，或蹲或坐。菜肴盛在各自洗净的脸盆里，主食既没有北方人爱吃的水饺，也没有南方人青睐的米线，仍是一成不变的米饭，唯一的亮点是荤菜充足。炊事班长高声承诺：“今天肥肉瘦肉管够，保证供应。”有人小声接着应答：“都吃好喝好啊，说不定这是最后的会餐了。”人们以水当酒庆祝新年，林子里洋溢着愉悦欢快的气氛，我的心却难以平静。大战在即，这顿年夜饭对谁都有可能是“最后的会餐”！我们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当年入伍的新兵。毕竟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接受的教育相对较少，刚到部队就遇上了战事。此时，他们的情绪还稳定吗？天色渐暗，冬季的橡胶林入夜后寒意袭人。我随着散去的人流来到主营区，马灯闪烁，其乐融融，战士们有的下棋、打扑克;有的聊天、听广播……我把来自云南、贵州的两个新战士叫到一起，详细了解了他俩的家庭情况、家乡过年的习俗、当兵的经过。“要打仗了，怕不怕？”我开诚布公地问。“不怕！”满脸稚气的两人摇摇头，回答得很响亮。我感到欣慰，身为军人，畏战怯战是最可耻的。
　　1981年春节
　　1981年，农历新年之前的一天，在台北市外双溪张大干的住所里，张大干准备宴请贵宾张学良，并亲笔书写了菜单：干贝鸭掌、红油猪蹄、菜薹腊肉、蚝油肚条。后来又增加了：六一丝、葱烧乌参、绍酒焖笋、干烧明虾。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学良约定的吃饭那天，临时有事没能赴宴，张大千只好把这张经过深思熟虑的菜单留了下来。直到正月十六，张学良才来到了张大千的居所，两人共同品尝了这菜单上的一道道美食。在张学良登门赴宴的时候，这张张大千不经意书写出来的菜单，张学良却十分喜欢。根据张大千亲友的回忆，张学良看见这张菜单以后，非常喜欢，把每一道菜都念了一遍，还戏谑地对张大千说道：“大千，你今天准备的菜可真不少。”张大干大笑着回答：“过年嘛，总不能让你吃牛肉面。”最后，这个菜单也被张学良带走，珍藏起来。两年后张大千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