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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纵观《韩非子》一书，其思想精神博大精深，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治国安民、君臣相处、选择人才、制定法度以及对老子哲学的扬弃等内容，集中体现了法家“法术势”的思想内涵。《韩非子》中没有专门论兵的篇章，只是在一些篇章中夹杂了一些零碎的兵学思想；韩非强调依法治军，富国强民，强调“力”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也推崇“兵不厌诈，诈敌制胜”的实际意义，韩非还强调实践在选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思想对当今军事发展仍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 兵学 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a）-0127-02
韩非子，战国晚期韩国人，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中这样记述了韩非的生平与《韩非子》的成书。
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立场上，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法制思想和荀子思想中的重法观点，又批判的吸收了老子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深刻的批判了孔孟儒家正统学派的学说，构成了一个最大的法家思想体系。这个体系集中的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要求与愿望，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统一国家奠定了统一基础。韩非子为建立集权国家出谋划策，涉及到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具体方略，行文中不自觉流露出如何使战争更好的服务于专制集权的考虑，从而产生了独到的兵学思想。
1 韩非兵学思想之富国强民
韩非强调富国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的富国和儒家不同，儒家强调民富是因，国富是果，而韩非则认为国富是民富的前提条件，“使民以力则富”，诠释一下就是使人民为了衣食和生存而被迫为国家效力，从而使国家富强；那么如何能使百姓为国家效力呢，那就是靠法治，“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其民能，明诽誉以劝阻。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形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八经》），这就集中体现出了君王充分利用刑法，有功则赏，无功则罚，来激励人民为国效劳。
韩非还强调农耕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对待农耕的态度是决定国富民强的先决条件。《心度》篇中“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越力于地”即是对埋头耕耘的鼓励和推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着寡”（《五蠹》）则体现了杜绝空谈，推行实干的作风；同时韩非还认为脑力劳动者过多则会导致贫困，从事体力劳动多的人就会国富：“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五蠹》）
在致富的道路上，韩非还提出了有名的“开源节流”思想：“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者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南面》），这就体现出入多，出少，才能有积蓄，才能成就国富，才能强民，这种经济思想在当今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2 韩非兵学思想之“力”
韩非在许多有关战争的根本问题上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与荀子的兵学思想大为不同，荀子主张用兵要“仁义为本，贵德不贵力；严令繁刑不足以威”，同时荀子继承和改造了前人的王霸思想，集中对传统儒家的王霸观进行了重大发展，并充分运用到了兵学思想中。荀子是既崇德又尚力的，“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荀子×王制》）。韩非则不然，非常崇尚“力”在战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公然宣称，“仁义不足以救国、威势可以禁暴，当今争于力气”。《外储说左上》就记录了韩非非常不认同的“宋襄公之仁”，毛泽东读到这一段历史，也毫不留情的写下了“蠢猪”的评语；《五蠹篇》中就集中阐述了韩非对“力”的见解：韩非认为先王之政虽然好，但那只能使用于古代，如果还有人想把它搬到今天，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仁义”在上古可以兴国，在中世则只能亡国，到了春秋之后，连“智谋”也行不通了，完全是凭“气力”进行斗争。所以他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心度篇》说：“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这是说，能在农耕上发挥出力量的国家就强盛，富强而发展不受阻碍，就可以称王天下了。“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外储说左上》）。权势就是君主的生命，如果没有了权势，那么君主就是一个干枯的骷髅，只有一副骨架做摆设，吓唬吓唬人而已，却没有真正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遑论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上古亟于德……当今争于力（《五蠹》）、力多则人朝，故明君务力”（《显学》），以此观之，韩非是主张推崇和主张力的；儒家则大为不同，总是以仁义为标榜，以德服人，以诚感人，内圣开出外王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孟子极端抵触霸道不同，韩非则露骨的推崇“力”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实力说话。
3 韩非兵学思想之诡诈
诡诈其实是韩非子对“术”的运用，在兵学思想中主要表现为诡诈。《韩非子》全书对“术”的讨论远远超过了对“法”和“势”的篇幅，其中诡诈之术多用于战争。《说林上》记述了智伯从骄横跋扈到最后自取灭亡的全过程，以此来说明“先予后取”的权术，它说：智伯索地于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无故请地，故弗予。”任章曰：“无故索地，邻国必恐，彼重欲无厌，天下必惧。君予之地，智伯必骄而轻敌，临邦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则智伯之命不长矣。《说难》中讲述了郑武公伐胡的故事，体现出了诈敌制胜的妙处：昔者郑武公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说林上》还记述了魏文侯借道于赵而攻中山，赵素侯先是不答应，后来经过臣下的劝说，权衡了利弊，以进为退，佯装作非常不愿意放行，其实是坐收放行之后的渔翁之利。 诡诈思想不符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也历来被冠以“厚黑、狡诈”之名而被人唾弃，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都是你死我活相互争夺生存权，弱肉强食。在这个大背景下韩非所推崇的“诡诈”思想在战争中就显得非常重要，疑兵之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都是就为本国赢得生存权的良好路径，符合本国的利益，也是残酷竞争下的必由之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还大讲仁义无疑是不理智，也是行不通的。宋襄公的悲剧已经摆在人们面前。在《难一》中，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重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衷信；战阵之闲，不厌伪诈。君其诈之而已矣。”最后韩非还对由此产生的“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进行了批判，认为以诈取胜是可持续的，是可以达到万世之利。足见韩非对诡诈之术的不反对甚至有所推崇。
除此之外，韩非还强调了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国家经济基础的好坏决定了战争是否能取胜，谋略是否能实施成功：“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五蠹》）在选将方面，韩非说出了“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发於卒伍”。表达出了优秀将领都是源自基层，有着自上而下的经历。也只有经历层层淬火，才能担当大任。这里也蕴含了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到现今看来，仍然很具有启示意义。其次，韩非还注重战争中的心理因素，强调思想统一，其利断金。《心度篇》说：“用兵者，服战于民心，兵战其心者胜，先战者胜”就是说的在用兵作战之前，就要使军民的思想适应于战争，树立起战争观念，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这样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更是军事动员思想的先祖。
总之，韩非的兵学思想是其集大成的法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批判了儒家关于对战争的认识，创造性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强调“力”和诡诈在战争中的作用，充分重视国富民强是战争的前提基础，他把军事和政治紧密的结合起来，非常具有前瞻性，对于当今时代的军队建设，治兵方略都有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2]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上，下）[M].中华书局，1988.
[4] 胡显中.韩非子的奉法富国论[J].中华魂，2001（4）：42-43.
[5] 方克.中国军事辩证法史[M].中华书局，1992，5：362-364.
关键词：韩非子 兵学 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a）-0127-02
韩非子，战国晚期韩国人，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中这样记述了韩非的生平与《韩非子》的成书。
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立场上，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法制思想和荀子思想中的重法观点，又批判的吸收了老子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深刻的批判了孔孟儒家正统学派的学说，构成了一个最大的法家思想体系。这个体系集中的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要求与愿望，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统一国家奠定了统一基础。韩非子为建立集权国家出谋划策，涉及到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具体方略，行文中不自觉流露出如何使战争更好的服务于专制集权的考虑，从而产生了独到的兵学思想。
1 韩非兵学思想之富国强民
韩非强调富国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的富国和儒家不同，儒家强调民富是因，国富是果，而韩非则认为国富是民富的前提条件，“使民以力则富”，诠释一下就是使人民为了衣食和生存而被迫为国家效力，从而使国家富强；那么如何能使百姓为国家效力呢，那就是靠法治，“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其民能，明诽誉以劝阻。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形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八经》），这就集中体现出了君王充分利用刑法，有功则赏，无功则罚，来激励人民为国效劳。
韩非还强调农耕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对待农耕的态度是决定国富民强的先决条件。《心度》篇中“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越力于地”即是对埋头耕耘的鼓励和推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着寡”（《五蠹》）则体现了杜绝空谈，推行实干的作风；同时韩非还认为脑力劳动者过多则会导致贫困，从事体力劳动多的人就会国富：“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五蠹》）
在致富的道路上，韩非还提出了有名的“开源节流”思想：“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者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南面》），这就体现出入多，出少，才能有积蓄，才能成就国富，才能强民，这种经济思想在当今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2 韩非兵学思想之“力”
韩非在许多有关战争的根本问题上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与荀子的兵学思想大为不同，荀子主张用兵要“仁义为本，贵德不贵力；严令繁刑不足以威”，同时荀子继承和改造了前人的王霸思想，集中对传统儒家的王霸观进行了重大发展，并充分运用到了兵学思想中。荀子是既崇德又尚力的，“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荀子×王制》）。韩非则不然，非常崇尚“力”在战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公然宣称，“仁义不足以救国、威势可以禁暴，当今争于力气”。《外储说左上》就记录了韩非非常不认同的“宋襄公之仁”，毛泽东读到这一段历史，也毫不留情的写下了“蠢猪”的评语；《五蠹篇》中就集中阐述了韩非对“力”的见解：韩非认为先王之政虽然好，但那只能使用于古代，如果还有人想把它搬到今天，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仁义”在上古可以兴国，在中世则只能亡国，到了春秋之后，连“智谋”也行不通了，完全是凭“气力”进行斗争。所以他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心度篇》说：“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这是说，能在农耕上发挥出力量的国家就强盛，富强而发展不受阻碍，就可以称王天下了。“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外储说左上》）。权势就是君主的生命，如果没有了权势，那么君主就是一个干枯的骷髅，只有一副骨架做摆设，吓唬吓唬人而已，却没有真正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遑论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上古亟于德……当今争于力（《五蠹》）、力多则人朝，故明君务力”（《显学》），以此观之，韩非是主张推崇和主张力的；儒家则大为不同，总是以仁义为标榜，以德服人，以诚感人，内圣开出外王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孟子极端抵触霸道不同，韩非则露骨的推崇“力”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实力说话。
3 韩非兵学思想之诡诈
诡诈其实是韩非子对“术”的运用，在兵学思想中主要表现为诡诈。《韩非子》全书对“术”的讨论远远超过了对“法”和“势”的篇幅，其中诡诈之术多用于战争。《说林上》记述了智伯从骄横跋扈到最后自取灭亡的全过程，以此来说明“先予后取”的权术，它说：智伯索地于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无故请地，故弗予。”任章曰：“无故索地，邻国必恐，彼重欲无厌，天下必惧。君予之地，智伯必骄而轻敌，临邦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则智伯之命不长矣。《说难》中讲述了郑武公伐胡的故事，体现出了诈敌制胜的妙处：昔者郑武公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说林上》还记述了魏文侯借道于赵而攻中山，赵素侯先是不答应，后来经过臣下的劝说，权衡了利弊，以进为退，佯装作非常不愿意放行，其实是坐收放行之后的渔翁之利。 诡诈思想不符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也历来被冠以“厚黑、狡诈”之名而被人唾弃，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都是你死我活相互争夺生存权，弱肉强食。在这个大背景下韩非所推崇的“诡诈”思想在战争中就显得非常重要，疑兵之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都是就为本国赢得生存权的良好路径，符合本国的利益，也是残酷竞争下的必由之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还大讲仁义无疑是不理智，也是行不通的。宋襄公的悲剧已经摆在人们面前。在《难一》中，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重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衷信；战阵之闲，不厌伪诈。君其诈之而已矣。”最后韩非还对由此产生的“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进行了批判，认为以诈取胜是可持续的，是可以达到万世之利。足见韩非对诡诈之术的不反对甚至有所推崇。
除此之外，韩非还强调了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国家经济基础的好坏决定了战争是否能取胜，谋略是否能实施成功：“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五蠹》）在选将方面，韩非说出了“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发於卒伍”。表达出了优秀将领都是源自基层，有着自上而下的经历。也只有经历层层淬火，才能担当大任。这里也蕴含了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到现今看来，仍然很具有启示意义。其次，韩非还注重战争中的心理因素，强调思想统一，其利断金。《心度篇》说：“用兵者，服战于民心，兵战其心者胜，先战者胜”就是说的在用兵作战之前，就要使军民的思想适应于战争，树立起战争观念，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这样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更是军事动员思想的先祖。
总之，韩非的兵学思想是其集大成的法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批判了儒家关于对战争的认识，创造性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强调“力”和诡诈在战争中的作用，充分重视国富民强是战争的前提基础，他把军事和政治紧密的结合起来，非常具有前瞻性，对于当今时代的军队建设，治兵方略都有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2]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上，下）[M].中华书局，1988.
[4] 胡显中.韩非子的奉法富国论[J].中华魂，2001（4）：42-43.
[5] 方克.中国军事辩证法史[M].中华书局，1992，5：362-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