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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曾就文化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这在中共历次全会中尚属首次，意义深远，所作出的决定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全会提出“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又号召我们“创立新知”。如何理解、领会、实践“文化创新”？我认为，关键是必须深刻理解创新是文化的特性。这里谈几点学习体会。
1.文化的定义决定文化使命
广义的文化包含物质生产，也就是包含经济。狭义的文化虽然不包含经济，但是，专指人类精神现象的狭义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因此，可以认为：文化是经济建设的引领和支撑。过去一度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是有很大片面性的，是对文化的藐视。为什么不是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呢？为什么不可以是经济与文化共同搭台，共同唱戏呢？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从根本上说，大量的应当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是基础，基础就是搭台。
我们国家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不过，“高度重视”的“高度”是个可变量。高度没有“顶峰”，高了还可以再高。“四项建设”原来的排序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排序是指导思想的反映。根据文化的定义和内涵，是否可以建议把“文化建设”提到政治建设的前面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较之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大转折和进步，在今天仍然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不是也可以进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呢？值得研究。
2.文化的功能决定了文化创新的迫切性
物质生产有生产力。有学者著书立说，大胆地提出文化生产也应该有“文化力”。不管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
文化的凝聚力犹如地心引力。同质文化会使人手拉手，抱成一团。异质文化处理得好，可以互补融合，实现多元一体；处理不当，会导致国家分裂。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裂，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文化不同。中国的民族关系之所以坚如磐石，是因为我们共同沐浴在中华文化之中。56个民族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有文化巨匠，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文化增添光彩。
文化的辐射力是久远的。文化既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也会以原有的形式长久存在。文化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有始无终，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文化功能的特性要求文化“一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3.文化的内部矛盾构成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当今中国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五种：一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三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四是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五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矛盾。
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为例。没有外来文化的引进，自然不存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可是，不许外来文化进来，可能吗？曾记否？20多年前，某些人力主只能引进技术，不能引进文化。结果呢？外来文化随着历史的车轮进来了。进来了，就必然同本土文化发生矛盾。随着交流而来的既会是交融，也会有交锋。有交锋的交融才不是“拿来主义”。“不打不成交！”矛盾既促使人们对外来文化扬弃，也提醒人们对本土文化一分为二。扬弃的过程，一分为二的过程就是提升，就是合二为一。在交流中丰富，在交锋中提升，在交融中传播，这就是文化活动的规律，这也是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4.文化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地说，这30多年的突飞猛进，无不归功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也是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可能；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这是主流。支流是：在有些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严重缺乏“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些人嘴上“说解放”，骨子里“怕解放”。更有甚者，他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人家一拿出具体革新措施，他就暴跳如雷，出来扣大帽子。当然，这些人也有进步，那就是只扣帽子，不打棍子，至少是没有用物理的方法往生理上打棍子。但是，他们毕竟是思想解放的桎梏和枷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解放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对文化人来讲，要从“急功近利”中解放出来。没有“十年辛苦对青灯”的精神是很难有作为的。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官学双得”中解放出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传统。仕者无学是不行的。可是，学者热衷于当官也是很可怕的。因为有学问的未必都能把官当好。有些文化人即使也够当官的料，如果更适合做学问，那也不必去当官，不必看中官员握有的那些资源。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我们中国人搞文化创新，无论如何也得以中国这片热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践是创新的沃土。实践是不断变化的。
文化人要解放思想，文化管理层更应该思想大解放。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要从“顺我者昌”中解放出来。由于各人的思想修养、社会阅历、艺术感知力以及文学素养不同，对同一作品会有迥然不同的解释。这说明对文化评价是有相对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管理者就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当作绝对真理，就不能总是自以为是，有时也要来一点自以为非。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还要从“多数意识”中解放出来。在社会生活中，要求同存异；在文化创新上，要求异存同。因为，创新是超前，是出众，是一改故辙，是另起炉灶，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既然是“独”，就不可能是多数。“出众”的就不会是跟着多数“从众”。“超前”的也不可能是多数。
文化创新的过程是痛苦的，要耐得住寂寞，担得住指责，还要抛得了荣华。文化创新的成果是造福于民族、造福于人类的。
（作者系原全国政协常委、原民进中央副主席）
1.文化的定义决定文化使命
广义的文化包含物质生产，也就是包含经济。狭义的文化虽然不包含经济，但是，专指人类精神现象的狭义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因此，可以认为：文化是经济建设的引领和支撑。过去一度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是有很大片面性的，是对文化的藐视。为什么不是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呢？为什么不可以是经济与文化共同搭台，共同唱戏呢？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从根本上说，大量的应当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是基础，基础就是搭台。
我们国家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不过，“高度重视”的“高度”是个可变量。高度没有“顶峰”，高了还可以再高。“四项建设”原来的排序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排序是指导思想的反映。根据文化的定义和内涵，是否可以建议把“文化建设”提到政治建设的前面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较之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大转折和进步，在今天仍然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不是也可以进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呢？值得研究。
2.文化的功能决定了文化创新的迫切性
物质生产有生产力。有学者著书立说，大胆地提出文化生产也应该有“文化力”。不管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
文化的凝聚力犹如地心引力。同质文化会使人手拉手，抱成一团。异质文化处理得好，可以互补融合，实现多元一体；处理不当，会导致国家分裂。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裂，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文化不同。中国的民族关系之所以坚如磐石，是因为我们共同沐浴在中华文化之中。56个民族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有文化巨匠，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文化增添光彩。
文化的辐射力是久远的。文化既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也会以原有的形式长久存在。文化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有始无终，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文化功能的特性要求文化“一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3.文化的内部矛盾构成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当今中国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五种：一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三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四是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五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矛盾。
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为例。没有外来文化的引进，自然不存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可是，不许外来文化进来，可能吗？曾记否？20多年前，某些人力主只能引进技术，不能引进文化。结果呢？外来文化随着历史的车轮进来了。进来了，就必然同本土文化发生矛盾。随着交流而来的既会是交融，也会有交锋。有交锋的交融才不是“拿来主义”。“不打不成交！”矛盾既促使人们对外来文化扬弃，也提醒人们对本土文化一分为二。扬弃的过程，一分为二的过程就是提升，就是合二为一。在交流中丰富，在交锋中提升，在交融中传播，这就是文化活动的规律，这也是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4.文化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地说，这30多年的突飞猛进，无不归功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也是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可能；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这是主流。支流是：在有些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严重缺乏“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些人嘴上“说解放”，骨子里“怕解放”。更有甚者，他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人家一拿出具体革新措施，他就暴跳如雷，出来扣大帽子。当然，这些人也有进步，那就是只扣帽子，不打棍子，至少是没有用物理的方法往生理上打棍子。但是，他们毕竟是思想解放的桎梏和枷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解放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对文化人来讲，要从“急功近利”中解放出来。没有“十年辛苦对青灯”的精神是很难有作为的。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官学双得”中解放出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传统。仕者无学是不行的。可是，学者热衷于当官也是很可怕的。因为有学问的未必都能把官当好。有些文化人即使也够当官的料，如果更适合做学问，那也不必去当官，不必看中官员握有的那些资源。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我们中国人搞文化创新，无论如何也得以中国这片热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践是创新的沃土。实践是不断变化的。
文化人要解放思想，文化管理层更应该思想大解放。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要从“顺我者昌”中解放出来。由于各人的思想修养、社会阅历、艺术感知力以及文学素养不同，对同一作品会有迥然不同的解释。这说明对文化评价是有相对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管理者就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当作绝对真理，就不能总是自以为是，有时也要来一点自以为非。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还要从“多数意识”中解放出来。在社会生活中，要求同存异；在文化创新上，要求异存同。因为，创新是超前，是出众，是一改故辙，是另起炉灶，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既然是“独”，就不可能是多数。“出众”的就不会是跟着多数“从众”。“超前”的也不可能是多数。
文化创新的过程是痛苦的，要耐得住寂寞，担得住指责，还要抛得了荣华。文化创新的成果是造福于民族、造福于人类的。
（作者系原全国政协常委、原民进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