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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反映了当时中国特殊的思想状况，其强大的文化逻辑在整个文化界都引起广泛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和反思当时盛行的文化背后逻辑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文将从其起点——重构与错位的“五四”传统、过程——欲“破”当“立”的文学合法化追求以及终点——当代启蒙的困境三个方面来反思80年代的文化逻辑。
反思一：起点——重构与错位的“五四传统”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文化及思想状况与“五四传统”之间有密切关系，是一个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的观点，没有人会怀疑其中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80年代开端的时刻，在思想解放运动大潮下，20世纪70到80年代的转折期被认为是重新高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新时期。在后期，整个80年代都以“五四传统”作为新的文学观发展的理论基础。人们是在对“五四”的重新想象中建构属于80年代新的文化逻辑。
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80年代重要的文论，这篇文论的观点基本上构成了80年代思想路线的文化主流，他认为“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压倒了“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启蒙运动，而这种革命性的政治实际上是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是实用理性，并非是真正的学理上的选择。处于70到80年代转折期的人们，迅速接受了李泽厚的这一观点，并认为80年代是新时期的开始，要恢复“五四传统”、重新宣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无疑，此时的“五四精神”与1919年的“五四精神”已不是同一概念，“五四传统”被重构和错位到了80年代。
其次，现代中国对于“五四传统”的讲述从来都是不一样的，除了20世纪初“五四传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外，每个阶段的人们在讲述“五四传统”时都是在选取其中部分资源来利用，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80年代也不例外，80年代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种特定的视角、特定的讲述方式就已经说明此时的“五四传统”不同于20世纪初的“五四传统”。“五四时期”的反对对象是具体的孔教、儒家、家族制度等，是与儒家之外的诸子学说分开的，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国故”也是分开的，但80年代的文化逻辑却把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以传统与现代这一对偶的结构来待之。
20世纪80年代的“五四传统”固然带有本质化的特征，但此时的“五四”不是历史的“五四”，更不是20世纪初期的“五四”，因为这里的“五四传统”肩负着对新时期文学定位的使命，也就是说80年代的“五四传统”是一种被重构和寓言化的“五四传统”。
反思二：过程——欲“破”当“立”的文学合法化追求
80年代的文学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新概念，那个年代对文学经典颠覆与再建的频率、动作，在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都是罕见的。这时期的创作可以被誉为是欲“破”当“立”的文学合法化追求，在破除革命、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再造属于80年代的审美、人性的新启蒙话语系统。
在70年代末期，第一个被预设的成规就是“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述说对象主要是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受到身体和精神上伤害的各阶层人员，而其中最主要的对象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所以在当时，对“伤痕”的展示、诉说和批判，便成为全国上下尤其是知识分子“历史叙事”中最常见和最醒目的形态之一。此时的“伤痕文学”还隐藏着对新文学合法性的追求，新时期、新人物、新主题的出现都是建立在与旧时期、旧人物、旧主题的对立上。在“伤痕文学”中，有着对“政治一体化”的极大痛诉，这种情感宣泄迅速得到读者们的接受。
到了“寻根”文学时期，重树的经典迅速终结了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此时的经典定位是以中國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韩少功提出作家有责任“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但这种民族传统的激发是在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物下进行的，“寻根”意识的产生是“乡村”与“中国”的耦合。可以说，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流行，激发出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从而产生出“寻根”的诉求。另一方面，拉美文学作品《百年孤独》的获奖，使中国作家找到一种超越模仿而又能进入现代世界的途径，那就是“寻根”路径。
就在“寻根文学”风头正健时，又一个文坛神话——“先锋文学”出现。它是以抗拒现实的东西来表明其先进立场的。可以说，“先锋文学”是典型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模仿来争夺自己在80年代文学中话语权的文学类型。形式与虚构成了“先锋文学”的总体特征，语言、叙事这些传统的写作手法在“先锋”作家笔下都成了实验，是对抗“现实”的实验。这种实验显然是为了与之前的现实主义写作划分界限。但是一旦抽离了“先锋”写作的“形式”，剩下的则变得支离破碎。这也是“先锋”写作始终与大众读者有巨大隔离感的原因。
80现代的文学实践，都是在欲“破”当“立”的逻辑上来否定前者、建构自身。无论是 “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是相继终结前者，奠定自己的经典地位，虽然这种热潮盛行一时，但终究沉寂下去。
反思三：终点——当代启蒙的困境
启蒙在当下所面临的重重困境是能成为反思80年代文化逻辑的最佳理由，在当下甚至有“启蒙终结论”的说法，而且这种力量不断冲击启蒙文学史观。总的来说，当代启蒙所面临的困境是“中国崛起”的模式下对80年代建立起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价值的冲击。80年代呼唤的中华民族复兴是以“个人”为基础，甚至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这种价值模式是放在世界标准之上，架空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西方普世价值观开始出现人性僵化、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弊端，而停滞不前的启蒙主义无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国家主义的价值开始凸显。
就当下中国现状来说，启蒙的发展面临着三股思潮的瓦解。首先是国家主义的冲击，启蒙宣扬的核心是人而不是国家，但自从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以独立国家身份开始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后，国人们开始有了强大的国家荣誉感。其次是古典主义的冲击，以奥·斯特劳斯为主的西方学者掀起古希腊的经典热，提倡自然正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在新的时代重新发挥价值，全国上下都兴起国学热。最后是多元现代性的冲击，最先从日本引入东亚现代性的概念，肯定了作为轴心文明国家之一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其实，这所有的冲击潮流都是以“中国崛起”为核心诉求的另类现代性的表现，即中国特色、中国本位、中国立场。
早在西方，启蒙就遭遇了虚无主义危机的影响。但西方在启蒙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国内却在大肆宣扬西方的现代性精神，无疑这是一种中西语境的错位。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后，自身对启蒙的意义也产生了怀疑，开始怀疑当初所坚持的启蒙是否能真正产生价值，是否就是最好的价值观，为什么在面临新的问题时，启蒙无法解决。
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逻辑，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每一个此时此地的文化话语的形成都有其特有的观念体系层面以及物质体制层面的原因，不是随意借用和重构就能形成的，80年代的文化逻辑不仅在时间上挪用了“五四”的话语资源，还借用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附加到了中国的语境当中。
（湖北大学文学院）
反思一：起点——重构与错位的“五四传统”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文化及思想状况与“五四传统”之间有密切关系，是一个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的观点，没有人会怀疑其中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80年代开端的时刻，在思想解放运动大潮下，20世纪70到80年代的转折期被认为是重新高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新时期。在后期，整个80年代都以“五四传统”作为新的文学观发展的理论基础。人们是在对“五四”的重新想象中建构属于80年代新的文化逻辑。
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80年代重要的文论，这篇文论的观点基本上构成了80年代思想路线的文化主流，他认为“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压倒了“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启蒙运动，而这种革命性的政治实际上是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是实用理性，并非是真正的学理上的选择。处于70到80年代转折期的人们，迅速接受了李泽厚的这一观点，并认为80年代是新时期的开始，要恢复“五四传统”、重新宣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无疑，此时的“五四精神”与1919年的“五四精神”已不是同一概念，“五四传统”被重构和错位到了80年代。
其次，现代中国对于“五四传统”的讲述从来都是不一样的，除了20世纪初“五四传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外，每个阶段的人们在讲述“五四传统”时都是在选取其中部分资源来利用，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80年代也不例外，80年代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种特定的视角、特定的讲述方式就已经说明此时的“五四传统”不同于20世纪初的“五四传统”。“五四时期”的反对对象是具体的孔教、儒家、家族制度等，是与儒家之外的诸子学说分开的，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国故”也是分开的，但80年代的文化逻辑却把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以传统与现代这一对偶的结构来待之。
20世纪80年代的“五四传统”固然带有本质化的特征，但此时的“五四”不是历史的“五四”，更不是20世纪初期的“五四”，因为这里的“五四传统”肩负着对新时期文学定位的使命，也就是说80年代的“五四传统”是一种被重构和寓言化的“五四传统”。
反思二：过程——欲“破”当“立”的文学合法化追求
80年代的文学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新概念，那个年代对文学经典颠覆与再建的频率、动作，在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都是罕见的。这时期的创作可以被誉为是欲“破”当“立”的文学合法化追求，在破除革命、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再造属于80年代的审美、人性的新启蒙话语系统。
在70年代末期，第一个被预设的成规就是“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述说对象主要是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受到身体和精神上伤害的各阶层人员，而其中最主要的对象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所以在当时，对“伤痕”的展示、诉说和批判，便成为全国上下尤其是知识分子“历史叙事”中最常见和最醒目的形态之一。此时的“伤痕文学”还隐藏着对新文学合法性的追求，新时期、新人物、新主题的出现都是建立在与旧时期、旧人物、旧主题的对立上。在“伤痕文学”中，有着对“政治一体化”的极大痛诉，这种情感宣泄迅速得到读者们的接受。
到了“寻根”文学时期，重树的经典迅速终结了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此时的经典定位是以中國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韩少功提出作家有责任“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但这种民族传统的激发是在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物下进行的，“寻根”意识的产生是“乡村”与“中国”的耦合。可以说，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流行，激发出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从而产生出“寻根”的诉求。另一方面，拉美文学作品《百年孤独》的获奖，使中国作家找到一种超越模仿而又能进入现代世界的途径，那就是“寻根”路径。
就在“寻根文学”风头正健时，又一个文坛神话——“先锋文学”出现。它是以抗拒现实的东西来表明其先进立场的。可以说，“先锋文学”是典型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模仿来争夺自己在80年代文学中话语权的文学类型。形式与虚构成了“先锋文学”的总体特征，语言、叙事这些传统的写作手法在“先锋”作家笔下都成了实验，是对抗“现实”的实验。这种实验显然是为了与之前的现实主义写作划分界限。但是一旦抽离了“先锋”写作的“形式”，剩下的则变得支离破碎。这也是“先锋”写作始终与大众读者有巨大隔离感的原因。
80现代的文学实践，都是在欲“破”当“立”的逻辑上来否定前者、建构自身。无论是 “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是相继终结前者，奠定自己的经典地位，虽然这种热潮盛行一时，但终究沉寂下去。
反思三：终点——当代启蒙的困境
启蒙在当下所面临的重重困境是能成为反思80年代文化逻辑的最佳理由，在当下甚至有“启蒙终结论”的说法，而且这种力量不断冲击启蒙文学史观。总的来说，当代启蒙所面临的困境是“中国崛起”的模式下对80年代建立起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价值的冲击。80年代呼唤的中华民族复兴是以“个人”为基础，甚至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这种价值模式是放在世界标准之上，架空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西方普世价值观开始出现人性僵化、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弊端，而停滞不前的启蒙主义无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国家主义的价值开始凸显。
就当下中国现状来说，启蒙的发展面临着三股思潮的瓦解。首先是国家主义的冲击，启蒙宣扬的核心是人而不是国家，但自从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以独立国家身份开始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后，国人们开始有了强大的国家荣誉感。其次是古典主义的冲击，以奥·斯特劳斯为主的西方学者掀起古希腊的经典热，提倡自然正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在新的时代重新发挥价值，全国上下都兴起国学热。最后是多元现代性的冲击，最先从日本引入东亚现代性的概念，肯定了作为轴心文明国家之一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其实，这所有的冲击潮流都是以“中国崛起”为核心诉求的另类现代性的表现，即中国特色、中国本位、中国立场。
早在西方，启蒙就遭遇了虚无主义危机的影响。但西方在启蒙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国内却在大肆宣扬西方的现代性精神，无疑这是一种中西语境的错位。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后，自身对启蒙的意义也产生了怀疑，开始怀疑当初所坚持的启蒙是否能真正产生价值，是否就是最好的价值观，为什么在面临新的问题时，启蒙无法解决。
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逻辑，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每一个此时此地的文化话语的形成都有其特有的观念体系层面以及物质体制层面的原因，不是随意借用和重构就能形成的，80年代的文化逻辑不仅在时间上挪用了“五四”的话语资源，还借用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附加到了中国的语境当中。
（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