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南顿北渐人们总会想起禅宗的慧能与神秀。尤其是慧能的那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更可说是妇孺皆知。其实山水画也有南顿北渐之说，只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就是董其昌。
　　董其昌不但精通诗文、书画，也深研佛理禅宗。他不仅仅是画家、书法家，更是一位理论家。他提出的南顿北渐正是参详禅宗的原理来划分山水的宗派。他不仅提出山水画的南北宗，还提出了“文人画”这个概念。他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王维）始。”这是第一次士夫画被称作文人画，自从以后一直被延用至今。
　　晚明的松江府华亭，一户没落的人家出生一位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字玄宰，号思白的董其昌。虽然董家也曾是世宦人家，但他的父亲则是一位屡试不第的秀才，家中也只有“二十亩瘠田”勉强维持生计而已。所以他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科举仕途来重振门庭。
　　隆庆五年（1571年），年仅17岁的董其昌参加了松江府会考，并高中第二名。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但是董其昌却并不满意，因为第一名是和他同去应考的堂侄传绪，他自知文采定胜于堂侄，所以在拜见主考官时，还是忍不住委婉的进行了询问。但得知是因为自己的书法太差才被黜为第二名时，心高气傲的董其昌深感愧羞，自从以后发奋临池，苦习书法。
　　在未中进士之前，董其昌的生活一直很困顿，曾在嘉兴平湖一姓冯的人家做私塾先生。因为家里贫穷穿着白布单袍，由于他练字成痴，常常把纸写完之后，犹未尽兴，就在衣服上接着写，时间长了，他的衣服、屏帷、床帐之上，都是淋漓的墨迹。可以想见当时的董其昌必定是下了狠功夫来练字。而习字久了之后，也由当初的为雪落笔不工的耻辱，而转化为对书法艺术的痴迷和喜爱。
　　书画同源，董其昌是因书而画，他开始绘画是在22岁。这和他的交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书墨缘他和嘉兴的书法家项德纯结为至友，进而认识了项德纯的父亲，嘉兴的大收藏家和鉴赏家项元卞。因为项氏父子都对董其昌的看重和赏识，所以他才得以在项元卞的天籁阁里出入自由，观摩历代名画。而这一段经历也对他日后的书画成就和理论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
　　万历十七年（1589年），他终于实现了父亲对自己的殷勤期望，一举成名天下知，光耀了董家的门楣。这一年他以第二甲第一名考中进士，从后，开始了他沉浮起落数十年的仕途生涯。
　　董其昌的书画及理论不仅载誉当朝，后世的康熙、乾隆也极推崇他的书画，并认可他山水南北宗的理论。娄东画派的创始人，当时的“画坛领袖”王时敏，少年时曾跟随董其昌由摹古入手学画。他的孙子王原祁更是了得，不但把摹古发展到了极致，而且还受到康熙的爱屋及乌的厚爱，赠诗褒扬。但是王时敏和王原祁理论境界都不如董其昌高妙，而偏执于摹古。因为娄东画派和四王的影响，导致清山水画一味摹古，不求创新。
　　时光轮转了近三百年之后，不止是江山轮换，连人们的思想理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初徐悲鸿就严厉地说：“吾尤恨董（南北宗论说）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美术史家俞剑华也严责：“（南北宗论）是伪造历史，是非科学的。”徐悲鸿这样说也确有其切肤之痛。当时的北平画坛依然以摹古为能事，不思变革更新。而南北宗论无疑还不够成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一论说也更加剧了国人门派的观念，有消极闭锁的不良影响。
　　师古人得其法后要进而师造化。意思很简单，相信大家也都能看明白。个人也认为要入规矩就要师古人，而要出自由当师造化，看似矛盾，实为一体，只是相辅相成才能得到绘画的真髓。观董其昌的一生可知他是由书入画，再从画悟书。两者相互渗化，将书法的飞白与绘画的泼墨相结合，达到“以白当黑”的传神与生动。由此可见董其昌本人也并非一味摹古，而不思创新。
　　初冬静好的时光，阳光明媚的如淡墨水彩，被老天一笔笔涂来抹去都是明艳艳的澄净。我心绪安详地写着这位饱受争议的书画家，几乎没有去写他的作品。我想观画看帖最重要是艺术本身，要看是否能引起内心的共鸣，至于那些是是非非，就留待众人评说判断吧。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