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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实的诗意”的形成机制，不外乎两种情况：第一种，写作者依靠的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叙事，甚至是“抖包袱”模式，制造惊奇效果和悚惧效果，之所以有的诗人被误读为“段子写作”，盖源于此。这些“震惊式”的诗性叙述，我称之为“强戏剧性”叙述。第二种“事实的诗意”主要基于日常的、朴素的叙述，你看不到轰轰烈烈，看不到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而诗意自呈且真力弥满，我称之为“弱戏剧性”。“强戏剧性”叙述，往往直接、犀利，很容易唤起审美效果。但是，“弱戏剧性”叙述更能考验一个诗人的技艺之高低。
西毒何殇，正属于后者。
西毒何殇的“事实的诗意”形态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碎片化、日常化叙事。当然，西毒何殇的口语诗风格亦具多样性，而日常人性的勘察与探触是他一以贯之的关注点。他恰切地践行了“弱戏剧性”叙述规则，他写关于父亲、祖父、儿子、岳母的亲情，也写关于日常人性样态的作品，在日常生活的“弱戏剧性”叙述之中，完成了他的“心灵辩证法”的表达。“心灵辩证法”规律，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技巧时所提炼的概念，指的是托尔斯泰善于通过描写心理变化的过程来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演变；他最感兴趣的是这种心理过程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它能描述出一些感情和心理怎样转变成另外一些感情和心理，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与内在联系。西毒何殇的日常诗性叙事，不是依靠“强戏剧性”来推动叙述，而是像托尔斯泰那样，依靠灵魂的搏动和感情的驱动来展开叙述进程。
西毒何殇能够在几乎看不到诗意的地方，敏锐地捕捉到并且有效表达出来。他在《阳光下的新鲜事》里写道：患病的父亲经过化疗之后，重新长出了乌黑的头发：
我不由伸出手去摸
这个动作
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一切都顺理成章
父亲一动不动
任凭我抚摸着他
柔软光滑的头发
就像一只乖巧的兔子
蜷缩在我手心里
无论“我”的动作，还是“父亲”的动作，幅度都很小，都带有无意识性，但是内在的感情却很细腻、饱满。父子之间的尊卑强弱结构呈现出逆反关系，将浓厚的亲情表达得含蓄蕴藉。又如《斜坡》。在咸阳国际机场T3航站楼通往50号登机口的路上，一个小小的斜坡，而且很短很短的一个斜坡，对于正常人来说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对于一个重病患者来说，“那时候我还不能理解/你的疲惫和恐惧/我还不知道/一个小小的斜坡/会让你那么累”。《笑脸》里写到当儿子高烧惊厥之时，诗人为了避免儿子咬坏自己的牙齿，情急之下，把食指横着塞进他嘴里，被死死咬住的指头肚上，“有三个洞/组成笑脸的形状”，那种由疼痛转化出来的“笑脸”，交织着父爱的“甜蜜的痛苦”。西毒何殇诗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蕴藉着巨大的心灵能量。这种“无事”的“弱戏剧性”写作，弄不好就成为废话写作乃至于口水写作。要想在“无事”状态之中，洞察人性的驱动力、复杂性与微妙性，需要极强的艺术功力！我们再来看一首西毒何殇的《无常》：
中午散步时
妻子突然说：
爸爸跟他最爱的孙子
最后说的话
竟然是
“看电视的时候
不要张着嘴。”
这首小诗，几乎就是“无事的叙事”，也就是说，看起来都是毫无“事件性”的叙事。爷爷对孙子说“看电视的时候/不要张着嘴。”是多么平常的话啊！但是，将它置于临终之际，阅读期待中的“重大嘱托”落空之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荒谬性，但是，更在这种荒谬性之中彰显出朴素、自然的人性形态，那就是爷爷对于孙子的无尽的爱。这首诗带给我们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效果。
“弱戏剧性”写作要做到委婉曲致，也很有難度。西毒何殇特别注意营造日常叙述的张力与隐含的内在戏剧性。《抽》即是典型案例：
滴滴司机拿起烟盒问
你抽烟不？
我说不抽。
他问你是不抽还是不会抽。
我说我会抽但不抽。
他说那我也不抽了。
我说你抽你的别管我。
他说你不抽我不好意思抽。
我说你想抽就抽。
他说你不抽我也不抽。
我只好说我中午吃饭抽多了嗓子疼。
他说我开了12个小时车了。
我说那你还是抽一根吧。
他问你真会抽烟啊？
我说会。
他说那好我抽一根。
——《抽》
这首诗通篇都是出租车司机与乘客“我”的对话，“我”的每一句回答都引向歧义，在一次次的歧义中，司机既想抽烟却又表现得矜持而有礼貌，张力达到饱和峰值，而到最后，越来越大的张力突然消失，达成“和解”，小诗富有幽默感，同时又具有微妙的人性温度。西毒何殇很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张力与戏剧性通过叙述的过程感达成“和解”。比如《路边》，“我”送儿子去学音乐班找不到停车位，与贴罚单的交警，形成对立关系；而其中一个交警也面临着送孩子上学而无处停车的处境。于是，同样的境遇使处罚的“施加方”与“受动方”达成了和解。再如《套路》：刚刚开始写作文的儿子喜欢老师教的“套路”，而作为作家的爸爸“我”，主张个性化和创造性，竭力反对“套路”，主张要学点真本领，告诉他这个老师交给他的套路，换了老师，就不喜欢了。于是，父子之间形成了对立的“张力”关系。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换了语文老师以后，她使用的作文套路跟原来的老师一模一样。从叙述的表层结构上看，父子的矛盾貌似“和解”了，达成了喜剧性的结局。但是，探究到叙事深层结构的话，就会发现，真正的悲剧也正在这里！文学和艺术天然具有解放人性、释放生命情感的作用，而语文教育乃至于高校的文学教育，经历了多年的套路的规训，学生的艺术想象力、情感体验的敏锐性和创造性思维力，简直被扼杀殆尽，都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 在西毒何殇的笔下，我看到了人性的幽暗与扭曲。同时，我也看到了西毒何殇内心深处的“幽暗意识”。他凭借口语诗这种“宗教”武器，以“幽暗意识”去烛照人性的扭曲与异变。台湾思想史学者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基督教传统在人性方面的不同立场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幽暗意识”这一概念。他发现，基督教是以人性的沉沦为出发点，因而着眼于生命的救赎；而儒家思想则是正面肯定人性。引入“幽暗意识”这一概念，意在提醒我们要结合人性、人心内部的缺陷来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就着人性作一个彻底的反思。西毒何殇已经把手术刀指向了童年时代的人性幽暗与扭曲。他有一首《幼儿园》。幼儿园里的两个小女孩相互敌视，那种仇恨的惊人力量使她们只要提起对方就恨得咬牙切齿，“其中一个/尚未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却能把对方的名字/写得一划不错”。这首诗着实令人触目惊心！《显影》写的是，当一场车祸发生之后，一切仿佛都是透明的，透明到车祸不存在，逝者不在，逝者的呼救不在，所有的路人都视若无睹，“直到另一辆车/碾压而过/她的身体才渐渐/在斑马线上显影”，这一幅显影，令国人的麻木不仁、冷酷无情，揭于天下。《菩萨磨牙》写的是，庙重修以后，为了伪造香火很旺的假象，看门的老张每晚拿块糟木头打磨正殿门口的青石，在试营业的三个月里硬是磨出两个形似跪出来的凹槽。将一种精神和灵魂的修行场所视为挣钱的工具，揭示了物欲与信仰颠倒错位的现实，幽默之中蕴藉辛辣讽刺！《年轻人还在想办法》揭示的是利欲熏心的人性存在。即使在北方富裕的村镇，由于残疾人可以获得镇里的补助，大家都纷纷装作残疾人，“老汉们已经集体聋了/大娘们也一块哑了/年轻人还在想办法”。贺雪峰教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搭便车”现象，他说，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曾经保持千年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历史上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会了“搭便车”。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人性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侵蚀，形成了恶性循环状态。《台灯》里有一位生活节俭的“邻居大爷”，常常在垃圾桶旁边，捡拾“旧衣服”“老电脑显示器”“保温杯”“破椅子”，每次他捡回去，都会被儿媳妇扔出来，并且为此发生争吵。这不仅是代际之间的“鸿沟”，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生活观念与消费观念的对立与更迭。
西毒何殇不屑于对时代和社会做整体性的宏大观照，而是瞩目于碎片化的全息反射。《邻居》以极简笔法勾勒了现代物质生存图景：“楼下/别墅区/不见有人/只有两只八哥/互相问候/你好/你好”。19世纪80年代满怀豪情地呼唤世界一体化，纯情拥抱越来越走向地球村生存的现代社会。殊不知，我们身边的生存空间里，人性距离反而越来越遥远。“不见有人”的“别墅区”，此时，别墅的主角是两只八哥，在互相问候。这只是第一层异化——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第二层异化则是指向大自然的异化。鸟儿本来应该生存于森林中，但是，却被“人”豢养，只能鹦鹉学舌地说着“人”的语言。秦巴子说：西毒何殇“长于从生活中发现人性的诗意，并且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完成从现实到诗艺的转换，有着人性的正义与温暖”。人们习惯于对于现代科技进行反讽，诸如物质与技术时代对于人性的压抑与异化，常常成为反思的角度。西毒何殇并不是这种对立的思维，而是以人性的角度去揭示新的技术带来的便利。《升级》写道，iPhone升级iOS12.0后，利用面部识别功能进行图片搜索的功能十分强大，当他打开相册，点击父亲的照片去检索的时候，没想到，机器可以“精细地辨认出/一幅灵前照片角落里/小小的遗像/并用红圈圈了出来”。这种意外的发现，令作者“差点流泪”。《邻居》与《升级》作为现时代的两个碎片，分别呈现了物质与技术对人类构成的负面影响与正面影响。他解构了那种“宏大叙述”的武断行为与专制思维，从而形成了發散思维与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元化的生命感受。西毒何殇说：“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界一直呼吁大作家、大诗人书写民族、歌颂人民、刻画时代，什么整体主义、神性主义、大诗主义……口号看上去一个比一个正确，可是结果呢？”①西毒何殇的碎片化写作理念，来源于美国传统。他说：“一百多年前，惠特曼在呼吁美国作家应该‘碎片式写作’。他认为，欧洲人对‘有机整体或组合’具有天生的意识。……而美国人对碎片的意识与生俱来”②，西毒何殇确立的是“普通的个体诗学”，而非整体意义的“伟大的个体”，更不是“伟大的群体”主义。西毒何殇的“去本质化”写作，并不是“否定式”写作，他的“解构”要义在于拆解固定的僵化结构，从而呈现内在的多侧面的真相。他的《祭文的部分》，并没有完整地去描述祖父的一生行状，而是截取了“三年灾害”时期，作为村支书的祖父，“他带头/打巨大的地窖/藏好秋收的粮食/拒缴公粮/待到来年/青黄不接/挖出来吃/在任三十九年/从未让村里人/饿过肚子”。这让我想起了张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他们都是将人的性格和命运置于极端环境下进行审视，凸显了人性之硬，闪烁着普罗米修斯一般的迷人的光芒，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息，但是，他首先是人性的，而不是一种空洞的英雄主义概念。“祖父”的形象就是在拆解了“极左”时期整体判断之后，整体主义无法遮蔽的独特的“这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辉的“这一个”。
西毒何殇的诗，叙述形态是直陈的，又是蜿曲的；阅读体验是直达的，又是延宕的；是去本质化的，又是碎片式天然自呈的。他的诗，易懂，又具有丰富的可阐释性。他说：“世界是荒诞的，口语诗人殚精竭虑写让普通人看懂的诗。结果，他们看懂之后说‘这不是诗’。”③面对这种质疑，西毒何殇也给出了答案：
“请咨询医生。”④
如果读者没有病，我就感到很欣慰了。那么，这篇评论就是画蛇添足，请自行删除！
【责任编辑黄利萍】
①西毒何殇：《“口语诗”二十一条》，见伊沙主编，唐欣、马非副主编《口语诗——事实的诗意》（中国口语诗年鉴2018），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第430页。
②同①，第429页。
③西毒何殇：《为什么我说“口语诗是一种世界观”？》，见伊沙主编，唐欣、马非副主编《口语诗——事实的诗意》（中国口语诗年鉴2018），第426页。
④同①，第433页。
西毒何殇，正属于后者。
西毒何殇的“事实的诗意”形态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碎片化、日常化叙事。当然，西毒何殇的口语诗风格亦具多样性，而日常人性的勘察与探触是他一以贯之的关注点。他恰切地践行了“弱戏剧性”叙述规则，他写关于父亲、祖父、儿子、岳母的亲情，也写关于日常人性样态的作品，在日常生活的“弱戏剧性”叙述之中，完成了他的“心灵辩证法”的表达。“心灵辩证法”规律，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技巧时所提炼的概念，指的是托尔斯泰善于通过描写心理变化的过程来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演变；他最感兴趣的是这种心理过程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它能描述出一些感情和心理怎样转变成另外一些感情和心理，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与内在联系。西毒何殇的日常诗性叙事，不是依靠“强戏剧性”来推动叙述，而是像托尔斯泰那样，依靠灵魂的搏动和感情的驱动来展开叙述进程。
西毒何殇能够在几乎看不到诗意的地方，敏锐地捕捉到并且有效表达出来。他在《阳光下的新鲜事》里写道：患病的父亲经过化疗之后，重新长出了乌黑的头发：
我不由伸出手去摸
这个动作
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一切都顺理成章
父亲一动不动
任凭我抚摸着他
柔软光滑的头发
就像一只乖巧的兔子
蜷缩在我手心里
无论“我”的动作，还是“父亲”的动作，幅度都很小，都带有无意识性，但是内在的感情却很细腻、饱满。父子之间的尊卑强弱结构呈现出逆反关系，将浓厚的亲情表达得含蓄蕴藉。又如《斜坡》。在咸阳国际机场T3航站楼通往50号登机口的路上，一个小小的斜坡，而且很短很短的一个斜坡，对于正常人来说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对于一个重病患者来说，“那时候我还不能理解/你的疲惫和恐惧/我还不知道/一个小小的斜坡/会让你那么累”。《笑脸》里写到当儿子高烧惊厥之时，诗人为了避免儿子咬坏自己的牙齿，情急之下，把食指横着塞进他嘴里，被死死咬住的指头肚上，“有三个洞/组成笑脸的形状”，那种由疼痛转化出来的“笑脸”，交织着父爱的“甜蜜的痛苦”。西毒何殇诗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蕴藉着巨大的心灵能量。这种“无事”的“弱戏剧性”写作，弄不好就成为废话写作乃至于口水写作。要想在“无事”状态之中，洞察人性的驱动力、复杂性与微妙性，需要极强的艺术功力！我们再来看一首西毒何殇的《无常》：
中午散步时
妻子突然说：
爸爸跟他最爱的孙子
最后说的话
竟然是
“看电视的时候
不要张着嘴。”
这首小诗，几乎就是“无事的叙事”，也就是说，看起来都是毫无“事件性”的叙事。爷爷对孙子说“看电视的时候/不要张着嘴。”是多么平常的话啊！但是，将它置于临终之际，阅读期待中的“重大嘱托”落空之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荒谬性，但是，更在这种荒谬性之中彰显出朴素、自然的人性形态，那就是爷爷对于孙子的无尽的爱。这首诗带给我们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效果。
“弱戏剧性”写作要做到委婉曲致，也很有難度。西毒何殇特别注意营造日常叙述的张力与隐含的内在戏剧性。《抽》即是典型案例：
滴滴司机拿起烟盒问
你抽烟不？
我说不抽。
他问你是不抽还是不会抽。
我说我会抽但不抽。
他说那我也不抽了。
我说你抽你的别管我。
他说你不抽我不好意思抽。
我说你想抽就抽。
他说你不抽我也不抽。
我只好说我中午吃饭抽多了嗓子疼。
他说我开了12个小时车了。
我说那你还是抽一根吧。
他问你真会抽烟啊？
我说会。
他说那好我抽一根。
——《抽》
这首诗通篇都是出租车司机与乘客“我”的对话，“我”的每一句回答都引向歧义，在一次次的歧义中，司机既想抽烟却又表现得矜持而有礼貌，张力达到饱和峰值，而到最后，越来越大的张力突然消失，达成“和解”，小诗富有幽默感，同时又具有微妙的人性温度。西毒何殇很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张力与戏剧性通过叙述的过程感达成“和解”。比如《路边》，“我”送儿子去学音乐班找不到停车位，与贴罚单的交警，形成对立关系；而其中一个交警也面临着送孩子上学而无处停车的处境。于是，同样的境遇使处罚的“施加方”与“受动方”达成了和解。再如《套路》：刚刚开始写作文的儿子喜欢老师教的“套路”，而作为作家的爸爸“我”，主张个性化和创造性，竭力反对“套路”，主张要学点真本领，告诉他这个老师交给他的套路，换了老师，就不喜欢了。于是，父子之间形成了对立的“张力”关系。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换了语文老师以后，她使用的作文套路跟原来的老师一模一样。从叙述的表层结构上看，父子的矛盾貌似“和解”了，达成了喜剧性的结局。但是，探究到叙事深层结构的话，就会发现，真正的悲剧也正在这里！文学和艺术天然具有解放人性、释放生命情感的作用，而语文教育乃至于高校的文学教育，经历了多年的套路的规训，学生的艺术想象力、情感体验的敏锐性和创造性思维力，简直被扼杀殆尽，都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 在西毒何殇的笔下，我看到了人性的幽暗与扭曲。同时，我也看到了西毒何殇内心深处的“幽暗意识”。他凭借口语诗这种“宗教”武器，以“幽暗意识”去烛照人性的扭曲与异变。台湾思想史学者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基督教传统在人性方面的不同立场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幽暗意识”这一概念。他发现，基督教是以人性的沉沦为出发点，因而着眼于生命的救赎；而儒家思想则是正面肯定人性。引入“幽暗意识”这一概念，意在提醒我们要结合人性、人心内部的缺陷来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就着人性作一个彻底的反思。西毒何殇已经把手术刀指向了童年时代的人性幽暗与扭曲。他有一首《幼儿园》。幼儿园里的两个小女孩相互敌视，那种仇恨的惊人力量使她们只要提起对方就恨得咬牙切齿，“其中一个/尚未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却能把对方的名字/写得一划不错”。这首诗着实令人触目惊心！《显影》写的是，当一场车祸发生之后，一切仿佛都是透明的，透明到车祸不存在，逝者不在，逝者的呼救不在，所有的路人都视若无睹，“直到另一辆车/碾压而过/她的身体才渐渐/在斑马线上显影”，这一幅显影，令国人的麻木不仁、冷酷无情，揭于天下。《菩萨磨牙》写的是，庙重修以后，为了伪造香火很旺的假象，看门的老张每晚拿块糟木头打磨正殿门口的青石，在试营业的三个月里硬是磨出两个形似跪出来的凹槽。将一种精神和灵魂的修行场所视为挣钱的工具，揭示了物欲与信仰颠倒错位的现实，幽默之中蕴藉辛辣讽刺！《年轻人还在想办法》揭示的是利欲熏心的人性存在。即使在北方富裕的村镇，由于残疾人可以获得镇里的补助，大家都纷纷装作残疾人，“老汉们已经集体聋了/大娘们也一块哑了/年轻人还在想办法”。贺雪峰教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搭便车”现象，他说，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曾经保持千年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历史上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会了“搭便车”。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人性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侵蚀，形成了恶性循环状态。《台灯》里有一位生活节俭的“邻居大爷”，常常在垃圾桶旁边，捡拾“旧衣服”“老电脑显示器”“保温杯”“破椅子”，每次他捡回去，都会被儿媳妇扔出来，并且为此发生争吵。这不仅是代际之间的“鸿沟”，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生活观念与消费观念的对立与更迭。
西毒何殇不屑于对时代和社会做整体性的宏大观照，而是瞩目于碎片化的全息反射。《邻居》以极简笔法勾勒了现代物质生存图景：“楼下/别墅区/不见有人/只有两只八哥/互相问候/你好/你好”。19世纪80年代满怀豪情地呼唤世界一体化，纯情拥抱越来越走向地球村生存的现代社会。殊不知，我们身边的生存空间里，人性距离反而越来越遥远。“不见有人”的“别墅区”，此时，别墅的主角是两只八哥，在互相问候。这只是第一层异化——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第二层异化则是指向大自然的异化。鸟儿本来应该生存于森林中，但是，却被“人”豢养，只能鹦鹉学舌地说着“人”的语言。秦巴子说：西毒何殇“长于从生活中发现人性的诗意，并且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完成从现实到诗艺的转换，有着人性的正义与温暖”。人们习惯于对于现代科技进行反讽，诸如物质与技术时代对于人性的压抑与异化，常常成为反思的角度。西毒何殇并不是这种对立的思维，而是以人性的角度去揭示新的技术带来的便利。《升级》写道，iPhone升级iOS12.0后，利用面部识别功能进行图片搜索的功能十分强大，当他打开相册，点击父亲的照片去检索的时候，没想到，机器可以“精细地辨认出/一幅灵前照片角落里/小小的遗像/并用红圈圈了出来”。这种意外的发现，令作者“差点流泪”。《邻居》与《升级》作为现时代的两个碎片，分别呈现了物质与技术对人类构成的负面影响与正面影响。他解构了那种“宏大叙述”的武断行为与专制思维，从而形成了發散思维与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元化的生命感受。西毒何殇说：“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界一直呼吁大作家、大诗人书写民族、歌颂人民、刻画时代，什么整体主义、神性主义、大诗主义……口号看上去一个比一个正确，可是结果呢？”①西毒何殇的碎片化写作理念，来源于美国传统。他说：“一百多年前，惠特曼在呼吁美国作家应该‘碎片式写作’。他认为，欧洲人对‘有机整体或组合’具有天生的意识。……而美国人对碎片的意识与生俱来”②，西毒何殇确立的是“普通的个体诗学”，而非整体意义的“伟大的个体”，更不是“伟大的群体”主义。西毒何殇的“去本质化”写作，并不是“否定式”写作，他的“解构”要义在于拆解固定的僵化结构，从而呈现内在的多侧面的真相。他的《祭文的部分》，并没有完整地去描述祖父的一生行状，而是截取了“三年灾害”时期，作为村支书的祖父，“他带头/打巨大的地窖/藏好秋收的粮食/拒缴公粮/待到来年/青黄不接/挖出来吃/在任三十九年/从未让村里人/饿过肚子”。这让我想起了张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他们都是将人的性格和命运置于极端环境下进行审视，凸显了人性之硬，闪烁着普罗米修斯一般的迷人的光芒，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息，但是，他首先是人性的，而不是一种空洞的英雄主义概念。“祖父”的形象就是在拆解了“极左”时期整体判断之后，整体主义无法遮蔽的独特的“这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辉的“这一个”。
西毒何殇的诗，叙述形态是直陈的，又是蜿曲的；阅读体验是直达的，又是延宕的；是去本质化的，又是碎片式天然自呈的。他的诗，易懂，又具有丰富的可阐释性。他说：“世界是荒诞的，口语诗人殚精竭虑写让普通人看懂的诗。结果，他们看懂之后说‘这不是诗’。”③面对这种质疑，西毒何殇也给出了答案：
“请咨询医生。”④
如果读者没有病，我就感到很欣慰了。那么，这篇评论就是画蛇添足，请自行删除！
【责任编辑黄利萍】
①西毒何殇：《“口语诗”二十一条》，见伊沙主编，唐欣、马非副主编《口语诗——事实的诗意》（中国口语诗年鉴2018），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第430页。
②同①，第429页。
③西毒何殇：《为什么我说“口语诗是一种世界观”？》，见伊沙主编，唐欣、马非副主编《口语诗——事实的诗意》（中国口语诗年鉴2018），第426页。
④同①，第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