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某组织号召成员阅读一本书，同时参与讨论和导读，我恰好是该组织中的一员。这本书叫《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作者是加拿大的贝淡宁和以色列的艾维纳，两位学者沿袭了古希腊以来基督教文明的思维方向，试图在由人们建设、重塑和反噬人们的城市中寻找到某种共同持有的精神，而且证明它的存在。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城邦精神的确存在，它叫AcaDemy，经由宗教和科学建立，人们能够通过数学、逻辑和语言证明其规律和准则。之后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人们始终顽强地在和而不同的文化中寻找兼收并蓄的精神脉象，这成了人类下意识的文化遗传行为。进入21世纪之后，以复制文明和集约文化为己任的超大城市和都市群落疾速涌现，这一时期城市的精神是什么，对此我抱有警惕。所以，在阅读两位学者的大作时，我问了一连串问题：“城市的精神”在当下时代是理论虚构还是确有其物，是否有真实存在的“城市的精神”？在“城市的精神”覆盖的公共空间，普通民众、地方精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是什么？谁是“城市精神”的提供者、有效表达者和实际控制者？人们怎样参与“城市的精神”构建，并且表达认同与辩驳？我在上述疑惑中读完了《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书很好读，不晦涩，但我的疑问一点也没有减少。
　　精神的主体是人，对“城市的精神”即城市人的精神作观察、判断和定义取决于主观;地理环境、人文风貌、人口结构、建筑风格、产业旨趣可以依赖数学算法，城市居民的差异化、竞争关系、身份赋予与认同以及城市权利的加冕和权威的实施可以援引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过，在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条件下谈论城市和城市人，往往看到的是抽象的城市和城市人，恰恰忽略了人的精神构成中意识存在和思维活动的千差万别，遮蔽掉了族群表述中的主导、次导、多元和边缘精神的存在，实际上用理论设计概念替代了真实的人的精神。另外，现代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确扮演着一种积极角色，但这种情况往往是以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来体现的，它证明了集约化和被规定接受某种文化趋同表达的格式物体制是便于管理的，悖论是，城市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并不掌握在大多数城市居民手中，占人口大比重的普通民众的诸多次文化基本不在表达中，并不存在一座城市有形建筑和无形文化的形成绝对化地代表着每一个人或者大多数人的物质和精神诉求。如果不那么粗暴，把人定义为去意识和心理活动的、制式化和可复制的物，人们大多会同意，现代化并不等于現代性，在超体量文化集约时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普遍认可的某套价值观”这样的命题显得十分可疑。
　　我们生活在一个强势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描绘的世界通常是这样的：城市是通过致力于获取最大经济体量和无限商品来完成自身存在的产物，城市人是经济社会共同体中最优化的人，他们都在寻求自己的利益，并对参与同一活动的其他个体的成功和失败漠不关心或无可奈何。在上述视域中，人被描述成经济人形象，它的理论支持纯粹的个人主义自利行为，即按照哲学家赫尔曼·E·达利和经济学家小约翰·B·柯布在《二十一世纪生态经济学》中的观点：“在它通常所假设的纯粹自利行为中，现今经济理论的个人主义是明显的，在它那里既没有公正、恶行和善行的位置，也没有为维护人类生命或任何其他的道德关怀的位置。”实际上，《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的作者也承认，城市的精神无所谓合理性，让他们忧心的是，如果不同种族和族群各过各的生活，相互强烈地不喜欢对方，将很难参与一个共同的主导精神。不得不说，这一观察切中了新移民时代城市人群中文化冲突的现实困境。
　　经济学不断证明着全球化时代的艰涩和孤立主义时代的到来，冷漠而悲观，由此反衬了贝淡宁和艾维纳两位学者多少有些悲壮的书写意义。同一条件下的书写我也在小说中尝试，不同的是，小说呈现族群，却并不妥协共同体讲述;在小说叙事中，对个人主义的深度理解具有完全的可能，它极有可能呈现出个人与主体、个人与外部世界的无数种联系，建立了这样的联系，人的精神才会凸显出情感逻辑，可以被确认。上述观察和判断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它给了我不参加某本书——某个共同体主题讨论的理由。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