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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深圳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指导意见》，这对于从事小学基础教育的教师群体，应该不陌生。网上搜查有关教育减负的大事记，发现“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建国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2004年教育部又发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是50多年来，教育部第六个减负文件。”随后各省市区也出台相应的地方政策作响应。然而60多年来，减负一直是教育界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
下面我来给学生的“学业负担”分分级。首当其冲，高考和中考;次之，小学升中考;最末，近年来的小学基础教育群体。当然，以上的受压对象，主要是学生。但是，随着社会加速发展，基础教育工作者，却越发体会到，小学阶段的负担，正在呈现有过之而不及的劣态。
针对课业负担，一线教师，每天的教学实务里，总会有“作业”这项，这次的《指导意见》对作业这块的解释是：学校要建立学生作业总量控制和协调机制，做好各学科作业量的平衡工作，保证学生休息和睡眠时间，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其它年级每天书面家庭作业问题控制在1小时以内。优化学科作业设置，杜绝机械性、重复性作业，提倡布置活动性、实践性、研究性和选择性作业，不断提高作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任何教育政策的执行或者说最后落实都未必“事与愿和”。对于学习负担一说，谁最有发言权？从法律角度来说，任何片面之词在公正面前都是显得势单力薄。那就分别道来吧。
一、教师说
对基础教育工作者来说，对此教育问题，真是“恨铁不成钢”。首先，现时代教育改革倡导“学生全面发展”，相对改革开放时期的教学，从科目、从内容、从量和质上都有了增加，总的来说，就是德、智、体、美、劳五育的落实。不难算出，“负”多了。再加之教育者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本来1 1 1 1 1=5的事就加了码，最后成了1.5 1.5 1.5 1.5 1.5=7.5。“担”就重了。那从近十年看教育，应该可以排除以上的“教育科技含量落后”之嫌了吧？事实不尽然。社会改革下的副作用出现了，诸如学校升学考试制度、教育行政与学校评价制度等“祸首”。这时不得不问一个伤IQ的问题了：教育为了什么？教育最原始的本质是什么？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教师会给学生施压：重复性的背诵性的抄写式的作业，题海战术，老师课堂上采取的灌输式教学……本来有趣的知识学习，扭曲成“喝中药”，教育者摆脱不了生搬硬套，学生被迫式接受，试问：人的情感首先就是不愉悦的，还要其接受，这难道不是隐性学习负担吗？
我们不难找到下面的影像：孩子一脸的凝重与疲惫，终日难见笑容;没有了与父母的亲昵，成天无奈地坐在书桌旁;动人的音乐与假日的旅游成了难得奢侈的享受。人的主观性被破坏，能动性从何而来？谁来帮教育者们验证“我们是否正做着表面事半功倍实际却事倍功半的教育事业”。教育者是成年人，统筹好教育工作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别忘了，教师是被定位为专业技术人员一职的，如何对受教育做到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成人子弟，是这一教师职位所赋予职责，做不到，从法律上判，就是失职。
二、家长说
教育组成因素里，家庭教育不容忽视。 因为地域的客观原因，深圳存在着关内（深圳市内）与关外之分，种种因素造就了家庭教育这块的质量差。尤其对身处宝安（关外）这一特殊群体的家庭监护人素养。从一线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大额班里，受到家长关注的孩子的学习专注度和各项习成均优于放任散管的孩子。家长方其实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的，对于后者，他们的家庭教育更多的是依赖于学校，绝大部分原因归究于民生问题“养家糊口”，减负对他们即意味着卸压，让孩子玩去吧，只要不出安全问题就行，成绩在次，谋生才是硬道理;对于家庭物质条件较优厚却“找不出时间陪伴孩子”的，作业没有了，午托班晚辅导还要不要上？这是让他们感到纠结的地方。没有实质数据支撑，估且按照中国人“孩子要富着养”的伪心态，选择要上吧。那素养较高的家庭对此政策又是如何反应？以下是减负文件实施一个个月后在家长群中收集到的调查反馈。
家长一：孩子本来就不太自觉，现在这一个月来几乎没去做过数学作业，问他为什么不做，就一句话没有作业，数学对他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语文和英语就完全比以前要下降，真担心这样下去他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
家长二：现在他真以为是完全意义上的没作业，不会像高年级的孩子一样主动复习预习，等习惯养成了再减负也不迟，所以对低年级的孩子还是不能减负，害了他们。
家长三：孩子变得慵懒了，回来书包一丢，我们家长布置的作业根本是不予理睬。如果减负就是让老师课堂上不再布置，那么是不是要对现下的应试制度做下改革呢？是不是以后的高校名校都不再对孩子择优录取了呢？只是一个减负并不能解决问题的矛盾根源。
家长四：我们家女儿完成了其他作业之后就会自己拿练习辅导册出来做。英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天都是把所有学过的读一遍。从第一单元开始。
家长五：我发现小孩不爱做作业了。以前有作业回来就做，现在先想着是玩，要到晚上八点钟才开始做。
除了以上反馈，我们也不排除理性家长对孩子抱有的非理性期望：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能上好学校才能找好工作，好的影响才能造就好的人才等等，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家长自行给孩子“加码”，减负就被挡在了家门口。
政策的发布实施，科技人文含量多少，相信以上数据是具公信力的，切切实实来源于政策受者，这也应证了那句话：“政策是一回事，执行中又是另一回事。”
三、学生说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化学特级教师罗滨曾去一所小学调研，和一位五年级孩子的对话，让她印象深刻。她问孩子：“如果你给老师当老师，你最想做什么？”孩子说：“最想给老师布置作业。”罗滨很好奇，接着问：“给老师留什么作业呢？”孩子回答：“让老师抄课文。”“抄多少遍？”罗滨随口问道。“抄50亿遍。”孩子说。“这个回答，让我一辈子难以忘记！”罗滨说，“50亿遍，可见孩子多么讨厌老师布置的重复作业。”
学生对课业的憎恶感为何如此强烈，当然，需要从各方理性角度思考。首先，学科特点的影响。如，数学学科所具有的高度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谨性，英语语法及单词识记的枯燥性等。教育者常说的一句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不保证每位学生对学校科目都能一一热爱，一旦兴趣不到位，后续的上课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就略显“强买强卖”了，打个比方，“对于一个喜爱游戏的学生，让他在电脑旁坐一整天，他不会觉得累，因为他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对于一个不愿动笔写日记的学生，哪怕让他一学期只写一篇日记，他也觉得是一种负担”;其次，学生自身的心理原因。一些学生性格内向，学习过程中，当遇到困难而又没有能力解决时，不善于向老师、同学求助，落下的知识点越来越多，不愉快和自卑的体验使他们陷入痛苦、忧虑之中，因而对学习失去信心。第三，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当。本文上面已经提及，家庭教育因素的重要性，父母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对孩子有任何期望和要求，往往暗示或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方向和动机。如溺爱，如期望过高等;最后，学校教育的因素。教师的教育教学手段是否欠妥，师生关系的处理问题，对学生评价的公正性，民主性。
减负措施的出现，说明教育自身有了病症，除了做好对症下药，还需保证良药下了肚，后续还须按时复诊。教育就像一杆秤，一边是教育对象，另一边是教育影响，只有二者均衡发展，教育事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本栏责任编辑 邱 丽
下面我来给学生的“学业负担”分分级。首当其冲，高考和中考;次之，小学升中考;最末，近年来的小学基础教育群体。当然，以上的受压对象，主要是学生。但是，随着社会加速发展，基础教育工作者，却越发体会到，小学阶段的负担，正在呈现有过之而不及的劣态。
针对课业负担，一线教师，每天的教学实务里，总会有“作业”这项，这次的《指导意见》对作业这块的解释是：学校要建立学生作业总量控制和协调机制，做好各学科作业量的平衡工作，保证学生休息和睡眠时间，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其它年级每天书面家庭作业问题控制在1小时以内。优化学科作业设置，杜绝机械性、重复性作业，提倡布置活动性、实践性、研究性和选择性作业，不断提高作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任何教育政策的执行或者说最后落实都未必“事与愿和”。对于学习负担一说，谁最有发言权？从法律角度来说，任何片面之词在公正面前都是显得势单力薄。那就分别道来吧。
一、教师说
对基础教育工作者来说，对此教育问题，真是“恨铁不成钢”。首先，现时代教育改革倡导“学生全面发展”，相对改革开放时期的教学，从科目、从内容、从量和质上都有了增加，总的来说，就是德、智、体、美、劳五育的落实。不难算出，“负”多了。再加之教育者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本来1 1 1 1 1=5的事就加了码，最后成了1.5 1.5 1.5 1.5 1.5=7.5。“担”就重了。那从近十年看教育，应该可以排除以上的“教育科技含量落后”之嫌了吧？事实不尽然。社会改革下的副作用出现了，诸如学校升学考试制度、教育行政与学校评价制度等“祸首”。这时不得不问一个伤IQ的问题了：教育为了什么？教育最原始的本质是什么？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教师会给学生施压：重复性的背诵性的抄写式的作业，题海战术，老师课堂上采取的灌输式教学……本来有趣的知识学习，扭曲成“喝中药”，教育者摆脱不了生搬硬套，学生被迫式接受，试问：人的情感首先就是不愉悦的，还要其接受，这难道不是隐性学习负担吗？
我们不难找到下面的影像：孩子一脸的凝重与疲惫，终日难见笑容;没有了与父母的亲昵，成天无奈地坐在书桌旁;动人的音乐与假日的旅游成了难得奢侈的享受。人的主观性被破坏，能动性从何而来？谁来帮教育者们验证“我们是否正做着表面事半功倍实际却事倍功半的教育事业”。教育者是成年人，统筹好教育工作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别忘了，教师是被定位为专业技术人员一职的，如何对受教育做到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成人子弟，是这一教师职位所赋予职责，做不到，从法律上判，就是失职。
二、家长说
教育组成因素里，家庭教育不容忽视。 因为地域的客观原因，深圳存在着关内（深圳市内）与关外之分，种种因素造就了家庭教育这块的质量差。尤其对身处宝安（关外）这一特殊群体的家庭监护人素养。从一线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大额班里，受到家长关注的孩子的学习专注度和各项习成均优于放任散管的孩子。家长方其实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的，对于后者，他们的家庭教育更多的是依赖于学校，绝大部分原因归究于民生问题“养家糊口”，减负对他们即意味着卸压，让孩子玩去吧，只要不出安全问题就行，成绩在次，谋生才是硬道理;对于家庭物质条件较优厚却“找不出时间陪伴孩子”的，作业没有了，午托班晚辅导还要不要上？这是让他们感到纠结的地方。没有实质数据支撑，估且按照中国人“孩子要富着养”的伪心态，选择要上吧。那素养较高的家庭对此政策又是如何反应？以下是减负文件实施一个个月后在家长群中收集到的调查反馈。
家长一：孩子本来就不太自觉，现在这一个月来几乎没去做过数学作业，问他为什么不做，就一句话没有作业，数学对他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语文和英语就完全比以前要下降，真担心这样下去他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
家长二：现在他真以为是完全意义上的没作业，不会像高年级的孩子一样主动复习预习，等习惯养成了再减负也不迟，所以对低年级的孩子还是不能减负，害了他们。
家长三：孩子变得慵懒了，回来书包一丢，我们家长布置的作业根本是不予理睬。如果减负就是让老师课堂上不再布置，那么是不是要对现下的应试制度做下改革呢？是不是以后的高校名校都不再对孩子择优录取了呢？只是一个减负并不能解决问题的矛盾根源。
家长四：我们家女儿完成了其他作业之后就会自己拿练习辅导册出来做。英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天都是把所有学过的读一遍。从第一单元开始。
家长五：我发现小孩不爱做作业了。以前有作业回来就做，现在先想着是玩，要到晚上八点钟才开始做。
除了以上反馈，我们也不排除理性家长对孩子抱有的非理性期望：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能上好学校才能找好工作，好的影响才能造就好的人才等等，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家长自行给孩子“加码”，减负就被挡在了家门口。
政策的发布实施，科技人文含量多少，相信以上数据是具公信力的，切切实实来源于政策受者，这也应证了那句话：“政策是一回事，执行中又是另一回事。”
三、学生说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化学特级教师罗滨曾去一所小学调研，和一位五年级孩子的对话，让她印象深刻。她问孩子：“如果你给老师当老师，你最想做什么？”孩子说：“最想给老师布置作业。”罗滨很好奇，接着问：“给老师留什么作业呢？”孩子回答：“让老师抄课文。”“抄多少遍？”罗滨随口问道。“抄50亿遍。”孩子说。“这个回答，让我一辈子难以忘记！”罗滨说，“50亿遍，可见孩子多么讨厌老师布置的重复作业。”
学生对课业的憎恶感为何如此强烈，当然，需要从各方理性角度思考。首先，学科特点的影响。如，数学学科所具有的高度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谨性，英语语法及单词识记的枯燥性等。教育者常说的一句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不保证每位学生对学校科目都能一一热爱，一旦兴趣不到位，后续的上课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就略显“强买强卖”了，打个比方，“对于一个喜爱游戏的学生，让他在电脑旁坐一整天，他不会觉得累，因为他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对于一个不愿动笔写日记的学生，哪怕让他一学期只写一篇日记，他也觉得是一种负担”;其次，学生自身的心理原因。一些学生性格内向，学习过程中，当遇到困难而又没有能力解决时，不善于向老师、同学求助，落下的知识点越来越多，不愉快和自卑的体验使他们陷入痛苦、忧虑之中，因而对学习失去信心。第三，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当。本文上面已经提及，家庭教育因素的重要性，父母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对孩子有任何期望和要求，往往暗示或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方向和动机。如溺爱，如期望过高等;最后，学校教育的因素。教师的教育教学手段是否欠妥，师生关系的处理问题，对学生评价的公正性，民主性。
减负措施的出现，说明教育自身有了病症，除了做好对症下药，还需保证良药下了肚，后续还须按时复诊。教育就像一杆秤，一边是教育对象，另一边是教育影响，只有二者均衡发展，教育事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本栏责任编辑 邱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