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年近六旬且体弱多病的母亲，已经不能在乡下种地了，于是，被我们接进了县城。
　　在城里，母亲和父亲住在三室一厅、近八十平方米的楼房里。住惯了乡村的母亲，既不爱看电视，也不喜欢逛商店，整天呆在家里望着楼上的天花板出神。这样，仅过了三个月，母亲就再也呆不住了。她说：住在楼房里，一间一间的小屋，像老鼠洞似的，既看不到天，也看不到地，心里闷得慌。无奈，我们只好又把她送回了乡下的老家。
　　我想：或许是因为经年累月地在土地上劳作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曾经饱尝了灾荒年月里饥谨之苦的缘故，更或许是因为曾经过够了贫穷窘迫的日子，母亲已经与土地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她已经离不开乡村和土地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是村里最穷的一户。那时，母亲和父亲刚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当本家的一位堂伯父向父亲讨要床时，母亲才知道，连她和父亲结婚的床都是借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村里许多人饿得患了水肿病，有的甚至被饿死。母亲也饱尝了忍饥挨饿的滋味，更感到了土地和粮食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母亲虽然讲不出“民以食为天，地为本”这样的大道理，但她深深懂得：有地种，就有粮食吃；有粮食吃，就不会饿死。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千生百计，不如种地。只有自己在土地上种的庄稼打出的粮食，才吃得最香，最熨帖。
　　六十年代末，父亲被选派到县钢铁厂工作。常年在外的他，几个月也回不了几趟家，母亲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那时，在生产队里，母亲和所有的男劳力一样干着繁重的农活。田里地里，母亲常常是披星戴月地劳作；回到家里，还要起早贪黑地忙碌，为一家九口人的生计问题而操心。
　　八十年代初期，家乡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也相继长大。母亲用在生产队里多年参加生产劳动积累的经验，言传身教地让我们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耕地、播种、间苗、施肥、锄草、收割、打晒、储藏等。那时，我们家种的庄稼出苗齐、长势旺、收获也最多，常常博得左邻右舍的羡慕和夸奖，但付出的汗水和艰辛也最多。那段时间，是母亲带领我们在土地上创造辉煌的时候，也是母亲最引以为骄傲的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哥哥姐姐们相继走出土地，加入到商品大潮的行列。凭着他们在土地上养成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乡下人的精明，在生意上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经商的经商、上班的上班、无一人在家种地，这对于一生挚爱土地的母亲来说，既是一件高兴的事，又让她感到有些遗憾。
　　回到乡下的母亲，不顾我们的劝阻，自己又种起地来。夏日，每每回家看望母亲时，我不止一次看到：在烈日下，年迈的她，汗流满面地在田埂上跪着或爬着侍弄着庄稼……那份对庄稼的精心，对土地的虔诚，让我感动不已而又感慨万千。
　　我想：为我们操持了大半生，受尽了辛苦和劳累，饱经风霜的母亲，把我们养大成人，让我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后，本应该闲下来颐养天年，但由于过惯了淡泊而平静的乡下日子，也由于深深地挚爱着土地，她已经离不开乡村和土地了。城市里，繁华的街道、林立的高楼、豪华的商厦、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灯……这些现代化的生活已经远离了母亲。属于母亲的只能是：广袤的田野、无垠的庄稼、以及栏里的鸡豚、栅里的鹅鸭……这种“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巅”的乡村生活。
　　当夜深人静时，我站在灯火阑珊的城市里遥望故乡想到这些时，不由得潸然泪下。
　　跪拜母亲，跪拜土地。
　　编辑陈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