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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城市工作始终是全党工作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早期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党主要通过在城市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发展革命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城市斗争中屡遭挫败的严酷现实，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经验教训。抗战时期党的城市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从苏区转向全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扩大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总之，主要在城市里开展的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群众运动，有力支援和配合了农村的武装斗争，从而才有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城市工作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8－０098－０4
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一条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在近30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城市工作作为全党工作中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本文拟主要通过对党在武汉革命斗争历史的回顾与考察，揭示城市工作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在城市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活动，发展革命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
中国的近代城市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民族资本兴起和大工业生产而诞生的。在这样一些大中城市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和具有近代意识、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据调查统计，武汉的产业工人在1919年发展到近20万人，居全国城市第二。武汉的教育自清末张之洞督鄂后发展势头强劲，20世纪初已成为国内教育近代化的先进地区。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从发轫于北京、遍及全国100多个城市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时代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五四运动后，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这两个中心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武汉、长沙等地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恽代英联系几个进步社团于1920年2月在武昌开办的“利群书社”和武汉地区的一些进步书社、报纸等文化传媒，当年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發挥过作用，其中以“利群书社”尤为突出。陈独秀1920年初到武汉宣传新思想时强调指出，工商业和交通发达的武汉“将来必为全国重要之区”，提醒武汉进步知识分子“必须特别注意”。①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砥砺自己，一步步成长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被接受，首先是在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富于政治感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离开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革命力量的组织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萌芽。
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随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经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与书记陈独秀的联系与指派，同年八九月间，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七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里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前往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地区的代表一起，共同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建党初期，党在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建立了青年团组织，更以主要力量投入工人运动。武汉党组织于1921年10月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开展斗争，组建工会。1922年7月，武汉地区成立了当时全国的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同年12月又诞生了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汉治萍总工会。从1922年初到1923年2月，龟蛇两岸的罢工潮澎湃一时，波澜迭起。1923年2月以武汉江岸地区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推向顶点。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进行的两次国共合作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都是在城市进行的。国共合作的的实现，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端，席卷武汉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五卅革命风暴，以及此后的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英勇斗争，充分显示出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坚力量。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胜利。国民革命很快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元旦，历史进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年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批著名领袖汇聚江城，在武汉继续同国民党人合作，领导和推动工农革命运动和反帝斗争走向高潮。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被人们称为“赤都”。
从广州发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的大革命虽因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而在武汉终结，但它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空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对此后党领导的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城市斗争中屡遭挫败的严酷现实，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亦为党的城市工作、白区工作正确方针的产生提供了经验教训。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八七会议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
1927年10月底，受中央指令，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乘宁汉战争中统治武汉的唐生智部溃败之机，举行毫无胜利可能的武汉暴动，幸被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等制止。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②。此精神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的情况。武汉、上海、长沙等大中城市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很快被镇压。1928年1月11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告，决定利用旧历年关时节举行全省年关暴动。此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总暴动难以发动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立刻暴动，并写信给在汉的中央巡视员李维汉，令他对湖北年关暴动就地加以制止，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1928年党的六大后，国统区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工作，同时规定多路红军进逼武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8月，武汉地区我党历年被捕在押的一批同志（共87名）在狱中欲实行暴动，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壮烈牺牲。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十几个省的省委机关先后被破坏。
实践一再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失败。这些血的事实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继续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而且促使党开始认真总结在城市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白区工作的规律。
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虽然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但明确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鉴于以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好地下工作，1928年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文件，建立起一套秘密工作制度。同年10月在《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提出了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问题。③ 这一时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对武汉白区工作给予了深切关注与具体指导，并于1929年3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纠正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观念，强调只有在已建立下层组织并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方能建立上层组织。④ 1931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的刘少奇根据敌我力量悬殊这一根本情况，提出白区工作尤其是城市工作应当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把党的白区工作的方针概括为：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⑤，形成了一条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从而保证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白区工作特别是城市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三）抗战初期，党在武汉等城市开展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从苏区与转向全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为抗日战争的开展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横空出世，举国一致抗战局面粲然而兴，中国人民从此迈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同年12月，在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之际，作为华中政治、经济、军事重镇的武汉，在整个战局中所具有的“控北扼南、承东启西”的独特地位就凸显出来。国民党主要党政军机关和首脑人物留驻武汉，各党派领袖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汇聚江城。值此关键时刻，早在淞沪抗战期间即预见到“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强大阵容来到武汉。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不久，两个组织合为一个，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为成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12月18日，周恩來、王明、秦邦宪等人抵达武汉。在穷乡僻壤苦斗了十年的共产党人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都市。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此走出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由苏区走向全国，争取了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和在全国的公开地位。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武汉作为中国实际的战时首都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指挥中心约一年时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武汉这一政治舞台，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与协商，从政治上、军事上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向国民党当局力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编制、军饷与军需物资，争取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长江局大力恢复和发展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在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并集中指挥新四军东进开辟敌后战场，指导各地中共组织普遍组建了人民抗日游击武装，发动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立了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巩固和加强国共合作，并大大拓展了全国及各地的各抗日党派团体的统一战线，还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组织、群众基础。长江局还在武汉开展了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工作和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世界各国在物资上、道义上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援助。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联系群众的桥梁。党领导集结在武汉的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充分利用报刊、演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各种形式，大造救亡舆论，大江南北抗日救亡洪波涌动，高潮迭起，并由此形成了向整个国统区的有力辐射，使千百万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武汉沦陷后，湖北、武汉党的工作归南方局领导。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通过将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而且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更加成熟，主要由国统区各城市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形成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加速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提出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和部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各根据地还派人前往沦陷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从事抗日宣传，为收复城市作准备。后来由于形势急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军投降、占领大中城市的愿望未能实现。从1946年底开始，和全国不少大中城市一样，武汉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了向武汉派遣力量的工作。1947年，中共中央城工部以及环布于武汉周边的几个解放区的各级党委城工部也派出人员来汉开展工作。这些派到武汉的党员和城工人员，正确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勤学、勤业、勤交友”，并且十分注意“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较快地站稳了脚跟，为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武汉城市工作奠定了基础。1946年底，一个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掀起，并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1947年，武汉党组织根据全国形势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领导武汉人民开展了声讨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和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等较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其危在旦夕的统治，对人民加强了法西斯专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要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海局等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相应的部署，要求所属各城市的党组织要十分注意策略的应用，善于隐蔽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切实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教育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以护厂、护校、调查研究、送情报、策反敌人等工作，进行策应和配合，迎接人民解放军。
武汉党组织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大体上就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和这一过程而展开的。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夺取信阳、花园、孝感后，逼近武汉，围而不打，休整待命，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地解放武汉。为阻止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南逃时破坏武汉的计划实施，武汉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自卫队、纠察队、护厂护校委员会等，广泛开展反对国民党搬迁和破坏的斗争；同时，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争取各方面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参加到党所领导的这条战线上来。如通过湖北省知名人士、辛亥革命老人李书诚、张难先等人出面，以保全桑梓的名义和白崇禧交锋，有效地保护了人民财产。武汉党组织还开展了大量的搜集情报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以利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和接管城市；会同城工部门，多渠道、多方面地对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武昌市政府及省、市警察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促其转向人民。受形势发展影响、党的政策感召和中原局城工人员的有效策反，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起义，对加速武汉的解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武汉地下党组织和城工部门在武汉解放前夕所开展的一系列城市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完整地接管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及国内众多大中城市的解放，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如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入到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历史新时期。
（五）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城市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是不可能的。
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的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两次国共合作，主要是在城市里开展的。1924年至1927年，党在广州和武汉与国民党的首次合作，开创出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反帝斗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1937年至1947年，党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与国民党的合作、接触与谈判，发展和巩固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解放战争初期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诚意，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
人民群众运动是党的城市工作的又一条重要战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爆发过多次以城市学生、工人为主体的反帝斗争和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五二○运动，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昆明等城市，无数爱国青年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以他们的热血唤起国人的觉醒，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革命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以国统区城市人民斗争为主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从各个方面削弱了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政治基础，扩大了党的影响，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
党的城市工作有力支援和配合了農村的武装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在敌人统治的许多城市设立了秘密据点，在根据地与城市之间开辟了秘密交通线。党的许多地下工作人员出生入死，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截取传递情报，采购和输送大量的药品、食盐、电讯器材等物资。在全国解放前夕，许多大中城市的地下党所领导开展的统战策反工作和保护城市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大大减轻了战争的损失，使许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并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与生产。
高度重视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代表毛泽东说得好：“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⑥
注释：
①《陈独秀来鄂后之学界》，《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第5版。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件汇集》（1928年第4分册），第100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⑤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636页。
作者简介：陈芳国，男，1952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10。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城市工作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8－０098－０4
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一条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在近30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城市工作作为全党工作中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本文拟主要通过对党在武汉革命斗争历史的回顾与考察，揭示城市工作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在城市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活动，发展革命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
中国的近代城市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民族资本兴起和大工业生产而诞生的。在这样一些大中城市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和具有近代意识、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据调查统计，武汉的产业工人在1919年发展到近20万人，居全国城市第二。武汉的教育自清末张之洞督鄂后发展势头强劲，20世纪初已成为国内教育近代化的先进地区。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从发轫于北京、遍及全国100多个城市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时代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五四运动后，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这两个中心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武汉、长沙等地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恽代英联系几个进步社团于1920年2月在武昌开办的“利群书社”和武汉地区的一些进步书社、报纸等文化传媒，当年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發挥过作用，其中以“利群书社”尤为突出。陈独秀1920年初到武汉宣传新思想时强调指出，工商业和交通发达的武汉“将来必为全国重要之区”，提醒武汉进步知识分子“必须特别注意”。①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砥砺自己，一步步成长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被接受，首先是在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富于政治感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离开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革命力量的组织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萌芽。
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随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经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与书记陈独秀的联系与指派，同年八九月间，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七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里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前往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地区的代表一起，共同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建党初期，党在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建立了青年团组织，更以主要力量投入工人运动。武汉党组织于1921年10月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开展斗争，组建工会。1922年7月，武汉地区成立了当时全国的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同年12月又诞生了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汉治萍总工会。从1922年初到1923年2月，龟蛇两岸的罢工潮澎湃一时，波澜迭起。1923年2月以武汉江岸地区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推向顶点。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进行的两次国共合作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都是在城市进行的。国共合作的的实现，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端，席卷武汉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五卅革命风暴，以及此后的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英勇斗争，充分显示出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坚力量。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胜利。国民革命很快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元旦，历史进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年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批著名领袖汇聚江城，在武汉继续同国民党人合作，领导和推动工农革命运动和反帝斗争走向高潮。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被人们称为“赤都”。
从广州发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的大革命虽因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而在武汉终结，但它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空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对此后党领导的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城市斗争中屡遭挫败的严酷现实，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亦为党的城市工作、白区工作正确方针的产生提供了经验教训。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八七会议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
1927年10月底，受中央指令，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乘宁汉战争中统治武汉的唐生智部溃败之机，举行毫无胜利可能的武汉暴动，幸被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等制止。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②。此精神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的情况。武汉、上海、长沙等大中城市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很快被镇压。1928年1月11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告，决定利用旧历年关时节举行全省年关暴动。此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总暴动难以发动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立刻暴动，并写信给在汉的中央巡视员李维汉，令他对湖北年关暴动就地加以制止，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1928年党的六大后，国统区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工作，同时规定多路红军进逼武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8月，武汉地区我党历年被捕在押的一批同志（共87名）在狱中欲实行暴动，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壮烈牺牲。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十几个省的省委机关先后被破坏。
实践一再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失败。这些血的事实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继续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而且促使党开始认真总结在城市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白区工作的规律。
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虽然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但明确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鉴于以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好地下工作，1928年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文件，建立起一套秘密工作制度。同年10月在《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提出了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问题。③ 这一时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对武汉白区工作给予了深切关注与具体指导，并于1929年3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纠正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观念，强调只有在已建立下层组织并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方能建立上层组织。④ 1931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的刘少奇根据敌我力量悬殊这一根本情况，提出白区工作尤其是城市工作应当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把党的白区工作的方针概括为：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⑤，形成了一条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从而保证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白区工作特别是城市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三）抗战初期，党在武汉等城市开展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从苏区与转向全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为抗日战争的开展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横空出世，举国一致抗战局面粲然而兴，中国人民从此迈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同年12月，在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之际，作为华中政治、经济、军事重镇的武汉，在整个战局中所具有的“控北扼南、承东启西”的独特地位就凸显出来。国民党主要党政军机关和首脑人物留驻武汉，各党派领袖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汇聚江城。值此关键时刻，早在淞沪抗战期间即预见到“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强大阵容来到武汉。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不久，两个组织合为一个，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为成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12月18日，周恩來、王明、秦邦宪等人抵达武汉。在穷乡僻壤苦斗了十年的共产党人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都市。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此走出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由苏区走向全国，争取了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和在全国的公开地位。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武汉作为中国实际的战时首都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指挥中心约一年时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武汉这一政治舞台，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与协商，从政治上、军事上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向国民党当局力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编制、军饷与军需物资，争取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长江局大力恢复和发展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在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并集中指挥新四军东进开辟敌后战场，指导各地中共组织普遍组建了人民抗日游击武装，发动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立了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巩固和加强国共合作，并大大拓展了全国及各地的各抗日党派团体的统一战线，还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组织、群众基础。长江局还在武汉开展了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工作和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世界各国在物资上、道义上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援助。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联系群众的桥梁。党领导集结在武汉的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充分利用报刊、演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各种形式，大造救亡舆论，大江南北抗日救亡洪波涌动，高潮迭起，并由此形成了向整个国统区的有力辐射，使千百万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武汉沦陷后，湖北、武汉党的工作归南方局领导。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通过将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而且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更加成熟，主要由国统区各城市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形成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加速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提出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和部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各根据地还派人前往沦陷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从事抗日宣传，为收复城市作准备。后来由于形势急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军投降、占领大中城市的愿望未能实现。从1946年底开始，和全国不少大中城市一样，武汉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了向武汉派遣力量的工作。1947年，中共中央城工部以及环布于武汉周边的几个解放区的各级党委城工部也派出人员来汉开展工作。这些派到武汉的党员和城工人员，正确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勤学、勤业、勤交友”，并且十分注意“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较快地站稳了脚跟，为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武汉城市工作奠定了基础。1946年底，一个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掀起，并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1947年，武汉党组织根据全国形势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领导武汉人民开展了声讨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和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等较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其危在旦夕的统治，对人民加强了法西斯专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要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海局等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相应的部署，要求所属各城市的党组织要十分注意策略的应用，善于隐蔽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切实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教育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以护厂、护校、调查研究、送情报、策反敌人等工作，进行策应和配合，迎接人民解放军。
武汉党组织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大体上就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和这一过程而展开的。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夺取信阳、花园、孝感后，逼近武汉，围而不打，休整待命，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地解放武汉。为阻止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南逃时破坏武汉的计划实施，武汉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自卫队、纠察队、护厂护校委员会等，广泛开展反对国民党搬迁和破坏的斗争；同时，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争取各方面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参加到党所领导的这条战线上来。如通过湖北省知名人士、辛亥革命老人李书诚、张难先等人出面，以保全桑梓的名义和白崇禧交锋，有效地保护了人民财产。武汉党组织还开展了大量的搜集情报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以利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和接管城市；会同城工部门，多渠道、多方面地对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武昌市政府及省、市警察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促其转向人民。受形势发展影响、党的政策感召和中原局城工人员的有效策反，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起义，对加速武汉的解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武汉地下党组织和城工部门在武汉解放前夕所开展的一系列城市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完整地接管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及国内众多大中城市的解放，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如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入到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历史新时期。
（五）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城市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是不可能的。
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的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两次国共合作，主要是在城市里开展的。1924年至1927年，党在广州和武汉与国民党的首次合作，开创出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反帝斗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1937年至1947年，党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与国民党的合作、接触与谈判，发展和巩固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解放战争初期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诚意，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
人民群众运动是党的城市工作的又一条重要战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爆发过多次以城市学生、工人为主体的反帝斗争和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五二○运动，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昆明等城市，无数爱国青年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以他们的热血唤起国人的觉醒，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革命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以国统区城市人民斗争为主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从各个方面削弱了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政治基础，扩大了党的影响，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
党的城市工作有力支援和配合了農村的武装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在敌人统治的许多城市设立了秘密据点，在根据地与城市之间开辟了秘密交通线。党的许多地下工作人员出生入死，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截取传递情报，采购和输送大量的药品、食盐、电讯器材等物资。在全国解放前夕，许多大中城市的地下党所领导开展的统战策反工作和保护城市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大大减轻了战争的损失，使许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并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与生产。
高度重视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代表毛泽东说得好：“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⑥
注释：
①《陈独秀来鄂后之学界》，《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第5版。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件汇集》（1928年第4分册），第100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⑤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636页。
作者简介：陈芳国，男，1952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10。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