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赵光义曾说过：“开卷有益”，至今仍被人证取并引申，我这里扩及开来，不仅指有形的书卷，一生中凡所见到的有文字的东西，均应有选择地记取，弄懂而消化之。如此习惯的形成，如此扩大范围的积累，较之仅是有形的书卷，来路和容量就更大得无可比拟。也有一个说法是：生活就是一本大书，从本质上说是不错的，但这还是一般泛义的象征性说法。我这里则限指为所能见到的有文字的东西。这样的“书”，基本上也是无处不在的。
　　我和其他的一些人一样，或许是出于天性，自小就对新鲜的发现很感兴趣，而且喜欢穷追其义，有时竟达到不明底里则不痛快的地步。小时候（约七八岁）随父亲到日伪占领下的县城去赶集，看到白石灰墙上张贴有斜条状标语，上面写着：“香港陷落”“新加坡陷落”的字样，便问父亲：“陷落是什么意思？”父亲回答是：“大概是占了，丢了的意思吧？”这样的回答，说实话我也能揣摩出来，却不是我最想获得的答案。回来后在村街上碰见我们村的“大饱学”李汉亭，我叫他李老师，又请教起“陷落”的问题。他先告诉我香港和新加坡原先是英国人占着的，现在叫日本军队攻下来了；至于“陷落”的本义，他不用查本本就能引经据典：“再思入朝，有车陷于泞，叱牛不前”。我把这几句话用铅笔记在带的本子上，但又追问他：“再思是什么？”他说是一个人名，是“新唐书杨再思传中的话。”那么“陷落”就是这样引申出来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早已作古的李“大饱学”当时摇头晃脑的情态，那几句话也没有忘。
　　我故乡那地方，村落中盖房子大都是坐北朝南，无论是家门还是园门，门联的横批喜欢用“户对南山”这几个字，我原先并未深想，只觉得南面确实是山，无非就是表明个地域特点而已。年龄稍长又感到这样理解可能失之于太表面，便再次请教了李老师，他说我那样解释不能说不对，但并不全面，这里还有一个典故，就是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这“户对南山”便更多了一层诗情画意。
　　因为我们那地方解放得比较早，解放后，在文化上自然就有了一些批判性，有人对“旧”文化，对于为旧文化熏陶得较深的人，如“大饱学”李汉亭这样的，产生了与过去不同的看法，一概认为是陈旧、迂腐、不足取。我那时候年龄稍大了些，对这类问题已有自己的主见：我觉得：虽然，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必沉醉于死抠一个字的古义之类，但多探讨一些文化的底蕴，可加深知识积累的厚度，这样合理地吸取与消化，不仅没有什么坏处，而且可以避免认识上的表面化和浅薄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是大有益处的。
　　在这方面，我不能不想到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参军时曾做了多年的机要译电工作——平时的工作就是在“读”一部包罗万象的不是书的大“书”。而愈是工作负担重，这“书”就愈是厚实。我天天接触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知识，熟识的和不熟识的文字，大至经国大业小至人民衣食住行诸般内容，都必然要一点一滴地涉猎。现在看来，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自然等方面，都不时地融入我少年时的头脑里。我现在似乎才意识到，之所以我以原来才上了两年初中的学历在参军八年后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机要譯电工作的文化知识积累分不开的。有一次我去参观一个著名的解放战争纪念馆，讲解员向参观者念一份毛主席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首长关于莱芜战役的电报，后面署的月日为“丑鱼”，她像是课堂上的教师考问小学生似的：“几位知道丑鱼是什么意思吗？”我见其他人未回答，便如实地答曰：“二月六日”。讲解员微露惊讶之色，我只能是笑笑罢了。其实，对于当年搞过机要电报工作的人，这只是一个代日代月的必备知识，即以另外的字代月代日，而且不仅我党我军是这样。同是这位讲解员，当她讲到莱芜战役我兵力布署时，说是在青石关地区担任阻击任务的是胶东部队的八纵（其实应是九纵）。我没有当场给予校正，但在参观结束时，我还是提请她再查一下。我觉得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不能“差不离儿”，力求应与电报内容一样的准确才是。上述种种，假如我没有读过多年机要译电工作这部“大书”，碰到类似问题便不可能如数家珍般熟稔。
　　直至现在，我还是十分注重有形书本之外的文字和其他形式的“书”。但也不免有误读和误识。举例说，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世称韩昌黎，从中学至大学，老师皆授曰韩愈是河北昌黎人，或祖籍是今天的河北昌黎。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直至十几年前赴河南孟县（今孟州市）参加韩愈的学术研讨会，才弄清“昌黎”是韩愈的“郡望”所在地，而且也不是今之河北昌黎，却是辽宁义县。由此我愈加悟出：“书”虽无处不在，也可能以讹传讹；更不可一知半解草率应用。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当然，对各种形式的“书”都应取有选择的态度，不可都当成珍品一揽子地食用，如今有不少格调不健康乃至腐朽的垃圾文化，不仅在有形的书本中有，甚至堂而皇之地麇集在屏幕，街头和娱乐场所。对于这类垃圾“知识”，也许还不能够一下子完全加以清除，但在我们的视觉中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分辨与正当的选择。对于垃圾，只能识其形，知其味，察其质。能否正确对待合理选择，无疑还是取决于我们的立场（现在很少有人这么用了）眼光和思想格调。但绝不能因有邪味的垃圾，就无视了大量好“书”仍在闪着不泯的光。一句话，只要生命在，“书”就不能不读，知识就要不断地积累与更新，在某种意义上说，凡属有益的文录，就是生命的鳞爪，汲取有益的养分愈多，启人前行的脚步就迈得愈坚实。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