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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上海闸北，指的是公共租界以北由中国行政当局管理的城区。1919年，闸北商界精英发起成立闸北商业公会，后又组闸北商会，为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个互相联络、共协商事的平台。与上海其它知名绅商团体相比，闸北商会成立时间较晚，规模也不大，却又不可或缺，地位突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昔日的闸北，回顾闸北商会的过往点滴。
沪地商会中的后起之秀，
千呼万唤始出来
上海的商会组织可以追溯到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于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又于1912年定名为上海总商会，在中国商会历史上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市方面，老城厢于1906年成立沪南商务分所，几经更迭，于1916年易名为上海县商会，逐渐成为同总商会并存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商人团体。然而，当总商会、县商会会务日臻完善，作用日益显现之时，与南市隔租界相望的闸北却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商人团体，未免令人感觉有些奇怪。
其实，自闸北通商场开辟以来，该地工商业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当地的丝业和米业。沈联芳和钱贵三是较早入驻闸北的商人，两人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在闸北经营实业，分别成为当地丝茧业和米业的领袖人物。1911年，闸北商界响应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号召，由钱贵三、王晓籁、王彬彦等人发起成立闸北商团，选举钱淦为会长，钱贵三、俞宗周为副会长，沈联芳等为名誉会长，以保卫该地区社会秩序和商界安全。上海光复时，闸北商团先发制人、兵不血刃，率先攻克上海巡警总局，为起义军光复南市、进攻江南制造局扫除了障碍。商团是测试商人力量和商人意识的重要指标，闸北商团的组建，标志着本地绅商利益共同体开始逐渐成熟。
辛亥以后，闸北面貌日新月异，华界日趋繁盛，闸北市政、经济、人口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南市以外，上海地方自治成就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官方和地方绅商争夺市政管理权最为激烈的区域。在这一背景下，为维护本地商人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诉求，闸北商界精英开始意识到，成立商人团体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好事多磨，诞生经过磕磕绊绊
1919年，闸北商人以“商界联络不便，窒碍甚多”为由，由商人沈联芳、钱贵三、王彬彦等发起组织成立了闸北商业公会。11月12日，该会选举沈联芳为会长，钱贵三、王彬彦为副会长。由于处于试办阶段，商业公会未向官方呈请备案。1921年，会董李广珍提议：闸北已经工厂林立，商业繁华，却与南市县商会被租界阻隔，极为不便，建议该会依照《商会法》第二条规定，改组为沪北商会。该提议得到会董一致赞成，并于同年5月拟订“改组沪北商会之草案”，分呈农商部及沪海道尹核准立案。然而，农商部认为原有闸北商业公会，部中无案可稽，只准原发起人另组商会。商业公会遂决定召集闸北商会原发起人40人，公决办法。1923年7月28日，闸北商会发起人大会召开，决议组织闸北商会筹备处，公推钱贵三为筹备处主任，王彬彦、沈礼威为副主任，筹备处暂借大统路闸北慈善团为办公地点，并派员请江苏省专员会同上海县商会和宝山县商会就划分区域问题进行协商。谈妥后，呈请农商部正式备案。
孰料好事多磨，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殃及沪北，闸北商会的筹备工作一度停滞。直到1926年，筹备处才确定了选举办法、日期和会董人数：5月16日投票选举会董，6月1日开票公布会董名单，6月20日会董互选正、副会长。经选举，陈炳谦当选闸北商会会长，王彬彦当选副会长。会后，陈炳谦坚辞会长一职，数经挽留未果，便由王彬彦代行会务。10月7日，经重新选举，在道尹公署、上海县署和宝山县署的监督下，王晓籁高票当选会长。至此，闸北商会选举才宣告结束。1927年4月2日，正、副会长就职办公。
一波三折，选举过程轶事多
从1923年7月筹备处成立，到1926年10月王晓籁当选会长，闸北商会筹备期显得过于漫长，未免令人心存疑惑。经查，除受到战争影响外，商会在筹备、选举等一系列过程中还发生了几件轶事，值得一提。
当时，陈炳谦是众望所归的会长人选。他是闸北知名房地产商人，兼任旧中国五大洋行之一“祥茂洋行”华籍高级买办，并担任英商业地产公司等外资公司华董，是上海闸北商人、广东商人群体中的佼佼者，资本雄厚，家产殷实。本来由陈炳谦担任商会头面人物是水到渠成的事，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沈田莘。沈田莘是闸北商会筹备处的发起人之一，当时他只是丝厂小开，在闸北还未建立起相当的产业，却也有意染指会长一职，各方钻营颇为活跃。据原闸北商团司令、时任闸北商会筹备选举委员会主席尹村夫回忆：大革命前夕闸北商会筹备会召开选举会长大会，因沈田莘手面小、人缘差，大家不愿选他，又碍于情面，就有人故意向地方当局派来监选的委员提出选举问题（当时有单选法和连选法之分）。该委员不知提出的用意何在，一时茫然，便加以推托，宣称要经考虑后再行决定，一场选举会不欢而散。
最后，经筹备会决议，闸北商会的选举将参照上海总商会的模式，采取连选法。所谓连选法，就是将会长、副会长的名额一同计入会董，先选举会董，再经会董互选，分别选出正、副会长。采取这一方式的用意很明显，凭借沈田莘的人气，恐怕连会董都当选不了，那就更别谈会长一职了。选举结果印证了这一点，开票后，得票最少的会董庄百俞的票数为109票，沈田莘仅获得48票，提前失去了竞选会长的资格。
商人们好不容易为陈炳谦的当选清除了障碍，他本人却毅然辞去会长职务，让人唏嘘不已。原来，陈早年就已加入了葡萄牙籍，并在五四运动中因国籍问题引起责难。在当时的背景下，他的外籍身份更不能与北伐军即将到沪时的革命氛围相符，便不敢轻易尝试。虽然他无意染指会长一职，但对于闸北商会和闸北地方事业却依然尽心尽力。比如，王晓籁当选会长后，曾对闸北商会的经费来源颇为头痛，陈炳谦洞悉其意，暗嘱王放手去做，是闸北商会名副其实的“财神”。再比如，闸北商会在筹备期间一直借用闸北慈善会的会址办公，并没有独立的议事场所。这一难题也是陈帮忙解决的。他将购得的中华新路地块不加利息，以原价转让给闸北商会建筑会所，唯一的条件是该地四面围墙须无偿让给南洋烟草公司长期做广告，作为闸北商会提倡国货之表征。此外，他还担任粤侨商业联合会会长，在致力于为同乡服务之时，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为闸北城区市政建设贡献了力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抵制帝国越界筑路、租界扩张的问题上，也有陈炳谦活跃的身影。 维护商界秩序，保卫国家主权
闸北商业公会成立以后，逐渐开始履行商会的各项职能，为区域内的商人团体排忧解难。1919年起，上海市面出现了减重的轻质铜元，以收兑铜元为大宗的上海电车公司，当年2月收进的轻质铜元占2.7%，翌年12月骤升至8.4%，仅一个月后又增为10.8%。由于轻质铜元质量低劣，价格暴跌，于是该公司于1921年率先抵制并拒收此类流通货币，市面一度出现恐慌景象。面对这一情况，闸北商业公会从大局出发，号召沪北商人暂时不要加入抵制轻质铜元的队伍中来。虽然此类货币扰乱了沪地金融市场，造成物价飙升，危害极大，可保有此种货币的却大多为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商业公会在发布的通告中晓以大义：“闸北地方，贫苦工人居多，一旦拒收电车公司所指三种铜元，则市上向来所流通之铜元中，可用者几不及十分之四，其余将尽成为无用之废物，贫苦工人既有铜元而不能用，势必铤而走险，商店居民将咸受其害”，希望“各商店暂仍一律收用，以免纷扰。”该决议得到了会董的一致赞成。虽然闸北商业公会的呼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铜元贬值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因时所需、因地制宜，有效缓和了市面上的紧张氛围，将闸北市场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同年，在抵制加贴印花税的事宜上，闸北商业公会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洋货享有在国内免厘、国外免税的待遇，中国政府年税收流失量达到400万两以上。为补足流失的税款，政府将吸金对象指向了华商，决定对租界内华人加贴印花税。随即，农商部竟委托各地外国警察来检查华商应贴印花之契约、簿据及凭证，对违法者“处以相当之罚金”，一半捐助租界当局，一半解归国库，随时交由外国领事代收。此令一出，立即在商界引起轩然大波。政府将租界内华商、洋商区别对待本身就违背了市场准则，还将检查的权力授予外人，一味媚外、出卖主权，与民意大相径庭。在全国各地的压力下，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加税政策仅仅延缓了5个月，又被训令强制推行。当时，闸北有商人畏惧法令的威严，欲向政府妥协以求自保。闻讯，闸北商业公会立即召开会董大会，决议“在各业商未经承认以前，仍一律照旧章结贴”，拒绝承认政府法令，据理力争，毫不妥让。与此同时，闸北商业公会还与上海总商会一道，多次将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意见转告交涉员，“力持正论，为租界居民力谋和平幸福。”商业公会坚持内外一致原则所采取的各项举措，都体现出其维护商人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强烈决心。
收容难民，安定人心
1924年爆发的江浙战争，是军阀势力为争夺上海而爆发的一次军阀内战，是民国时期江南遭受的最大一次社会动荡。其对江南地方经济、社会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勒索、兵劫、商市之无序等几个方面，而对闸北来说，战争的影响首先却是从安置难民和武装自卫开始的。9月3日战争正式打响后，便不断有战区难民涌入闸北，本地居民则因担心战事波及，纷纷避入租界。4日，闸北商业公会领袖王晓籁、王彬彦、尹村夫等迅速联络工、农、商、学各界，创办上海、宝山两县闸北保卫团，以维护地方秩序。保卫团公举王晓籁、徐春荣等为团董，王彬彦、尹村夫为正、副团长，以“协助地方警察保卫闾里安宁”为宗旨，其经费“由各业筹备，在外不捐分文”。开办后，华界人心大定，不少迁入租界者亦返回。
1925年1月，战争战败方齐燮元部溃兵从前线退回上海，再次给沪地带来巨大压力，如何安置这批败军之师又成为闸北绅商面临的重大难题。1月28日，因保卫团之前表现出众，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委任王彬彦、尹村夫为淞沪保安正、副司令，设司令部于闸北，指挥团队，维持治安，办理善后。期间，王、尹同闸北商界精英一起收容散兵，又联合闸北慈善会组织蓝十字会妇孺难民收容所和救护队，救伤恤贫。在江浙战争爆发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身兼闸北商会副会长、保卫团团长的王彬彦毁家纾难，慷慨解囊，向银行倾其所有借债以应急需，一时传为美谈。他担任主任的闸北慈善团前后共垫本息银元27万余两，这些垫款皆为慈善团利用信用所借得。战争结束后，因垫款无法如期偿还，致使该团在各方债主催索下难以应付。在残酷的战争面前，闸北绅商顾全大局，他们借助商会、保卫团、慈善会等社会组织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起到了平息战乱、安定人心、造福桑梓的重要作用。
支持北伐，同情工人革命
说起闸北商会在广州革命政府北伐期间的态度和作用，就不得不提其新当选的领导人王晓籁。王于1907年加入光复会，后追随秋瑾参加革命。辛亥以后，他在岳父楼映斋的支持下，先后在闸北开办天来、大来、泰来三家缫丝厂，事业兴盛，获利丰厚。他虽为有产者，却并不爱财，积极参加地方自治运动，活跃于商、政二界，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也日益上升。
1926年夏，王晓籁应广州国民政府邀请，赴穗参观新政。在穗期间，他参加了北伐军誓师仪式，感触很深。回沪后，他毫无顾虑地宣传新政优良成绩，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在他的影响下，闸北商会与保卫团领袖王彬彦、尹村夫也投入到支援北伐的队伍中来，不仅致力于为军队筹措巨额经费，更亲自加强组织，日夜筹划如何策应北伐军进攻上海。王晓籁的此番行为受到军阀孙传芳嫉恨，下令通缉，悬赏捉拿，后“由友人设法，用贿乃平”，他才逃过一劫。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12时全市工人罢工，武装起义开始。至下午4时，其它6区战斗基本结束，闸北成为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在王晓籁等商人的发动下，闸北商会策动闸北保卫团积极响应，参与解除奉系军阀毕庶澄部的武装，为起义贡献了力量。22日，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基础上，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商界代表王晓籁被推举为市政府委员，入选主席团。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后，他又被市长聘为市政府参事。
1926年至1927年的上海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是整个中国政治斗争的聚焦点。这也是王晓籁于1926年10月当选闸北商会会长以后，直到翌年4月才宣誓就职的原因所在。在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自己对工商关系的看法：“闸北为新开市场，为国有工厂发源之大本营，欲谋对外发展，则非提倡工艺、振兴商业不可。强国之道，亦在于此。故闸北商会实居工商互助地位，我闸北商会欲谋巩固与进展，则非与工商携手不可。”同时，他还认为“以工商地位而言，非商莫由兴工，非工莫由行商，势非劳资合作，不能臻国家于富强。”
1927年4月2日，因外间谣传工人将行暴动，上海商业联合会商讨办法对付职工，有人提议“电军长，请求帮忙”，或“告蒋司令请示办法”，企图以暴力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王晓籁当即反对，提出“此事只能与工会磋商”，散会后，他立即驱车赶往总工会，约见秘密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商讨工商团结之法。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王晓籁作为一名商人，能够理性看待工商关系，其提倡合作，反对以武力镇压工人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会长就职还不到一年，闸北商会即于1928年1月29日召开团拜大会，依照全国商会联合会办法，自行将会董制改组为委员制。会上，通过了成立改组委员会的决议。5月25日，闸北商会举行执行委员就职典礼，选出常务委员7人，互选王晓籁、王彬彦、范和笙为主席委员，推举王晓籁为主席。1929年1月21日，经执委会常会决议，闸北商会遵照市政府令，更名为上海特别市闸北商会。5月，被上海特别市商整会接受，无奈匆匆结束了历史使命。
沪地商会中的后起之秀，
千呼万唤始出来
上海的商会组织可以追溯到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于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又于1912年定名为上海总商会，在中国商会历史上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市方面，老城厢于1906年成立沪南商务分所，几经更迭，于1916年易名为上海县商会，逐渐成为同总商会并存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商人团体。然而，当总商会、县商会会务日臻完善，作用日益显现之时，与南市隔租界相望的闸北却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商人团体，未免令人感觉有些奇怪。
其实，自闸北通商场开辟以来，该地工商业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当地的丝业和米业。沈联芳和钱贵三是较早入驻闸北的商人，两人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在闸北经营实业，分别成为当地丝茧业和米业的领袖人物。1911年，闸北商界响应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号召，由钱贵三、王晓籁、王彬彦等人发起成立闸北商团，选举钱淦为会长，钱贵三、俞宗周为副会长，沈联芳等为名誉会长，以保卫该地区社会秩序和商界安全。上海光复时，闸北商团先发制人、兵不血刃，率先攻克上海巡警总局，为起义军光复南市、进攻江南制造局扫除了障碍。商团是测试商人力量和商人意识的重要指标，闸北商团的组建，标志着本地绅商利益共同体开始逐渐成熟。
辛亥以后，闸北面貌日新月异，华界日趋繁盛，闸北市政、经济、人口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南市以外，上海地方自治成就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官方和地方绅商争夺市政管理权最为激烈的区域。在这一背景下，为维护本地商人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诉求，闸北商界精英开始意识到，成立商人团体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好事多磨，诞生经过磕磕绊绊
1919年，闸北商人以“商界联络不便，窒碍甚多”为由，由商人沈联芳、钱贵三、王彬彦等发起组织成立了闸北商业公会。11月12日，该会选举沈联芳为会长，钱贵三、王彬彦为副会长。由于处于试办阶段，商业公会未向官方呈请备案。1921年，会董李广珍提议：闸北已经工厂林立，商业繁华，却与南市县商会被租界阻隔，极为不便，建议该会依照《商会法》第二条规定，改组为沪北商会。该提议得到会董一致赞成，并于同年5月拟订“改组沪北商会之草案”，分呈农商部及沪海道尹核准立案。然而，农商部认为原有闸北商业公会，部中无案可稽，只准原发起人另组商会。商业公会遂决定召集闸北商会原发起人40人，公决办法。1923年7月28日，闸北商会发起人大会召开，决议组织闸北商会筹备处，公推钱贵三为筹备处主任，王彬彦、沈礼威为副主任，筹备处暂借大统路闸北慈善团为办公地点，并派员请江苏省专员会同上海县商会和宝山县商会就划分区域问题进行协商。谈妥后，呈请农商部正式备案。
孰料好事多磨，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殃及沪北，闸北商会的筹备工作一度停滞。直到1926年，筹备处才确定了选举办法、日期和会董人数：5月16日投票选举会董，6月1日开票公布会董名单，6月20日会董互选正、副会长。经选举，陈炳谦当选闸北商会会长，王彬彦当选副会长。会后，陈炳谦坚辞会长一职，数经挽留未果，便由王彬彦代行会务。10月7日，经重新选举，在道尹公署、上海县署和宝山县署的监督下，王晓籁高票当选会长。至此，闸北商会选举才宣告结束。1927年4月2日，正、副会长就职办公。
一波三折，选举过程轶事多
从1923年7月筹备处成立，到1926年10月王晓籁当选会长，闸北商会筹备期显得过于漫长，未免令人心存疑惑。经查，除受到战争影响外，商会在筹备、选举等一系列过程中还发生了几件轶事，值得一提。
当时，陈炳谦是众望所归的会长人选。他是闸北知名房地产商人，兼任旧中国五大洋行之一“祥茂洋行”华籍高级买办，并担任英商业地产公司等外资公司华董，是上海闸北商人、广东商人群体中的佼佼者，资本雄厚，家产殷实。本来由陈炳谦担任商会头面人物是水到渠成的事，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沈田莘。沈田莘是闸北商会筹备处的发起人之一，当时他只是丝厂小开，在闸北还未建立起相当的产业，却也有意染指会长一职，各方钻营颇为活跃。据原闸北商团司令、时任闸北商会筹备选举委员会主席尹村夫回忆：大革命前夕闸北商会筹备会召开选举会长大会，因沈田莘手面小、人缘差，大家不愿选他，又碍于情面，就有人故意向地方当局派来监选的委员提出选举问题（当时有单选法和连选法之分）。该委员不知提出的用意何在，一时茫然，便加以推托，宣称要经考虑后再行决定，一场选举会不欢而散。
最后，经筹备会决议，闸北商会的选举将参照上海总商会的模式，采取连选法。所谓连选法，就是将会长、副会长的名额一同计入会董，先选举会董，再经会董互选，分别选出正、副会长。采取这一方式的用意很明显，凭借沈田莘的人气，恐怕连会董都当选不了，那就更别谈会长一职了。选举结果印证了这一点，开票后，得票最少的会董庄百俞的票数为109票，沈田莘仅获得48票，提前失去了竞选会长的资格。
商人们好不容易为陈炳谦的当选清除了障碍，他本人却毅然辞去会长职务，让人唏嘘不已。原来，陈早年就已加入了葡萄牙籍，并在五四运动中因国籍问题引起责难。在当时的背景下，他的外籍身份更不能与北伐军即将到沪时的革命氛围相符，便不敢轻易尝试。虽然他无意染指会长一职，但对于闸北商会和闸北地方事业却依然尽心尽力。比如，王晓籁当选会长后，曾对闸北商会的经费来源颇为头痛，陈炳谦洞悉其意，暗嘱王放手去做，是闸北商会名副其实的“财神”。再比如，闸北商会在筹备期间一直借用闸北慈善会的会址办公，并没有独立的议事场所。这一难题也是陈帮忙解决的。他将购得的中华新路地块不加利息，以原价转让给闸北商会建筑会所，唯一的条件是该地四面围墙须无偿让给南洋烟草公司长期做广告，作为闸北商会提倡国货之表征。此外，他还担任粤侨商业联合会会长，在致力于为同乡服务之时，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为闸北城区市政建设贡献了力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抵制帝国越界筑路、租界扩张的问题上，也有陈炳谦活跃的身影。 维护商界秩序，保卫国家主权
闸北商业公会成立以后，逐渐开始履行商会的各项职能，为区域内的商人团体排忧解难。1919年起，上海市面出现了减重的轻质铜元，以收兑铜元为大宗的上海电车公司，当年2月收进的轻质铜元占2.7%，翌年12月骤升至8.4%，仅一个月后又增为10.8%。由于轻质铜元质量低劣，价格暴跌，于是该公司于1921年率先抵制并拒收此类流通货币，市面一度出现恐慌景象。面对这一情况，闸北商业公会从大局出发，号召沪北商人暂时不要加入抵制轻质铜元的队伍中来。虽然此类货币扰乱了沪地金融市场，造成物价飙升，危害极大，可保有此种货币的却大多为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商业公会在发布的通告中晓以大义：“闸北地方，贫苦工人居多，一旦拒收电车公司所指三种铜元，则市上向来所流通之铜元中，可用者几不及十分之四，其余将尽成为无用之废物，贫苦工人既有铜元而不能用，势必铤而走险，商店居民将咸受其害”，希望“各商店暂仍一律收用，以免纷扰。”该决议得到了会董的一致赞成。虽然闸北商业公会的呼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铜元贬值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因时所需、因地制宜，有效缓和了市面上的紧张氛围，将闸北市场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同年，在抵制加贴印花税的事宜上，闸北商业公会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洋货享有在国内免厘、国外免税的待遇，中国政府年税收流失量达到400万两以上。为补足流失的税款，政府将吸金对象指向了华商，决定对租界内华人加贴印花税。随即，农商部竟委托各地外国警察来检查华商应贴印花之契约、簿据及凭证，对违法者“处以相当之罚金”，一半捐助租界当局，一半解归国库，随时交由外国领事代收。此令一出，立即在商界引起轩然大波。政府将租界内华商、洋商区别对待本身就违背了市场准则，还将检查的权力授予外人，一味媚外、出卖主权，与民意大相径庭。在全国各地的压力下，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加税政策仅仅延缓了5个月，又被训令强制推行。当时，闸北有商人畏惧法令的威严，欲向政府妥协以求自保。闻讯，闸北商业公会立即召开会董大会，决议“在各业商未经承认以前，仍一律照旧章结贴”，拒绝承认政府法令，据理力争，毫不妥让。与此同时，闸北商业公会还与上海总商会一道，多次将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意见转告交涉员，“力持正论，为租界居民力谋和平幸福。”商业公会坚持内外一致原则所采取的各项举措，都体现出其维护商人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强烈决心。
收容难民，安定人心
1924年爆发的江浙战争，是军阀势力为争夺上海而爆发的一次军阀内战，是民国时期江南遭受的最大一次社会动荡。其对江南地方经济、社会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勒索、兵劫、商市之无序等几个方面，而对闸北来说，战争的影响首先却是从安置难民和武装自卫开始的。9月3日战争正式打响后，便不断有战区难民涌入闸北，本地居民则因担心战事波及，纷纷避入租界。4日，闸北商业公会领袖王晓籁、王彬彦、尹村夫等迅速联络工、农、商、学各界，创办上海、宝山两县闸北保卫团，以维护地方秩序。保卫团公举王晓籁、徐春荣等为团董，王彬彦、尹村夫为正、副团长，以“协助地方警察保卫闾里安宁”为宗旨，其经费“由各业筹备，在外不捐分文”。开办后，华界人心大定，不少迁入租界者亦返回。
1925年1月，战争战败方齐燮元部溃兵从前线退回上海，再次给沪地带来巨大压力，如何安置这批败军之师又成为闸北绅商面临的重大难题。1月28日，因保卫团之前表现出众，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委任王彬彦、尹村夫为淞沪保安正、副司令，设司令部于闸北，指挥团队，维持治安，办理善后。期间，王、尹同闸北商界精英一起收容散兵，又联合闸北慈善会组织蓝十字会妇孺难民收容所和救护队，救伤恤贫。在江浙战争爆发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身兼闸北商会副会长、保卫团团长的王彬彦毁家纾难，慷慨解囊，向银行倾其所有借债以应急需，一时传为美谈。他担任主任的闸北慈善团前后共垫本息银元27万余两，这些垫款皆为慈善团利用信用所借得。战争结束后，因垫款无法如期偿还，致使该团在各方债主催索下难以应付。在残酷的战争面前，闸北绅商顾全大局，他们借助商会、保卫团、慈善会等社会组织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起到了平息战乱、安定人心、造福桑梓的重要作用。
支持北伐，同情工人革命
说起闸北商会在广州革命政府北伐期间的态度和作用，就不得不提其新当选的领导人王晓籁。王于1907年加入光复会，后追随秋瑾参加革命。辛亥以后，他在岳父楼映斋的支持下，先后在闸北开办天来、大来、泰来三家缫丝厂，事业兴盛，获利丰厚。他虽为有产者，却并不爱财，积极参加地方自治运动，活跃于商、政二界，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也日益上升。
1926年夏，王晓籁应广州国民政府邀请，赴穗参观新政。在穗期间，他参加了北伐军誓师仪式，感触很深。回沪后，他毫无顾虑地宣传新政优良成绩，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在他的影响下，闸北商会与保卫团领袖王彬彦、尹村夫也投入到支援北伐的队伍中来，不仅致力于为军队筹措巨额经费，更亲自加强组织，日夜筹划如何策应北伐军进攻上海。王晓籁的此番行为受到军阀孙传芳嫉恨，下令通缉，悬赏捉拿，后“由友人设法，用贿乃平”，他才逃过一劫。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12时全市工人罢工，武装起义开始。至下午4时，其它6区战斗基本结束，闸北成为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在王晓籁等商人的发动下，闸北商会策动闸北保卫团积极响应，参与解除奉系军阀毕庶澄部的武装，为起义贡献了力量。22日，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基础上，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商界代表王晓籁被推举为市政府委员，入选主席团。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后，他又被市长聘为市政府参事。
1926年至1927年的上海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是整个中国政治斗争的聚焦点。这也是王晓籁于1926年10月当选闸北商会会长以后，直到翌年4月才宣誓就职的原因所在。在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自己对工商关系的看法：“闸北为新开市场，为国有工厂发源之大本营，欲谋对外发展，则非提倡工艺、振兴商业不可。强国之道，亦在于此。故闸北商会实居工商互助地位，我闸北商会欲谋巩固与进展，则非与工商携手不可。”同时，他还认为“以工商地位而言，非商莫由兴工，非工莫由行商，势非劳资合作，不能臻国家于富强。”
1927年4月2日，因外间谣传工人将行暴动，上海商业联合会商讨办法对付职工，有人提议“电军长，请求帮忙”，或“告蒋司令请示办法”，企图以暴力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王晓籁当即反对，提出“此事只能与工会磋商”，散会后，他立即驱车赶往总工会，约见秘密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商讨工商团结之法。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王晓籁作为一名商人，能够理性看待工商关系，其提倡合作，反对以武力镇压工人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会长就职还不到一年，闸北商会即于1928年1月29日召开团拜大会，依照全国商会联合会办法，自行将会董制改组为委员制。会上，通过了成立改组委员会的决议。5月25日，闸北商会举行执行委员就职典礼，选出常务委员7人，互选王晓籁、王彬彦、范和笙为主席委员，推举王晓籁为主席。1929年1月21日，经执委会常会决议，闸北商会遵照市政府令，更名为上海特别市闸北商会。5月，被上海特别市商整会接受，无奈匆匆结束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