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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硕忠
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习仲勋同志。从1978年4月初到广东，到1980年11月到中央工作，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不负重托，平反冤假错案，大胆探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求真理 平反冤假错案
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在广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力主解决广东的问题。他主政广东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冤案就是在海陆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致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
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专项听取关于海陆丰问题以及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习仲勋结合所掌握的大量证据和事实，认为为彭湃及亲友平反的时机到了，下决心要为在反彭湃冤案中死难的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彭洪的爱人陈平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初夏的一天，她在省委珠岛宾馆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习书记手里拿着陈平数月前写给中央和省委的申诉信，将周总理批条的来历告诉她，握着陈平的手关切地说：“彭洪同志的案子，中央很重视，省委一定会抓紧落实好，对案件进行调查。”1978年七八月间，习仲勋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在汕头地区，他考察了海丰县，听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的汇报。8月13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对海丰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要严肃处理。10月3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根据习仲勋的指示，1978年夏天，联合调查组进驻海丰。调查组历经半年多调查，查明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真相。1978年11月，调查组通过走访，找到一名曾参与掩埋彭洪尸体的农民，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具遗骸。再根据陈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调查人员判定，这正是彭洪的遗骸。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其他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也得到平反。参与迫害的人，受到了严惩。1979年1月25日，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促改革 广东先行试验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习仲勋为在困境中的广东省赢得中央的政策支持，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打下了基础。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视察。他看到深圳河两岸反差很大，百感交集。广东省在历史上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解放后由于处于南海前线的特殊原因，又经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广东经济遭到严重的挫折。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是习仲勋希望突破旧体制的构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不久，他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邓小平汇报。
1979年4月，习仲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在发言中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他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據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我们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省的发展应针对其特色地理位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鉴于港澳地区对广东省的影响以及台海军事对峙态势的变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不久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共和国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回顾习仲勋面对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推动广东省生产建设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的功绩，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又浮现在我们面前。
（黄硕忠）
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习仲勋同志。从1978年4月初到广东，到1980年11月到中央工作，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不负重托，平反冤假错案，大胆探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求真理 平反冤假错案
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在广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力主解决广东的问题。他主政广东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冤案就是在海陆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致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
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专项听取关于海陆丰问题以及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习仲勋结合所掌握的大量证据和事实，认为为彭湃及亲友平反的时机到了，下决心要为在反彭湃冤案中死难的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彭洪的爱人陈平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初夏的一天，她在省委珠岛宾馆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习书记手里拿着陈平数月前写给中央和省委的申诉信，将周总理批条的来历告诉她，握着陈平的手关切地说：“彭洪同志的案子，中央很重视，省委一定会抓紧落实好，对案件进行调查。”1978年七八月间，习仲勋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在汕头地区，他考察了海丰县，听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的汇报。8月13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对海丰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要严肃处理。10月3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根据习仲勋的指示，1978年夏天，联合调查组进驻海丰。调查组历经半年多调查，查明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真相。1978年11月，调查组通过走访，找到一名曾参与掩埋彭洪尸体的农民，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具遗骸。再根据陈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调查人员判定，这正是彭洪的遗骸。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其他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也得到平反。参与迫害的人，受到了严惩。1979年1月25日，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促改革 广东先行试验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习仲勋为在困境中的广东省赢得中央的政策支持，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打下了基础。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视察。他看到深圳河两岸反差很大，百感交集。广东省在历史上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解放后由于处于南海前线的特殊原因，又经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广东经济遭到严重的挫折。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是习仲勋希望突破旧体制的构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不久，他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邓小平汇报。
1979年4月，习仲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在发言中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他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據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我们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省的发展应针对其特色地理位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鉴于港澳地区对广东省的影响以及台海军事对峙态势的变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不久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共和国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回顾习仲勋面对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推动广东省生产建设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的功绩，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又浮现在我们面前。
（黄硕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