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越南步中国之后宣布“革新与开放”。
　　1991年，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这一年，美越关系也出现转机，华盛顿向河内提出关系逐步正常化蓝图。
　　从1991年至1995年的5年内，越南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高达8.2%，每年创造100多万个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率也从1991年的67.1%降至1995年12.7%。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越南经济的“高速起飞期”。
　　1992年，国境线云南一侧开始了战区恢复建设。第二年2月，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下，国务院批准恢复天保口岸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对战后边境进行了大力扶植。扶植力度之大，甚至引起了文山州官员的紧张。文山州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详细列出了越南的具体政策：
　　扶植内容涉及口岸建设、扶贫、免税、贷款和教育等方面。战时被“净化”到内地居住的回迁居民得到特殊扶持，政府除向回迁农户无偿提供种子、化肥和耕牛外，每户还补助建房费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此外，边民们5年内免征一切赋税，政府每月还免费向边民提供一斤煤油和一斤食盐。伤残（亡）人员及其家庭则由国家出资建房。
　　一份文山州向云南省和中央政府公开提交的一份《情况汇报》称：“越方优于我方的边境扶持政策，已在我方边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伤残人员抱怨：‘打战时国家要我们当民兵守哨卡，背弹药上前线，我们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国家的照顾政策还不如越南的好，以后再打战，哪个还听政府的话上前线去送死？’”
　　一些边民受越方战后特殊扶持政策的影响，纷纷外遷。上述情况汇报称，数年来已有398户边民自动迁居，其中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也危及了边防的巩固。”
　　梁久永也通过越南表娘一家的不断变化感到不平衡。90年代中期，表娘家开始经营洗车厂。此时，梁在越南当主治医师地一个亲戚，下班后还要靠卖酱油补贴家用。但是到90年代末期，梁家在越南的亲戚大多开上了汽车。越南由政府出资对民间买车的高额补助也令梁久永羡慕。
　　如今，战后的恢复建设重新成为一种较量，双方都在盯着对方的动作。
　　2000年，文山州一些县的边境村寨开始实施茅草屋改建项目，每家补助5000元人民币。当地公检法等单位，也各自挂钩一个村委会，帮助其建设小康示范村。2006年起，边境线上居民医保全部免费。但上述政策只有拥有国境线的村委会才能享受。
　　越南同样如此。一位匿名中国山区边境官员介绍，越南一方临近中国的房子靠中国的那面墙被粉刷得很漂亮，但中国的官员参观后发现，屋内同样简陋。
　　实际上，山区的贫困至今依然是两国共同的难题。2009年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个与广西、云南同时接壤的山伟乡共有908户，5112口人，其中未能解决温饱的占47.64%。河江省耸辣乡一个叫耸辣先的村庄，只有47户，90%多是贫困人口。
　　一些越南边防军人卖掉自己养的猪和羊，给村民们盖一种叫做“大团结屋”的房子。村民们哭着说，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匿名中国边防军官称，偷渡到中国来打工的越南人依然很多。2008年抓住的一名非法入境者，已经一个月没吃大米或是苞谷这样的主食。该越南人称，他来华打工的收入大约是10元人民币一天，外加吃饱饭。
　　贫困落后令一些越南山区少数民族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同期的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些人只能卖几百块，多的到3200元人民币。她们大多被卖到中国当妓女，包括一些5-7岁的女童。这些越南女童在中国养大后，不会说越南话，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而在中国一侧，贫困使得一些山民宁愿冒险进入政府划定的雷区，因为雷区去的人少，可以捡到更多的柴火。于是，时至今日依然偶尔有山民被地雷炸死炸伤。
　　2006年，云南省副省长李汉柏在云南省战区恢复建设工作总结表彰会上说，尽管通过10多年的恢复建设，战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遗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战区22个县市有15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贫困人口近170万人。
　　（《北回归线上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