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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是“真实性”。建国初期文艺批评将其热情倾注于“真实性”之上，从根子上说。是要求作家“写本质”，即写出“阶级性”来。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定成了是否合乎“真实”的唯一标准。在对现实生活中无法为阶级性所驯化的情感的处置上，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不仅依据阶级的等级将道德情感进行等级化，更进一步将情感、欲望进行分置。任何情感及欲望都必须为阶级性所驯化。纳入阶级结构之中。直至把非阶级性的情感打扫得干干净净。
关键词：真实性；个体情感；阶级性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3-0121-04
一
建国初期的文学批评中，批判者几乎都将问题指向作品的“真实性”。“这难道是真实的吗?”“这是歪曲了现实的”，“这是违背了生活真实的”，这样的句式在批评文章中随处可见。陈涌在对《我们夫妇之间》的首次发难中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品的“真实性”问题：“那位叫李克的。经过长时间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怎么一进了城。见了有花的地毯、沙发、爵士音乐便发生动摇，便感到‘新的生活开始了’呢?我们的干部又何其脆弱!……人们会以为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是歪曲了现实的。”对于女主人公的描写。陈涌批评道：“对于这样一个经过长时间锻炼的干部，就算她身上还带着一些农村的狭隘保守的观念，怎么可以描写成为一个经常为了一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争吵的人?”以后的批判文章，基本上是对陈涌一文的发挥和加强，只不过火药味更足，批判力度更强而已。叶秀夫在题为《萧也牧的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的文章中质问作者：“难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共产党员便是这样灰色的吗?”“在《我们夫妇之间》这样的作品中，萧也牧极不正确地、不忠实地描写了共产党员的生活”。萧也牧另外的作品也同样在“真实性”问题上栽了跟斗。在另一篇小说《爱情》中，当指导员知道分别已久的妻子业已殉难时。萧也牧写道：“(他)头上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无力地回到了炕上，像一棵大树似的倒下了。”对此，叶秀夫批评道：“这个在晋察冀边区最初做连队文化教员，而后做政治指导员的青年，难道在这六七年间——根据萧也牧所介绍——的生活与斗争中，仍是那样弱不禁风，如此脆弱吗?一般说来，这是完全不合乎现实情况的。”丁玲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中则将这种“违背真实性”的创作作为一种错误的倾向进行批判，萧也牧个人的悲剧也从此开始。
在随后开展的对路翎的批判中，批判者同样抓住了路翎小说中的“不真实”。巴金的《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通篇都在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分析路翎小说中的“不真实”，他说：“许多批评路翎的文章都着重地提到爱情和纪律冲突的问题。其实在朝鲜战场上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志愿军中固然有着不许和朝鲜妇女谈恋爱的纪律。但是对于有阶级觉悟的战士，这条纪律并不是束缚人的东西。在朝鲜我常常听见志愿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赞美我们的战士的优良品质。的确当战士们把朝鲜妇女当作自己的母亲和姊妹看待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那条不许谈恋爱的纪律，因为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所谓‘儿女私情’”，据此，巴金义正辞严地宣布：“这里没有一点真实，这里充满了恶毒的谎话。”
建国初期的文艺批评并不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丢弃了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真实性”。相反，它比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更强调“真实性”。问题的重心在于对“真实性”的理解之上。是生活的真实?还是本质(阶级)的真实?建国初期对文学作品非真实性的关注和批判，从根子上说。是要求作家“写本质”。即写出“阶级性”来。因为在权威意识形态看来，一切非本质化的描写都有可能混淆读者对社会生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认知，而不能起到“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的重要作用。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强调文艺家必须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吸收素材。创作出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的文艺作品，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这种改造说到底就是转移政治或阶级立场，以确保日后创作中的“政治正确”。因此，阶级性才是真正维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纽带。建国后，周扬在针对1949年上海《文汇报》讨论“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即直接将“写真实”与“写本质”联系起来，“文艺作品要反映群众生活中最根本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主要的是阶级斗争”。因为在革命现实主义的“真实”观看来，符合生活真实的现实从来都是指向未来的，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而未来从来就蕴含在符合生活真实或本质的现实之中，是现实合历史、合逻辑的发展。因此，写“本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事实上，建国初期的文艺批评竭力要做到的就是将生活真实与本质真实合乎逻辑地合二为一。将生活真实与本质真实等同起来。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也就是反映生活的阶级本质。也只有反映了生活的阶级本质的文学，才是真正具有艺术真实性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反过来，既然阶级斗争统领了整个社会生活，生活的真实也必然是本质(阶级)的真实。在建国初期的批评者那里。所谓的本质真实与生活真实，说到底，是同一的。在两极对立的阶级结构中，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是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是集合着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阶级。因此。写“本质真实”亦即“生活真实”就是要写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因此。工农出身的干部怎么可能是“一个经常为了一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争吵的人”。不可能“偷了丈夫的稿费往家中寄钱”，更不可能因为妻子的殉难而“像一棵大树一样倒下”，如此的“弱不禁风”。而写出战斗英雄的爱情则是“恶毒的谎言”。建国后的革命现实主义论者。为无比强大的国家意志所支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生活的本质与生活的真实同质化。从而卓有成效地把现实主义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定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是否合乎“真实”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批判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飞来横祸。因为他们的创作初衷恰好就是要表现主人公们的阶级觉悟。《我们夫妇之间》就是想表现知识分子与农民从政治到生活到情感的结合这一“历史本质”，《洼地上的“战役”》也是想通过革命化的爱情写出我们“最可爱的人”最坚定的阶级性。然而，在阶级性一统天下的“真实”观中，即使已被革命化了的伦理情感也必然被横扫出文学作品之外。个体情感如果不能在阶级性范畴之内表现。那么就是“不真实”的，非本质的。而将这些非本质现象描写出来甚至作为典型描写出来，就是“歪曲现实”。问题是。人物的身份可以依据其拥有的资产进行量化。而情感往往是模糊的，无法进行量化，无法准确判断哪一部 分情感是无产阶级的，哪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很难以阶级性进行框定。这样，就在阶级对立之间形成了某种模糊地带，这在以阶级对抗为基本社会思维结构的1950年代，自然是不容存在的。那么，对人物的感情进行意识形态规训，让人物情感模式带上阶级烙印，服从于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真实”观，则是必要而且必然的了。
二
如何处置现实生活中无法为阶级性所驯化的情感呢?很简单。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不仅依据阶级的等级将伦理道德进行等级化，更进一步将情感、伦理进行分置。也就是说。根据阶级关系对人类情感进行切割。具体的做法就是将一切无法为阶级情感所笼络的情感，如下意识中产生的情感分派给非无产阶级。把最丰富的人类情感分给敌对阶级。而对于无产阶级，则以理代情。建国初期红色经典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无一不是以理代情、节情、制情的典范；亲情、爱情、友情，一概呈现为革命之情、阶级之情，血缘与非血缘的人际关系无一例外地被提炼成了抽象的概念。因此，不仅无产阶级人物不能写出他们的缺点与不足之处，无产阶级人物的感情特征也被打上阶级烙印。不能为阶级特性所收编的感情如亲情、爱情都将被视为“不真实”而无条件排斥。我们以50年代文艺批评家及读者对畅销全国的三部小说《创业史》、《青春之歌》以及《林海雪原》的批评以及作者的修改为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有趣的现象。这三部小说分别以合作化运动、知识分子革命道路和革命战争为主题。从作者本人到题材到主题都可谓根正苗红。然而作品发表以后，尽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官方肯定和读者欢迎。但仍然为批评家乃至普通读者所诟病，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都是感情惹的祸。
1957年《林海雪原》一经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同时也引起了批评家们对作品的不足与缺陷的批评。故事讲述的是共产党部队指挥员少剑波带领一个小分队征服林海，踏遍雪原。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匪徒周旋作战。终于将匪徒全部歼灭的故事。小说中，作者安排了少剑波的姐姐鞠县长被害的情节，作为小说叙事的起点。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少剑波的悲痛之情以及鞠县长对少剑波的养育及疼爱之情。然而，评论家敏锐地发现了其中亲情与阶级情的矛盾。批评家指出：
由于作者不能很恰当地结合“私仇”和“公愤”
——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不善于表现骨肉感情和
革命感情的一致性。而在不知不觉间过分地突出了
少剑波由于姊姊被杀而感到的痛苦，相对地冲淡了
少剑波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甚至容易使人感到
少剑波对于群众的感情，远不如他对自己亲人的感
情来得深厚，因而无形间贬低了这个人物的精神境
界。
批评者写道：“此外，作者还在其他几处地方极力描绘了少剑波对姊姊的深厚感情以及因姊姊牺牲而感到的深刻悲痛。使人感到很不对劲。因为这种描写同当时少剑波所处的环境和他的性格都很不调和。”作者强调：“必须使个人感情服从于革命感情，而不可把它们的关系颠倒过来，过分地突出个人感情。”将这两段批评和建国前的革命文学进行比较，即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建国前的革命模式大都建立在亲情／爱情遭受破坏。主人公在丧亲之痛中深切体会到阶级仇恨，于是，在两者的驱使下毅然走向革命或者奋勇抗敌。延安时期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如《王贵与李香香》就是如此。即使在建国后受到官方肯定的《红旗谱》开头也着实渲染了一番家族仇恨。在《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等作品中，亲情与阶级情是同一的。所不同的是，《红旗谱》中，真正的革命者江涛们的革命已经脱离了丧亲之痛与阶级仇恨买一送一的捆绑式革命模式。随着阶级关系这根弦越崩越紧，亲情在作品中也渐渐被驱逐于无地。其理论依据仍然在于“真实性”。诚然，现实是多层面的。血缘、经济、伦理和政治等，都是构成“真实”的要素。然而革命现实主义的“真实观”的要点就是要剔除政治以外的其他要素，把政治阶级化、绝对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要以阶级性收编其他要素。尽管批评者声称并不完全否定骨肉之情，作品的问题在于过分突出了骨肉之情而与对阶级感情的表现发生了冲突。因此，即使要描写骨肉之情也应该将其限定在阶级感情的范畴之内。然而。感情是不能用尺子丈量的。即使作者费心地将其框定在阶级范畴之内，如《林海雪原》，它也会在作者稍不注意时就逸出阶级范畴之外，从而对阶级性这一标准产生强力干扰。
于是。我们看到文学作品在“真实”观的规约下越来越趋于纯洁化。一切有待阶级认证的“软性”情感、情绪都被排挤出意识形态的审美疆域。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后，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青春之歌》虽然描写对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其纯洁化程度是相当之高的。正如杨沫自己所说。作品要表现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浪漫蒂克式的情感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欣赏，而是要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被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小说叙事从不在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描写上作过多的留连。主人公林道静的爱情描写也是意识形态化的。林道静对爱情的选择与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一致的。她选择的是处于革命洪流中的革命者。对象是否革命，是林道静选择异性最重要的依据。可以说。作者竭力要做到的就是将爱情阶级化。然而。即使如此。仍然引发了一场大争论。首先发起批判的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位叫郭开的读者。他认为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据扬沫1959年2月29日的日记记载，郭开“说写那篇批评《青春之歌》文章的起因，是有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有些老工人对《青春之歌》里许多地方谈恋爱，尤其对林道静和几个男人谈过爱情不满。提了意见。那个与会记者过了几天就给他打个电话。叫他把老工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写成文章，给予发表……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一定叫他写”。批评来自于读者(工人)，而非专业批评家，可见意识形态不仅仅规范着作家们的写作，同时已全面渗透进人们的阅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此。杨沫的态度是“改，坚决地改!”之后，杨沫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的感情增加了许多阶级性内容。前后感情落差被突出，而对卢嘉川、江华的感情描写被删减，以革命之情代替了两性之情。作品中对感情的细腻描写几乎完全被删掉。
很显然，这一修改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合乎“真实性”要求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对人物情感结构进行阶级化处理中展开的。有意思的是，郭开等人对小说的批评紧紧扣住的是“真实”问题，指责作品“歪曲了历史事实”，“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而杨沫对作品进行修改的依据也是“真实”观，在《青春之歌》的《再版后记》中，作者说道：“林道静原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没有参加革命前，或者没有经过严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没有这种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后，尤其 在她参加了一段农村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以后，在她经过监狱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以后，再过多地流露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情感。那便会损伤这个人物，那便又会变成不真实的了。”即使这样，这部小说还是避免不了被全盘否定、批判的命运。因为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真实性”这根弦也越拉越紧。个人感情只能被彻底地从“真实性”中清扫干净。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到了6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亲情、爱情一律被阶级情所代替。如《红灯记》中的奶奶、父亲、女儿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有的只是阶级关系阶级情。至于爱情，更不用说了。男女主人公几乎都是无夫无妻，更说不上恋爱了。
三
建国初期的“真实”观是联系作家与国家意志关系的纽带。而操纵着这一纽带松紧度的则是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定。这一建立在国家对阶级关系认定的基础之上的“真实”观像探海神针般直抵人物丰富的情感深处乃至下意识。并横扫人物心理、生理的每一个角落，将不合乎无产阶级本质的东西剔除出来。与情感纠葛在一起的肉身欲望自然是见不得人的。即使在阶级论外衣的严密包装下，仍不免被批判者的火眼金睛发现。作为不健康的甚至是罪恶的东西陈列出来，昭之于世。
《林海雪原》出版后，小说对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也成为批评家们批评的重要原因。作品对少剑波与白茹之间爱情进行了细腻的描写，作者以细腻赞美的笔调刻画了一位美丽、活泼、纯洁的战地医生形象，并让她与少剑波之间的爱情成为穿插于刀光剑影之中的一抹浪漫色彩。以突出革命群体的可爱可敬之处。但批评者们似乎并不这么看待这场“战地春梦”。我们来看智取威武山之后少剑波无意中见到白茹睡觉的场面：
剑波冒着越下越大的雪朵。走来这里，一进门，
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脸是那样
的红，闭阖着的眼缝。睫毛显得格外长。两手抱着
剑波的皮包，生怕被人拿去似的。她自己的药包搁
在脸旁的滑雪具上。枕着座山雕老婆子的一个大枕
头，上面蒙着她自己的白毛巾。头上的红色绒线衬
帽已离开了她散乱的脖子上。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
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
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
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静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
炕沿上。
剑波的心忽的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
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
在这一段中，作者不仅以细腻的笔调对白茹的身体进行了不无性感的描写。还出格地写出了少剑波的“思欲”。这一革命加爱情的典型模式到了阶级矛盾占据了全部社会空间的1950年代末，无疑是犯了大忌。即使对《林海雪原》不无褒奖的批评家也将其指责为“有意在艰苦的战斗中抹上一笔桃红的彩色”，“笔调轻浮”，“作者不是从现实生活基础上进行想象和加工，而是把主观的幻想和并不健康的感情趣味硬加在作品里的。所以无论情调、气氛、语言和描写方法都与全书的格调相径庭。在这一点上，作者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显然。这种“桃红色”的战地春梦是不符合英雄人物的“真实”的。“桃红色”的情感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而其中涉及到“思欲”的下意识中的情感更只能为敌对阶级所有。
与《林海雪原》相比，《创业史》的作者似乎显得更为审慎或者说聪明一些。与《林海雪原》中爱情故事为人诟病不同的是，读者对小说中生宝和改霞之间的爱情描写并没有太多指责，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创业史》处理生宝与改霞的爱情关系是有讲究的，相当冷静节制。政治化了。在两人爱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共产党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一想：这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放纵感情”竟然成了“弱点”!那么优点显然在于生宝身上所有的“共产党的理智”对这种感情的抑制，因为这样一来便突出了生宝的共产主义品格。《创业史》较之《林海雪原》的高明之处即在于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在阶级性占据一切社会空间包括个人生活、情感空间的时代。感情的放纵、肉身欲望无异于丢在阶级对立之间的烟雾弹，迷失人的心智。因此，《创业史》干脆把所有有关欲望的描写都派给了反派人物。如姚士杰、李翠娥等。《创业史》在发表之后，也进行了多次修改。小说中修改得较多的一部分是关于素芳受到姚士杰侮辱的部分。这部分的修改主要是通过阶级话语对性爱进行改写。在1959年发表于《延河》上的初刊本中，突出了素芳作为“生理上的女人”的特点。她和姚士杰的关系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种心甘情愿的关系：“女人素芳渴望着享受男人使劲搂抱和亲切抚摸的‘幸福’。她觉得这是她当一回女人的权利。”堂姑父在四合院把她“按倒以后她的心重新野起来了。靠她自己，她拢不住她的心了。生理上是男人而精神上是阳性动物。姚士杰给女人素芳多大的满足!”1960年作品出版后，对这一章进行了修改，素芳在与姚士杰的关系中，更多的是因为单纯、自卑而上当受骗，成为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可怜女性。在后来的发展中。则突出了她对姚士杰本质的认识而引起的恐惧、担心及后悔。修改更多地突出了素芳与姚士杰之间关系的阶级性。但对素芳“生理上的女人”的特点的描写，并未删减。对此，姚文元指出：“在素芳的堕落过程中，特别是她被姚士杰威胁和引诱过去的那几节，我感到作者过份强调了生理的因素而忽略了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社会的因素。作者是把素芳作为一个被迫害者、被摧残者来描写的。也许以后她还会从惨痛的教训中觉悟过来。可是，用‘生理上是男人而精神上是阳性的动物，姚士杰给女人多大的满足’，以及用栓栓缺少姚士杰对女人的热烈拥抱来解释素芳被这个恶毒富农所吸引，是不够妥当的，至少是缺少典型意义的，这对姚士杰的阶级本质的揭露并没有帮助，可以省略。”因此，在1977年的重版本中。所引的这几段心理描写被删掉，作品变得“更干净”了。姚士杰与素芳之间关系的阶级性质被强调，生理上的吸引被抹去，剩下的只有阶级压迫。因为这样才是真实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于是，“真实性”成了批评家和作家手中的一块巨型橡皮擦，不仅将人类丰富的情感一一擦拭干净，说不清道不明的肉身欲望更是丝毫不放过。最后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建国初期。写“真实”意味着对社会“本质”即阶级性之外的内容的剥离。一切不能为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所能规范的对象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而列为批判对象。换句话说。建国初期文学中，只允许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两种对立的思想感情存在。一切介于二者之间的情感状态都是需要清除的垃圾，维系人际关系的只剩下阶级感情。于是，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尽量压缩处于中间状态的个人情感空间。在个人情感中注入阶级性的内涵。直至把非阶级性的情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说。建国初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排除中间状态的过程。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真实性；个体情感；阶级性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3-0121-04
一
建国初期的文学批评中，批判者几乎都将问题指向作品的“真实性”。“这难道是真实的吗?”“这是歪曲了现实的”，“这是违背了生活真实的”，这样的句式在批评文章中随处可见。陈涌在对《我们夫妇之间》的首次发难中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品的“真实性”问题：“那位叫李克的。经过长时间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怎么一进了城。见了有花的地毯、沙发、爵士音乐便发生动摇，便感到‘新的生活开始了’呢?我们的干部又何其脆弱!……人们会以为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是歪曲了现实的。”对于女主人公的描写。陈涌批评道：“对于这样一个经过长时间锻炼的干部，就算她身上还带着一些农村的狭隘保守的观念，怎么可以描写成为一个经常为了一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争吵的人?”以后的批判文章，基本上是对陈涌一文的发挥和加强，只不过火药味更足，批判力度更强而已。叶秀夫在题为《萧也牧的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的文章中质问作者：“难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共产党员便是这样灰色的吗?”“在《我们夫妇之间》这样的作品中，萧也牧极不正确地、不忠实地描写了共产党员的生活”。萧也牧另外的作品也同样在“真实性”问题上栽了跟斗。在另一篇小说《爱情》中，当指导员知道分别已久的妻子业已殉难时。萧也牧写道：“(他)头上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无力地回到了炕上，像一棵大树似的倒下了。”对此，叶秀夫批评道：“这个在晋察冀边区最初做连队文化教员，而后做政治指导员的青年，难道在这六七年间——根据萧也牧所介绍——的生活与斗争中，仍是那样弱不禁风，如此脆弱吗?一般说来，这是完全不合乎现实情况的。”丁玲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中则将这种“违背真实性”的创作作为一种错误的倾向进行批判，萧也牧个人的悲剧也从此开始。
在随后开展的对路翎的批判中，批判者同样抓住了路翎小说中的“不真实”。巴金的《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通篇都在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分析路翎小说中的“不真实”，他说：“许多批评路翎的文章都着重地提到爱情和纪律冲突的问题。其实在朝鲜战场上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志愿军中固然有着不许和朝鲜妇女谈恋爱的纪律。但是对于有阶级觉悟的战士，这条纪律并不是束缚人的东西。在朝鲜我常常听见志愿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赞美我们的战士的优良品质。的确当战士们把朝鲜妇女当作自己的母亲和姊妹看待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那条不许谈恋爱的纪律，因为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所谓‘儿女私情’”，据此，巴金义正辞严地宣布：“这里没有一点真实，这里充满了恶毒的谎话。”
建国初期的文艺批评并不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丢弃了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真实性”。相反，它比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更强调“真实性”。问题的重心在于对“真实性”的理解之上。是生活的真实?还是本质(阶级)的真实?建国初期对文学作品非真实性的关注和批判，从根子上说。是要求作家“写本质”。即写出“阶级性”来。因为在权威意识形态看来，一切非本质化的描写都有可能混淆读者对社会生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认知，而不能起到“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的重要作用。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强调文艺家必须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吸收素材。创作出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的文艺作品，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这种改造说到底就是转移政治或阶级立场，以确保日后创作中的“政治正确”。因此，阶级性才是真正维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纽带。建国后，周扬在针对1949年上海《文汇报》讨论“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即直接将“写真实”与“写本质”联系起来，“文艺作品要反映群众生活中最根本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主要的是阶级斗争”。因为在革命现实主义的“真实”观看来，符合生活真实的现实从来都是指向未来的，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而未来从来就蕴含在符合生活真实或本质的现实之中，是现实合历史、合逻辑的发展。因此，写“本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事实上，建国初期的文艺批评竭力要做到的就是将生活真实与本质真实合乎逻辑地合二为一。将生活真实与本质真实等同起来。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也就是反映生活的阶级本质。也只有反映了生活的阶级本质的文学，才是真正具有艺术真实性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反过来，既然阶级斗争统领了整个社会生活，生活的真实也必然是本质(阶级)的真实。在建国初期的批评者那里。所谓的本质真实与生活真实，说到底，是同一的。在两极对立的阶级结构中，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是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是集合着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阶级。因此。写“本质真实”亦即“生活真实”就是要写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因此。工农出身的干部怎么可能是“一个经常为了一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争吵的人”。不可能“偷了丈夫的稿费往家中寄钱”，更不可能因为妻子的殉难而“像一棵大树一样倒下”，如此的“弱不禁风”。而写出战斗英雄的爱情则是“恶毒的谎言”。建国后的革命现实主义论者。为无比强大的国家意志所支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生活的本质与生活的真实同质化。从而卓有成效地把现实主义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定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是否合乎“真实”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批判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飞来横祸。因为他们的创作初衷恰好就是要表现主人公们的阶级觉悟。《我们夫妇之间》就是想表现知识分子与农民从政治到生活到情感的结合这一“历史本质”，《洼地上的“战役”》也是想通过革命化的爱情写出我们“最可爱的人”最坚定的阶级性。然而，在阶级性一统天下的“真实”观中，即使已被革命化了的伦理情感也必然被横扫出文学作品之外。个体情感如果不能在阶级性范畴之内表现。那么就是“不真实”的，非本质的。而将这些非本质现象描写出来甚至作为典型描写出来，就是“歪曲现实”。问题是。人物的身份可以依据其拥有的资产进行量化。而情感往往是模糊的，无法进行量化，无法准确判断哪一部 分情感是无产阶级的，哪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很难以阶级性进行框定。这样，就在阶级对立之间形成了某种模糊地带，这在以阶级对抗为基本社会思维结构的1950年代，自然是不容存在的。那么，对人物的感情进行意识形态规训，让人物情感模式带上阶级烙印，服从于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真实”观，则是必要而且必然的了。
二
如何处置现实生活中无法为阶级性所驯化的情感呢?很简单。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不仅依据阶级的等级将伦理道德进行等级化，更进一步将情感、伦理进行分置。也就是说。根据阶级关系对人类情感进行切割。具体的做法就是将一切无法为阶级情感所笼络的情感，如下意识中产生的情感分派给非无产阶级。把最丰富的人类情感分给敌对阶级。而对于无产阶级，则以理代情。建国初期红色经典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无一不是以理代情、节情、制情的典范；亲情、爱情、友情，一概呈现为革命之情、阶级之情，血缘与非血缘的人际关系无一例外地被提炼成了抽象的概念。因此，不仅无产阶级人物不能写出他们的缺点与不足之处，无产阶级人物的感情特征也被打上阶级烙印。不能为阶级特性所收编的感情如亲情、爱情都将被视为“不真实”而无条件排斥。我们以50年代文艺批评家及读者对畅销全国的三部小说《创业史》、《青春之歌》以及《林海雪原》的批评以及作者的修改为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有趣的现象。这三部小说分别以合作化运动、知识分子革命道路和革命战争为主题。从作者本人到题材到主题都可谓根正苗红。然而作品发表以后，尽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官方肯定和读者欢迎。但仍然为批评家乃至普通读者所诟病，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都是感情惹的祸。
1957年《林海雪原》一经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同时也引起了批评家们对作品的不足与缺陷的批评。故事讲述的是共产党部队指挥员少剑波带领一个小分队征服林海，踏遍雪原。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匪徒周旋作战。终于将匪徒全部歼灭的故事。小说中，作者安排了少剑波的姐姐鞠县长被害的情节，作为小说叙事的起点。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少剑波的悲痛之情以及鞠县长对少剑波的养育及疼爱之情。然而，评论家敏锐地发现了其中亲情与阶级情的矛盾。批评家指出：
由于作者不能很恰当地结合“私仇”和“公愤”
——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不善于表现骨肉感情和
革命感情的一致性。而在不知不觉间过分地突出了
少剑波由于姊姊被杀而感到的痛苦，相对地冲淡了
少剑波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甚至容易使人感到
少剑波对于群众的感情，远不如他对自己亲人的感
情来得深厚，因而无形间贬低了这个人物的精神境
界。
批评者写道：“此外，作者还在其他几处地方极力描绘了少剑波对姊姊的深厚感情以及因姊姊牺牲而感到的深刻悲痛。使人感到很不对劲。因为这种描写同当时少剑波所处的环境和他的性格都很不调和。”作者强调：“必须使个人感情服从于革命感情，而不可把它们的关系颠倒过来，过分地突出个人感情。”将这两段批评和建国前的革命文学进行比较，即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建国前的革命模式大都建立在亲情／爱情遭受破坏。主人公在丧亲之痛中深切体会到阶级仇恨，于是，在两者的驱使下毅然走向革命或者奋勇抗敌。延安时期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如《王贵与李香香》就是如此。即使在建国后受到官方肯定的《红旗谱》开头也着实渲染了一番家族仇恨。在《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等作品中，亲情与阶级情是同一的。所不同的是，《红旗谱》中，真正的革命者江涛们的革命已经脱离了丧亲之痛与阶级仇恨买一送一的捆绑式革命模式。随着阶级关系这根弦越崩越紧，亲情在作品中也渐渐被驱逐于无地。其理论依据仍然在于“真实性”。诚然，现实是多层面的。血缘、经济、伦理和政治等，都是构成“真实”的要素。然而革命现实主义的“真实观”的要点就是要剔除政治以外的其他要素，把政治阶级化、绝对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要以阶级性收编其他要素。尽管批评者声称并不完全否定骨肉之情，作品的问题在于过分突出了骨肉之情而与对阶级感情的表现发生了冲突。因此，即使要描写骨肉之情也应该将其限定在阶级感情的范畴之内。然而。感情是不能用尺子丈量的。即使作者费心地将其框定在阶级范畴之内，如《林海雪原》，它也会在作者稍不注意时就逸出阶级范畴之外，从而对阶级性这一标准产生强力干扰。
于是。我们看到文学作品在“真实”观的规约下越来越趋于纯洁化。一切有待阶级认证的“软性”情感、情绪都被排挤出意识形态的审美疆域。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后，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青春之歌》虽然描写对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其纯洁化程度是相当之高的。正如杨沫自己所说。作品要表现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浪漫蒂克式的情感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欣赏，而是要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被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小说叙事从不在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描写上作过多的留连。主人公林道静的爱情描写也是意识形态化的。林道静对爱情的选择与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一致的。她选择的是处于革命洪流中的革命者。对象是否革命，是林道静选择异性最重要的依据。可以说。作者竭力要做到的就是将爱情阶级化。然而。即使如此。仍然引发了一场大争论。首先发起批判的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位叫郭开的读者。他认为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据扬沫1959年2月29日的日记记载，郭开“说写那篇批评《青春之歌》文章的起因，是有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有些老工人对《青春之歌》里许多地方谈恋爱，尤其对林道静和几个男人谈过爱情不满。提了意见。那个与会记者过了几天就给他打个电话。叫他把老工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写成文章，给予发表……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一定叫他写”。批评来自于读者(工人)，而非专业批评家，可见意识形态不仅仅规范着作家们的写作，同时已全面渗透进人们的阅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此。杨沫的态度是“改，坚决地改!”之后，杨沫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的感情增加了许多阶级性内容。前后感情落差被突出，而对卢嘉川、江华的感情描写被删减，以革命之情代替了两性之情。作品中对感情的细腻描写几乎完全被删掉。
很显然，这一修改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合乎“真实性”要求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对人物情感结构进行阶级化处理中展开的。有意思的是，郭开等人对小说的批评紧紧扣住的是“真实”问题，指责作品“歪曲了历史事实”，“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而杨沫对作品进行修改的依据也是“真实”观，在《青春之歌》的《再版后记》中，作者说道：“林道静原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没有参加革命前，或者没有经过严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没有这种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后，尤其 在她参加了一段农村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以后，在她经过监狱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以后，再过多地流露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情感。那便会损伤这个人物，那便又会变成不真实的了。”即使这样，这部小说还是避免不了被全盘否定、批判的命运。因为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真实性”这根弦也越拉越紧。个人感情只能被彻底地从“真实性”中清扫干净。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到了6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亲情、爱情一律被阶级情所代替。如《红灯记》中的奶奶、父亲、女儿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有的只是阶级关系阶级情。至于爱情，更不用说了。男女主人公几乎都是无夫无妻，更说不上恋爱了。
三
建国初期的“真实”观是联系作家与国家意志关系的纽带。而操纵着这一纽带松紧度的则是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定。这一建立在国家对阶级关系认定的基础之上的“真实”观像探海神针般直抵人物丰富的情感深处乃至下意识。并横扫人物心理、生理的每一个角落，将不合乎无产阶级本质的东西剔除出来。与情感纠葛在一起的肉身欲望自然是见不得人的。即使在阶级论外衣的严密包装下，仍不免被批判者的火眼金睛发现。作为不健康的甚至是罪恶的东西陈列出来，昭之于世。
《林海雪原》出版后，小说对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也成为批评家们批评的重要原因。作品对少剑波与白茹之间爱情进行了细腻的描写，作者以细腻赞美的笔调刻画了一位美丽、活泼、纯洁的战地医生形象，并让她与少剑波之间的爱情成为穿插于刀光剑影之中的一抹浪漫色彩。以突出革命群体的可爱可敬之处。但批评者们似乎并不这么看待这场“战地春梦”。我们来看智取威武山之后少剑波无意中见到白茹睡觉的场面：
剑波冒着越下越大的雪朵。走来这里，一进门，
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脸是那样
的红，闭阖着的眼缝。睫毛显得格外长。两手抱着
剑波的皮包，生怕被人拿去似的。她自己的药包搁
在脸旁的滑雪具上。枕着座山雕老婆子的一个大枕
头，上面蒙着她自己的白毛巾。头上的红色绒线衬
帽已离开了她散乱的脖子上。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
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
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
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静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
炕沿上。
剑波的心忽的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
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
在这一段中，作者不仅以细腻的笔调对白茹的身体进行了不无性感的描写。还出格地写出了少剑波的“思欲”。这一革命加爱情的典型模式到了阶级矛盾占据了全部社会空间的1950年代末，无疑是犯了大忌。即使对《林海雪原》不无褒奖的批评家也将其指责为“有意在艰苦的战斗中抹上一笔桃红的彩色”，“笔调轻浮”，“作者不是从现实生活基础上进行想象和加工，而是把主观的幻想和并不健康的感情趣味硬加在作品里的。所以无论情调、气氛、语言和描写方法都与全书的格调相径庭。在这一点上，作者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显然。这种“桃红色”的战地春梦是不符合英雄人物的“真实”的。“桃红色”的情感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而其中涉及到“思欲”的下意识中的情感更只能为敌对阶级所有。
与《林海雪原》相比，《创业史》的作者似乎显得更为审慎或者说聪明一些。与《林海雪原》中爱情故事为人诟病不同的是，读者对小说中生宝和改霞之间的爱情描写并没有太多指责，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创业史》处理生宝与改霞的爱情关系是有讲究的，相当冷静节制。政治化了。在两人爱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共产党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一想：这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放纵感情”竟然成了“弱点”!那么优点显然在于生宝身上所有的“共产党的理智”对这种感情的抑制，因为这样一来便突出了生宝的共产主义品格。《创业史》较之《林海雪原》的高明之处即在于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在阶级性占据一切社会空间包括个人生活、情感空间的时代。感情的放纵、肉身欲望无异于丢在阶级对立之间的烟雾弹，迷失人的心智。因此，《创业史》干脆把所有有关欲望的描写都派给了反派人物。如姚士杰、李翠娥等。《创业史》在发表之后，也进行了多次修改。小说中修改得较多的一部分是关于素芳受到姚士杰侮辱的部分。这部分的修改主要是通过阶级话语对性爱进行改写。在1959年发表于《延河》上的初刊本中，突出了素芳作为“生理上的女人”的特点。她和姚士杰的关系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种心甘情愿的关系：“女人素芳渴望着享受男人使劲搂抱和亲切抚摸的‘幸福’。她觉得这是她当一回女人的权利。”堂姑父在四合院把她“按倒以后她的心重新野起来了。靠她自己，她拢不住她的心了。生理上是男人而精神上是阳性动物。姚士杰给女人素芳多大的满足!”1960年作品出版后，对这一章进行了修改，素芳在与姚士杰的关系中，更多的是因为单纯、自卑而上当受骗，成为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可怜女性。在后来的发展中。则突出了她对姚士杰本质的认识而引起的恐惧、担心及后悔。修改更多地突出了素芳与姚士杰之间关系的阶级性。但对素芳“生理上的女人”的特点的描写，并未删减。对此，姚文元指出：“在素芳的堕落过程中，特别是她被姚士杰威胁和引诱过去的那几节，我感到作者过份强调了生理的因素而忽略了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社会的因素。作者是把素芳作为一个被迫害者、被摧残者来描写的。也许以后她还会从惨痛的教训中觉悟过来。可是，用‘生理上是男人而精神上是阳性的动物，姚士杰给女人多大的满足’，以及用栓栓缺少姚士杰对女人的热烈拥抱来解释素芳被这个恶毒富农所吸引，是不够妥当的，至少是缺少典型意义的，这对姚士杰的阶级本质的揭露并没有帮助，可以省略。”因此，在1977年的重版本中。所引的这几段心理描写被删掉，作品变得“更干净”了。姚士杰与素芳之间关系的阶级性质被强调，生理上的吸引被抹去，剩下的只有阶级压迫。因为这样才是真实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于是，“真实性”成了批评家和作家手中的一块巨型橡皮擦，不仅将人类丰富的情感一一擦拭干净，说不清道不明的肉身欲望更是丝毫不放过。最后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建国初期。写“真实”意味着对社会“本质”即阶级性之外的内容的剥离。一切不能为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所能规范的对象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而列为批判对象。换句话说。建国初期文学中，只允许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两种对立的思想感情存在。一切介于二者之间的情感状态都是需要清除的垃圾，维系人际关系的只剩下阶级感情。于是，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尽量压缩处于中间状态的个人情感空间。在个人情感中注入阶级性的内涵。直至把非阶级性的情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说。建国初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排除中间状态的过程。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