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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从国际视野深入比较研究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以色列、乌克兰、日本、韩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农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课题组成员通过对所研究国别的农业部门、农业教育机构以及当地农户进行访问和交流，提出可以通过完善农业教育法规、加大经费投入与补贴、严格职业资格准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丰富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农业后继者等措施，构建农业教育培养体系。
关键词 国别区域问题；农业教育体系；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7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5-0031-04
从国（境）外农业教育总体出发，有关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课题的比较研究部分立足问题意识，严谨务实地进行科研项目攻关，运用多语言检索一次文献，进行跨国跨文化的平行研究考察。课题组研究分析了农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纵横维度比较了各国农业教育培养体系建设情况，总结了农业教育发展取得的进展与成效，收获了许多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技术，并且实现了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成功转化与应用推广。
一、立足问题意識开展学术研究
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能够使人们形成共同感受力，即共通感，这一感观不仅仅是依附于探讨认定划界某一概念，而是其研究结论被认作带有知性性质的反思判断，包涵逻辑思维、辩证表述、批判精神等基本学术素养，能够发现问题并立足问题意识开展学术研究。由张晓山主持完成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1]，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重大问题着手，基于问题意识就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背景和意义、培养路径与内容、条件保障和国家制度、国际经验及启示、政策建议等五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系统回答了如何让农业人才愿意扎根农村并能够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问题。
总课题共分为五个子课题，其中，由刘杰牵头的子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2]，从国际视野深入研究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农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就上述问题提出了全新的学术观点和科学的解决路径。负责比较研究的课题组成员由来自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湖南农业大学等有关高校、科研和管理部门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他们借助语言优势和专业素养，运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从实践中提升认知层级，带着问题意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好办法、好建议、好政策，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课题组经过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以色列、乌克兰、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农业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农民的知识和技能不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化的情况。课题组总结认为，为了应对此种变化，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完善农业教育法规、加大经费投入与补贴、严格职业资格准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丰富实践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农业后继者等措施和手段，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教育培养体系。
二、严谨务实地进行科研项目攻关
（一）多语言习得助力国别区域问题研究一次文献检索
具备多语言习得与翻译经验的科研人员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取得了详实可靠的研究数据，搜集、阅读并译介了多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英语、德语、希伯来语、法语、荷兰语、乌克兰语、日语和韩语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与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相比较，这种一级文献是根据实践经验而生成的主要文献，其直观性、实践性、独创性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以希伯来语文献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希伯来语专业主任杨阳博士研究指出，以色列的农业教育体系相当发达，具有多层次的完备的学校农业教育体系和农民职业培训体系。学历教育层面，以色列各地共建有33 所农业教育农场，便于学校开展农业教育，在希伯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本—古里安大学、特拉维夫大学、魏兹曼科学研究院，以及鲁平技术学院、特尔海学院等一些地区性学院都设有农业相关专业。非学历教育层面，以色列农业和乡村发展部的国家农业推广服务中心是最主要的实施部门，农民协会及各专业型农业协会也承担着实施农业教育的部分工作，与国家及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合作展开农业教育和培训，一些私营的农业研究机构、涉农企业，如化肥、种子、农业机械公司等也举办各类与其产品及技术相关的农业教育培训活动，有时甚至与国家农业推广服务中心形成竞争态势[3]。上述希语一次文献所提供的资料，确凿地表明了以色列农业教育的实际情况，直观阐明了以色列所形成的以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为主，私营农业推广组织、农业专业协会和农业教育培训机构等社会相关组织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的非学历农业教育体系。
以德语文献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德国教育科学政策信息研究中心苗晓丹博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刘立新博士等提供了德国联邦农业部、德国联邦统计局、《农业一览》报告等德语文献中的统计数据。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德国“双元制”模式下农业方向在校生占职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在25%上下浮动[4]，规模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德国69%的农业企业管理层接受了职业教育，其中，具有农业高等教育学历的占10%，具有职业进修教育学历的占59%，具有中等职业教育学历的占31%，持有专业资格证书或师傅证书的人数达到了22%[5]，注重提高文化程度，积极参与教育培训。2012年，德国有116所农业高等专科学校，8所葡萄园中职高等专科学校，23所蔬果园林种植高等专科学校，20所林业经济高等专科学校，3所牛奶加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数量分别为4790人、279人、1073人、24人和84人[6]。五大类德国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共计170所，占总数的68% ；学生人数达6169人，约占在校生总数的76%[7]。2013年，德国农业从业人数102.05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2.4%[8]。这些德语一次文献中的数据，真切地反映了德国农业教育的情况——在经过长期发展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而农业职业教育在其教育体系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二）跨国跨文化视域下发现农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
跨国跨文化研究需经田野调查取得确凿的实证论据，从互动关系层面——消融各种文化冲突，平衡强弱语境差异，修正价值两难分歧——继而探求学术理性的制衡点。
从人类文化学视角来看，古代农业文化印证了人类文明前进的足迹。源自古希腊的酒神精神成为西方农业文明庆典的象征。那些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和祭祀仪式，集中表达了人们祈求丰收的美好愿望，约定俗成的规则或被加以禁止或得到维护，并建制留存下来。这对后来的城邦文明乃至工业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比较之下，古代东方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迦南地的希伯来文明以及埃及文化圈又呈现别种农业风俗。重重沙漠笼罩下，仅有的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成为农耕的必争之地。这里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农业依靠“运河淹没-人工排水”的巨大灌溉系统来维持农作物生产。而今以色人先进的农业滴灌技术在世界范围得以推广与应用。
从采集渔猎到精耕细作，古老的中华农业文化经历了由原始农业向种植农业过渡的进程，氏族社会遵从自然法则，南稻北粟，有“占天象、测农事”的习俗，也有先进的24节气历法，还有像“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样的中国农谚流传至今，仍能够用以指导农事。
综合考量研究对象国别所涉及的各种迥异的文化因素，课题组取得了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在跨文化语境下，课题组有关研究人员又通过对所研究国别区域的农业部门、农业教育机构以及当地农户进行访问和交流，发现了现有农业劳动力存在的一些问题，找到了各国发展农业教育的普通规律，比较了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差异与共同之处。
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为优秀农业文化的代际传承创造了条件。研究表明，鉴于不同国情和文化特点，平行比较世界范围内的职业农民培育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教育类型和形式各异的培训方式。虽然农业环境的客观条件各异，但是这些国家却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农业强国。而且，大多数国家基本都遵循“教育培训—资格认定—政策扶持”的过程，来培育职业农民，使其对传统农业文化有所了解和认知，并通晓现代农业文化以及相关法规、政策和技术。
（三）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农业教育培养体系
纵向维度考察：英国历史上代表性时期的农民培养途径。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博士，与高健博士、李冠杰博士纵向比较研究了英国农民职业化经历的四个阶段：第一，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农民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一批富裕农民，也就是“约曼农”从中脱颖而出。第二，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一直到19 世纪中下旬，大土地所有制下的租佃农场制不断发展和成熟。第三，19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上半叶，英国农业结构进入调整期，租佃农场主数量减少，而自耕农的数量则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国家对农业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第四，从20 世纪中后期至今，英国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农业，需要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到农场主的队伍之中[9]。纵向比较研究结论显示，英国农民经历了从富裕的农民投资农业，到圈地运动时期佃农的发展，再到政府干预下大农庄的发展，最后到当前吸引青年农民到土地中去的转变，而英国当代农民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朝着精准农业方向稳步发展。
横向维度考察：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的农业教育概况。湖南农业大学职教学院副院长夏金星教授研究指出，台湾地区的农业教育分为高等农业教育、高级农业职业教育、农科实用技艺教育和农业推广教育。其中，高等农业教育分为研究所教育、专科教育和大学教育；高级中学教育分为高级农业职业教育、高级农工职业教育、综合高中农科；农科实用技艺训练和农业推广教育属于非正规的农民技术教育。其农业科学包括：一般农业学类、畜牧学类、园艺学类、植物保护学类、农业经济及推广学类等12个学类[10]。横向比较研究结论显示，为保证农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台湾地区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农业教育政策法规体系，各个层次都有相应的农业教育政策条例。同时，台湾地区非常注重教育经费的投入，作为教育部门拨款的补充渠道，农业职业学校的农林场和工厂生产收入也用以支持学校办学，还可以通过各级农会各类事业的盈余提拨、推广事业收入、募集收入等途径获得办学经费保障。
三、实现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一）着力构建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
农业教育的演进发展，同时，也是农业教育体系构建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课题组指出，综观国（境）外农业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是农业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教育体系普遍具有相对完整的层次和类型结构，具有衔接性、开放性与特色性的突出特点。主要经验和做法：一是形成政策保障机制，出台、规范、修订与完善相关政策和立法工作，来实现农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二是要求资格证书准入，促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农业教育间的融通、互认与衔接，用以保障教育与培训的标准和质量；三是开发涉农教育资源，帮助新型职业农民通过信息化手段接受农业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农业技术应用水平；四是推广国际农业教育，拓展海外农业教育市场，推进农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用以传播和提升国际影响力。
（二）用制度保障来落实教育培养策略
鼓励与支持政策及经费投入机制是政府體现其主导地位的核心途径和手段，充分调动行业组织、农业企业、民间组织社团的力量开展更为广泛的农业教育与培训也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研究表明，美国先后通过《莫雷尔法》《哈奇法》《史密斯-利费法》等农业法律，其目的就是为了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保证农业后继有人[11]；法国农业部以《教育法》和《农村及海洋渔业法》两部法律，对农业教育从宏观层面进行规范和保障[12]；韩国的《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规定对农渔民后继者提供援助资金，提供精神教育和技术教育[13]；荷兰制定“知识型农业”政策旨在强化农业教育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14]；日本实行理实交替的教育与培训方式，提高了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知识与技能[15]；乌克兰颁布的《农业教育科学改革与发展方针》完善了农业高等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国家标准[16]。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都是在政府主导一系列政策与计划、项目下，社会多方积极参与开展起来的。 （三）创新应用比较研究成果
注重推进“教育-实践-科研-推广”也是一些国家农业教育发展的典型经验[17]。在我国，教育部出台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18]。各地在农民教育实践中也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培训形式，例如，田间学校、送教下乡、流动课堂、农民实训基地等，这一系列措施创新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教育环境。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所设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路径的建议，已被写入教育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教职成厅[2014]1号）。课题组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被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各部委等出台的有关农业方面的政策文件所采纳。这些科研成果得以有效转化与应用，为解决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重大问题和地方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好方法，也从现实层面破解了农民继续教育培养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张晓山，等.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刘杰，等.国（境）外农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杨阳.以色列农业教育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78-80.
[4][8]苗晓丹.德国农业教育体系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53-56.
[5][6][7]苗晓丹，刘立新，刘杰. 德国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及其主要特点[J].中国农村经济，2015（6）：85-95.
[9]查明建，高健，李冠杰.现代职业农民培养的英国经验[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80-81，86.
[10]夏金星.台湾地区农业教育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73-76.
[11]李方红. 美国农业教育体系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66-69.
[12]肖云上，薛晟.法国农业教育体系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57-60.
[13]李春虎.韩国农业教育体系研究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61-63.
[14]陈琰璟.荷兰农业教育体系研究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63-65.
[15]张建，陆素菊.日本农业教育体系研究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70-73.
[16]梅穎，那传林.“乌克兰农业教育体系研究”概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76-78.
[17]刘立新，刘杰.国（境）外农业教育体系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2）：20-29.
[18]朱启臻，胡方萌.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环境的几个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16（10）：61-69.
关键词 国别区域问题；农业教育体系；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7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5-0031-04
从国（境）外农业教育总体出发，有关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课题的比较研究部分立足问题意识，严谨务实地进行科研项目攻关，运用多语言检索一次文献，进行跨国跨文化的平行研究考察。课题组研究分析了农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纵横维度比较了各国农业教育培养体系建设情况，总结了农业教育发展取得的进展与成效，收获了许多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技术，并且实现了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成功转化与应用推广。
一、立足问题意識开展学术研究
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能够使人们形成共同感受力，即共通感，这一感观不仅仅是依附于探讨认定划界某一概念，而是其研究结论被认作带有知性性质的反思判断，包涵逻辑思维、辩证表述、批判精神等基本学术素养，能够发现问题并立足问题意识开展学术研究。由张晓山主持完成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1]，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重大问题着手，基于问题意识就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背景和意义、培养路径与内容、条件保障和国家制度、国际经验及启示、政策建议等五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系统回答了如何让农业人才愿意扎根农村并能够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问题。
总课题共分为五个子课题，其中，由刘杰牵头的子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2]，从国际视野深入研究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农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就上述问题提出了全新的学术观点和科学的解决路径。负责比较研究的课题组成员由来自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湖南农业大学等有关高校、科研和管理部门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他们借助语言优势和专业素养，运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从实践中提升认知层级，带着问题意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好办法、好建议、好政策，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应用。
课题组经过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以色列、乌克兰、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农业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农民的知识和技能不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化的情况。课题组总结认为，为了应对此种变化，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完善农业教育法规、加大经费投入与补贴、严格职业资格准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丰富实践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农业后继者等措施和手段，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教育培养体系。
二、严谨务实地进行科研项目攻关
（一）多语言习得助力国别区域问题研究一次文献检索
具备多语言习得与翻译经验的科研人员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取得了详实可靠的研究数据，搜集、阅读并译介了多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英语、德语、希伯来语、法语、荷兰语、乌克兰语、日语和韩语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与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相比较，这种一级文献是根据实践经验而生成的主要文献，其直观性、实践性、独创性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以希伯来语文献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希伯来语专业主任杨阳博士研究指出，以色列的农业教育体系相当发达，具有多层次的完备的学校农业教育体系和农民职业培训体系。学历教育层面，以色列各地共建有33 所农业教育农场，便于学校开展农业教育，在希伯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本—古里安大学、特拉维夫大学、魏兹曼科学研究院，以及鲁平技术学院、特尔海学院等一些地区性学院都设有农业相关专业。非学历教育层面，以色列农业和乡村发展部的国家农业推广服务中心是最主要的实施部门，农民协会及各专业型农业协会也承担着实施农业教育的部分工作，与国家及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合作展开农业教育和培训，一些私营的农业研究机构、涉农企业，如化肥、种子、农业机械公司等也举办各类与其产品及技术相关的农业教育培训活动，有时甚至与国家农业推广服务中心形成竞争态势[3]。上述希语一次文献所提供的资料，确凿地表明了以色列农业教育的实际情况，直观阐明了以色列所形成的以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为主，私营农业推广组织、农业专业协会和农业教育培训机构等社会相关组织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的非学历农业教育体系。
以德语文献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德国教育科学政策信息研究中心苗晓丹博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刘立新博士等提供了德国联邦农业部、德国联邦统计局、《农业一览》报告等德语文献中的统计数据。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德国“双元制”模式下农业方向在校生占职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在25%上下浮动[4]，规模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德国69%的农业企业管理层接受了职业教育，其中，具有农业高等教育学历的占10%，具有职业进修教育学历的占59%，具有中等职业教育学历的占31%，持有专业资格证书或师傅证书的人数达到了22%[5]，注重提高文化程度，积极参与教育培训。2012年，德国有116所农业高等专科学校，8所葡萄园中职高等专科学校，23所蔬果园林种植高等专科学校，20所林业经济高等专科学校，3所牛奶加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数量分别为4790人、279人、1073人、24人和84人[6]。五大类德国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共计170所，占总数的68% ；学生人数达6169人，约占在校生总数的76%[7]。2013年，德国农业从业人数102.05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2.4%[8]。这些德语一次文献中的数据，真切地反映了德国农业教育的情况——在经过长期发展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而农业职业教育在其教育体系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二）跨国跨文化视域下发现农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
跨国跨文化研究需经田野调查取得确凿的实证论据，从互动关系层面——消融各种文化冲突，平衡强弱语境差异，修正价值两难分歧——继而探求学术理性的制衡点。
从人类文化学视角来看，古代农业文化印证了人类文明前进的足迹。源自古希腊的酒神精神成为西方农业文明庆典的象征。那些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和祭祀仪式，集中表达了人们祈求丰收的美好愿望，约定俗成的规则或被加以禁止或得到维护，并建制留存下来。这对后来的城邦文明乃至工业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比较之下，古代东方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迦南地的希伯来文明以及埃及文化圈又呈现别种农业风俗。重重沙漠笼罩下，仅有的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成为农耕的必争之地。这里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农业依靠“运河淹没-人工排水”的巨大灌溉系统来维持农作物生产。而今以色人先进的农业滴灌技术在世界范围得以推广与应用。
从采集渔猎到精耕细作，古老的中华农业文化经历了由原始农业向种植农业过渡的进程，氏族社会遵从自然法则，南稻北粟，有“占天象、测农事”的习俗，也有先进的24节气历法，还有像“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样的中国农谚流传至今，仍能够用以指导农事。
综合考量研究对象国别所涉及的各种迥异的文化因素，课题组取得了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在跨文化语境下，课题组有关研究人员又通过对所研究国别区域的农业部门、农业教育机构以及当地农户进行访问和交流，发现了现有农业劳动力存在的一些问题，找到了各国发展农业教育的普通规律，比较了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差异与共同之处。
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为优秀农业文化的代际传承创造了条件。研究表明，鉴于不同国情和文化特点，平行比较世界范围内的职业农民培育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教育类型和形式各异的培训方式。虽然农业环境的客观条件各异，但是这些国家却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农业强国。而且，大多数国家基本都遵循“教育培训—资格认定—政策扶持”的过程，来培育职业农民，使其对传统农业文化有所了解和认知，并通晓现代农业文化以及相关法规、政策和技术。
（三）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农业教育培养体系
纵向维度考察：英国历史上代表性时期的农民培养途径。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博士，与高健博士、李冠杰博士纵向比较研究了英国农民职业化经历的四个阶段：第一，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农民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一批富裕农民，也就是“约曼农”从中脱颖而出。第二，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一直到19 世纪中下旬，大土地所有制下的租佃农场制不断发展和成熟。第三，19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上半叶，英国农业结构进入调整期，租佃农场主数量减少，而自耕农的数量则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国家对农业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第四，从20 世纪中后期至今，英国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农业，需要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到农场主的队伍之中[9]。纵向比较研究结论显示，英国农民经历了从富裕的农民投资农业，到圈地运动时期佃农的发展，再到政府干预下大农庄的发展，最后到当前吸引青年农民到土地中去的转变，而英国当代农民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朝着精准农业方向稳步发展。
横向维度考察：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的农业教育概况。湖南农业大学职教学院副院长夏金星教授研究指出，台湾地区的农业教育分为高等农业教育、高级农业职业教育、农科实用技艺教育和农业推广教育。其中，高等农业教育分为研究所教育、专科教育和大学教育；高级中学教育分为高级农业职业教育、高级农工职业教育、综合高中农科；农科实用技艺训练和农业推广教育属于非正规的农民技术教育。其农业科学包括：一般农业学类、畜牧学类、园艺学类、植物保护学类、农业经济及推广学类等12个学类[10]。横向比较研究结论显示，为保证农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台湾地区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农业教育政策法规体系，各个层次都有相应的农业教育政策条例。同时，台湾地区非常注重教育经费的投入，作为教育部门拨款的补充渠道，农业职业学校的农林场和工厂生产收入也用以支持学校办学，还可以通过各级农会各类事业的盈余提拨、推广事业收入、募集收入等途径获得办学经费保障。
三、实现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一）着力构建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
农业教育的演进发展，同时，也是农业教育体系构建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课题组指出，综观国（境）外农业教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是农业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教育体系普遍具有相对完整的层次和类型结构，具有衔接性、开放性与特色性的突出特点。主要经验和做法：一是形成政策保障机制，出台、规范、修订与完善相关政策和立法工作，来实现农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二是要求资格证书准入，促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农业教育间的融通、互认与衔接，用以保障教育与培训的标准和质量；三是开发涉农教育资源，帮助新型职业农民通过信息化手段接受农业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农业技术应用水平；四是推广国际农业教育，拓展海外农业教育市场，推进农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用以传播和提升国际影响力。
（二）用制度保障来落实教育培养策略
鼓励与支持政策及经费投入机制是政府體现其主导地位的核心途径和手段，充分调动行业组织、农业企业、民间组织社团的力量开展更为广泛的农业教育与培训也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研究表明，美国先后通过《莫雷尔法》《哈奇法》《史密斯-利费法》等农业法律，其目的就是为了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保证农业后继有人[11]；法国农业部以《教育法》和《农村及海洋渔业法》两部法律，对农业教育从宏观层面进行规范和保障[12]；韩国的《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规定对农渔民后继者提供援助资金，提供精神教育和技术教育[13]；荷兰制定“知识型农业”政策旨在强化农业教育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14]；日本实行理实交替的教育与培训方式，提高了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知识与技能[15]；乌克兰颁布的《农业教育科学改革与发展方针》完善了农业高等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国家标准[16]。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都是在政府主导一系列政策与计划、项目下，社会多方积极参与开展起来的。 （三）创新应用比较研究成果
注重推进“教育-实践-科研-推广”也是一些国家农业教育发展的典型经验[17]。在我国，教育部出台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18]。各地在农民教育实践中也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培训形式，例如，田间学校、送教下乡、流动课堂、农民实训基地等，这一系列措施创新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教育环境。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所设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路径的建议，已被写入教育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教职成厅[2014]1号）。课题组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被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各部委等出台的有关农业方面的政策文件所采纳。这些科研成果得以有效转化与应用，为解决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重大问题和地方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好方法，也从现实层面破解了农民继续教育培养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张晓山，等.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刘杰，等.国（境）外农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杨阳.以色列农业教育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78-80.
[4][8]苗晓丹.德国农业教育体系概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53-56.
[5][6][7]苗晓丹，刘立新，刘杰. 德国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及其主要特点[J].中国农村经济，2015（6）：85-95.
[9]查明建，高健，李冠杰.现代职业农民培养的英国经验[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10）：80-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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