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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党的成立作出过重要贡献,李汉俊即是其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址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更感性地了解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贡献的李汉俊,本刊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纪念馆的帮助下,特刊登李汉俊之外孙甘子久先生在纪念外国语学社成立9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外公的文章。这既是对革命先辈的纪念,也是我们今日不忘历史、续写辉煌的动力。
我的外公李汉俊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两个妻子都姓陈。前妻生育了两个孩子,即我的舅舅李声簧和母亲李声馥。1927年舅舅不到14岁就参加了共青团,1929年加入共产党,1975年在北京去世,他有一个女儿在国外生活;我的母亲李声馥有5个孩子,我是老大,母亲2007年10月在武汉去世。外婆在生育了我母亲后不久就去世了,1923年外公在武汉续弦,继外婆叫陈静珠,她生了一个女孩。
20世纪50年代,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在父母的言谈之中,了解到我的长辈里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是父母好像不太愿意过多地谈论他。我读高中的时候,从父母和来访亲友的聊天中,了解到我的外公是早期的共产党员,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后来他犯了右倾的错误。当时我母亲和姨妈共同珍藏着一张《烈属证》,上面有毛泽东的签名,证号是第11号(全国的排号)。此后我在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写文章介绍外公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重大贡献。文章发表以后,也由此结识了很多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我们的家庭成员也在各种报刊上更多地了解了外公,我们都以有这样的先辈自豪,我的母亲和父亲更是如此。外公李汉俊是我母亲永久的话题。2007年8月,在母亲去世前两个月,有一次和我谈到外公,她老人家竟激动得老泪纵横,口里只是说:“爸爸死得太惨了,爸爸死得太惨了!”我只好以革命总是要有牺牲来安慰她。
外公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他通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更直接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外公,还有像他那样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研究以及追求是积极的,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苛求他们,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他们。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更感性地了解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贡献的李汉俊,本刊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纪念馆的帮助下,特刊登李汉俊之外孙甘子久先生在纪念外国语学社成立9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外公的文章。这既是对革命先辈的纪念,也是我们今日不忘历史、续写辉煌的动力。
从避谈外公到因外公而自豪
我的外公李汉俊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两个妻子都姓陈。前妻生育了两个孩子,即我的舅舅李声簧和母亲李声馥。1927年舅舅不到14岁就参加了共青团,1929年加入共产党,1975年在北京去世,他有一个女儿在国外生活;我的母亲李声馥有5个孩子,我是老大,母亲2007年10月在武汉去世。外婆在生育了我母亲后不久就去世了,1923年外公在武汉续弦,继外婆叫陈静珠,她生了一个女孩。
20世纪50年代,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在父母的言谈之中,了解到我的长辈里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是父母好像不太愿意过多地谈论他。我读高中的时候,从父母和来访亲友的聊天中,了解到我的外公是早期的共产党员,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后来他犯了右倾的错误。当时我母亲和姨妈共同珍藏着一张《烈属证》,上面有毛泽东的签名,证号是第11号(全国的排号)。此后我在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写文章介绍外公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重大贡献。文章发表以后,也由此结识了很多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我们的家庭成员也在各种报刊上更多地了解了外公,我们都以有这样的先辈自豪,我的母亲和父亲更是如此。外公李汉俊是我母亲永久的话题。2007年8月,在母亲去世前两个月,有一次和我谈到外公,她老人家竟激动得老泪纵横,口里只是说:“爸爸死得太惨了,爸爸死得太惨了!”我只好以革命总是要有牺牲来安慰她。
外公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他通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更直接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外公,还有像他那样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研究以及追求是积极的,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苛求他们,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