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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经济膨胀发展和隐藏于其背后的经济萧条，破产、事业等压力接踵而来，日本人自杀的数量不断飙升。据统計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高达3万4千人，这个数据着实令人惊讶，特别是一些经济不甚发达的小城市，几乎无一例外，甚至超过这个数据。追溯其内在因素，日本人的心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当今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对于日本人来说自杀不仅象征着一种行为，也融入了更深的过往意义。那么，对于这个困扰着当今日本社会的复杂主题，在此作简要分析。
关键词：自杀；切腹 ；三岛由纪夫； 刑法
一、日本人对于自杀的看法及实践
（一）切腹的历史由来
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切腹’被看做日本被外国人所熟知的一个重要标签。虽然说从历史进程来看，日本自明治时期过后，随着武士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和近代化的进程的加快，切腹文化也不再‘时髦’。然而，以自杀来了结自己一生的人并没有消失殆尽。因天皇驾鹤西归而以切腹了却自己一生的乃木希典（のぎまれすけ：1849-1912）大将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还有在1970年，也就是日本在二战中投降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在市ヶ谷の自卫队总监部切腹的文坛泰斗三岛由纪夫（1925-1970）的事件在世界各地刊登了名为「三岛ハラキリ」的报道，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冲击。
切腹这一特殊行径自源氏与平家并立时期伊始，直至明治维新可谓持续了相当久的时间，作为统治者的武士阶级们在这长达七百多年的历程中把切腹视为荣誉的象征而“前赴后继”。
（二）切腹实践者——三岛由纪夫
对于切腹而死的三岛来说，自然是把切腹和自杀分开来考虑的。他认为为了实现某种自身价值义而赴死，与显示自己脆弱而选择死亡来逃避现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三岛对同是世纪标杆性的文学泰斗太宰治（1909-1948）的文学风格和他自杀的行径十分嫌恶。但也有学者在三岛的某些语论中发现三岛和太宰二者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三岛曾明确表示切腹这种行为应该被称为“日本的文化理解”。以丸山真男（1914-1996）的观点来看，切腹是一种“武士的气质”，也就是阶级内根深蒂固的一种认识行为。那种本应只存在于武士阶级的‘偏好’，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日本民族性的‘偏好’了，武士们的意志以多种形式在整个民族内传播，也并不一定是件绝对好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被俘虏的年轻人以切腹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我想有时也确是种悲剧。
如果深刻地去揣摩三岛的精神，会发现在他那理性的文章中也时常流露出那种对自杀的恐惧。比如他并未参军的理由是，仅仅只是孩童时期的他身体虚弱这一点而已。为了克服这种脆弱，他积极的穿上铠甲练习空手道和拳击，同时也进行剑道的练习。日复一日的锻炼使三岛的体格变得健壮。但三岛一方面以自己日渐强壮的身体而自豪，另一方面也树立了继承“日本文化理解”的意志，渐渐也开始为武士切腹的行为所倾倒，在其小说《忧国》（1961）中这种思想被完整体现。而且在由《忧国》改编的电影中（1965）、三岛亲自出演主角武山信二将切腹生动地呈现在荧屏。看到这部作品中三岛由纪夫那种“赴死的本能”不禁愕然。
在三岛心中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力量，将其与日本文化中那些“强大”的因素紧紧相连。以至于在其以轮回与来生为主旨的四部长篇小说《豊穣の海》（1965～1970）的末章《天人五衰》（1970）竟成绝笔。恐怕在三岛的精神世界里是相信通过来生转世可以对自我灵魂实现升华的，他一定是确信灵魂这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不仅是三岛，任何人在选择自杀的时候，一定都有其认为十分坚定的理由。对三岛而言，其选择切腹了却生命的理由恐怕就是对祖国渐渐淡忘了日本精神的现状那种深切的担忧吧。那么太宰呢，自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因内心的软弱而起了自杀的念头，反复自杀未遂后最终得偿所愿。按照三岛的角度来看，自杀也是有明确的强弱之分的。但是对自身来说不必判定强弱，只是对自我意识的表现。换言之，是一种表明身份的思考方式。按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的话，太宰的死也可称得上对自我追求的最后一搏。
抱着这种思想，三岛在其作品中大篇幅的描绘轮回转生。从他传达的信念、思想中所存的柔弱或者说死后再生的愿望来看。死并不代表消亡一切，反而更应表示为通往重生的必由之路，在他心中自杀正是一种向着更高追求匍匐前进的旅行。
二、外国的哲人对自杀现象的看法
弗洛伊德认为，在世间的潜在意识中存在“赴死的本能”（许是死神所操纵）。奇妙的是，每个人既有想死的冲动，更存在渴望重生的心理。这种严重的精神矛盾在纠葛中存在就是所谓的人心。然而这种欣然赴死的冲动，作为一种潜在的意思，被封印在心里最深处，偶尔心里的“闸门”一开，那种尘封的本能瞬间释放，强烈的感情就表现出来。
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1913-1960）就自杀发表过如下言论： “真能称上哲学上重大问题的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存的价值与否，这是对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回答……这不能简单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掌握。但与之相对，作为一种首要问题，个人的志向与自杀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自杀这种行为如同伟大的文学作品一般，也是需要静静的做好心理准备的。然而当事人自己却并不知道。某个夜晚，也许就扣动了扳机……”（选自《不条理及自杀》新潮文库清水彻译，昭和44年刊）。
在西方社会，是无法对日本这种自杀者的行为抱以宽容的。天主教认为：即使是仁慈的天主，也不会为其提供坟墓。对于新教徒来讲，虽没有天主教如此严厉，但也绝不会赞赏这种行为。在中世纪，这甚至被定义为犯罪行为。这大概是由于圣主基督在忍受着比死更痛苦的漫长的折磨。然而当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自杀也被看作是自我自由的意识衍生出的一种权利。信仰清教的尼采曾发表过“上帝死了”等反新教的言论（1844-1900），其断言自杀是人自由的权利并表明自杀是对个人尊严的保障行为。但是在从前，以基督精神作为精神支柱的西方国家，是绝对做不到像日本那样宽容自杀行为的。即使在今天，自杀在西方也是种禁忌、像日本一般将切腹看作光荣更是无法想象。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在其《自杀论》中这么写道“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权利可以和自身的性命相比较，哪里都不会存在，也无法想象会得到”（选自《自杀论》斋藤信治译， 岩波文库 昭和27年刊）。
日本在多方参考后，采用由尼采所著的《自由的权利》改良而生出《自杀的权利》。在日本国宪法的第13条明确写道“一切国民都应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日本法律界对其概括为宪法上也保障了人民“自杀的权利”。
如此说来，谈及日本人自杀，可以追溯到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阶级切腹自尽的思想，从传统精神来把握现世的思想，想是与西方有异曲同工之妙，欧美国家的哲学体系和宪法章程一样，不也是始于个人主义吗。在日本自杀现象从未有下降趋势，在这种盛行死亡的大背景下，又加之日本与西方社会相接轨，对于日本人的生死观的变化变的更难以准确把握了
三、日本刑法中对自杀的看法
纵观日本的刑法、日本刑法第202条规定有：教唆人自杀的“自杀教唆罪”；帮助被杀人自杀的“自杀帮助罪”；受被杀人委托而杀害被杀人的“嘱托杀人罪”；得到被杀人同意而杀害被杀人的“承诺杀人罪（同意杀人罪）”。以上这几种杀人罪，都是法定减轻杀人责任的罪名，因为其中或多或少都包含了被害人的默许与同意。这几种罪名一般会被判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此外，日本刑法第203条规定，从事上述犯罪未遂也要受到刑罚。上述罪名的产生是与日本文化息息相关的，上述大部分罪名在我国都会以故意杀人罪严惩。
虽然存在以上的刑法限制，如果是自杀者本人的话，仍有自我了结的权利，未遂的话更是不会受到惩罚。也就说自杀权也就是自己自由来决定的，他人无权侵害。谈及“民族自我决定权”、其中就包含明确的“自杀权”意义。我想谁也不会简单地把“民族自我决定权”定义为“特定的民族或集团内自杀的权利”。其意应当理解为以民族的生存权和统治权为主的权力。也就是说宪法上的“自我决定权”本来要表达的绝不是赋予自杀的权力，应当是指不被侵犯的生存的权力。这么来认识“自我决定权”，也能更好地看出立法者在宪法第13条中的良苦用心了。
我认为自杀现象绝不能归罪于刑法，更不是日本当今扣上“自杀大国”的主要原因。我想更重要的是对于防范自杀的社会系统的匮乏。全国各处都缺少“自杀报警热线”、“自杀杜绝志愿者服务站”或是“自杀倾向者咨询机构”。这种漏洞想是以地域和家族为中心而产生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愈发淡薄的缘故。
其实在日本，古时候自杀在道德领域上绝谈不上会被褒奖，也是一种禁忌。那时想要自杀的人都会离开家，有一种疏离群体的表现。特别是居民聚集地，这种倾向更明显。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种群内部的共同精神也是有差别的。这种疏离的默认规范，在地缘血缘观念强烈的国家中，一定程度上确能扼杀自杀的心理。
但是在日本当今社会，小家庭的观念愈发强烈，年轻人向充满诱惑的大城市聚拢，使得小城市的老龄化现象突显出来。城市中小家庭观念也在强化，一旦结婚，就不再以父母为中心，将精力移到自己的小家庭了。即使尚未结婚，离开父母自己在小公寓生活的年轻人也特别多。日本是个自杀大国的原因，和小家庭观念增强从而破坏了遏制自杀的社会机制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四、总结
法国的社会学者埃米爾·迪尔凯姆（1858-1917）著有《自杀论》，其中将自杀划分四类。包括“宿命的自杀”、“自己本位的自杀”、“集团本意的自杀”、“反常的自杀”。第四类“反常的自杀”的“反常”最是引人注目。
所谓“反常状态”、是从希腊语「Anomous」翻译而来的。其本意是指“无法的状态”、在日语中则被理解为“无法律状态”和“无视神法”。主要指在一个集团中一些破坏了既定的价值观或道德，使集团陷入了没有规则之前的那种混乱境地的行为。迪尔凯姆把现代人的精神病理归结为反常状态。 这种“反常状态”就是日本在城市化状态带来的冲击现象。
2004年10月12日，就报道了在埼玉县7个相识的男女被发现在煤车里，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这些人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带头人是个拥有两个幼子的母亲。她遗书中写道：“对不起，妈妈要走了，希望你们快活的活下去”。恐怕我们很难充分理解这个母亲这种舍弃了责任而又深深关怀自己孩子的心理。通常，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种母性是下意识的。我们经常听到，在交通事故的瞬间，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丧生的新闻。但在最近的日本，母性也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虐待自己骨肉的新闻也充斥着日本的媒体。在自杀之前，而又无法舍弃母性，这不正是“反常状态”的心理吗。
参考文献：
[1]叶渭渠 千叶宣一（日）唐纳德（美）.不灭之美[M].世界图书出版社，1983.
[2]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4]曾炎.论日本武士道自杀文化心理.四川大学，2005.
关键词：自杀；切腹 ；三岛由纪夫； 刑法
一、日本人对于自杀的看法及实践
（一）切腹的历史由来
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切腹’被看做日本被外国人所熟知的一个重要标签。虽然说从历史进程来看，日本自明治时期过后，随着武士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和近代化的进程的加快，切腹文化也不再‘时髦’。然而，以自杀来了结自己一生的人并没有消失殆尽。因天皇驾鹤西归而以切腹了却自己一生的乃木希典（のぎまれすけ：1849-1912）大将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还有在1970年，也就是日本在二战中投降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在市ヶ谷の自卫队总监部切腹的文坛泰斗三岛由纪夫（1925-1970）的事件在世界各地刊登了名为「三岛ハラキリ」的报道，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冲击。
切腹这一特殊行径自源氏与平家并立时期伊始，直至明治维新可谓持续了相当久的时间，作为统治者的武士阶级们在这长达七百多年的历程中把切腹视为荣誉的象征而“前赴后继”。
（二）切腹实践者——三岛由纪夫
对于切腹而死的三岛来说，自然是把切腹和自杀分开来考虑的。他认为为了实现某种自身价值义而赴死，与显示自己脆弱而选择死亡来逃避现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三岛对同是世纪标杆性的文学泰斗太宰治（1909-1948）的文学风格和他自杀的行径十分嫌恶。但也有学者在三岛的某些语论中发现三岛和太宰二者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三岛曾明确表示切腹这种行为应该被称为“日本的文化理解”。以丸山真男（1914-1996）的观点来看，切腹是一种“武士的气质”，也就是阶级内根深蒂固的一种认识行为。那种本应只存在于武士阶级的‘偏好’，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日本民族性的‘偏好’了，武士们的意志以多种形式在整个民族内传播，也并不一定是件绝对好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被俘虏的年轻人以切腹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我想有时也确是种悲剧。
如果深刻地去揣摩三岛的精神，会发现在他那理性的文章中也时常流露出那种对自杀的恐惧。比如他并未参军的理由是，仅仅只是孩童时期的他身体虚弱这一点而已。为了克服这种脆弱，他积极的穿上铠甲练习空手道和拳击，同时也进行剑道的练习。日复一日的锻炼使三岛的体格变得健壮。但三岛一方面以自己日渐强壮的身体而自豪，另一方面也树立了继承“日本文化理解”的意志，渐渐也开始为武士切腹的行为所倾倒，在其小说《忧国》（1961）中这种思想被完整体现。而且在由《忧国》改编的电影中（1965）、三岛亲自出演主角武山信二将切腹生动地呈现在荧屏。看到这部作品中三岛由纪夫那种“赴死的本能”不禁愕然。
在三岛心中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力量，将其与日本文化中那些“强大”的因素紧紧相连。以至于在其以轮回与来生为主旨的四部长篇小说《豊穣の海》（1965～1970）的末章《天人五衰》（1970）竟成绝笔。恐怕在三岛的精神世界里是相信通过来生转世可以对自我灵魂实现升华的，他一定是确信灵魂这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不仅是三岛，任何人在选择自杀的时候，一定都有其认为十分坚定的理由。对三岛而言，其选择切腹了却生命的理由恐怕就是对祖国渐渐淡忘了日本精神的现状那种深切的担忧吧。那么太宰呢，自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因内心的软弱而起了自杀的念头，反复自杀未遂后最终得偿所愿。按照三岛的角度来看，自杀也是有明确的强弱之分的。但是对自身来说不必判定强弱，只是对自我意识的表现。换言之，是一种表明身份的思考方式。按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的话，太宰的死也可称得上对自我追求的最后一搏。
抱着这种思想，三岛在其作品中大篇幅的描绘轮回转生。从他传达的信念、思想中所存的柔弱或者说死后再生的愿望来看。死并不代表消亡一切，反而更应表示为通往重生的必由之路，在他心中自杀正是一种向着更高追求匍匐前进的旅行。
二、外国的哲人对自杀现象的看法
弗洛伊德认为，在世间的潜在意识中存在“赴死的本能”（许是死神所操纵）。奇妙的是，每个人既有想死的冲动，更存在渴望重生的心理。这种严重的精神矛盾在纠葛中存在就是所谓的人心。然而这种欣然赴死的冲动，作为一种潜在的意思，被封印在心里最深处，偶尔心里的“闸门”一开，那种尘封的本能瞬间释放，强烈的感情就表现出来。
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1913-1960）就自杀发表过如下言论： “真能称上哲学上重大问题的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存的价值与否，这是对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回答……这不能简单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掌握。但与之相对，作为一种首要问题，个人的志向与自杀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自杀这种行为如同伟大的文学作品一般，也是需要静静的做好心理准备的。然而当事人自己却并不知道。某个夜晚，也许就扣动了扳机……”（选自《不条理及自杀》新潮文库清水彻译，昭和44年刊）。
在西方社会，是无法对日本这种自杀者的行为抱以宽容的。天主教认为：即使是仁慈的天主，也不会为其提供坟墓。对于新教徒来讲，虽没有天主教如此严厉，但也绝不会赞赏这种行为。在中世纪，这甚至被定义为犯罪行为。这大概是由于圣主基督在忍受着比死更痛苦的漫长的折磨。然而当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自杀也被看作是自我自由的意识衍生出的一种权利。信仰清教的尼采曾发表过“上帝死了”等反新教的言论（1844-1900），其断言自杀是人自由的权利并表明自杀是对个人尊严的保障行为。但是在从前，以基督精神作为精神支柱的西方国家，是绝对做不到像日本那样宽容自杀行为的。即使在今天，自杀在西方也是种禁忌、像日本一般将切腹看作光荣更是无法想象。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在其《自杀论》中这么写道“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权利可以和自身的性命相比较，哪里都不会存在，也无法想象会得到”（选自《自杀论》斋藤信治译， 岩波文库 昭和27年刊）。
日本在多方参考后，采用由尼采所著的《自由的权利》改良而生出《自杀的权利》。在日本国宪法的第13条明确写道“一切国民都应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日本法律界对其概括为宪法上也保障了人民“自杀的权利”。
如此说来，谈及日本人自杀，可以追溯到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阶级切腹自尽的思想，从传统精神来把握现世的思想，想是与西方有异曲同工之妙，欧美国家的哲学体系和宪法章程一样，不也是始于个人主义吗。在日本自杀现象从未有下降趋势，在这种盛行死亡的大背景下，又加之日本与西方社会相接轨，对于日本人的生死观的变化变的更难以准确把握了
三、日本刑法中对自杀的看法
纵观日本的刑法、日本刑法第202条规定有：教唆人自杀的“自杀教唆罪”；帮助被杀人自杀的“自杀帮助罪”；受被杀人委托而杀害被杀人的“嘱托杀人罪”；得到被杀人同意而杀害被杀人的“承诺杀人罪（同意杀人罪）”。以上这几种杀人罪，都是法定减轻杀人责任的罪名，因为其中或多或少都包含了被害人的默许与同意。这几种罪名一般会被判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此外，日本刑法第203条规定，从事上述犯罪未遂也要受到刑罚。上述罪名的产生是与日本文化息息相关的，上述大部分罪名在我国都会以故意杀人罪严惩。
虽然存在以上的刑法限制，如果是自杀者本人的话，仍有自我了结的权利，未遂的话更是不会受到惩罚。也就说自杀权也就是自己自由来决定的，他人无权侵害。谈及“民族自我决定权”、其中就包含明确的“自杀权”意义。我想谁也不会简单地把“民族自我决定权”定义为“特定的民族或集团内自杀的权利”。其意应当理解为以民族的生存权和统治权为主的权力。也就是说宪法上的“自我决定权”本来要表达的绝不是赋予自杀的权力，应当是指不被侵犯的生存的权力。这么来认识“自我决定权”，也能更好地看出立法者在宪法第13条中的良苦用心了。
我认为自杀现象绝不能归罪于刑法，更不是日本当今扣上“自杀大国”的主要原因。我想更重要的是对于防范自杀的社会系统的匮乏。全国各处都缺少“自杀报警热线”、“自杀杜绝志愿者服务站”或是“自杀倾向者咨询机构”。这种漏洞想是以地域和家族为中心而产生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愈发淡薄的缘故。
其实在日本，古时候自杀在道德领域上绝谈不上会被褒奖，也是一种禁忌。那时想要自杀的人都会离开家，有一种疏离群体的表现。特别是居民聚集地，这种倾向更明显。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种群内部的共同精神也是有差别的。这种疏离的默认规范，在地缘血缘观念强烈的国家中，一定程度上确能扼杀自杀的心理。
但是在日本当今社会，小家庭的观念愈发强烈，年轻人向充满诱惑的大城市聚拢，使得小城市的老龄化现象突显出来。城市中小家庭观念也在强化，一旦结婚，就不再以父母为中心，将精力移到自己的小家庭了。即使尚未结婚，离开父母自己在小公寓生活的年轻人也特别多。日本是个自杀大国的原因，和小家庭观念增强从而破坏了遏制自杀的社会机制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四、总结
法国的社会学者埃米爾·迪尔凯姆（1858-1917）著有《自杀论》，其中将自杀划分四类。包括“宿命的自杀”、“自己本位的自杀”、“集团本意的自杀”、“反常的自杀”。第四类“反常的自杀”的“反常”最是引人注目。
所谓“反常状态”、是从希腊语「Anomous」翻译而来的。其本意是指“无法的状态”、在日语中则被理解为“无法律状态”和“无视神法”。主要指在一个集团中一些破坏了既定的价值观或道德，使集团陷入了没有规则之前的那种混乱境地的行为。迪尔凯姆把现代人的精神病理归结为反常状态。 这种“反常状态”就是日本在城市化状态带来的冲击现象。
2004年10月12日，就报道了在埼玉县7个相识的男女被发现在煤车里，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这些人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带头人是个拥有两个幼子的母亲。她遗书中写道：“对不起，妈妈要走了，希望你们快活的活下去”。恐怕我们很难充分理解这个母亲这种舍弃了责任而又深深关怀自己孩子的心理。通常，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种母性是下意识的。我们经常听到，在交通事故的瞬间，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丧生的新闻。但在最近的日本，母性也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虐待自己骨肉的新闻也充斥着日本的媒体。在自杀之前，而又无法舍弃母性，这不正是“反常状态”的心理吗。
参考文献：
[1]叶渭渠 千叶宣一（日）唐纳德（美）.不灭之美[M].世界图书出版社，1983.
[2]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4]曾炎.论日本武士道自杀文化心理.四川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