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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 中的宣统故事
许宝蘅在清末任军机汉章京，他以文笔敏捷，立言得体见长，是清末很多重要诏令的起草者。许宝蘅为人谨慎，他的日记，多记人来客往和自己的生活，轻易不动感情，少发议论，即清国覆亡，在日记中的他也过着平静的生活，看戏听曲，并不悲痛欲绝，可见清朝的覆亡多少是一种自然结果，自然而然，与明朝的覆亡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了。
许宝蘅记宣统年号确定和宣统退位，略有掌故，值得一谈。其记确定宣统年号在1908年11月18日，日记这样说：
“又拟进纪元年号，圈出宣统二字。初拟四号，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子政谈及旧传黄檗禅师所遗图谶有云：‘光芒闪闪见微星，统绪旁绪信有凭。秦晋一家成鼎足，黄牛过厄力难胜。’又有云：‘中兴令辟属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若用‘宪昌’二字，则图谶不验矣。盖向例必圈首列之二字，临缮单时堂官忽令改将‘宣统’首列，凡事有定，可谓奇极。”
查网上谈及该段，似皆误读，说什么隆裕圈定宣统云云。其实却是原来排定四号次序为：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缮单时本也这么排定，然而堂官，即军机处首脑“忽令改将‘宣统’首列”，于是四号是顺序就变为一宣统，二宪昌，三宪治，四圣宪了，而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按惯例总是圈定首列，这样宣统年号就被选定了。为什么堂官临时会改变次序呢？一方面或是“凡事有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堂官揣测上意的缘故，是重立宪，还是重万世一系之统？在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心中，自然有他们的私心，立宪就是把权交出去，换取一个位尊而虚君的共和局面，继统则还是大清帝业一统，在他们心中，当然希望的后者。在慈禧末年，迫于形势，立宪已经渐渐从皇统之中面目清晰起来，做了很多让步，但这是一个政治家权衡利弊之后的勉强让步，到了慈禧去世，摄政王与隆裕皇太后，他们昧于形势，于选择年号上还是暴露出他们的私心意愿来。至于黄檗禅师之图谶是否会因为年号变化而不验，此事真难言矣。
黄檗禅师是唐朝著名的禅僧，他的 《黄檗禅师诗》 与 《乾坤万年歌》 《马前课》 《梅花诗》 《藏头诗》 《烧饼歌》 《推背图》 并称为中国七大预言书，许宝蘅在日记中引用了两首，可见在1908年，士大夫中间已经开始把 《黄檗禅师诗》 和现实联系了起来，加以附会。这类预言诗不宜细细解释，只能意会，譬如“继统偏安三十六”，继统可以视作宣统承光绪而来，偏安给人南宋之偏安的联想，也可以视作南方被革命军占领，大清偏安北方。三十六则是月是年，不能确定也，在许宝蘅认为，当是三十六年也，此事后面再谈。
黄檗禅师诗在流传中颇有变异和改动，许宝蘅所引，乃是清末的形式，如今，这两首诗的文字就有了变化，譬如在百度所见，则是：
光芒闪闪见灾星，统绪旁延信有凭。秦晋一家仍鼎足，黄猿运兀力难胜。
中兴事业付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丁。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
只要细加核对，两者之不同自见。
《许宝蘅日记》1912年2月12日，许在日记中写道：
“……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國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檗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
想不到选定宣统年号，距离清国之灭亡，原以为还有三十六年安稳，孰料不过三十六个月。这倒印证了黄檗禅师诗预言的日期，虽然偏安之说尚未安。
三岁的宣统即位，在御座上大哭，其父载沣安慰说：快完了，快完了。有人认为这也是一句谶语。
快完了，记得黄檗禅师还有一句诗：刚到金蛇运已终。天机不可泄露，像许宝蘅一样，一切要到了才知道呢。
俞平伯的诗，顾颉刚的手
《语丝》 是孙伏园从 《晨报副刊》 编辑辞职之后，编撰的一份周刊，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
孙伏园辞职，与鲁迅兄弟有关，首先是知堂的 《徐文长故事》 引起某些读者的不满，被停止刊载；其次是鲁迅的诗 《我的恋爱》 被新任的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强制撤下。孙伏园认为这是干涉自己的编务，愤而辞职。辞职之后的孙伏园，决定自己创业，于是 《语丝》 周刊诞生了。
《语丝》 周刊刊名的由来，鲁迅在 《我和“语丝”的始终》 一文这样说：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 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
鲁迅说得语焉不详，因为只是听说，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书，不知道是哪几个人，不知道是点了几次，才得到“语丝”这个刊名的。
乃弟知堂在 《知堂回想录》 中有一章 《〈语丝〉 的成立》，对于 《语丝》 的刊名由来，则是这样“回想”的：“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
比鲁迅的说法略有进展的，则是一本什么人的诗集，随便用手指点一个字：语，再点一个字：丝，点了两次，结合起来，便是语丝。
知堂没说是哪几个人在一起乱点鸳鸯谱，不过当时他的日记却有记载：至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矛尘、绍原、颉刚诸人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1924年11月2日日记） 这则日记说到在场的人，有七个，其中小峰，即北新书局李小峰；矛尘，即章川岛；绍原，即江绍原也。
对于 《语丝》 的创刊，参与者川岛也有文章谈及，他的 《说说 〈语丝〉》 一文，刊于1962年 《文学评论》 第四期。他在文章中回忆，说到七个人聚会的地點： “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周作人、李小峰、孙伏园和我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集会，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和到场的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 《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都同意了。”
知堂笔下的“开成北楼”，在这里原来是开成豆食店，而那本书并非什么人的诗集，而是一本多人合集，O.M社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我们的七月》，是顾颉刚带来的，且还是顾颉刚找到了“语丝”这两个字。
至此，鲁迅记载中的疑问可以一一解决了。
然而不然，还有新的疑问：“语丝”这两个字在顾颉刚是怎么找到的呢？点了几点，分了几次呢？
《顾颉刚日记》 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事。”
“伏园以晨报馆侵夺副刊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定十一月十六日发行首期，每人派出八元。”
这是顾颉刚1924年11月2号星期二 （十月初六） 的日记。顾颉刚写日记虽时有六七天一起记的，但多少比回忆真切些，可信些。只是聚会的地点到底是顾颉刚说的开成食堂还是川岛说的开成豆食店、还是知堂说的开成北楼呢？鄙意当以顾颉刚的日记为准，东安市场的开成食堂。而开成北楼，只是方位，与开成食堂并不矛盾。豆食店大概是饮豆汁、卖豆腐的，这些教授们大概不会在这样的地方聚会。
看来，“语丝”两字确实是顾颉刚找出来，再经大家一致认可的。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即“语丝”两字，是不是来自俞平伯的诗，还有这首诗是不是出自 《我们的七月》？
不妨找找 《我们的七月》 中是否有一首含有“语丝”两字的诗。
《我们的七月》 一书，我手边就有。略一翻找，在第150页，找到一篇 《小诗》，其中有句，哦，不妨把整一小节 （全诗共两小节） 都抄在这里吧——
伊底凝视，
伊底哀泣，
伊底欢笑，
伊底长长的语丝，
一切，伊底；
我将轻轻而淡淡地放过去了。
“语丝”两字，出自该诗第四句，是连在一起的，大概只需翻一翻，再用手指点上一点吧。
《我们的七月》 收有二十篇诗文，都不署作者姓名，《小诗》 同样如此，但从顾颉刚日记可知，它的作者当是俞平伯。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顾颉刚的慧眼，这个周刊或许会以另一个刊名出现。
经过以上回忆和日记的拼凑，《语丝》 刊名的由来基本清晰了。
以上纷杂的记忆中，知堂和顾颉刚两人有相关日记，都是该年11月2日，虽然详略不同，除了地名，并无别的不合。鲁迅的 《我和“语丝”的始终》 一文，发表于1930年2月1日《萌芽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时间比较接近，然而，鲁迅的记载却是最含糊不清的。鲁迅是否真的这么记忆模糊？可能性自然不能排除，毕竟有言在先，他不在场，是听说的。当年，他和知堂尚未交恶，孙伏园和他又师生情深，其他五人中除顾颉刚外，都和他来往甚密，聚会和决定刊名的详情，鲁迅不会不清楚，然而，更有可能的，则是他故意模糊，以避免提起他的冤家顾颉刚。
在鲁迅写作 《我和“语丝”的始终》 时，《语丝》早已结束，女师大风潮也已经明日黄花，但余剩的是对陈源和顾颉刚的恶感。
《中华周报》 中张爱玲的消息
抗战时期，有两种 《中华周报》。一种在上海出版，一种在北京出版。这两种 《中华周报》 都能在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中看到，其中北京出版的 《中华周报》 设置过一个不定期的文化消息栏目，报道一些南北文人的活动信息，在上海渐渐走红的张爱玲的消息，也出现在这个栏目中，兹撮录有关张爱玲的消息，以觇北方文化界对张爱玲介绍之一斑，并从中略窥张爱玲当年在北方的影响。
张爱玲第一次出现于 《中华周报》——
1945年7月29日第2卷31期第四十五号“文化消息”
沙漠书店近刊行沙漠文库，第一本為张爱玲之 《红玫瑰》，内计收容张女士近作 《红玫瑰与白玫瑰》 《创世纪》 等若干篇。该集更发挥作者作风之特色。
自《结婚十年》与 《传奇》出版，瞬即成为最流行之新书，白凤女士特撰 《苏青与张爱玲》，现已出版，内包括苏张评传，生活，论争及苏张新作品、照片、自序，签署等多种，东安市场丹桂商场沙漠书店总经销。
时间已经在1945年的夏天，距离抗战结束（姑以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作为抗战结束日）还有一个月不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爱玲的集子即将在北京沙漠书店出版，属于沙漠文库之第一本。此书究竟出版没有，目前不得而知，以我谫陋的见闻，尚未见到这本沙漠书店的出版物《红玫瑰》。不过，在此之前，署名白凤的 《苏青与张爱玲》 则已经出版，该书把苏青置于张爱玲之前，除了苏青年龄较张爱玲为大，出道比张爱玲早以外，也可见当时蘇青的名气比张爱玲大。该消息中说到苏张的照片和自序，当是当时可以搜集到的照片和两人作品的自序，不是专为 《苏青与张爱玲》 一书作的序，该书是白凤“特撰”，非资料汇编可知。
按：《中华周报》 此消息颇有错误，《苏青与张爱玲》 非白凤特撰，乃是白鸥编。白鸥除了在书前写了一篇题记，在最后写了一篇 《苏青与张爱玲的画像》 （封面说明） 外，其他文章都是南方刊物上谈苏青与张爱玲的文章的汇编，别无新意可言。
1945年8月5日第2卷第32期第四十六号“文化消息”
传闻女作家张爱玲即将结婚云。
按：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属于秘密结婚，为外界所知的仅仅是胡兰成登报与前妻离婚而已，据胡兰成 《今生今世》 记载，两人只是签署了一张婚书，还不是一式两份，各执一份。北平的 《中华周报》 到整整一年后还所知不确，除了张、胡两人的保密外，还与京沪两地消息的隔膜，传播不畅有关。
1945年8月12日第2卷第33期第四十七号“文化消息”
沙漠书店近将沪宁京各地杂志期刊中之精华摘出，印成一书，名为《文摘》，内包括国际、艺术、××、小说等，要目有：（1） 回忆陆军士官学校 （2） 记王亚樵 （3）孟 加拉湾历险记 （4） 苏青杀夫者 （5） 张爱玲女装女色 （6） 荒村夜泊。
女作家张爱玲女士，自《传奇》出版后，一跃成名。该书现在沪制行六版，内容结构新颖，描写深刻，原版新书，现已到京。
张爱玲的文章开始被北方文人选编到杂志中出版。
按： 《女装女色》 其实是张爱玲好友炎樱的英文文章，被张爱玲翻译成中文后，发表于1945年5月 《天地》 第二十期，译者署名张爱玲，不该算是张爱玲的文章，大概是记者没认真分别，弄错了。另外，在沪上出版的 《传奇》 第六版，已经运销到北京销售，这是原汁原味的张爱玲完整到达北京的首次，其他不是杂志上的零碎文章就是别人的转载，如白凤的 《苏青与张爱玲》 之类。
1945年8月19日第2卷第34期第四十八号“文化消息”
张爱玲和炎樱在上海为人设计服装，这是女作家的“生财之道”了。
按：服装店应该是炎樱开的，张爱玲则是写文章做软广告。其中 《炎樱衣谱》 发表在1945年4月6日的 《力报》 上，共分四节，《前言》、《草裙舞背心》、《罗宾汉》 和 《绿袍红钮》 为题陆续刊登在小报 《力报》 副刊版上。
这篇文化消息，当是根据这个而写成的，不过这个日期，已经是日本投降后了，炎樱的服装店因此难产，女作家的生财之道也中道断裂了，而《中华周报》也就此停刊，自然张爱玲的消息也不会再在文化消息上出现了。
由上可以证明女作家梅娘所说的1944年就有南张北梅的说法有点无稽。
（选自《舞文詅痴》/黄恽 著/东方出版社/ 2017年2月版）
许宝蘅在清末任军机汉章京，他以文笔敏捷，立言得体见长，是清末很多重要诏令的起草者。许宝蘅为人谨慎，他的日记，多记人来客往和自己的生活，轻易不动感情，少发议论，即清国覆亡，在日记中的他也过着平静的生活，看戏听曲，并不悲痛欲绝，可见清朝的覆亡多少是一种自然结果，自然而然，与明朝的覆亡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了。
许宝蘅记宣统年号确定和宣统退位，略有掌故，值得一谈。其记确定宣统年号在1908年11月18日，日记这样说：
“又拟进纪元年号，圈出宣统二字。初拟四号，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子政谈及旧传黄檗禅师所遗图谶有云：‘光芒闪闪见微星，统绪旁绪信有凭。秦晋一家成鼎足，黄牛过厄力难胜。’又有云：‘中兴令辟属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若用‘宪昌’二字，则图谶不验矣。盖向例必圈首列之二字，临缮单时堂官忽令改将‘宣统’首列，凡事有定，可谓奇极。”
查网上谈及该段，似皆误读，说什么隆裕圈定宣统云云。其实却是原来排定四号次序为：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缮单时本也这么排定，然而堂官，即军机处首脑“忽令改将‘宣统’首列”，于是四号是顺序就变为一宣统，二宪昌，三宪治，四圣宪了，而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按惯例总是圈定首列，这样宣统年号就被选定了。为什么堂官临时会改变次序呢？一方面或是“凡事有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堂官揣测上意的缘故，是重立宪，还是重万世一系之统？在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心中，自然有他们的私心，立宪就是把权交出去，换取一个位尊而虚君的共和局面，继统则还是大清帝业一统，在他们心中，当然希望的后者。在慈禧末年，迫于形势，立宪已经渐渐从皇统之中面目清晰起来，做了很多让步，但这是一个政治家权衡利弊之后的勉强让步，到了慈禧去世，摄政王与隆裕皇太后，他们昧于形势，于选择年号上还是暴露出他们的私心意愿来。至于黄檗禅师之图谶是否会因为年号变化而不验，此事真难言矣。
黄檗禅师是唐朝著名的禅僧，他的 《黄檗禅师诗》 与 《乾坤万年歌》 《马前课》 《梅花诗》 《藏头诗》 《烧饼歌》 《推背图》 并称为中国七大预言书，许宝蘅在日记中引用了两首，可见在1908年，士大夫中间已经开始把 《黄檗禅师诗》 和现实联系了起来，加以附会。这类预言诗不宜细细解释，只能意会，譬如“继统偏安三十六”，继统可以视作宣统承光绪而来，偏安给人南宋之偏安的联想，也可以视作南方被革命军占领，大清偏安北方。三十六则是月是年，不能确定也，在许宝蘅认为，当是三十六年也，此事后面再谈。
黄檗禅师诗在流传中颇有变异和改动，许宝蘅所引，乃是清末的形式，如今，这两首诗的文字就有了变化，譬如在百度所见，则是：
光芒闪闪见灾星，统绪旁延信有凭。秦晋一家仍鼎足，黄猿运兀力难胜。
中兴事业付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丁。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
只要细加核对，两者之不同自见。
《许宝蘅日记》1912年2月12日，许在日记中写道：
“……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國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檗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
想不到选定宣统年号，距离清国之灭亡，原以为还有三十六年安稳，孰料不过三十六个月。这倒印证了黄檗禅师诗预言的日期，虽然偏安之说尚未安。
三岁的宣统即位，在御座上大哭，其父载沣安慰说：快完了，快完了。有人认为这也是一句谶语。
快完了，记得黄檗禅师还有一句诗：刚到金蛇运已终。天机不可泄露，像许宝蘅一样，一切要到了才知道呢。
俞平伯的诗，顾颉刚的手
《语丝》 是孙伏园从 《晨报副刊》 编辑辞职之后，编撰的一份周刊，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
孙伏园辞职，与鲁迅兄弟有关，首先是知堂的 《徐文长故事》 引起某些读者的不满，被停止刊载；其次是鲁迅的诗 《我的恋爱》 被新任的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强制撤下。孙伏园认为这是干涉自己的编务，愤而辞职。辞职之后的孙伏园，决定自己创业，于是 《语丝》 周刊诞生了。
《语丝》 周刊刊名的由来，鲁迅在 《我和“语丝”的始终》 一文这样说：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 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
鲁迅说得语焉不详，因为只是听说，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书，不知道是哪几个人，不知道是点了几次，才得到“语丝”这个刊名的。
乃弟知堂在 《知堂回想录》 中有一章 《〈语丝〉 的成立》，对于 《语丝》 的刊名由来，则是这样“回想”的：“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
比鲁迅的说法略有进展的，则是一本什么人的诗集，随便用手指点一个字：语，再点一个字：丝，点了两次，结合起来，便是语丝。
知堂没说是哪几个人在一起乱点鸳鸯谱，不过当时他的日记却有记载：至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矛尘、绍原、颉刚诸人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1924年11月2日日记） 这则日记说到在场的人，有七个，其中小峰，即北新书局李小峰；矛尘，即章川岛；绍原，即江绍原也。
对于 《语丝》 的创刊，参与者川岛也有文章谈及，他的 《说说 〈语丝〉》 一文，刊于1962年 《文学评论》 第四期。他在文章中回忆，说到七个人聚会的地點： “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周作人、李小峰、孙伏园和我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集会，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和到场的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 《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都同意了。”
知堂笔下的“开成北楼”，在这里原来是开成豆食店，而那本书并非什么人的诗集，而是一本多人合集，O.M社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我们的七月》，是顾颉刚带来的，且还是顾颉刚找到了“语丝”这两个字。
至此，鲁迅记载中的疑问可以一一解决了。
然而不然，还有新的疑问：“语丝”这两个字在顾颉刚是怎么找到的呢？点了几点，分了几次呢？
《顾颉刚日记》 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事。”
“伏园以晨报馆侵夺副刊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定十一月十六日发行首期，每人派出八元。”
这是顾颉刚1924年11月2号星期二 （十月初六） 的日记。顾颉刚写日记虽时有六七天一起记的，但多少比回忆真切些，可信些。只是聚会的地点到底是顾颉刚说的开成食堂还是川岛说的开成豆食店、还是知堂说的开成北楼呢？鄙意当以顾颉刚的日记为准，东安市场的开成食堂。而开成北楼，只是方位，与开成食堂并不矛盾。豆食店大概是饮豆汁、卖豆腐的，这些教授们大概不会在这样的地方聚会。
看来，“语丝”两字确实是顾颉刚找出来，再经大家一致认可的。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即“语丝”两字，是不是来自俞平伯的诗，还有这首诗是不是出自 《我们的七月》？
不妨找找 《我们的七月》 中是否有一首含有“语丝”两字的诗。
《我们的七月》 一书，我手边就有。略一翻找，在第150页，找到一篇 《小诗》，其中有句，哦，不妨把整一小节 （全诗共两小节） 都抄在这里吧——
伊底凝视，
伊底哀泣，
伊底欢笑，
伊底长长的语丝，
一切，伊底；
我将轻轻而淡淡地放过去了。
“语丝”两字，出自该诗第四句，是连在一起的，大概只需翻一翻，再用手指点上一点吧。
《我们的七月》 收有二十篇诗文，都不署作者姓名，《小诗》 同样如此，但从顾颉刚日记可知，它的作者当是俞平伯。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顾颉刚的慧眼，这个周刊或许会以另一个刊名出现。
经过以上回忆和日记的拼凑，《语丝》 刊名的由来基本清晰了。
以上纷杂的记忆中，知堂和顾颉刚两人有相关日记，都是该年11月2日，虽然详略不同，除了地名，并无别的不合。鲁迅的 《我和“语丝”的始终》 一文，发表于1930年2月1日《萌芽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时间比较接近，然而，鲁迅的记载却是最含糊不清的。鲁迅是否真的这么记忆模糊？可能性自然不能排除，毕竟有言在先，他不在场，是听说的。当年，他和知堂尚未交恶，孙伏园和他又师生情深，其他五人中除顾颉刚外，都和他来往甚密，聚会和决定刊名的详情，鲁迅不会不清楚，然而，更有可能的，则是他故意模糊，以避免提起他的冤家顾颉刚。
在鲁迅写作 《我和“语丝”的始终》 时，《语丝》早已结束，女师大风潮也已经明日黄花，但余剩的是对陈源和顾颉刚的恶感。
《中华周报》 中张爱玲的消息
抗战时期，有两种 《中华周报》。一种在上海出版，一种在北京出版。这两种 《中华周报》 都能在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中看到，其中北京出版的 《中华周报》 设置过一个不定期的文化消息栏目，报道一些南北文人的活动信息，在上海渐渐走红的张爱玲的消息，也出现在这个栏目中，兹撮录有关张爱玲的消息，以觇北方文化界对张爱玲介绍之一斑，并从中略窥张爱玲当年在北方的影响。
张爱玲第一次出现于 《中华周报》——
1945年7月29日第2卷31期第四十五号“文化消息”
沙漠书店近刊行沙漠文库，第一本為张爱玲之 《红玫瑰》，内计收容张女士近作 《红玫瑰与白玫瑰》 《创世纪》 等若干篇。该集更发挥作者作风之特色。
自《结婚十年》与 《传奇》出版，瞬即成为最流行之新书，白凤女士特撰 《苏青与张爱玲》，现已出版，内包括苏张评传，生活，论争及苏张新作品、照片、自序，签署等多种，东安市场丹桂商场沙漠书店总经销。
时间已经在1945年的夏天，距离抗战结束（姑以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作为抗战结束日）还有一个月不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爱玲的集子即将在北京沙漠书店出版，属于沙漠文库之第一本。此书究竟出版没有，目前不得而知，以我谫陋的见闻，尚未见到这本沙漠书店的出版物《红玫瑰》。不过，在此之前，署名白凤的 《苏青与张爱玲》 则已经出版，该书把苏青置于张爱玲之前，除了苏青年龄较张爱玲为大，出道比张爱玲早以外，也可见当时蘇青的名气比张爱玲大。该消息中说到苏张的照片和自序，当是当时可以搜集到的照片和两人作品的自序，不是专为 《苏青与张爱玲》 一书作的序，该书是白凤“特撰”，非资料汇编可知。
按：《中华周报》 此消息颇有错误，《苏青与张爱玲》 非白凤特撰，乃是白鸥编。白鸥除了在书前写了一篇题记，在最后写了一篇 《苏青与张爱玲的画像》 （封面说明） 外，其他文章都是南方刊物上谈苏青与张爱玲的文章的汇编，别无新意可言。
1945年8月5日第2卷第32期第四十六号“文化消息”
传闻女作家张爱玲即将结婚云。
按：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属于秘密结婚，为外界所知的仅仅是胡兰成登报与前妻离婚而已，据胡兰成 《今生今世》 记载，两人只是签署了一张婚书，还不是一式两份，各执一份。北平的 《中华周报》 到整整一年后还所知不确，除了张、胡两人的保密外，还与京沪两地消息的隔膜，传播不畅有关。
1945年8月12日第2卷第33期第四十七号“文化消息”
沙漠书店近将沪宁京各地杂志期刊中之精华摘出，印成一书，名为《文摘》，内包括国际、艺术、××、小说等，要目有：（1） 回忆陆军士官学校 （2） 记王亚樵 （3）孟 加拉湾历险记 （4） 苏青杀夫者 （5） 张爱玲女装女色 （6） 荒村夜泊。
女作家张爱玲女士，自《传奇》出版后，一跃成名。该书现在沪制行六版，内容结构新颖，描写深刻，原版新书，现已到京。
张爱玲的文章开始被北方文人选编到杂志中出版。
按： 《女装女色》 其实是张爱玲好友炎樱的英文文章，被张爱玲翻译成中文后，发表于1945年5月 《天地》 第二十期，译者署名张爱玲，不该算是张爱玲的文章，大概是记者没认真分别，弄错了。另外，在沪上出版的 《传奇》 第六版，已经运销到北京销售，这是原汁原味的张爱玲完整到达北京的首次，其他不是杂志上的零碎文章就是别人的转载，如白凤的 《苏青与张爱玲》 之类。
1945年8月19日第2卷第34期第四十八号“文化消息”
张爱玲和炎樱在上海为人设计服装，这是女作家的“生财之道”了。
按：服装店应该是炎樱开的，张爱玲则是写文章做软广告。其中 《炎樱衣谱》 发表在1945年4月6日的 《力报》 上，共分四节，《前言》、《草裙舞背心》、《罗宾汉》 和 《绿袍红钮》 为题陆续刊登在小报 《力报》 副刊版上。
这篇文化消息，当是根据这个而写成的，不过这个日期，已经是日本投降后了，炎樱的服装店因此难产，女作家的生财之道也中道断裂了，而《中华周报》也就此停刊，自然张爱玲的消息也不会再在文化消息上出现了。
由上可以证明女作家梅娘所说的1944年就有南张北梅的说法有点无稽。
（选自《舞文詅痴》/黄恽 著/东方出版社/ 201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