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乞儿童与八廓街管理者
　　
　　八廓街是老拉萨的中心，由一条同心圆的环形街道组成，“八廓”在藏语里即环行的意思，信徒们也称其为“菩提道”。八廓街现在俨然是拉萨市最具民族特色的商业街区，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信徒和旅游者。
　　9岁的热那和她的小伙伴们每天都在大昭寺广场和附近的街区活动，求乞是他们惟一的工作。多数时候，他们能一眼分辨出外来游客的善缘，早早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游者通常会以一毛两毛的零币布施，抓了钱，热那们一哄而散。
　　也有面对众求乞儿童而犹豫不决者，热那不高兴时会紧紧抱住求乞对象的一条腿，通常被抱者是女性，任你如何摆脱，不放。一番纠缠，热那总能得偿所愿。当然也有失望的时候，但在这个信仰佛教的社会里，布施显示慈悲，热那们仿佛为过客提供了一个行善积德的机会，所以八廓街乞讨的孩子为数众多。热那说，运气好，一天讨上百元钱不是困难的事。
　　几天的观察发现，孩子们的身后常能见到大人的身影，他们有意地躲避，而孩子求乞得来的钱，总能迅速而诡秘地交到他们手中。
　　小昭寺旁，一家社会福利公司楼道口，聚集了十多个衣衫褴褛的藏民。一早大人们给孩子们分配了求乞的任务，上午必须交多少钱，下午必须交多少钱，孩子一走，便终日饮酒，醉态酩酊。
　　旺堆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给求乞的孩子施舍，“这样会培养他们好吃懒做的坏习惯。”作为八廓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人，旺堆无法阻止求乞儿童的自由活动，撞上了顶多喝斥几声，更多的时候，执法者与孩子们能和谐共处。
　　
　　
　　那些现代化的受益者
　　
　　德吉卓嘎是个幸运儿。
　　与旺堆不同，德吉卓嘎毫不否认命运对她的垂青：生在牧区，长在墨竹工卡县门巴乡上，为了4个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在乡政府工作的父亲尽遣关系、费尽心力把工作调动至拉萨市民政局。卓嘎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亮敞的城市生活了，1987年小学毕业，成为第三届内地中学西藏班的学生。那一年她的成绩是235分，在上海回民中学的藏族学生中，她是第2名。
　　卓嘎的成长轨迹无疑是绝大多数藏族家庭对子女的期望——
　　1987年读了一年预科，以强化汉语学习，然后在上海回民中学度过了3年的初中时光。因为用功，卓嘎几乎很少出门，上海给她的印象仅止于外滩的气派和南京路的繁华，即便是这一丁点印象，也随着时光的流逝日渐模糊。印记最深的是，想家了就哭，一哭就是一片。
　　1991年初中毕业，藏族同学中，考中专、技校的占了2/3强，100多同学，只有3人去了北京西藏中学就读，卓嘎是保送。这是清苦的3年，之前是在本民族同胞中竞争，而全国统一高考，藏汉学生都是在同一条残酷的分数线上比拼了。
　　周末才允许外出，但卓嘎更多的时候都在教室里度过，对北京的印象，只是学校所在的亚运村那拥挤的一隅。1994年，卓嘎如愿考上长春税务学院，同学有上北大、清华的，她不遗憾，因为潜意识里觉得“搞经济日后有前途”——长春税务学院税收专业是她的第一志愿。
　　如果说此前7年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日子，除了本民族同胞，她没交上一个汉族朋友，到了大学的4年，卓嘎就完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卓嘎说大学同学感情最深，“我的思维更靠近汉族，所以交流上没有那种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
　　
　　扎西局长不是现代化的反对者，但“现代化打破了生活的宁静，让生态环境变得脆弱，资源的过度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些担忧无时不在。可他清楚地知道，藏民族不融入现代化，不可能进步。
　　这种心理较为普遍。矛盾，尴尬。
　　旺堆只知道，青藏铁路通了以后，他会更忙，从这个月26日起，他要开始值夜班，“治安、防火等各方面工作还要加强”。
　　在西藏生活了36年，旺堆从来没有出过藏，“挺遗憾的”。但拉萨的变化在他眼里。还是儿童时，“根本看不到高楼大厦”，可现在，“马路宽宽的，楼房高高的，汽车越来越高档，商场餐馆越盖越多”——这些变化让他从内心“感到自豪”。
　　火车一旦进藏，“物价下来了，就业机会多了；坏处是，人多了，治安形势复杂了，工作起来更困难了”，旺堆说领导每天都这么讲。
　　河南商人邢章顺、郭淑英夫妇或许享受不到火车进藏所带来的好处了，他们在小昭寺外经营的一家杂货店，近期已准备转让，转让费8万元。6月14日这天下午，分别有一名四川商人和甘肃商人来小店洽淡过，郭淑英没改价。
　　“电话不是电信的？”四川商人问。
　　“是网通的。还比较稳定，前天打了400多块，昨天200多，一个月能有6000到7000块钱。还不错吧。”女人回。
　　男人邢章顺在里屋睡觉，女人叫了他几次，没应。
　　街对面一家电器行放着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缠绵悱恻，一个慵懒而无聊的午后。
　　这家叫“承干电话超市”的小杂货店在八廓街外围，小昭寺路48号，不属于旺堆的管辖范围。夫妇俩活得并不轻松，早上7：30开店，晚上11：00打烊，来拉萨两年里没休息过一天。
　　这之前他们在格尔木呆了4年，男人开出租车，女人持家。他们是青藏铁路的第一批受益者，2001年2月，听朋友说要修青藏铁路，格尔木有赚钱的机会，收拾行囊就上了青藏高原。
　　据说修铁路的人有15万，吃喝拉撒全在格尔木，“各种生意奇好，红火了3年多”。男人就在市区与工地之间跑，起价5元，一天能跑六七百块。“格尔木一年四季不下雨，干燥得要死，生活上也不习惯。”注定是艰苦的4年。
　　之所以会来到拉萨，一是铁路越往西藏延伸，生意就越发寡淡；二是2004年男人有一回跑夜车，被4个匪徒抢了，钱没抢走，捅了他4刀。三刀在左臂，至今仍有印痕，另一刀刺在肩颈之间，刺成血气胸，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匪徒拿不到钱，把车砸了撒气。
　　治疗用了5000元，修车花了6000元，女人再不敢让男人开车了，卖了车来到拉萨。
　　虽然6年挣了十来万，邢章顺对西藏仍旧没有什么好感，除了林芝地区的八一镇，他哪儿都没去过，“没什么好玩的。”和他在一起聊天的五个多小时里，总板着脸，没见他笑过一次。小昭寺离他开的小店只有短短百米，夫妇俩从来没进去过；他们也没什么朋友，即便河南老乡，也极少往来。
　　
　　大昭寺是远道而来朝圣者的终点站，八廓街的环形道路就是转经朝圣者的中圈路线。内圈是以释迦牟尼金像为中心，沿大昭寺回廊转一圈；外圈是环绕拉萨：东至清真寺，南为林廓路，西到药王山，北抵小昭寺。
　　八廓街的重要功能在于转经道，沿顺时针方向每天涌动着不息的人流。2006年6月11日，我们到拉萨的第一天刚好碰上藏历4月15日的“萨噶达瓦节”——释迦牟尼出生、得道、圆寂都在这一天——是拉萨最大的节日，这一天又被称为“穷人节”。成千上万的人环绕拉萨城区慢慢地走，摇着转经筒，17公里路程。有人提着麻袋在沿途布施，据说求乞者这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大昭寺里，洛桑金巴一如继往、平静地在操持他每天的事务。除了念经修行，他每天的工作是维护法王松赞干布殿的卫生与安全，看殿护殿，添、灭酥油灯，收拾善款。1组3人，每天两小时。
　　洛桑的家在拉萨远郊尼木县，自12岁出家，至今18载。6月16日这天他的活动：6：30，起床；6：30－8：00，念经，自我修行；8：30－12：30，上班，两小时轮一班；午饭后休息一小时；14：30－16：30，修习佛经（他的老师是丹巴瑞斯）；17：30－19：00，辩经；19：00－20：00，上大殿念经；20：30－21：00，晚餐；21：00－23：00，修习汉语、英语和藏语（汉语老师是尼玛次仁，英文老师是卜布）；23：00后，自己在宿舍里念经；1：00，睡觉。
　　这十来天的夜里，他的生活中增加了一项新的活动，每天凌晨0时的一场世界杯足球赛，绝不漏过。因为寺里没有安装有线电视，宿舍里只能收到CCTV1、CCTV2、西藏1台、西藏2台和拉萨台，翻来覆去就看这5套节目。
　　
　　格桑的扮相是珊瑚店老板、台湾商人李映蓉的设计：“格桑眼凹，戴上眼镜显得文气，个子高大骨骼有形，黑色紧口T恤配牛仔裤能更好衬托身形。”格桑在一旁静静地笑。据李映蓉说，附近喜欢他的女孩不少，还有的顾客来买珊瑚饰物，让格桑帮忙挑选，“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李映蓉在拉萨近郊仙足岛的一个高尚住宅区买了房子。他们住在一起。
　　结识格桑是在1997年，李映蓉与好朋友郑贵嫔从台湾来西藏山南拜访桑耶寺，“作为佛门弟子，我要为寺庙尽点责任。”因为生活宽裕，她出资和酬资帮助桑耶寺迁出了“文革”后一直住在寺内的33户居民，修了1080个转经筒，捐赠了一台吉普车。
　　在此后9年里，李映蓉帮助扎朗县扎搪寺建了20多间房，资助琼杰县亚桑寺筑了上山的路，帮助贡嘎县一间尼姑庙修葺了围墙。做生意18年，布施9年，李映蓉说她“给西藏的寺庙前后捐助了1000多万台币（合人民币约300万）”。珊瑚店只能维持她在西藏的生计，布施的来源还得靠台湾的生意，“有钱人对穷人是有责任的”。
　　在西藏最初的那几年里，李映蓉与桑耶寺建立了良好的感情。2003年1月3日，李映蓉在去雅玛隆朝拜的路上出了车祸，得到了喇嘛们很好的照顾。这之前的1999年，她同好友池阿娇甚至与寺中6位喇嘛义结金兰。阿娇姐最大，李映蓉比格桑长10岁，结拜时她说：“我现在有钱，能照顾你们，我老了，你们要照顾我。”
　　在李映蓉看来，喇嘛们与俗世人有太多相近的情感。认识格桑时，她发现他居然居然喜欢周华健的歌，在宿舍里偷偷地听，轻轻地唱，《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格桑还喜欢齐秦，《外面的世界》、《情人的眼泪》是他的最爱。”李映蓉还记得，格桑不识汉字，在学唱齐秦的歌时，他用藏文标识汉字歌词的发音。
　　“其实他们的生活与世俗世界差不多，只不过抑制了很多欲望。”李映蓉说。当她注意到格桑们在看台湾电视剧《几度夕阳红》，为角色的命运轻声叹息时，她就笑了。
　　她问格桑，看到剧中一些情爱镜头有什么感觉？“没感觉。”格桑说，“就像没吃过辣椒的人不知道辣味一样。”
　　他们踢足球、打牌，看成龙的电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李映蓉说她很羡慕他们，远离尘世，没有污染。她鼓励他们：“虽然修行清苦，但不要向往凡世，物质并不重要。”
　　她的鼓励并不起作用。2001年后，6个喇嘛兄弟里，4个人陆续还俗。出了寺门，李映蓉“收留了他们”，教他们生存的技能。此后，白马丹增去学习画唐卡，罗布做了厨师，释加最近成为了导游。格桑论珠最初是当电工，不久李映蓉带他学做生意。现在，格桑的妹妹也在珊瑚店里打工。
　　我疑心喇嘛们还俗受了李映蓉的影响，她矢口否认，她说她也不明白他们的真实心态，因为这是忌讳。还俗时格桑不懂汉文，是李映蓉手把手教出来的，现在他能看懂《拉萨晚报》了。
　　有压力就有烦恼，这时格桑会怀念过去13年的寺庙生活，“但不可能回去了。”李映蓉带他到过尼泊尔和泰国，还带他去了成都、北京、香港，在北京和香港，格桑看了天空头会疼，“生活节奏好快好快。”还是西藏好，“慢！”
　　“你们会结婚吗？”我问李映蓉。
　　“不会。”她回答得很快，没什么表情。“我希望我死后七七四十九天，他能为我点灯。”
　　格桑低头不语。
　　
　　西藏现代化的忧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距青藏铁路的开通没有几天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物流人流资金流的加速，西藏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西藏知识界已经能够感知得到。
　　西藏社会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太福判断，铁路开通，拉萨市每天将新增流动人口4000人，去年西藏旅游人次超过130万，未来两三年内，超过200万人次是可能的，而旅游业收入已占到了全区GDP的30%。
　　西藏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一项分析报告称，2005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50.4亿，维持12%的高位增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53%。王太福预计，未来几年内突破60%也将顺理成章。
　　“表面上看拉萨很现代化，一旦停止输血，经济马上下滑。”王太福说，西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其经济增长还要长期依附于中央财政转移支持，今后几十年内不会改变。
　　王太福是西藏现代化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西藏自古就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进藏分别带来了当地的建筑业和手工业，对西藏经济有长足影响；佛教的传入表明西藏不是封闭的，西藏也只有不断开放，不断融入外来文化并与之和谐发展才能持续进步。
　　王太福以自身作比：他是陕西人，甘肃农大毕业，1963年支持西藏建设工作和生活至今43年；他是中共党员，爱人是佛教徒，生活中也有冲突，但互不干涉，彼此理解，和睦相处。
　　“本土文化不可能被消灭，因为藏族人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外来文化的进入可提高本地人质素，这种影响是有益的。”王太福说。
　　王太福的同事，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次仁加布自称是“现代化的获益者”，但他对藏文化的传承不无担忧。次仁加布平时的工作是，为地方政府宗教决策提供思路和建议，最近给自治区宣传部写了一篇“命题作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的专业是藏族历史研究，最新著作、费了十几年心血的《阿里文明史》已经杀青，刚交付出版社，据称“会在藏学界引起震动”。
　　次仁加布的担忧是，西藏文化博大精深，而一个藏文造诣高的人，如果不通汉文，未必能找到工作。“这首先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这个文化对他的生存没有帮助，会被抛弃，然后会消失。”次仁说。
　　次仁加布精通汉、藏、英3种语言，他用藏文写的自认为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并不多。他笑言，在他的9个兄弟姊妹里，除了仍当牧民的3个弟妹，其余兄妹已经看不懂了。
　　次仁加布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左左乡朗玖村，“左左”的意思是，“藏羚羊成群结队出没的地方”。县城离乡上50公里，进村还得骑马。
　　9兄妹，大哥第一个走出牧区，进城拉石头，那是1965年，后来进了县文化局发电站开车，因嗜酒，英年早逝；二姐在西藏民院念过书，噶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任上退休；三姐也读过一些书，生产队会计而供销社会计，而银行职员，现在是噶尔县农行副行长；四姐是牧民；五哥是阿里地区行署副专员，“身体也被搞坏了”；六哥文盲，牧民；次仁加布是老七；老八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老九文盲，“仍然生活在牧区黑帐篷里”。
　　这个家，除了没出喇嘛，基本涵盖了藏族社会各阶层。而按照藏族文化传统，兄弟中，老大继承家业，最小的“倒插门”，中间的儿子应当出家。如果家里出了一个喇嘛，在藏族社会里将拥有令人尊敬的地位。
　　“不做学问应当是喇嘛。”次仁加布笑着说。他无疑是这个家族的骄傲，也是这个家族走得最远的人，美国、法国、瑞士、英国、德国、奥地利，学术访问，参加各类国际藏学研究会；到哈佛、牛津、弗吉尼亚、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大学演讲，做访问学者，风光无限。
　　而1976年生平第一次到拉萨时，他是作为噶尔县民办教师的培养对象送来进修的，同行25人，有的年纪太大，有的无心向学，只有他留了下来。“这才学了一点藏文。”两年后上初中，开始学习汉语，语文老师是上海援藏教师，“那两位老师真好，手把手地教。”
　　初三毕业后，父母让他回阿里找工作，“这点文化应该没问题了。”次仁还是想继续多学点东西。从此一发不可收，1981年自初三考上中央民院藏语系（特殊条件），“拓开了一片天”。1985年被著名藏学家柳升祺、常凤玄收为研究生，在其门下呆了7年。
　　1992年回到西藏。当时可以留在北京，但次仁加布不愿意，除了文化、生活上不习惯，主要原因是，“搞藏学研究，拉萨近水楼台”。
　　1990年便结了婚，妻子是大学同窗，江孜人，藏族。父母强烈反对他留京工作，尤其是，如果他娶了个汉族女孩回家，“坚决不认他这个儿子”。
　　“我的两个孩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次仁加布朗声大笑。他育有一子一女，儿子9岁，女儿5岁。
　　一天9岁的儿子问父亲：“汉族同学为什么这么轻松，而我要多学一种语言（藏文）？这不公平！”
　　父亲哑然。
　　他明白，如果儿子以后从事工学、医学、理学甚至文艺，藏文的积累是没有太大用处的，但他只能正色告诉儿子：“藏语是你的民族语言，不能忘本。”
　　次仁心里有点痛，“文化的断裂可能就会从这一代开始。”
　　留住西藏文明
　　
　　李婉，一个普通的广州汉族姑娘，正在用手中的相机和DV记录西藏文明。
　　半年前在广州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她说，看着西藏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迅速变更，她无比困惑：“牧区的人还会带着青稞、牛肉，到大昭寺朝拜，但西藏的城市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现代化带来了Disco，带来了洗头房，还有高楼林立，藏袍消失了，拉萨青年穿上牛仔服和西装，文化出现了断层。这是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长期的任务，“用DV记录下藏民族面对现代化的情绪和命运，记录他们的焦灼和不安，矛盾和向往”。
　　6月15日一早，李婉下林芝，她计划在八一镇征一块10亩的地，据说现在有5个机构在抢，她得去处理。这块地她打算用作“文化基地”，展示藏族舞蹈、民间音乐、医药、唐卡、文化典籍、地方戏种，等等，以呈现西藏文明。她不打算赚钱，能维持运营就行；她还要让藏族青年拿起DV，拍摄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不发动当地人去记录自己的命运呢？这是很大一股力量啊，光靠一两个先知先觉者不够。”李婉打定了主意，“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素质。”她计划5年一个时间段，花些精力来培养当地青年，“20年，我要做20年。”
　　1997年，刚从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时，李婉完全没想过她会过现在这样一种生活。第一次进藏时她还是个旅游者，却深深地“爱上了这块自由的土地”；2003年后就长居西藏了，先用开家庭旅馆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工作，慢慢有了稿费，所拍的纪录片也得到一些电视机构的支持，于是成立“李婉工作室”，与西藏越走越近。
　　“记录西藏文明”，这是李婉的构想，藏族妇女和孩子是她一贯的题材，还会拓宽，往深里走：“藏民族的信仰坚定而执著，不可能在几十年内被同化，但总会有一个阵痛期，我要做一个见证者。”
　　她和一个藏族小伙子有着一段凄婉的爱情，因为小伙子恪守藏族传统的“一妻多夫”，李婉强忍着内心的苦楚与伤痛。
　　34岁了，生命中错过了很多物质享受，“不能再耽误精神追求”。她说自己“是一个有佛性的人，但却不敢信佛，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真正超脱了恐怕就不能对事业执著”。
　　不信佛，李婉却相信灵魂与因果，但不相信有来世。这似乎很矛盾，她的理解是：“今生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全部寄托于来世没有意义。”
　　可喜的是，很多人在做着类似的工作。